伯尔

亨利希·伯尔（1917—1985），出生于科隆一个天主教徒家庭，父亲是雕刻匠和细木工，祖先是爱尔兰的移民。伯尔中学毕业后，曾在波恩一家书店当学徒，1939 年入科隆大学攻读日耳曼语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同年，他被法西斯德国征兵入伍，在部队中经历了六年战争生活。1945 年战争快结束时，他被美军俘虏，同年 12 月获释。战后伯尔住在科隆，一面在大学继续学习日耳曼语文学，一面做些辅助工作，如本工、统计员、职员等。1951 年起成为专业作家。

伯尔在中学读书和做店员时，开始写小说，但都没有发表。战后，他的创作又正值“废墟文学”时期，他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之一。从 1947 年起，他的作品陆续发表，并应邀参加文学社团“四七社”的活动。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1949）、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斯巴⋯⋯》（1950）和长篇小说《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大都以二次大战为题材，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厌恶和痛恨。他把战争渲染成一场抽象的人与命运的搏斗，结果是人的毁灭。“战争是无聊的”这是伯尔对战争的基本看法。特别是在短篇小说《流浪人，你若来斯巴⋯⋯》中，作者通过伤病员的眼睛，把法西斯士兵的残暴行径和纳粹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教育结合起来描写，把德意志民族的灾难和德国人的个人悲剧联系在一起，含意深刻。

从五十年代起，伯尔作品中描绘的社会面比从前宽阔得多。在他笔下，有上层资产阶级、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但更多是的小职员、小商贩、穷教员、杂耍演员、普通工人、战争中失去父亲和丈夫的孤儿寡妇等人物。伯尔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述了这些所谓的“小人物”在西德战后“经济奇迹”中的生活遭遇，刻画了他们物质上的艰难困苦，精神上的彷徨苦闷，从而揭露和批判了战后西德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的现象。1953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一声没吭》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无主之家》（1954）描

写的是西德战后出现的“寡妇婚姻”问题，这个问题与贫困、金钱联系在一起，同样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伯尔采用多层次结构的手法，通过对两个遭到战争破坏而社会地位悬殊的家庭的描写。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蠢蠢欲动的法西斯势力。另一长篇《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描写的是西德莱茵地区一个世袭建筑师家庭在一天内的经历。伯尔通过主人公亨利希·费麦尔一家三代人对圣安东修道院建造、炸毁和重建的回忆，概括地描述了德国在本世纪上半叶五十年的历史和命运，抨击了当时西德存在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复辟活动，表达了德国人民的希望、痛苦和幻想。长篇小说《小丑之见》

（1963）描写的是一个滑稽演员在教会的迫害下，爱情和事业都遭到失败的故事。伯尔以深切的同情控诉了天主教会的蛮横无理，讽刺了西德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因而招致了教会人士的攻击，但却受到了广大普通人民的赞赏，使本书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中篇小说《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是一部纪实小说，以新闻报道的形式，通过法院审理一起案件，描述木匠格鲁尔父子由于苛捐杂税不堪负担，而对社会采取了报复行动。伯尔以这部小说为开端，采用纪实体这一新体裁进行小说创作，以强调描写的事件的客观真实性。

伯尔在这个时期，继续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更是那些不起眼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往往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无事遭殃，落得悲惨的结局。在这些小说中，作者除了揭露法西斯战争罪恶、反映德国人民在战争中蒙受的灾难外，进一步从各个不同方面描绘了西德战后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短篇的篇幅，长的八、九千字，短的仅一、二千字，故事生动、幽默，结构紧凑、集中，语言简单、自然，讽刺辛辣、尖锐，深受读者的欢迎。其中《败家子》（1951）、

《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1952）、《正义者丹尼尔》（1954）、《一定照办》（1956）、《战争爆发的时候》（1961）等都是脍灸人口的名篇。

七十年代以后，伯尔作品的艺术手法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以前，他基本上遵循了旧有的现实主义传统手法，但 1971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一译《莱尼和他们》或《女士和众生相》），1974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9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保护网下》和 1985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面对大河秀色的女士们》（一译《沿河区的女士们》），却采用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伯尔的文学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

《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通过二次大战后一个名叫莱尼的妇女所接触的人物，向读者展现了德国战前岁月、战争年代以及战后西德社会的广阔画面，从政治、经济、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对德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剖析，并塑造了各种典型人物形象，被誉为 1971 年度“欧洲之书”，伯尔“小说创作的皇冠”。《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描写的是一个年轻正派的家庭助理员遭到黄色报纸的诽谤，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开枪打死了任意歪曲、捏造事实的记者。这部作品起因是 1971 年西德某地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某家报纸指控犯罪者是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主义集团，伯尔著文认为这种指责毫无证据，因而遭到这家报纸的攻击，住宅也受到警察局的搜查。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抨击了热衷于登载耸人听闻的消息，专门残害别人名声，以致迫使当事者家破人亡的低级新闻报纸，从中对西德

政界、新闻界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揭露。《保护网下》在题材上和前一部小说相联系，反映的是七十年代西方那个“感觉自身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而同时又日益畸形化的社会”。伯尔通过报业巨头托尔姆一家受到警察严格的安全措施的保护而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抨击了联邦德国的所谓反恐怖活动以及 1972 年颁布的“禁止就业法”，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批判了新闻界和警察局的罪恶勾当。以上两部针砭时弊的作品在西德曾引起轩然大波，少数评论家认为伯尔的描写“不真实”，是“失败之作”，甚至说他美化恐怖活动，同情恐怖分子；但大多数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欢迎这样的作品。《面对大河秀色的女士们》在伯尔逝世后一个月正式出版，这部作品描述的是波恩政治家的内幕故事。所谓“大河秀色”指的是西德首都波恩附近的莱茵河风光，这里是政治家角逐的场所，风云变幻的舞台。伯尔笔下的波恩政治家除少数几个外，几乎都是些无恶不作的蒙昧主义者，而小说中出现的女士们，大部分都成了那些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政治家手中的牺牲品。这部小说与西德的政治现实紧密相联，但不是影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不等于当今真实的波恩政治家。这部小说的形式也很独特，它有一个副标题，名为《对话式和独白式的长篇小说》，它既象小说，又象剧本，完全打破了小说和戏剧之间的界限。全书共十二章，就象十二场戏，不是通过上场人物的对话就是通过内心独白来表现，作者的直接叙述只有几句提示式的说明。因此，这部作品既没有完整的故事，也没有情节的发展，既没有细节描写，也没有形象描写，完全靠读者的再创造来进行补充，其目的在于把读者从被动状态中解脱出来，让他们一起参与创作。

伯尔是一个多产作家，他除了写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还写广播剧、电视剧、舞台剧等戏剧作品和少量诗歌。他的文论、杂文、随笔也很有特色，短小精悍，尖锐泼辣，触及面广，1967 年出版的《论文、批评、讲话》和 1973 年出版的《新政论和文论集》是这方面的代表。此外，他还翻译英语作品介绍给德国读者。

伯尔的作品充满同情“小人物”的人道主义思想，他不畏权势，不怕诽谤打击，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西德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他的创作总是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当前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艺术上不断追求、不断创新，因此，他一直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至1985 年止，已被译成四十五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国的总发行量达三千一百

万册。他获得了许多殊荣，被誉为“国际文坛巨擘”。他在 1970—1972 年被选为德国笔会中心主席，1971—1974 年任国际笔会主席。他曾获得多种文学奖，在 1972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证书上这样写道：“由于伯尔在作品中将他那个时代的广阔前景和对人物性格描写的灵敏技巧结合起来，他对德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1992 年，伯尔在 1949—1951 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使沉默无语》

在埋没四十年后正式出版，再次引起轰动。这部遗著描写了 1945 年 5 月德国投降后，面对战后沦为一片废墟的德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其主题与五十年代初伯尔的其他作品没有什么不同。德国舆论界所以对伯尔和他的这本著作又一次作为热点给予关注，主要是面对德国极右势力（新纳粹分子）的抬头，德国人民必须如伯尔作品中一再警告的：德国人民必须敢于正视自己头上的疮疤，敢于批判清理过去的历史，否则将贻害无穷。伯尔作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将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