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文学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西部地区由美、英、法三国占领，称西占区。

1948 年 9 月，在波恩成立了议会委员会。1949 年 5 月 10 日确定波恩为首都，

23 日公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并且决定成立政府；9 月间，经过

议会选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立。战后，国外流亡的反法西斯作家回到西占区的不多，但留在西方国家的德国流亡作家，或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同西德的联系比较多。少数返回西德的作家，没有得到参与国家民主建设的机会，小说家克劳斯·曼（1906—1949）的自杀，反映了流亡回来的人们对于西德现状的悲观失望；德布林（1878—1957）虽在 1949 年参与创办美因兹科

学院，也终因困难重重被迫于 1951 年重新出走法国。

二次大战后的联邦德国文学反映了战后西德历史发展的概貌。西德作家的作品，从各个不同方面描绘了西德战后四十多年的社会生活，如战争结束后头几年的萧条岁月，五十年代的所谓“经济奇迹”，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战争的谴责，法西斯分子的蠢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等等。在有些作品中，把对现实社会的描绘同德国的历史联系起来，把德意志民族的历次灾难同个人悲剧结合在一起，以加深对德国社会的认识。在题材选择和艺术手法上，西德作家颇受美国和法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战后文学中首先出现的是废墟文学。这是指 1945 年的“零点”至五十年代初期的德国文学。一些青年作家面对满目疮痍的现状，主张对过去的文学传统“砍光伐尽”，从思想上、语言上进行冷静、谨慎的清理与探索。当时人们生活在废墟之中，他们都蒙受了战争创伤。战后的西德作家“写战争， 写回乡，写自己在战争中的见闻，写回乡时的发现：废墟；于是出现了与这种年青文学如影随形的三个口号：战争文学、回乡文学、废墟文学”。（伯尔语）其中以废墟文学最能正确地反映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和国家的现实情况。提出废墟文学不致“把同时代人诱骗到田园诗中去”，而是提醒人们： 战争已经结束，世界遭到破坏，家园成了废墟，人们应该思索。废墟文学的题材大多是描写希特勒法西斯专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巨大创伤。废墟文学都写得很实际，对事物抱怀疑态度， 没有什么英雄行为或浪漫主义的情感；社会批评、嘲讽和怪诞是它的艺术风格。废墟文学的作家大多出生于 1916—1925 年间，其主要代表都是文学团体“四七社”的成员，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说家亨利希·伯尔（1917—1985）。他的早期作品《列车正点到达》（1949）、《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

《一声没吭》（1953）和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斯巴⋯⋯》（1950） 等，都反映了战争、回乡、战争中的见闻和废墟上的建设。其他著名的有博尔歇特（1921—1947）的短篇小说和剧本《大门外面》（1947），后者描写了年青的纳粹士兵贝克曼的悲剧，他在战后返回德国，既缺衣少食，也无容身之所；人是回“家”了，但四处碰壁，始终被关在“大门外面”。贝克曼的遭遇是当时西德青年一代的缩影，剧本被改编成广播剧后，引起强烈反响。安德施（1914—1980）的自传体小说《自由的樱桃》（1952），以记实手法回忆了过去的经历，特别是被征入伍后的军旅生活和在前线投诚的经过。瓦尔特·延斯（1923—）的长篇小说《不，被告的世界》（1950）抨击极权主义国家对人性的扼杀，以影射希特勒政权。

1947 年，作家和评论家里希特（1908—）、安德施等在慕尼黑建立文学团体“四七社”，以后参加者愈来愈多，有作家、评论家、出版商、新闻记者、大学文学教授，这个团体包括了战后西德文学的主要力量、这是一个没有严密组织、没有坚定的政治或美学纲领的松散的集体，以建立新的、民主的、自由的德国，促进战后德国新文学的繁荣和扶助青年作家为宗旨。从 1947

—1955 年每半年集会一次，主要是朗读和讨论文学作品，对成员（有时也邀

请客人）中的未公开发表的作品相互提出批评意见；从 1956—1967 年改为每年集会一次。1950 年起颁发“四七社文学奖”。“四七社”对战后德语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并一度成为左右联邦德国文坛的力量。但由于其成员包括了各种倾向的作家，政治和艺术观点都不尽相同，因此矛盾较多，存在了二十年，于 1967 年举行最后一次会员大会后停止活动。1972

年 7 月和 1990 年 5 月（在布拉格）“四七社”在长期沉默后又有过两次活动，

但不再经常化。因为它已完成使命，于 1977 年正式宣告解散。“四七社”成员中有代表性的作家很多，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

神，在表现手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也适当吸收现代派的回忆、象征、荒诞、蒙太奇、意识流、内心独白、多层次结构、时空概念颠倒交错等艺术手法。诗人、剧作家君特·艾希（1907—1972）早年发表诗集《偏僻的田庄》（1948）、

《地下铁道》（1949）等，后来以写广播剧蜚声文坛， 1951 年发表的《梦》以寓意手法描写发生在五大洲的五个不同人的梦，揭示危及人类社会的种种威胁。小说家伯尔除上面已提到的作品外，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无主之家》（195）、《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小丑之见》

（1963）和中篇纪实小说《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等。君特·格拉斯（1927

—）的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1958 年在“四七社”朗读断片时就获得交口称赞，出版后轰动了国内外文坛，接着他又发表了《猫与鼠》（1961）、

《非人的岁月》（1963），构成《但泽三部曲》。西格弗里德·伦茨（1926

—）的长篇小说《空中群鹰》（1951）、《激流中的人》（1957）和《德语课》（1968），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罪行，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克彭（1906—）的三部长篇小说《草里的鸽子》（1951）、《温室》

（1953）和《死在罗马》（1954），以社会现实为题材，描写战后知识分子阶层徘徊动摇的矛盾心理，提醒人们警惕法西斯主义复活和战争危险。马丁·瓦尔泽（1927—）的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几桩婚姻》（1957）、《间歇》（1960）、《独角兽》（1966）等，揭露联邦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社会道德的败坏和人们的种种心态。乌韦·约翰逊（1934—1984）的长篇小说

《对雅各布的种种揣测》（1959）、《关于阿希姆的第三本书》（1961）、

《两种观点》（1965）等，大都描写德国的分裂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作品摒弃传统的叙事方式，通过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等手法展开情节，颇有新意。诗人、散文家恩岑斯贝格尔（1929—）的诗集《狼的辩护》（1957）、《国语》（1960），抨击军国主义，揭露联邦德国表面繁荣的社会现实，语言锋利泼辣，诙谐幽默。彼得·魏斯（1916—1982）是 1945 年加入瑞典籍的德语作家，参加“四七社”活动，他的小说《马车夫的身影》（1960）、《告别双亲》（1961）和《逃亡的终点》（1962），以细节描写精确见长，后两者主要措述流亡经历，具有自传性质；他的剧作《马拉/萨德》（1964）、《调查》（1965）等，开创了德语“纪实戏剧”（一译“文献戏剧”）的新页。此外，尚有奥地利著名作家艾兴格（1921—）、策兰（1920—1970）、巴赫曼（1926—1973）等也是“四七社”的重要成员。以上这些作家基本上都获得过“四七社”文学奖。

当“四七社”的作家全力进行文学创作，出版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时， 一批老作家不甘寂寞，他们也发表了不少小说、诗歌、戏剧，为繁荣文坛作出贡献。除本篇第二、三章已经介绍过的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黑塞、

福伊希特万格、贝恩、维歇特、贝根格律恩等外，还有一些老作家必须提及。他们中又有三种：一种是纳粹德国时期流亡国外战后没有回国的作家，一种是流亡后回国的作家，再一种是留在国内的所谓“内心流亡”作家。女诗人内莉·萨克斯（1891—1970），生于柏林犹太工厂主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流亡后定居在瑞典。发表的重要诗集有《在死亡的寓所里》（1947）、《星辰黯淡》（1949）、《无人再知晓》（1957）、《逃亡与变迁》（1959）、

《进入无尘之境》（1961）和诗剧《艾里》（1951）、《沙滩上的画》（1962） 等，她以诗歌形式反映犹太民族在法西斯统治下遭受的残酷迫害及其悲惨命运，隐喻含蓄，格调悲怆，节奏和谐，曾多次获瑞典和联邦德国文学奖，1966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剧作家楚克迈耶尔，小说家雷马克相继完成了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这在前面已做了介绍。剧作家、小说家雅恩（1894—1959）流亡回国后定居汉堡，潜心文学创作·长于心理描写。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无岸之河》（1949—1961），描写德国作曲家古斯塔夫·安尼阿斯·霍恩对过去年代的追思，表现了一个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坎坷经历；全书二千七百多页，采用意识流手法，评论家把它与乔伊斯、普鲁斯特的作品相提并论。诗人、儿童文学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1899— 1974）没有流亡国外， 三十年代两次被捕，并被禁止创作。战后长期任国际笔会联邦德国中心主席， 发表诗集《审阅我写的书》（1946）、《日常琐事》（1948）、《小自由》

（1952）等，抨击资产阶级市侩习气，鞭笞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的诗作通俗易懂，不拘形式；儿童文学作品有《口是心非的特洛兴》（1949）、

《动物大会》（1950）等。女作家朗盖瑟（1899—1950）没有流亡， 1946 年发表了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长篇小说《不可磨灭的印记》，描写了犹太人的遭遇。另一女作家卡施尼茨（1901—1974）没有流亡，长期住在法兰克福和罗马，她的《诗集》（1947）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短篇小说集《长长的阴影》（1960）、《长途电话》（1966），主要描写小人物的生活，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

1961 年 6 月，由弗·许塞尔在多特蒙德建立新的文学团体“六一社”， 包括作家、批评家、新闻记者和教师，其目的是通过相互批评和讨论，以促进工人文学创作为宗旨，主张“不受政治的、国家的使命和指示约束，以艺术探讨工业化劳动世界中的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每年集会两次。“六一社”成员的社会出身有工人也有职员，尽管政治观点和艺术风格不同，但都致力于在工业社会新的角度下革新工人文学，并以较多的理性思考去反映工厂、企业中的劳动世界，而不再象过去那样强调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社会阶级斗争。他们的作品大多描述工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处境，揭示工人遭受剥削的实情，反映劳资矛盾和工会为争取工人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和问题。在一些工业区出现了工人写作小组。“六一社”中的著名作家有比舍尔（1918—）、格律恩（1926—）、瓦尔拉夫（1942—），女作家艾利卡·龙格（1939—）、梅希特尔（1943—）等。1970 年，“六一社”中的左翼在瓦尔拉夫、龙格带领下又分裂出来，在科隆成立“劳工界文学社”，又称“七 0 社”，提倡写作“纪实文学”。瓦尔拉夫于 1985 年发表的描写外籍工人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受压迫的报告文学《最底层》，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西德纪实文学的早期代表作有霍赫胡特（1931—）的剧本《基督代理人》（1963），基普哈特（1922—）的剧本《奥本海默案件》（1964），龙格的报告文学《波特罗普笔录》（1968）等。

六十年代，“具体派”诗歌在西德风行一时，代表性诗人有海森比特尔

（1921—）、莫恩（1926—），还有瑞士的戈姆林格（1926—），奥地利的扬德尔（1925—）、吕姆（1930—）等。这些诗人用单词或字母排列、组合成各种形象或声音，以表达一种情绪和内容。这一诗派到七十年代趋于消沉。在形式上追求革新的尝试，反映在阿尔诺·施密特（1914—1979）的作品中特别明显，他的长篇小说《纸片的梦》（1970），以每页三栏、三条线索并行记录一个离群索居的作家的心理活动，就是一例。

1968 年，西德发生大学生反权威运动，把文学政治化倾向推向顶峰。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甚至宣告文学的丧钟敲响了，要求停止纯文学创作，投身于直接的改革社会的行动。但不久这场运动就流产了，并没有动摇现存社会制度；可是，它对以后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氛围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女性独立意识和公民自觉主动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巨大热情，唤起他们对权威的怀疑和反叛精神。但运动的失败也使他们深深感受到破灭的痛苦和沮丧。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文学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中人们复杂的心态。这一时期的西德文学，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千姿百态，变幻莫测。有位评论家说：“不论是主题还是素材，占主导地位的是含糊的不确定性”。没有共同的信号，不传达统一的信息，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当代德语文学多样化的状况。“四七社”老作家坚持社会批判精神，抨击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弊端。这个时期伯尔发表了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1971）、《保护网下》（1979）和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他在 197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格拉斯发表了长篇小说《蜗牛日记》（1972）、《鲽鱼》（1977） 和《母老鼠》（1986）。伦茨发表了长篇小说《楷模》（1973）、《故乡博物馆》（1978）和《练兵场》（1985）。瓦尔泽发表了长篇小说《爱的彼岸》

（1976）、《激浪》（1985）和《保卫童年》（1991）。魏斯发表了长篇小说《抵抗的美学》（1975—1981）。约翰逊发表了长篇小说《周年纪念日》

（1970—1983）。以上这些老作家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被认为是对联邦德国文学的重大贡献。

当年大学生运动的一些参加者经过反思，发表了不少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失落自我的痛苦的作品。七十年代起对这些作家来说文学创作出现新的转折，注意力从社会转向个人、转向内心世界。这些作品描述了青年知识分子从怀着狂热的希望，憧憬美好的未来到乌托邦的幻灭而失望、消极的过程。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彼得·施奈德尔（1940 —）的中篇小说《棱茨》（1973），女作家斯特鲁克（1947—）的长篇小说《阶级之爱》（1973）、薇雷娜·斯特凡（1947—）的《蜕皮》（1975），尼·博尔恩（1937—1979）的长篇小说《历史背向地球的一面》（1976），博托·施特劳斯（1944—）的剧本《重逢三部曲》（1976），布林克曼（1940—1975）的散文集《罗马掠影》（1979） 等等。文学史家把这种反映自我失落感的反思、内省的作品称为“新主体性文学”。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反思发展成为“重新发现自我”、分析自我的倾向，更多地采用心理分析的手法，有的评论家称之谓“新感受”派或“自我中心”派。这派作家多为三、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除上述几人外， 还有黑尔特林（1933—）、肖特耶维茨（1934—），女作家沃曼（1932—）、布隆克（1937—）、汉内莉斯·塔肖（1937—）等，这些作家在描写自我的同时，常常对社会以及社会对个人产生的畸形影响进行抨击。上述作家中的

女性作家同时也是妇女文学的积极创导者，她们的作品往往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并带有自传色彩。七、八十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还有小说家恩德（1929—），诗人特奥尔巴迪（1944—），剧作家施佩尔（1944—）、克罗茨（1946—），女作家弗·罗特（1948—）、申克（1948—）等。

联邦德国写作通俗文学的著名作家有康萨利克（1921—）、聚斯金德

（1949—）等。后者的长篇小说《香水》（1985）曾轰动一时，起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在文学理论方面，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姚斯（1921—）和伊塞尔（1926

—）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着意于文学的接受研究、接受理论、接受美学。“接受美学”的创立，导致文学研究中心的转移，即由过去的以本文为中心转移到以读者为中心，从而使文学研究的趋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变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两人著述甚丰，在理论界很有影响。形成于三十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六十至七十年代是它的鼎盛时期。这虽是一个哲学流派，但它的重要理论特征是把哲学理论研究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其主要成员如霍克海默（1895—1973）、阿多尔诺（1903—1969）等，在写哲学著作的同时，也写了不少美学著作，对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