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斯·弗里施

马·弗里施（1911—1991）生于苏黎世，出身一个建筑师之家，在大学攻读日尔曼学，从 1933 年开始从事记者工作，1936 年至 1941 年在苏黎世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建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战后做建筑师，并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到 1955 年成为专业作家。他自三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写有小说、长篇、日记、戏剧多种。在小说创作上他受存在主义影响，作品的基本主题是对人的自身同一性的寻求，对人生价值的探索。著名代表作有

《施蒂勒》（1954）、《能干人法贝尔》（1957）、 《我的名字可能叫甘顿拜因》（1964）等。《施蒂勒》是一部心理小说，故事是一个叫怀特的美国人偷入瑞士国境被捕，他被怀疑为与一桩间谍案有关的瑞士人施蒂勒。可他说自己不是施蒂勒，最后证明他就是施蒂勒，却与间谍案无关。最后这个自称是怀特的施蒂勒得以在瑞士度过残年。主人公为了寻找被异化了的自身去美洲，但在美洲也找不到自己的同一性，回到瑞士所有的人证明他依然是那

个被异化了的施蒂勒。弗里施不仅在这部作品，在其它的几部小说中，都乐于用自己的作品表达他的人生的哲理，他的悲观的历史哲学。

弗里施一生共写有十多部戏剧，在这些剧作中表明了他在方法上所受的布莱希特的影响，在创作上广泛地采用了间离效果，然而仅此而已，在思想上却与布莱希特大相径庭。他给那部代表性作品《毕德曼和纵火犯》加了一个副标题：一部没有教育作用的教育剧。布莱希特的戏剧用来启蒙，用来教育，用来宣传，而且通过教育去使人行动，去进行改变；弗里施则用戏剧去探究，去展示，而且证明人和世界都是无法改变的，只是一种循环。如同他在他的小说中表明的一样，他对历史持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弗里施的著名戏剧有《他们又唱了》（1945），它有一个副标题：一首安魂曲的习作、

《中国长城》（1947）、《毕德曼和纵火犯》（1955）、《安道拉》（1961）、

《自传》（1967）、 《三张相连的图片》（1978）等。这些作品多是一种寓意剧，有的用来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有的来表达人对历史的无能为力的哲学。《毕德曼和纵火犯》由于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和技巧上的娴熟， 语言上的成功而成为世界剧坛上的珍品，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并也在中国上演。弗里施有意略去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局，使之更具有一普通性和寓意性。它的情是这样的：毕德曼是一个工厂老板，出于同情收容了一个自称是无家可归的人，此人叫施米茨。施米茨进来之后又把他的同党招来，并往家里搬来一桶桶汽油。毕德曼发现不好，想把俩人撵走，但已经晚了。这俩人俨然主人，并公开对华德曼说，他们要点燃房子，现在就缺少火柴了。毕德曼自欺欺人，但愿他俩不是纵火犯，处处迁就，处处乞求。他们命令毕德曼去拿火柴，直到此时毕德曼还存有幻想，想博得他俩好感，以免发生灾难。毕德曼给了他们火柴，他们点燃汽油，房子化为灰烬，累及全城，华德曼竟成了两个纵火犯的同谋！作品的寓意性是十分明显的，但作者犹嫌不足，又写了他乐于采用的阴间场面（在《他们又唱了》和《三张相连的图片》中都有这种阴间场景）。毕德曼和妻子被烧死后到了阴间，两个歹徒也到了阴间， 可却成了房东。当焚烧的城市复兴后，两个坏家伙又回到阳间做纵火的勾当了。天道往复，历史再次循环。这只是一部没有教育作用的教育剧罢了。

在《毕德曼和纵火犯》中有着荒诞的色彩，虽不太浓，可到了《中国长城》，它的故事则荒诞不经，离奇至极。这是一部没有场、幕、而只由二十四个景组成的闹剧，打破了时空，古今人物同台，有饰演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中的诸多角色出场：秦始皇、菲立普二世，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罗米欧，朱丽叶，堂璜等。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不是去塑造人物，描绘性格，而是藉助这样的闹剧来表达对历史进程的理解，来探讨知识分子（剧中的“现代人”）对历史中的罪恶应负什么样的道义上责任的问题。

弗里施 1961 年完成的《安道拉》不同于《中国长城》，它不是一部用来表达作者的历史悲剧哲学，不是有着荒诞风格的寓意剧，而是一部基本上按着传统戏剧公式写就的作品，也是他戏剧作品中社会批判意义最尖锐的一部。作者通过一个非犹太的青年人安德列被当做是犹太人而遭受迫害致死的故事，激烈地抨击了种族主义和排犹主义的罪行，并也在更深的层次上，对安道拉（一个虚构的国家）的小市民的种种恶德：明哲保身，苟且偷安，媚强凌弱，趋炎附势，播弄是非，甚至为虎作伥，加以鞭挞。

弗里施晚年还写了一些作品，如小说《蒙陶克》（1975）、《人出生在新世纪》（197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