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十分重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把这叫做“解 剖麻雀”。

他说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只要认真地解剖一个或几个，就能知道底细， 摸清规律，提出切合实际的办法；否则，“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 难免不犯错误。

为了正确地领导土地革命，1930 年 5 月，毛泽东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又在寻邬召集中下级干部、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社会有关人士，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社会调查。

然而，就在这年 6 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李立三指责毛泽东按人口平分土地是“农民意识”，援引斯大林“土地国有化”的理论，主张搞大规模的集体农场。毛泽东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6 月中旬，毛泽东在南阳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所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案》，既批判了“社会主义共同生产”，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的“左”倾错误主张，也批判了拖延土地分配的右倾错误观点，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分配土地的原则。7 月，毛泽东领导红一军团到赣南一带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9 月发布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土地法》，明确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正确原则。10 月， 毛泽东在峡江主持召开总前委和江西行委联席会议，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再次批判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超越民主革命阶级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农场，指责按人口平分土地是“农民意识”的错误，指出了土地革命对于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1930 年，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村各阶级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并总结了历年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贪雇农，联合中农， 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但给地主以生活出路。

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切实可行的。但是，它却遭到了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蛮横指责和干扰。严重的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不仅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居高临下；而且，它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来的——来头很大：因而，一场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激烈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了说明这场斗争，首先必须把李立三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介绍一下。

李立三（1899—1967）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 1921 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刘少奇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5 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同年冬去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大会，次年回国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1927 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同年 12 月任广东省委书记。1928 年 6 月率领人数最多的广东省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 还参加了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农民大地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出席国际六大代表选举委员会、六届中央选举委员会等七个委员会的工作，并向大会作了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报告，负责起草了有关决议。大会前后，他和瞿秋白等人一起曾三次见到斯大林，详谈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等问题，其中有一次谈话长达 14 个小时。

斯大林曾经批评中国党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说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党中央来。因此，中共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选举，仍然是过分强调工人成份的意义。大会所选的 36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

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有 21 人，①大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总书记，实际上起不了总书记的作用；选举瞿秋白、张国焘为政治局委员，但被共产国际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回国参加工作。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后来又兼任党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水平较低，过去曾是李立三领导下的一个地方工会的负责人，对李立三十分钦佩，认为他有能力，有魄力，在工人中有巨大威信。于是逐渐扶植李立三在党中央起了主要领导者的作用。

1930 年 5 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 把一百多万军队集中于河南信阳、商丘一带火并、死伤兵员达三四十万。军阀混战，红色区域周围反革命力量空虚，给红军和红色区域造成了发展的有利时机。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当时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并于 1930 年 6 月 11 日，在上海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一个错误的决议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儿省的首先胜利》，使“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他们把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绝对化、模式化，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 死搬硬套，强令执行，使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他们低估了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把革命胜利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城市工人的斗争，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罢工的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 决不能有一省或几省的胜利”，认为只要勇敢地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 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因此，他们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在长时期内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正确路线，竟然错误地认为：“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

① 参阅《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0 月版第 78 页。

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点。”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革命政府“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同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并因此规定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左”倾政策。根据这些错误的认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制定了“组

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一整套冒险计划。其具体部署是：以湘赣、湘鄂赣区的红五军、红八军组成三军团进攻长沙，并调广西左、右江区的红七军、红八军北上配合进攻长沙（未到达）； 以红四军为主体，加上赣南、闽西的红三军、红十二军组成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六军、红二军组成红二军团，以鄂豫皖的红一军、红十五军组成红四军团，联合进攻武汉；以闽浙赣区的红十军进攻九江。同时，计划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青岛、哈尔滨、香港、旅大等中心城市，首先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在组织上，他们将党组织、青年团、工会等机构都合并起来，组成为各级准备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使各个组织的经常工作陷于停顿。

这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左”倾盲动计划，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然而，这个计划的主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却主要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特别是“第三时期”理论和苏联中心论，把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绝对化、模式化，机械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照样模仿，一再指令中共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以及一再强调反右倾、保卫苏联等等，对立三错误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形成立三“左”倾错误的重要因素和直接来源。

李立三等制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计划，强令全党执行。以毛泽东、何孟雄为代表的一批党员干部提出意见，反复劝阻，李立三主持的中央便以反右倾斗争强制推行。逆我者右，反右倾成为李立三冒险主义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

蒋介石叛变后大肆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一时低落，确是事实。然而斯大林却写道：“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

“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着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①

不承认低落，不允许退却，不考虑迂回曲折的前进，在共产国际六大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强烈气氛下，事实上否定了中共六大对于“左”倾盲动的批判，一再强调中共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止一次地指令中共开展反右倾斗争，给革命斗争造成了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