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侃侃而谈：“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过程。他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妨把视野从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暂时移向三十年前的中国湖南。

1920 年 7 月 7 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即以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不仅利用新民学会。湖南学联进行传播，而且创办文化书社，掀起了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他还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组织发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影响颇大。特别是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培养了不少革命的骨干。因为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和个别进步的教员。学习的是《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实际， 进行讨论，这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觉悟不断提高。

当时和毛泽东在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的肖三曾回忆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 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际，经常开会讨论。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不仅在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社会上，甚至在自己家里相机进行宣传。他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教育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罩、堂妹毛泽建等学习革命理论。他说，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要勇于舍“小家” 为”大家”，英勇奋斗，不怕牺牲。1921 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回家探亲时教育弟妹。春节过后，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三人就先后离开韶山，去长沙参加了革命。后来，这三人都为革命光荣牺牲了。毛泽东的家里，先后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除上述三位烈士外，还有夫人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和侄儿毛楚雄）。

在这里，应该特别介绍一下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1901 年，她出生在长沙东乡板仓冲下杨家屋场。其父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印象最深的老师”。“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道德高尚”，学问渊博。他从小教育杨开慧努力学习，要保持俭朴的作风，同情劳动人民。毛泽东到”板仓杨寓”请教和讨论各种问题时，杨开慧常坐在旁边静听默记， 时间长了，她就爱上了毛泽东。后来，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当教授，带杨开慧在北京学习，毛泽东两次到北京，和杨开慧一起游北海，看故宫，读进步书刊，共同进行革命活动，进一步加深了感情。关于他们的恋爱经过，杨开慧在 1929 年 6 月 20 日写的《六岁到二十八岁》一文中说：“听到他许多的事， 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上了他”。经过“差不多二年的恋爱生活”①，他们于 1920 年冬天结婚。婚后，杨开慧跟随毛泽东到长沙、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她负责整理文稿，机要交通、生活安排等，并协助丈夫开展发展党团组织的工作、她不仅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而且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优秀党员之一。

1923 年，毛泽东要离开杨开慧到远处去工作，写了一首《贺新郎》②词，

① 载《湖南党史通讯》1984 年第 1 期。

② 《人民日报》1978 年 9 月 9 日第 1 版。

体现了这对青年夫妻之间的真挚爱情：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像台风扫环宇。重比翼，

和云翥。

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更纯、更深、更执着。她在《六岁到二十八岁》一文中曾写道：“我觉得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毛泽东）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1927 年秋收起义后， 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留在家乡一带搞地下工作。她日夜怀念“远行人”，1928 年 10 月，在一首《偶感》①诗中写道：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杨开慧知道凶恶的敌人，随时都可能对她下毒手，便着手安排后事。1929 年 3 月，她在《给一弟的信》中写道：“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

——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七年中陆续生了三个小孩，即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托

① 《湖南党史通讯》1984 年第 1 期。

付你们。”“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致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②

1930 年 10 月的一天，杨开慧在长沙“板仓杨寓”被捕。她带着大儿子毛岸英在狱中坚持斗争，铁骨挣睁，严刑不屈。11 月 14 日她在长沙英勇就义，时年 29 岁。

毛泽东对杨开慧的壮烈牺牲评价很高，说她“是有小孩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1957 年 5 月 11 日，在复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的信时， 毛泽东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表达了对杨开慧烈士的深切怀念。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长期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要改造国家和社会，决不是一件能在短期内轻易完成的事，更不是靠自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能办到的事；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必须要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团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协力，艰苦奋斗，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才可能取得成功。为了这个目的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组织了一批“真心求学， 实意做事”，有理想、有朝气的朋友，结成了新民学会，开展多种革命活动。到 1920 年夏，新民学会的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他们大都是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勇猛精进”的无畏战士，后来，许多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骨干，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

1920 年夏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已经成立并领导革命斗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被批得体无完肤，但仍负隅顽抗。中国国内也在进行关于“社会主义” 的论战。7 月 5 日至 10 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肖子升、罗学瓒、李维汉、张昆弟、蔡畅、向警予等十余人，在法国的蒙达尼开会， 讨论新民学会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新民学会的方针。但是，在讨论如何实现这一方针时，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蔡和森等人主张：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要像俄国那样，组织共产党，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激烈方式，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肖子升等人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可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 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

② 《湖南党史通讯》1984 年第 1 期。

——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当时，李维汉也赞同肖子升的主张，认为“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它，或竟取法它，说来很长，且待研究。”不久，李维汉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这个观点，转向赞成蔡和森的观点。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1920 年 8 月 13 日和 9 月 16 日，蔡和森两次写信给毛泽东，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信写得很长，观点明确，措辞有力，很得毛泽东的赏识。

蔡和森在信中，首先强调了建党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党。工团（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四种利器”，而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所以，现在的中国，要先组织共产党。蔡和森写道：”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 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缓宜急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

在信中，蔡和森一再强调：“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注重于组织共产党”。他还特别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入党条件，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并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步骤和方法。他强调说：“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部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蔡和森在信中，还强调了学习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性，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对这场讨论非常重视，认真研究。1920 年 12 月 1 日，他给肖子升、蔡和森及留法的全体新民学会会员复了一封长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学会方针”问题，毛泽东写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 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肖子升和李和笙（李维汉）的主张，而“深切的赞同”蔡和森的主张：“走俄国人的路”。毛泽东在信上写道：“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目的呢？⋯⋯我对于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和平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接着，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罗素的主张事实上行不通的三条理由，实际上也是指出了肖子升主张的错误之处，然后写道：“因以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 表示深切的赞同。”

关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由于蔡和森在 1920 年 9 月 16 日给毛泽

东的第二封信，直到年底才转到毛泽东手里，所以 1921 年 1 月 21 日，毛泽东在复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 “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编者注）先生等已在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从这封信来看，毛泽东这时不仅已经认识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重要性，而且已在积极创建“吾党”的工作了。

1921 年元旦那天，湖南长沙，风雪漫天。毛泽东召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

会会员 19 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会议由何叔衡主持，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并介绍了在法国的会员对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方法等三个问题讨论的情况，要求每个与会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发言，明确表态，不能含糊其词。

会议上发言踊跃，讨论热烈。何叔衡首先明确宣布：主张过激主义。他说：“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直罅漏的政策， 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

会议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

斯大林长期怀疑毛泽东的立场，怀疑毛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应该怎样来检验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列宁曾经提出一个鲜明而易于掌握的标准。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①

从本章叙述的事实，从毛泽东和蔡和森通讯的内容，从毛泽东在这次新民学会年会上的言行中，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仅是承认或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是已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基础”， 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了。

道路选定了。毛泽东在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自觉地集中精力投入工人运动。当时，湖南的工业比较落后，全省只有两个较大的矿区和长沙的纺织厂、造币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几家现代化企业，连铁路、矿山在内，全省的近代产业工人约两三万人。

为了和工人接近，毛泽东下决心脱去学生装，赤脚草鞋，粗布短褂，上铁路，下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同聊天、谈心，了解工人的疾苦，帮助他们分析受苦受难的原因，组织他们同资本家斗争。他不仅深

① 转引自《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2 号。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98 页。

入湖南的工矿访贫问苦，而且多次去到江西的安源，做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作。后来，他又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到安源工作。所以， 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十分活跃，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21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等人发动组织的长沙各厂工人和各校学生，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大会。那天虽下着雨，但游行的人手举着“劳工神圣”、“劳动者应当管理世界”的彩旗，高呼着口号，坚持游行示威， 并散发《告工人书》和《社会革命》等传单，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工运开始时，由于干部少，毛泽东曾同时担任人个工会的秘书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他亲自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作为工人代表同军阀赵恒惕当面作说理斗争，驳得赵恒惕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后来， 毛泽东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20 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到 1922 年 5 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成长的又一个特点。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习之后，成了知识分子，但他毫不轻视工农，仍然坚持向工农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就利用假日，经常到农村、工厂去访问；1917 年冬，他主办工人夜校，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五四运动前后，他两次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考察近代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在湖南，他又主动到长沙、醴陵、萍乡、安源等工矿区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开辟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道路。后来，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毛泽东曾总结经验、深刻指出：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实践、宣传和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1920 年 8 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筹建共产党的发起组，并决定由陈独秀邀约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是被邀约者之一。他收到上海发起组的邀约函后，与何叔衡等共产主义者积极协商，抓紧准备，在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十月间，毛泽东收到了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又立即着手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建团的主导思想是“注意找真同志”，“不可急进”。由于他注意党员、团员的质量，注意找真正经过革命斗争锻炼， 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自愿参加，个别吸收，所以湖南党和团的组织都比较纯洁、巩固。

1921 年 6 月，毛泽东接到了上海党的发起组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二十七岁的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去到上海，代表湖南的共产主义

小组，参加中共的成立大会。

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3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尼尔科斯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李汉俊、刘仁静、邓恩铭、李达、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十二名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代表，济济一堂，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大事。马林在会上致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根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添了一个东方朋友，世界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之职。因为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大会是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的。

这次大会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纲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大会认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积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大会对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没有提出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和必要的政策、策略。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

封建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应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党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区别”。这实际上是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造成了党的纲领和实际情况的脱节，造成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孤立主义倾向。

这些都反映了刚刚诞生的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都了解不够。毛泽东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①列宁首倡国共合作。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支持《孙越宣言》，帮助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革命热情很高，但缺乏斗争经验，理论上也在探索。当时，列宁、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对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发展都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作用显著。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费莱特，1883 年生于荷兰鹿特丹。1920 年 7 月，他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和泛伊斯兰教联盟的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任秘书。1920 年 8 月，列宁委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他以“孙铎”为笔名，在《向导》和《前锋》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他为中国共产党的筹建作了大量工作。他先到北京同李大钊、张国焘交换意见，建议召开全国性的建党会议；后又到上海与李汉俊等商讨筹备中共一大的工作。马林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和布尔什维克的榜样，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1921 年 12 月间，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离开上海，到达桂林，在孙中山先生的桂林总部度过了两周时间。马林向孙中山领导下的军官作了有关俄国革命的报告，曾三次同孙中山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

可能性问题”。①经过长谈，马林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因而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当时表示：“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一俟义师北指，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若英知我联俄，必怀忌恨，力图竭我， 以助直系。北伐之师，从此殆矣！为安全计，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

①

马林将此情报告了列宁和共产国际。

列宁对此十分重视，首先提出了国共合作。

1922 年 1 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

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东方各国代表有 131 名，中国代表就有 30 多名。张国焘、瞿秋白、任弼时、俞秀松、王烬美、邓恩铭、柯庆施、林育南、肖劲光等共产党员和张秋白等国民党代表都出席了大会。

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精神，讨论了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同时讨论了共产党和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等问题，提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主要敌人， 号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列宁因为有病，当时未能出席大会，但他始终关心大会情况和中国革命。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张国焘、王烬美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邓培。谈话中，列宁对国共合作表示十分关心，指出这是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并且先后问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接着明确指出：“你们应当合作。”张国焘和张秋白表示同意列宁的意见，并说一定要把列宁的指示带回国内。

列宁听了，握着张国焘和张秋白的手，哈哈大笑，十分高兴。①

1922 年 7 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详细报告，阐述了国民党的进步作用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接受了马林的建议，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各种革命势力在内的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很快地作出决定，通过各种方式，真诚地帮助孙中山，积极地促进国共合作，从这些对中国大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18 年 8 月 30 日列宁被枪击负伤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到 1921 年底， 因体力不支，列宁不得不经常间断工作，把领导俄共（布）和国家的重任交给斯大林。1922 年 4 月 3 日，俄共（布）中央全体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斯大林根据列宁积极促进中国国共合作的意图，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马林的建议，很快地派遣副外长越飞为苏联政府的恃使，带了一些助手来到中国，和孙中山等人联系商谈。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逃离广州，处境十分艰险。后虽辗转到军舰上，领导海军反击叛军，但收效甚微。又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夺回广州无望，不得不乘英国军舰“摩

① 《马林在中国有关资料》第 18 页。

① 《国父年谱》增订本第 855 页，1969 年台北出版。

① 《陕西日报》1990 年 5 月 1 日，《列宁最先提出国共合作》。

轩号”离广州、经香港，于 8 月 14 日到达上海。

这时候，孙中山面临着政治危机，军事失利，经济拮据，连人身安全也缺乏保障的艰难境地，心情十分苦闷、彷徨。这是他从事革命以来最为痛苦熬煎的时刻。正如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的《告国民党同志书》中所写的：“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屡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

8 月 12 日，越飞以苏俄政府全权大使的身份抵达北京，一面和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一面派代表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向处境十分困难的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

8 月 25 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的代表，并接受了越飞 8 月 22 日

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接着，他在 27 日的回信中表示：“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在信中，孙中山主要谈了他和苏俄、吴佩孚、张作霖的关系问题。当时， 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正如苏俄政府外交代表威连斯基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知道，明天的中国将属于它。历史的行程已经发展到中国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②那么，谁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呢？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一度认为：在南方是孙中山，在北方是吴佩孚。苏联《消息报》1922 年 7 月 6 日曾明确指出：“吴佩孚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和独立的中国， 他反对外部的约束。”越飞来华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推动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这大概也是斯大林当时的意图。

越飞还推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与孙中山和吴佩孚联系。受其影响，李大钊曾派人到河南洛阳与吴佩孚会晤，并亲自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各种问题。

经过痛苦的探索和实践，孙中山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和苏俄身上，因而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并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曾在河北水平府中学、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 年起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6 年回国，曾任《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1918 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与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 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1919 年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1920 年起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同年 10 月创建北京共产党小组，积极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党成立后，组织和领导北方党的组织开展各方面的革命工作。现在，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俄特使越飞的建议，来帮助孙中山工作。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只好以诚相见，表示自己是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共党员。

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敬重，当即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助我。”①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448 页。

② 艾伦·惠廷：《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1968 年英文版第 116 页。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载《政治周报》第 5 期第 12 页。

孙中山认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认为他与苏俄的合作能使中国摆脱列强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所以热切地希望苏俄能与他本人进行合作，以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因此，孙中山在信中写道：“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现在，“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

孙中山认为：苏俄派越飞与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他在信中指出：“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份。”苏俄加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 客观上的效果必然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在与越飞通讯的同时，12 月 16 日，孙中山又致信列宁，重申了他的基本观点，指出：在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同中国现政府谈判，不仅旷废时日，而且恐怕是冒风险的”， “北京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都可能设计使你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此举乃凶多吉少”。②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信中提出的主张十分重视，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措施。1923 年1 月 17 日越飞便奉命亲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1 月 26 日双方签署了《孙越宣言》，共四条。

《宣言》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重申 1920 年 9 月

27 日苏俄对华宣言所列举的原则。“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宣言》是在斯大林任俄共（布）总书记期间签署的，是苏俄对华

政策的重要标志，也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的标志。

在交谈中，斯大林愉快地回忆了他们派越飞来华和《孙越宣言》的发表， 高兴地自己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了一大杯，一饮而尽。

毛泽东对此发生了兴趣，低声询问苏方翻译费德林：“斯大林同志为什么要把红白葡萄酒掺着喝呢？”

费德林说不清楚，要去问斯大林。毛泽东坚持不让问。

斯大林坐在一边，敏感地责问翻译： “你们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

费德林慌忙站立起来，小声地给斯大林解释：”是这样，斯大林同志。刚才，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总把各类酒掺和起来饮，而其他人为什么都不这样做？”

毛泽东平静地坐在一边，点燃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对斯大林这种多疑，冷酷和对部下毫不客气的作风有点看不惯。但作为客人又不便多言，只好悄悄地抽烟。

斯大林那怀疑的目光，从夹鼻镜片后面透了过来，直逼费德林：“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面对斯大林那带有火气的目光，费德林已经有点慌乱，又见到贝利亚那

笑里藏刀的脸上，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便急忙解释说：“请原谅，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佯问您，有一点不大礼貌。”

“唔——”斯大林摊开双手，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但又狡黠地问费德林：“而你这位译员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

费德林急忙立正：“当然是听斯大林同志的话了！”

斯大林这才高兴地笑了起来，转身向毛泽东解释说：“您知道吗？这是我早年形成的一个习惯。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我相信红葡萄酒，在流放中我得了伤寒，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地给我饮用了少量红葡萄酒，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有益于健康！”

“哈！您这是经验之谈，也是从实践中总结的知识啊！”毛泽东说着， 哈哈大笑起来。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然而，师哲没有笑。他本来想要问斯大林，为什么称毛泽东先生而不称同志，但见斯大林对翻译是那样的严厉、冷酷，毫不客气，便怕自己贸然提问，引起斯大林的反感、怀疑，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

“等等吧！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