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斯大林再次拜会毛泽东当场同意改称同志勿称“先生”

斯大林对毛泽东歉然一笑,点头说:“对,是同志,应该称同志。 从现在开始,都改称同志。”并率先垂范⋯⋯

“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个人,特别是领导人和领袖人物,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要真正了解自己的优点缺点,恰当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不过限,机智地用人之长补已之短,做到自强而不自大,自尊而不自专,自爱而不自私,坚定而不固执,勇敢而不鲁莽,沉着而不寡断,机警而不多疑是很不易的。

毛泽东在早期、中期,颇有自知之明,多次批评、拒绝别人企图把他说成”全才”、“天才”、“超人”、“神人”的尝试,反对为他“祝寿”、“颂功”,并不许自己的妻子儿女以自己的名义外出活动。毛泽东信任周恩来。估计周恩来快到莫斯科了,他也返回莫斯科。次日,周恩来从辛比尔斯克打来电话,因传音不良。听不清楚,他约定周恩来到了乌拉尔山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再通话。

这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即可开展工作。

1950 年 1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面带微笑和苏联的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大方的举止,巧妙含蓄的语言,气宇不凡的外交家风度,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周恩来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这是十年后周恩来的再次赴苏。上一次是在 1939 年 6 月,周恩来因骑马摔伤,从延安到苏联来治病,在莫斯科住了八个多月。现在,他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的。同车到达的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国家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官、欧阳钦等。周恩来一到就来见毛泽东,商量如何开展工作等事。过了一天,周恩来从较远处的别墅搬来,住在毛泽东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这佯,便于及时与毛泽东商量问题。

周恩来不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一到莫斯科,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一方面到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一方面指导李富春率领的那一批人进行工作,还要及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这时候,斯大林又打来电话,询问毛泽东对下一步会谈的意见。

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吗?!”

生性多疑的斯大林,这时更加谨慎小心。他派人把师哲叫到他的办公室, 要师哲同志把他的话重新翻译给毛泽东,再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打算和愿望。

毛泽东笑着说,他只是要周恩来出面谈判,别无他意。师哲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哈哈大笑。是的,他对这位中国领袖的知人善任、放手用人表示赞赏;对于毛泽东的性格、气派和作风,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按照毛泽东和斯大林商定的安排,1950 年 1 月 22 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师哲任翻译。

会谈开始前,照例由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向毛泽东祝酒,向周恩来祝酒, 向大家祝酒。

之后,斯大林又破例地举起酒杯,再一次向毛泽东、周恩来祝酒,表示欢迎毛泽东、周恩来到苏联来,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为中苏友谊而努力,为中苏友谊而于杯!

斯大林喝了两杯他的特制酒,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他说他和毛泽东先生过去没有见过面,这次一见如故,谈得很好。又说他对中国革命问题很感兴趣,十分关心。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是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无产阶级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加重了世界天平上革命力量的砧码,不仅值得庆贺,而且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值得学习。希望毛泽东先生能够多谈谈。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侃侃而谈。他认为斯大林说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伟大胜利,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他说他过去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形象的概括,是指革命的开始。实际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是很不容易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人曾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苏联的模式,几乎使中国革命走入了绝境。所以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论述表示赞赏。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斯大林在提到毛泽东时,又一次在毛泽东的名字后边,加了“先生”二字。

师哲忍不住了。翻译完斯大林的话之后,他紧接着提了个问题。他的态度虽很谦和,很诚恳,但却开门见山:

“斯大林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当面请教一下,可以吗?”

斯大林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泰然自若地笑着,点点头说:“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师哲谦和地笑着说:“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的同志非常尊重您和苏联领导人,一直称您和苏联领导人为‘同志’。可我不知道,您为什么称毛泽东同志为先生呢?”

斯大林一下子怔住了。问题提得这样尖锐,这样明确,这样直截了当而没有回旋的余地。而且,这是当着毛泽东的面,当场提出来的,沉着老练的斯大林,一时也显得有点窘迫。

在场的人都有点紧张:几十年了,谁敢向斯大林这样“将军”呀! 苏联领导人都注视着毛泽东。

毛泽东吸着烟,微笑着,泰然自若,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

聪明、机敏的斯大林,向四周扫了一眼,看了看毛泽东,又看了看师哲, 立刻笑了。这次会见后的多次交谈,使双方都增进了了解,自己怎么能继续无端地怀疑同志呢?!只见他眼睛一亮,很快扫去一刹那间那紧张的窘态, 对毛泽东歉然一笑,认真地点点头说:“对,是同志,是同志!”

接着,斯大林转过身来,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苏共领导人说:“对,是同志,应该称同志。从现在开始,马上改称同志。”

说着,斯大林又转过身来,率先垂范,对毛泽东笑着说:“毛泽东同志, 我们继续谈吧⋯⋯”

会谈的气氛更活跃了,更融洽了。

会谈中这段小小的插曲,不仅证明了斯大林的”怀疑经实践证明不对, 看法也可以改变”,“斯大林还是讲理的”①,而且也证明了斯大林确实怀疑过毛泽东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害怕工人”,是不是真正的” 同志”。同时说明斯大林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