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0 一 1471 页。

① 《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版第 5 页。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母亲文氏勤劳、善良、谦和、公正，常周济受苦人，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所以、毛泽东又写了一篇哀恻动人的《祭母文》，盛赞母亲的美德：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尔亲疏，一皆复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

生活的现实和科学的知识，使毛泽东渐渐地放弃了对神佛的迷信。但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毛泽东，井没有停止在黑暗中探索。他调查社会，体察民情，博览群书，阅读报纸，千方百计地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

1910 年秋，十六岁的毛泽东，步行五十多里，来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他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还写了一篇《言志），表述了对祖国贫弱落后的忧虑，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图存呼声。这篇文章写得立论有据，气势磅礴，被老师们誉为”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好文章。

在小学堂里，毛泽东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感到十分新奇。特别是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使他觉得气势逼人，有说服力，便不知不觉地拥护他们的主张，对康有为、梁启超崇拜起来。有一次，毛泽东看完《新民丛报）后，曾在报纸上批写道：“正式而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之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①

这段批语，说明毛泽东当时赞同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说明了康、梁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说明了这时的毛泽东已经由一个崇拜孔孟的儒家“秀才”变成了一个崇拜康、梁的变法图强者。

一天，毛泽东从同学肖三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认真阅读。他联系到祖国的内忧外患和自己救国救民的志愿，反复阅读，在书上画了许多圈圈点点，写了许多批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得邻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传记。还书时，毛泽东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为了表示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自己的责任，不久后，毛泽东特地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子任”。

① 《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版第 34 页。

1911 年春，毛泽东到了湖南省会长沙，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一方面刻苦读书，一方面留心观察社会。很快地，他被革命党人的宣传所吸引，卷进了革命的洪流。他对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十分喜欢，经常订阅。有一天，他从《民立报》上看到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的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的消息，心情十分激动。他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热烈拥护，便奋笔写了一篇阐述自己政见的文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文章公开提出：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做新政府的总统，康有力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一石击破水中天！毛泽东的文章在学校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它也说明，十七岁的毛泽东正由一个崇拜康、梁，主张“君主立宪”的年轻人，迅速地向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

后来，在辛亥革命的热潮中，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王朝决裂，毛泽东建议大家立即将头上的辫子剪掉。他说干就干，和另一位同学当场就剪了辫子，但有的同学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动手。“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改变人的观点！”毛泽东感慨地说。

1911 年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义，震动全国。毛泽东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十月底，十八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参加了革命军，准备为革命而战。但是不久，“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毛泽东回忆说。

二、探索面宽，道路曲折。在追求康、梁搞维新、追求孙文闹革命失败之后，1912 年春，毛泽东离开军队，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读了半年之后，他感到课程太浅、太旧，不便于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到了暑假，就退了学，寄宿在湘乡会馆，每天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学习。他阅读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的名著，像中国的经、史、子、集，英、法、美、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和古希腊、罗马的书籍，他都找来读。其中主要读的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盂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经过这里，总是站在地图前细看沉思。他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深感到必须革命，感到青年人责任重大。后来，他回忆说：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

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①

这些认识和决心，是十九岁的毛泽东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和探索得来的，也是他这半年里最大的收获。

1913 年春，毛泽东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半有意义的学习生活，被师生们称为“怪杰”、“伟器”、“奇才”和“特殊的学生”。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时，以社会科学为主，以自修为主，博览群书和重点攻读相结合。他还花钱订阅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经常阅读、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局势。班里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每每为我们分析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总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那么有根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也随着他的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因此，同学们都赞誉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就这样，毛泽东从探索维新变法到探索辛亥革命，从研究欧美各国的社会学说到直接研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三、面向社会，注重实践，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读书人

信书本，种田人看收成”。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在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之后，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常说，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的书，而且要读无字的书。他认为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社会实践的人，担当不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重任。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潮失。”

① 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新苗》1958 年第 9 期。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稿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进入第一师范后，毛泽东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工厂、农村进行访问，调查。1916 年暑假，他又邀挚友蔡和森一道游历了湖南的浏阳、湘阴、岳阳，绕洞庭湖南半圈返回，历时一个多月。为了锻炼自己，他们不带路费，遇到机关、学校、商店，就用红纸写一幅对联送去，于是，人家就给他们饭吃，或打发几个钱，或留他们住宿。他们利用这“游学”方式，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学会了许多新鲜的社会知识。毛泽东还把沿途的见闻、感想，写成了一篇篇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表，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第二年暑假，毛泽东又邀老同学肖子升一道，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历时一月多，行程九百多里。1917 年冬，毛泽东又到浏阳县文家市一带考察访问。他深入到农民中间，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道理。

毛泽东在学校里读书的同时，也注重社会活动。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从 1915 年下学期至 1918 年上学期，一直担任学友会的文犊、总务等工作，倡导学术研究和体育活动，并且以满腔热忱，主办了工人夜校。

1917 年 10 月底，毛泽东以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身份，召集学友会讨论决定，在一师附近的国民学校继续办工人夜校。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办工人夜校的四条理由的第一条，就是“依据国家现状，社会的中间力量实为大多数失学的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四条是”可借以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通过办夜校，增强学生与工农群众的联系。

经过精心筹备，1917 年 11 月 9 日晚，毛泽东倡导的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组织夜校工作人员，热情地到门口欢迎工友，把他们领进教室，给他们讲学习的目的、意义、课程，解释“上课说明书”，开始上课。

有趣的是，就在毛泽东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学的前两天，即公历 1917 年

11 月 7 日，在列宁的领导下，由斯大林负责主持的布尔什维克党总部，指挥着彼得格勒的革命军队和广大工人起义胜利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轰击冬宫的炮声，报道了十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七日）是个新纪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开始。斯大林当时是具体指挥起义的党总部的负责人，但他没有想到，就在他指挥起义的第三天，在中国江南的长沙城里，毛泽东主办的工人夜校开学了。毛泽东当时虽是学生，但他已在探索中认识到工人和农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开始做城市产业工人的工作了。斯大林更没想到，就是这个毛泽东，顶住了他那照搬苏联模式的指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那时候，毛泽东就在认真地探索革命真理，开始做产业工人的工作了。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还带领同学们开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1915 年，日本为了独吞中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袁世凯想当皇帝，要取得日本的支持，在 5 月 9 日就全部承认了二十一条。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到处抗议。同年夏，毛泽东读了一本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的小册子《明耻篇》后，便在封面上批了四句话：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以救国为己任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袁世凯为了当皇帝，指使他的爪牙在各地成立“筹安会”，进行“劝进” 活动。许多进步人士发表文章、谈话，反对袁世凯称帝。毛泽东以学友会的名义，将反对袁世凯称帝卖国的文章编印成册，到处散发，揭发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局发现小册子后，出动大批军警，到第一师范搜查。由于毛泽东警惕性高，早有防备，未查出“乱党”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毛泽东在探索中形成的这种读书面向社会，注重实践，不尚空谈，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仅对他个人发现真理，探讨救国救民之路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后来经过他提倡和发展，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对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目标明确，上下求索，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在实践检验中择优发展。这是毛泽东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吃过迷信的亏，但他后来不迷信，不盲从。他说我们读书、看报，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教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要反复思考，分析批判，实事求是，不能盲从。所以他读过的书，往往圈圈点点，批注很多污有的批了又批，反复推敲。凡是他认为道理对的、文字好的地方，就特别画出记号，写上“此论颇精”、“甚合吾意”等语；凡是道理不通或文字不佳的地方，他又打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批语。

对一种主张，一种道理，他决不盲从，而定要究其源，问其本，判明是非才决定弃取。例如救国该从何处入手？学习该学什么？毛泽东曾经考虑了很久、很久。1917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形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教育、实业，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种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种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者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未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救国要立足于人民，立足于振奋人心。立足于用“大本大源”去从“根本上变全国之思想”。那么，他说的“本源”是什么呢？毛泽东接着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宇宙之真理”，还没有找到从“根本上变全国之思想”的“大本大源”，但他正在奋力去找，而且已经认识到它是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教育、实业等一切“枝节”的“本源”。同时，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份，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毛泽东的这种批判分析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待东方思想或西方思想上，

也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澄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此，他虽然信过神佛之说，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等等，但是，当他把这些学说、人物、思想、主义放在救国救民的社会实践中检验之后，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标天平上检验之后，立刻就发现了真伪，试出了优劣，于是他便无情地分析批判，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劣取优，清除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在前进中探索新的真理。这种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坚持、发展和宣传，不断推广，后来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五、发现真理，抓住不丢，结合实际，深入探索，终于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结束了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习生活后，1918 年 8 月间，毛泽东同罗学瓒、肖子升、李维汉等 25 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到了北京。毛泽东日夜奔忙，组织预备班，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前往法国。

然而毛泽东自己并不想去法国学习。他要留在中国，研究中国。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时，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将他介绍给了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他把毛泽东分配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在李大钊的身边工作，能看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触到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傅斯年、罗加伦、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毛译东除在北大旁听一些他所感兴趣的课程外，还参加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研究会，讨论各种哲学和时事问题。

当时，十月革命的影响遍及世界，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毛泽东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努力钻研十月革命的经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 1918 年冬和 1919 年春，两次去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在李大刽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 年初，毛泽东和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一起离开北京，绕道保定、山东到上海，送走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之后，又回到湖南长沙。当时，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的前夜。毛泽东描述他当时的心情说：“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所以，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就更加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了”。他在修业小学找了个教员的位置，每周除六小时的历史课外，其余时间全部用来组织和领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民主运动。

不久，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传到湖南。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到湖南的代表邓中夏，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和邓中夏研究后，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开展活动，5 月 27 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又通过新民学会和

湖南学联，发动了湖南学生的“六三”罢课，上街游行。7 月 7 日，又发动长沙人民举行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7 月 9 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洪流的前列，成了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武装人民群众，毛泽东建议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学联很快作出决定，并推选毛泽东为主编。

1919 年 7 月 14 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了。它为周刊，四开一张，分四版，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和“新文艺”等栏目。它文风新颖，通俗易懂，气势磅磅，尖锐泼辣，富于战斗性、指导性、号召力。毛泽东集中精力，主编这个刊物。重要文稿，他亲自写。第一期的几乎全部，第二期的三分之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约一半稿子，都是他写的。他先后在该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政论。评时事，尖锐泼辣、透彻明晰，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地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如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湘江评论》的见解，就是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毛泽东的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坚信这场革命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成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毛译东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并且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写道：“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勃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①

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典范，它必将普及于全世界。他写道：“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①

毛泽东还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他说：辛亥革命因为没有实行民众大联合，所以失败了。而十月革命则因为实行了“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②

1919 年 8 月中旬，《湘江评论》和湖南学生联合会被皖系军阀张敬尧查封。毛泽东即和一批积极分子转入地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斗争。他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负责人四处活动，多方组织，先后发动了万人大游行，13000多名学生的总罢课，又得到 1200 多名教职员的罢教支持，然后，毛泽东又组

① 《湘江评论》第 2 号。

② 《湘江评论》第 2 号。

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广州等地，进行宣传请愿活动。他亲自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到北京，“组织反军阀的运动”，经过十个月的艰苦斗争，“这个运动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于 1920 年 6 月间逃离长沙。

1919 年 12 月中旬至 1920 年 4 月中旬，毛泽东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在此期间，他东奔西走，搜集了当时可能找到的一切马克思主义书报和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章，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他精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结合实际，深入钻研，领会了这一部划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的精神，掌握了这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正如毛泽东自己所回忆的：“记得我在 1920 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子：‘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

1920 年 2、3 月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和陶毅的信中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又说：“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1920 年 4 月 11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就在这时，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到北京。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邀集各方面的进步人士和他们座谈，举行欢迎会、讲演会，请他们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对外政策，同他们讨论了中国的建党问题。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研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之事。于是，在五六月间，由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等人发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等人草拟了共产党党纲草案，以进行讨论，统一思想。同时决定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在此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毛泽东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上海活动了近三个月，7 月 7 日回到长沙。这时，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经过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一到湖南，他就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应上海共产党发起人之约，秘密进行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后来，毛泽东回忆地说，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22 页。

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说：“到了 1920 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然而，斯大林并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对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长期有怀疑。

斯大林打电话问毛泽东有什么打算和要求。毛泽东笑着说：“等周思来同志来了再谈吧！”

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有怀疑，对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有怀疑，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个性格坚强，刚正不阿，自尊自强，敢想敢干的革命领袖。只要是他认准了的真理，选定了的道路，无论有多么大的压力，多么大的艰难险阻，他都敢带领人民去干，去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坚持真理、敢想敢闯的劲头，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不敢怠慢。甚至可以说有点敬畏，类似人们说的“畏友”。现在，毛泽东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更不敢怠慢，会晤后不久，斯大林就打电话问毛主席身体好吗？还有什么打算？什么要求？还准备办些什么事情？很显然，他急于要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和意图。

毛泽东却不着急。他拿起电话筒，态度很友好，热情地感谢斯大林的关怀和照顾，但却不肯说出自己的打算和要求。

斯大林再三询问。

毛泽东笑着说：“这些嘛，等周恩来同志来了再谈吧！”

斯大林无可奈何地放下了耳机，心里不是滋味。他不明白：作为中国党政首脑的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首先来到苏联首都和他会晤，必然有十分重大的问题要和他斯大林会谈，必然要热烈、迫切地有求于他；可是，这位毛泽东到莫斯科之后，不但没有一点有求于人的样子，没有一点低三下四的神态，反而显得潇洒自如，怡然自乐，不卑不亢，神情泰然。乃至他斯大林几次询问，礼贤下士，又打电话专门询问，毛泽东还是这么不肯直言，这是为什么？斯大林知道，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自己过去犯错误，多是因为自己太主观，没有真正了解清楚中国的实际，就硬要人家照搬苏联的模式，结果，事与愿违，好心帮助中国革命，反而妨碍了中国革命。现在，毛泽东讳莫如深，不肯直言，自己也只好等一等看，不能像过去那样强人所难了！

毛泽东心里很明白：他这次到苏联来，主要是祝寿、休息，和斯大林建立良好的同志关系；至于有关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所有谈判、签约等事，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都要由擅长外交的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来办。他这位统帅和领袖，只愿意从战略的高度，统筹全局，而不愿包揽和干涉助手或部下的具体事务，更不愿意由自己出面去和斯大林搞什么具体事务或条约的谈判。他知道斯大林有时比较主观，如果由他和斯大林直接谈判，一方面外交谈判不是自己的所长（他也知道在这方面自己不如周恩来），另一方面，很可能由于对某些具体问题谈不拢或争执。会造成两党两国关系的隔阂。所以，尽管斯大林几次热切地询问他要谈什么问题，怎么谈，他都巧妙地作了回避。

斯大林急了，就郑重而恳切地说：“您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委婉地说：“东西不仅要搞，而且要既好看，又好吃。但必须让

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有经验的，如果诚恳地帮助中国革命，就应主动提出帮助的内容；不提，就是缺乏帮助的诚意，我们又何必低声下气地向人家乞讨呢？

斯大林还是不明白，但他又不好再问。因为他曾经当面问过毛泽东：“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让周恩来来干什么？”

斯大林的心里更增加了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