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译东曾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事实证明，毛泽东当年搞工人运 动，有五个鲜眼的特点。

师哲告诉作者：毛泽东不但搞过工人运动，而且曾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在访苏期间，在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里，毛泽东曾对他讲过当年学十月革命经验、搞工人运动的情景。据此作者翻阅资料，调查研究，发现毛泽东当年搞工人运动，有五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马列主义作先导，努力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工人的头脑。毛泽东认为：要发展工人运动，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才能使运动健康有力。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掩护党的活动，为工人运动制造舆论，1921 年 8 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四百银元的经费，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对自修大学的性质和宗旨，作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在《入学通知》中他写道：我们求学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自修大学的课程设置和研究中心，完全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设了文、法两科，有十多个专业，重点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俄国革命经验，还有哲学、政治、经济、心理学等课程。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辅以教师指导。

毛泽东是自修大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任教务长，后任校长，又是一名积极苦学的学员。他和夏明翰、陈佑魁等同学一起，结合中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组织同学们讨论研究。后来，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报名者达百二十余人。毛泽东任指导主任，要求同学们用马列主义分析湖南实际。有一篇《告中国农民》的国文教材，详细地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土地日渐集中的原因，明确指出：湖南农村有“大财主”、“中等农民”、“下级农民”、“穷光蛋”等四个阶级，号召贫苦农民起来，进

①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 374 页，转引自《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华岳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版第 222 页。

② “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译音注。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59 页。

行反封建的斗争。自修大学和补习学校都把《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列为学生课外必读的书刊，引导学生学习马列，研究社会，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二百多进步青年，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许多人入党、人团，成了湖南党团组织和工人运动中的骨干。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斗争，毛泽东还领导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它的发刊词写道：“只因痛感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同人）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国内各种势力的动向、分化和组合，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他写道：“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

分析形势之后，毛泽东指出：按照历史的辩证法，“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组织的能力也会一天进步一天”。“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

1922 年 5 月 5 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党组织决定，以“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的名义发起，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礼堂。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大会。到会者达千余人。毛泽东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在大会上先”讲演共产主义”①，受到热烈欢迎；接着，又讲了“共产主义与中国”②， 使听众受到了很大鼓舞。

第二，深入工厂、矿山，和工人们同吃、同住，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斗争，在斗争中建党。中共湖南党组织建立后，毛泽东任书记。他多次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去考察。为了能够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真心诚意地为工人阶级服务，毛泽东决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刻苦改造自己。他不嫌脏，不怕苦，不怕累，脱去学生装，换上矿工服，带着雨伞，脚穿草鞋，深入工棚、坑道、矿井，和矿工们同吃、同住， “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③。毛泽东的话形象生动、引人入胜。他说：” 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工人力大于天”，你看，”工人”二字联合起来就是“天”字，其实，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毛泽东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曾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路上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了，随便用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入石灰、沙石、凝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想搬就搬不动了。①

① 1922 年 5 月 13 日上海《国民日报》。

② 1922 年 5 月 13 日上海《国民日报》。

③ 刘少奇、朱少莲：《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1923 年出版。

① 《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年版。

工人们听了，豁然开朗，劲气来了，要求毛泽东帮助他们。毛泽东满口答应， 说行，现在，先请李先生来辅导你们吧！

跟随毛泽东一起到安源的李立三，帮助工人学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团体。后来，毛泽东又派李立三、蒋先云等到安源去办工人补习学校，办工人俱乐部。他对李立三等人说：“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

②由于毛泽东、李立三、蒋先云等人的宣传组织，1922 年 1 月，安源办起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2 月，成立了湘区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当时只有六人，但却团结工友，很能战斗，通过他们的宣传鼓动，多方联络，团结了一大批工人骨干。5 月 1 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毛泽东又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总结经验，部署工作。针对有些工人党员的急躁情绪，不注意斗争策略和要把党的旗子打出去“大干”的倾向，毛泽东告诫说：不要急着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斗争才开始，像走路一样，步子要稳当，盖房子要把基础砌好。否则，基础不稳，房子会塌， 闹不好还会砸伤人。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防止过早地暴露党组织。毛泽东的帮助和教导，使安源的党组织和工人运动健康发展，到大罢工前，党员已发展到三十多名，党组织成了工人俱乐部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三，“旧瓶装新酒”，改造劳工会。无政府工团主义比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还早，还广泛。湖南劳工会就是受这种思想影响较深的团体之一。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劳工会已有七千多名会员，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工人组织，也是由著名的工运骨干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的劳工团体。它的宗旨是“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智识’”。它的组织原则“系合议制，铲除领袖的”①。要求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显然是受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劳工会里边确实也混进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但黄爱和庞人铨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热心为工人办事，在工人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在五四运动和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黄爱，庞人铨都是激进分子，对毛泽东十分崇敬。黄爱还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影响，在创办湖南劳工会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陈独秀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 决定对劳工会采取团结、帮助、教育、扶持的办法，争取他们共同斗争。他多次找黄爱、庞人铨、张理等人谈心，帮助他们分析形势，解决矛盾，支持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同时有理有节地帮助他们克服缺乏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政治目标的缺陷。

当时，湖南劳工会领导的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黄爱、庞人铨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要带领一些激进的工人，去和军阀和资本家硬拼，要拼个鱼死网破。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谈心，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帮他们分析矛盾，指明出路，并强调斗争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从而“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①。

② 1963 年 8 月 4 日《北京日报》。

① 黄爱：《1920 年 10 月 27 日致陈独秀的信》，《湖南工会史选编》第 1 册第 7—8 页。

① 《西行漫记》第 134 页。

毛泽东还写了一篇《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1921 年 11 月 21 日，在

《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

针对劳工会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 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入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 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②

毛泽东的态度诚恳，意见中肯，措施具体，受到了黄爱、庞人铨的热烈欢迎。他们说，毛先生是咱们工人的知心人，按他说的办。于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将过去的八部改组为三部，并请毛泽东助理会务。毛泽东又建议他们实行”小组织大联合”，他们即改组了基层组织， 成立了土木、印刷。机械等十多个专业工会，互相协作，会员也交会费了， 劳工会更活跃了。1921 年冬，中共中央局通知，派人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给湖南劳工会分配了一个代表名额。

1921 年 12 月中旬，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去桂林会晤孙中山。路过长沙， 毛泽东接待了马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向马林介绍了湖南劳工会的情况，并介绍马林和黄爱、庞人铨及部分工人晤谈。他们谈了一个晚上， 谈得很热烈。马林给黄、庞等人“讲阶级斗争”，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

经过毛泽东和党组织的说服教育和帮助，黄爱、庞人铨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2 月 25 日，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和湖南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学生和市民， 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工人、学生，高呼口号，义愤填膺，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后来， 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抗议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反动军阀坐卧不安。1922 年 1 月 16 日，湖南军阀赵恒惕派人将黄爱、庞人铨逮捕人狱，翌晨即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

毛泽东闻讯，悲愤异常，立即召开会议，部署稳定工人情绪、组织工人队伍，进一步和赵恒惕斗争的措施。他还主持召开了两次追悼黄、庞的工人大会，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和军阀斗争，并发行了纪念待刊。以后，他又经武汉到上海，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追悼黄、庞会议。在会上， 毛泽东报告了黄、庞的生平事迹和牺牲经过，号召大家向黄、庞学习。后来， 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

② 高菊村、陈峰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第 166 页。

杀。”①

第四，倡议劳动立法，利用军阀矛盾，开展多种斗争，反动统治阶级常常打着“合法”“民主”的旗号，欺骗、愚弄人民。湖南军阀赵恒惕于 1921

年 4 月在长沙各报公布了《湖南省宪法草案》，征求民意；又雇用了一批文痞政客喝彩叫好，强奸民意，欺世盗名。湖南《大公报》上，又开了个《省宪草案讨论》专栏。

善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毛泽东，很快写了一篇《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在《大公报）4 月 25 日至 27 日的专栏上连载。毛泽东指出： 宪法草案“第一个最大缺点，是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他写道：“现在无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 真是岂有此理！”他认为求得正常职业之权，即是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权。“这是人生最起码的权利，没有劳动权也就失去了生存权。” 所以，他主张把劳动权、生存权写入省宪法，主张对省宪法草案要作根本性的修改；否则，将来“事实上仍然是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

毛泽东对《草案》提了许多修改意见，特别强调地提出了劳动立法问题。他建议省宪法至少要在“行政”章的“实业”款里，“明白加入两条：（一） 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及年龄、性别等项，以省法律定之；（二）省政府与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只有这样，各种同业公会乃能有组织发展之余地。”这些批评和建议，从根本上戳穿了赵恒惕玩弄假民主欺骗人民的伎俩，教育工人群众争取劳动立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1922 年元旦，赵恒惕不顾民意颁布了具有浓厚军阀割据色彩的（湖南省宪法）。3 月，又改选省议会，表演了”民选省长”的丑剧。

毛泽东因势利导，发动攻势，利用赵恒惕玩弄假民主之机。再一次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1922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讥讽他说：“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

讥讽嘲笑之后，转入正论。毛泽东指出：如果说劳工不能撇开，则应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毛泽东解释说：所谓生存权，即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小孩都应获得能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食物的权利。所谓劳动权，即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该把工作给他做；社会无事可做时．社会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予他们平常的工资。所谓劳动全收权，即是工人所生产的东西的全部价值，除去成本、固定资产折扣外，应完全归工人。这些解释和分析，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撕破了“资本家养活工人”的画皮，使人们看到了资本剥削劳工的本质。接着，毛泽东大声质问：“湖南现在有多少人饿死？””有多少人失业？”这是湖南大多数人面临的现实问题。”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到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上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

接着，毛泽东简要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明确指出：“‘殷鉴不远’，

① 《党务、政治宣传、劳动运动情况及今后计划》1922 年 6 月 30 日。

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已经是悔之不及了！” 毛泽东倡议的劳动立法运动，得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重视和推

广。1922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利用曹锟。吴佩孚召开国会、进行制宪之机，向北京参众两院提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愿书》和《劳动法案大纲》。毛泽东代表湖南分部参加了联合署名。9 月 6 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在长沙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会上，协商成立了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和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并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尽快通过《劳动法案大纲），务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预产业管理”、“得受补习教育”等四项基本权利。电文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劳动法案未能通过，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①

北洋军阀政府的国会否决了《劳动法大纲》，暴露了他们反劳工，反人民的本质。但是，毛泽东倡议的劳动立法运动，唤起了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 为争取生存权、劳动权、劳动组合权而英勇斗争，很快地掀起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运高潮。到 1923 年下半年，湖南的产业、行业工会达 30 多个，有组织的工人达七万多人。这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的迅猛觉醒，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五，多谋善断，讲究策略；冲锋在前，英勇善战；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在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之后，为了加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毛泽东便集中精力、全心全意地领导工人运动。由于他和湖南党的组织先后从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劳动立法上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1922 年至 1923 年初，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湖南的工人阶级也掀起了一个罢工斗争的高潮。各地大小罢工斗争十多次，参加罢工人数达数万人，斗得统治者心惊胆颤，赵恒惕张口结舌，步步败退。这些罢工斗争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全国的工人阶级。尤其是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和水口山铅锌矿等三处罢工的影响更大。

铁路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吸血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控制中国的大命脉，也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泽东便派得力干将、中共党员郭亮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的斗争。1921 年秋至 1922 年秋，党领导工人在武昌的徐家棚和长沙的新何等地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并于 1921 年 10 月举行了一次胜利的罢工。

粤汉铁路武长段局长王世堉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人团结，阻挠工人运动。他利用同乡关系，培植爪牙，结帮拉派，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他还收买流氓，敲诈工人，开除工人，闹得众怨沸腾， 要求罢工。

毛泽东得到了郭亮的报告，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统一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于 9 月 5 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撤办元凶，否则．要实行全路总罢工。交通部和铁路局置之不理，9 日，全路车辆停驶，工厂停工， 粤汉铁路大罢工开始了。

盘踞在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企图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联合镇压。为

① 1922 年 9 月 10 日湖南《大公报》。“

了分化瓦解敌人，毛泽东指示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车、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赵恒惕欲动又止，在这次罢工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中立。

10 日晚，王世堉唆使部分工人开车，并用武装押运。郭亮针锋相对，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作卧轨斗争，军阀令军警开枪镇压：工人被枪杀，郭亮被逮捕。

毛泽东闻讯，当即拟出新的斗争计划，派何叔衡到武汉去找湖北党的组织，开展新的斗争；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召开工人大会，请岳阳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工人们听得义愤填膺，决心斗争到底。毛泽东又派人到湖南，湖北各地组织工人声援、抗议， 坚持斗争二十天，终于获得了”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提高人格” 的大胜利，十一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粤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了。这是全国铁路工会中成立最早的统一工人组织。

安源路矿大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安源路矿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到安源，深入矿井，工棚， 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团体，建立党的组织；又派李立三、蒋完云等去安源，以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等合法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组织工人队伍，到 1922 年 9 月，俱乐部会员已发展到七百多人、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9 月初，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与蒋先云。朱少莲等安源党支部的同志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路矿两局内部职员分有派系，可以利用矛盾；工人罢工也不能孤军奋战，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组织，防止敌人分裂工人队伍。只有坚决罢工到底，敌人才会退让。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决不动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群众自然会跟着领头人走。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还给在外地的李立三写信，要他立刻回安源，加强领导；同时指出要”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①为了加强领导，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工作。

9 月 14 日．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名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工人们发布了罢工宣言，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哀而动人”的口号， 向路矿两局提出了十六项政治、经济要求。由于领导正确，策略对头，工人们齐心协力地和当局进行了五天激烈的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②。消息传开，大大地推动了湖南和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

毛泽东及时地帮助安源工人总结经验，指示安源党组织将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工人吸收入党，成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安源的工人运动，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蓬勃发展，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红旗。

1922 年 10 月，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

取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胜利。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2 日，毛泽东又领

① 李立三：《看了“燎原”以后）。

② 刘少奇、朱少莲：《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导长沙铅印工人的罢工斗争，先后坚持 17 天，最后获得了胜利。

12 月 5 日，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派蒋先云、谢怀德等领导了水口山铅锌

矿三千多工人举行罢工，经过 21 天的激烈斗争。最后获得了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

1922 年 5 月到次年 4 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高潮迭起，捷报频传，全省已经有数十个单位或行业正式成立了工会，并先后组织工人进行了十次罢工斗争，九次取得了胜利。有组织的工人达四五万，11 月1 日正式宣告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被选为总干事。

工人运动的高涨，使赵恒惕政府惶恐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诬蔑工人运动是”过激派”，是得了外面的钱，说政府要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同时又派警察摘下人力车工会的牌子，威胁工运骨干和群众。

为了争取工人集会、结社、罢工的权利，毛泽东领导湖南工团联合会各工团代表 20 多人，于 12 月 11 日至 13 日，同赵恒惕军阀政府及赵恒惕本人进行了三天尖锐复杂的、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毛泽东等代表拿出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质问赵恒惕，说“省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 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十二条‘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有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于涉。”

赵恒惕等被问得左右为难，忐忑不安，只好当众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又强调人民要“守法”，不要有意侵犯”刑事法典”。

毛泽东等代表又当众驳斥道：“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意思。从前政府常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理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之意思将会要侵犯刑事法典为词，疑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 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凡事不可不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不干涉了”。

赵恒惕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政务厅长吴景鸿接上来答：“现在法律确是采行为主义，但如某种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不干涉。”

毛泽东等代表立刻反驳道：“如无直接损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 并举出英法等国不禁人民佩带手枪，必须在有放枪杀人之事发现时才去干涉为证，问得吴景鸿也张口结舌，无话可答。

赵恒惕急转话题，用伪善的态度收买人心，说：”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时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明证。”

毛泽东等代表当即予以驳斥，并以黄爱、庞人铨惨遭杀害的事实，质问赵恒惕。赵恒惕强行辩解，说黄、庞“收买枪支，勾结土匪”，还狡猾他说，” 此系对黄、庞个人，井非对工界。”毛泽东等代表当场指出：政府对黄、庞所加之罪，纯属捏造，“实不是事实”。并严正声明：“工人方面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要的活动。”“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

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益也。”

当时，赵恒惕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十分畏惧，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为何物却茫然无知。毛泽东等针对此情，对症下药，既当众宣市工人希望社会主义，目前求民治；又公开驳斥了官厅诬蔑，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听得赵恒惕等频频点头、“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在这三天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中，毛泽东率领工人代表，公开揭露了赵恒惕政府“省宪法”的“民主”伪装，又运用“省宪法”的条文，进行合法斗争，为工人阶级争取了一些合法权益。逼使赵恒惕及其政府承认了工人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利。承认了工会有代表工人向政府交涉的权利，并就势解决了一些具体的劳资纠纷问题，大大地鼓舞了工人们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到 1923 年 5 月，参加湖南工团联合会的工会已达

30 多个，有组织的工人已达五万多人。所以，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陈独秀在总结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23 年 2 月 1 日，京汉铁路沿线的十六个工会分会、在河南郑州举行统一组织的总工会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军警破坏大会。工人们情绪激昂，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等口号，坚持斗争，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反动军阀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了大会代表和来宾的住所。总工会被迫搬到汉口的江岸。

2 月 4 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京汉铁路全线的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开，全路总罢工。2 月 7 日，武汉工会代表和江岸工人一万多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并冲进了租界示威。吴佩罕在帝国主义的唆使支持下， 派军警包围了江岸分会，并向工人纠察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 7 人，打伤

200 多人。

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样谦带领工人英勇斗争。敌人将他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大义凛然，坚决拒绝，说：“我的头可断， 工是不复的！”

穷凶极恶的敌人将他活活砍死。

武汉工团联合会律师、共产党员施洋为工人斗争仗义执言，壮烈牺牲。工人们英勇斗争，前赴后继，先后被杀者 40 余人，受伤者数百人，被捕

人狱者 40 多人，被开除者达 1000 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 或称”二七惨案”。

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高峰。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继续发展。2 月 8 日， 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发表宣言，决心与京汉铁路工人共同战斗到底！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了“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派讲演团到各地介绍京汉路工人斗争的英雄事迹，揭露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发动各工团募捐，救济烈士家属和受伤工人；并在长沙举行两万多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先后发出四次通电，指出吴佩李、萧耀南等军阀是“万世之罪人”， “人类之公敌”，强烈表示省工团联合会“当率潇湘数万劳动之群众，以与违法惨杀京汉路工友之军阀周旋，势必复此万世之仇雠，肃此人种之公敌”。电文还呼吁全国各工团和各群众团体联合起来，“众志成城”，”伸张民权， 打倒军阀”！

身在欧洲北部的斯大林，当然不了解在中国江南革命的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并且往往用自己熟悉的苏联模式，来判断中国革命的是非，因而难免发生一些失误和怀疑。但是，斯大林也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耐下心来倾听毛泽东的话。那天下午在小餐厅里，斯大林和他周围的几个心腹人物，尽管议论了对毛泽东是否依靠工人的怀疑，但他也知道，这只能是怀疑，不是事实，不能在领袖的会谈中正式提出，只能在接触中观察了解。于是，他决定派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去看望他，摸一摸毛泽东的底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