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 不好的一面。”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

的报告，延安整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 月 10 日至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 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陆续作了自我批评， 王明却千方百计地推卸责任，拒不承认错误。

9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我们党长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 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实质是假马克思主义。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上、政治上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钦差大臣”，因而，也是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上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进行系统地批判。

王明不服。9 月 12 日，王明在会上发言，不但没有作自我批评，反而坚持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并且推卸责任，说他早在苏联的时候就反对博古的错误，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②

王明的狡辩和反攻，说明要真正端正党风，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是要经过思想斗争的。

194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主张。2 月 8 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彻底抛弃，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此就开始了。2 月 16 日，王明在延安中央医院作了一首题为《忆壮丹》的七绝，诗曰：

雍容做骨岂凡流， 荷菊梅兰未可俦。自是凛然争气节， 独逢乱谄不低头。

普遍整风阶段刚刚开始，王明便感到很不舒服，住在医院，借物言志， 通过歌颂牡丹的”雍容傲骨”及”独逢乱谄不低头”的气节，来抒发他对整风运动的对抗情绪。

整风运动如春风化丽，煦和感人。延安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在整风中，学马列，谈体会，忆历史，论现实，有理论，有实际；既严肃认真， 又生动活泼。王明感到，自己那一套教条主义的货色全完了，于是，在 2 月下旬，在中央医院又作了一首口语体的五言诗：《所谓整风运动》。诗曰：

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一切为个人， 其他都不管。

在诗后，王明还特地注明说：“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

①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 年第 7 期。

②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 年第 7 期。

国际、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个人”是指“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其他都不管”是指“不管所谓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什么损害，也不管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什么损害。”①

这两首诗和后边的注释表明，王明不仅讳疾忌医，而且对医生恶意诽谤， 对延安整风运动，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肆意污蔑，所谓“行四反”，完全是恶意地诬蔑、诽谤，不值一驳。至于“一切为个人”、“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等话，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前面已经说过，当王明把他写的那篇《学习毛泽东》交毛泽东看过以后，毛泽东就说自己“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1943 年 4 月 22 日，毛泽东致何凯丰的信中又说：

“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②

直到 1948 年 8 月，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应“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还不赞成。他在 8 月 15 日致吴玉章的信中还坚持说：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③

这些事实说明，毛泽东当时没有想“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而且是一再反对这样做，反对这样的提法。王明的造谣诬蔑，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1942 年 2 月 26 日，周恩来找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 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表面接受批评，背后又在捣鬼。1943 年春， 刘少奇回延安后，找王明谈过几次话，帮他认识错误，王明仍阳奉阴违。张闻天做王明的工作，王明挑拨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张闻天回答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得益不少。”王明又一次碰了钉子。

实际上。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打破斯大林、王明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从”国际路线”、“国际指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从而树立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是我们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 也是关系全党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指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列主义，我们是为着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去从马列主义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因此，马列主义的学风，应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他又具

① 《王明评传》第 405 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 页。

体分析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 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综合的研究，从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制定党的路线政策，做好各项工作，这才是党的好作风。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观点，概括地说，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主要目的之一。为此，他作了多年的努力，写了许多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这个观点。早在 1938 年

10 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要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口号， 并且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①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在这里，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得多么鲜明，多么深刻，多么迫切呀！然而，并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所以，1941 年 5 月 5 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在作报告时，又强调了这个论点。他说：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 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下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提，的确没有反苏和反对斯大林的意思，只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斯大林的宗派主义和惩办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3 页。

主义，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注重思想教育，只着重组织处分的做法，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往往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国际指示”、“不执行国际路线”等等大帽子， 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毛泽东由于坚持正确路线。多次被他们批判斗争，给予处分。1927 年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是正确的，有功的，却被解除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1931 年 11 月，他们又撤销了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1932 年 10 月，他们又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领导南昌起义有功，也受到了党纪处分。1930 年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的处理，对瞿秋白的无情打击，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斗争的教训时说：

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在延安整风中批判了王明的错误做法后，创造出来的方针。

但是，当年在莫斯科和工明一唱一合的康生，这时却摇身一变，成了中央领导层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了。他既掌握着整风运动的部分领导权，又直接控制着反好肃特的中央社会部。在整风前后，他利用逼、供、信，把一批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边区参加革命的干部、党员，打成“特务”、“汉奸”、“红旗党”；又利用这些“炮弹”打开缺口、制造舆论，“扩大战果”，企图把整风运动变成“整人运动”、“抓特务运动”。

有一次，康生在延安大礼堂召开控诉、规劝大会，先让被他屈打成招的一名干部“现身说法”、“坦白交待”，接着又点了许多单位和许多人的名， “敲山震虎”，闹得人人自危。

没几天，康生指挥边区保安处就逮捕了二百多人。

1943 年 7 月 15 日，康生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的“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 要求普遍开展“抢救运动”。没有几个月，闹得陕甘宁边区“特务”如麻， 人心惶惶。一封封告状信和“坦白书”飞到了党中央。

一天，师哲又把一厚叠“特务”的“坦白书”和“交待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只看了一份，就看不下去了。他问师哲：

“你相信这些东西吗？” “这都是当事人自己写的，自己但白自己是特务，还能有假？” “不，事物是复杂的！人们都在一定的条件下说话、办事、写字。你说

说，他们写的这每一句话都真实？！”

师哲轻轻地摇摇头，没有回答。他想起了本机关有两位从外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同志，为人老实，工作勤奋，平时表现很好。突然，有人说他们是派进来的特务。他们先不承认，后来，经过批判、斗争，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且写出了书面交侍材料。师哲觉得这样硬逼出来的”特务”，可能有问题，并且把自己的真实看法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沉思良久，站立起来，在窑洞里踱着步子，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师哲说：

“是啊！事物很复杂。看人看事，不能光看材料，看现象，看口供，一定要看实际。当年在中央苏区，有人抓 AB 团，靠口供、逼供信，当时说的头头是道，有根有据，结果呢，把许多好同志冤枉了。”

康生继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制造混乱。1943 年 10 月 8 日，康生批转的《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的材料中说：绥德县反特大会开了十天，有 2600 人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 280 人，被揭发

者 190 余人。毛泽东看了材料，沉思良久，提笔批道： “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

后来，毛泽东又下令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平反，并且主动承担责任，当众向受冤屈的人鞠躬，赔礼道歉。成千上万的干部党员解脱了，整风运动的航船绕过了暗礁，驶出了险滩，扬起了胜利的风帆。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斗争，相互依存，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应该看到，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是正确的，毛泽东对王明的批评斗争是正确的，但没有斯大林的支持、默许与认可也是办不到的。应该承认，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有个发展过程；而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前期已有初步认识，并有积极行动，是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斯大林的认识虽然有错误，有反复，但也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共党内斗争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时，共产国际威信很高，组织性强，纪律很严。李立三、王明等人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1937 年王明回国时，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很高，是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又是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所以回国后，他到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活动，拉关系， 搞宗派，发号施令，妄图取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的宗派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甚至造成了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一致，让人们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就在这严重混乱的关头，1938 年秋的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指责王明的错误言行，对于加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在延安整风中反对的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有许多是来自斯大林。斯大林对此虽然不满，但还是容忍了，默认了，并没有强烈的反击。斯大林虽然曾经怀疑中共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怀疑毛泽东成为“第二个铁托”， 但他始终没有对中共和毛泽东采取对待南共联盟和铁托那样的粗暴、蛮债态度。尽管王明一伙在不断煽动，毛泽东又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不盲从的方针， 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采取了支持、帮助为主的立场，这对延安整风的胜利和后来全党全军的统一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斯大林甩开王明而支持毛泽东是尊重事实、尊重中共、“忍痛割爱”的正义之举。自信而固执的斯大林长期信任王明，而对毛泽东”一无所知”。毛泽东所坚持的又是和苏联模式大不相同的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因而，斯大林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由怀疑到支持、赞扬是可以理解的。难能可贵的是：当斯大林发现王明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到惨败而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革命有了转机的时候，他尊重事实和真理，甩开了王明而支持毛泽东。这不仅需要用高度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且需要扭转苏共和共产国际高层领导的习惯势力。斯大林这样做了，并且默认了延安整风中批判王明（实际上包括斯大林）的错误，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毛译东对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