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译东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 争，大体上分三个阶段。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大体上约15 年，从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算起，到 1949 年 7 月初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赴苏会谈。在此之前，王明一伙完全听从斯大林的意旨，照搬苏联模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路线、方针

① 《俄帝侵略中国史》第 440—441 页。

和政策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毛泽东一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心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艰苦奋斗，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他也强调争取外援和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他特别指出：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部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绝下允许有任何奴颜卑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因此，无论斯大林以几个师的精良装备作诱惑，要中共派人取来搞武装；无论”钦差大臣” 王明 1937 年回国后如何内外活动，软硬兼施；也无论斯大林打电报威胁：“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按照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行动的方针，因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党虽然不断地发展壮大，但尚未执政；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活动多是通过外交途径，与执政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谈判或与地方军阀政府（如新疆的盛世才）谈判达成协议的。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此虽作过批评和抵制，但当时不可能制止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

1949 年 1 月 31 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抵达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听取毛泽东和中共的意见。2 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去到米高扬的住地拜会他，特别谈到了独立自主问题。他谈得言简意赅， 掷地有声，寓意深刻，余音无穷。兹按当时的翻译师哲同志的回忆录，将这段话记在此处：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步骤是牢靠的，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许还要更多。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充满信心，稳步地朝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接着，毛泽东给米高扬谈了交朋友的问题，特别分析了真朋友和假朋友的问题，富于哲理，非常深刻。他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 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毛泽东侃佩而谈，米高扬凝神静听。听着听着，米高扬显得忐忑不安。他觉得毛泽东的话似有所指，但又觉得高深莫测，不明所以。他没有插话， 也没有表态，只好回去向斯大林汇报。

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批评。

第二阶段是面对面地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作斗争，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这个阶段的时间不太长，大约从 1949 年 7 月初到 1950 年 2 月 17 日。主要是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赴苏和斯大林会谈，毛泽东和斯大林直接会谈。这些会谈的情况，本书在前边已经作了介绍，不再赘述。需要补充说的是，毛泽东不仅在大的方面，在原则上，对大国沙文主义倾向顶得很硬，而且往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生活上，有时也抓住时机，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行为

和轻视穷国、弱国的傲气进行必要的顶碰。1949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死鲤鱼不吃”，严令“扔回去”，便是个生动的事例。

毛泽东生活俭朴，待人和蔼，不讲究吃穿，反对那种以富凌穷、摆阔气、兜架子、耍威风的坏作风。1949 年 1 月，米高扬到西柏坡，穿着高级的圆领皮大衣，戴一顶显赫的圆筒皮帽子，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十分威风。起先， 毛泽东对他很尊重，热情地欢迎这位来自友好邻邦，并由斯大林派来的使者。但是后来，米高扬那摆阔气、兜架子的作风，使毛泽东有点反感。

为了招待斯大林派来的客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安排了三次酒宴。西柏坡是个小山村，又在战争环境中，没有什么高级食品，只有简单的菜蔬： 白菜、萝卜、豆腐，部队养的猪和鸡，还有从滹沱河里捕来的鱼。厨师听说招待苏联朋友，精心制作，用鲜鱼做了红烧鱼，还特意做了溜鱼片等花样。苏联人也很热情，拿出了他们带来的许多罐头食品，伏特加酒，葡萄酒，满满摆了一桌子，显得很阔气。

米高扬特别能喝酒。他喝酒不是用酒盅，而是用大玻璃杯。大半玻璃杯汾酒，他端起来，像喝凉水一样，“叽咕叽咕”几下子就灌下去了。毛泽东沾酒脸就红，碰杯之后，尝一点，就不能喝了。中共五大书记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不能多喝酒；周恩来算是酒量大的了，但哪能与端起玻璃杯子来把酒“咕咚咕咚”直往肚子里灌的米高扬比？碰杯之后，谨表敬意， 喝酒是有限的。

毛泽东见苏联人举起酒杯，大出风头，工夫不大，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尝了尝中国的饭菜，夸赞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中国革命胜利了，我门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十分高兴，给米高扬夹了一块红烧鱼，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 米高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才动叉子吃鱼。

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这年 12 月，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命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①

果然，苏联人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位上校带人送来的。中餐厨师一看，是死鱼，就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

苏联上校慌了，想问情况，语言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他当即表示歉意：“对不起！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

从此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因此，1957 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赫鲁晓夫特意叮咛：“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仅这一阶段的效果看，其明显者：

一、斯大林公开地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说“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

①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第 98 页。

“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这样公开地承认错误，在斯大林的历史上是很少有的。

二、公开发表《公告》，宣布 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均失去效力，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 这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的重要成果。

三、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如毛泽东所说，“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①巧妙的斗争化敌为友，把当初对中国搞大国沙文主义的“对手”，很快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帮手”。面对此情，人们不能不佩服、赞美毛泽东那高超的斗争艺术。

后来，在谈到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时，毛泽东说： “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

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② “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

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③后来，中苏论战，兵戎相见，实际上也是对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批判。

第三阶段，“一边倒”、“不称霸”、真诚地站在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一边，反对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写道：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④苏联没有橡胶园，不生产橡胶，每年需要大量的资金向西方国家购买生

胶。斯大林对此很忧虑。有一天，他把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几位领导人，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里，就解决苏联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西方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斯大林说：“橡胶是植物徘泄出来的液体金子，它对发展各项现代工业，尤其是对军事工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帝国主义在橡胶问题上卡我们，对我们搞封锁和禁运， 你们记得吗？我在同毛泽东会晤时，曾经谈到过这件事。

可他好停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正面答复。”

众人心须神会，知道苏联的统帅又在打中国人的主意了。善于拍马逢迎的赫鲁晓夫立刻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

“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①

斯大林采纳了赫鲁晓夫的建议，口授了发给毛泽东的电报，“要毛划出

①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42 页。

②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③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61 页。

一块合适的地方来给我们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②

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革命领袖。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又憎恨那些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剥削的帝国主义列强。他曾多次高喊过“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他曾为救国救民而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数十年如一日。直到 1949 年 9 月 21 日，他才在北京宣布：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现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再山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①

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又领导着一个获得解放的伟大民族正在建设新中国的毛泽东，怎么会允许别人在自己头上指手划脚？又怎么会允许外国人到自己的国家里，划出一块地方来、建立橡胶种植园？

然而，足智多谋的毛泽东，并没有简单粗暴地拒绝斯大林的建议，而是巧妙地给斯大林提了个反建议：

“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 作为对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②

既不损中国的主权，尊严与权利，又不伤朋友的情面与和气；既同意在海南岛为对方建立一个橡胶园、帮助对方生产橡胶；又强调要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由对方提供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实际上由被动变为主动， 由不利变为有利，将妄图侵权的剥削、变成了互相帮助的奉献。

短短的一份电报，不显水、不露山，却显示出毛泽东的政治手段不凡。在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读完了毛泽东的复电，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

在场的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许多人也都面面相觑，沉默不语。

斯大林嘴里噙着他那只早已熄了火的短烟斗，沉思良久，又抬起头来， 用他那犀利的目光看着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倒吸了一口凉气，浑身感到吃紧。他知道，这位性好猜疑、喜怒无常、大权独握、冷酷无情的最高统帅，说杀就杀，说押就押，对任何人都不会留情面的。现在，他这样望着自己，显然是没有忘记自己首先提出来要给毛泽东提这种建议。斯大林当场采纳他的建议，给毛泽东发了电报，酿成了这个苦果。毛泽东的答复是绝对正确的，有理有据，无懈可击。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一剂必须吞下去的苦药，只好由我们自己来吞咽了。赫鲁晓夫委婉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反建议，向中国提供了建立橡胶园所需要的帮助。

中国人利用这些援助，积极发展橡胶生产。1951 年 8 月制订了一个计划， 随后又在广州召开干部会议，专门研究了扩大橡胶种植面积、建立国营橡胶

②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5 月版第 376—377 页。

①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②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5 月版第 376 页。

园、发展橡胶生产的问题。苏联山派来专家参加这一工作。

1952 年 8 月，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苏，与斯大林会谈的内容之一，就是中苏缔结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

斯大林十分高兴地说：“你们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上，也是援助苏联。”

9 月 16 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

此后，中国帮助苏联从斯里兰卡等国购买橡胶，以解决苏联用胶的燃眉之急。后来，中国积极发展橡胶生产，按期偿还了苏联提供的贷款，并支援了苏联的橡胶工业。

据历史见证人师哲同志说：赫鲁晓夫关于橡胶问题的叙述，多处失实。五十年代初，苏联是急需橡胶。斯大林也曾经说过，橡胶是黑色的金子，我们的飞机、汽车、拖拉机等等都急需橡胶，西方的帝国主义利用橡胶卡我们的脖子，而我们苏联的气候条件不能生产橡胶，只能用人造橡胶，希望中国能帮助我们想点办法。

中国总理周恩来当即表示可以。后来，毛泽东让周恩来从斯里兰卡，通过班达拉奈克夫人等买了大批橡胶，转让给苏联。斯里兰卡运载橡胶的轮船到广州后，立即将货转装到苏联船上，经海参崴运往苏联，从而帮助了苏联的建设。赫鲁晓夫说：苏联从中国“没有得到一点点橡胶”，不是事实。

其次，赫鲁晓夫自己说得前后矛盾，莫衷一是。例如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①而同一个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又说：他不但没有这种提议，而且是坚决反对斯大林这样干的，并因此而受到了斯大林的“厉声斥责”。读完复电后，赫鲁晓夫“设法避开斯大林的眼光，因为我知道，他还没忘记是我首先提醒他不要提出这种建议的”。②同一时间、地点，又在同一问题上，赫鲁晓大出尔反尔，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置信。

从斯大林来看，当时他并没意识到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反感。所以，过了不久，有一天，斯大林在用餐中， 吃了一只菠萝罐头。那甜中带酸的味道，使他觉得十分可口，食欲增加了， 他边吃边说：

“好极了！好极了！这种菠萝罐头是哪儿产的？味道真不错！” 说着吃着，斯大林又拿起罐头筒子来仔细地看着。

站在旁边的马林科夫，边上前来为斯大林收拾餐具，边回答说： “斯大林同志，这是产自中国南方的水果，汁多味美，营养丰富，对身

体极有好处！”

斯大林站立起来，又看了看菠萝罐头筒上的汉字，转过身来，点燃了手上的特制烟斗，吸了两口烟，才向马林科夫说：

“马林科夫同志，请代我向中国领导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工厂。”①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61 页。

②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5 月版第 376 页。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62 页。

这种居高临下、桀骜不逊的态度，连给斯大林当了多年秘书的马林科夫也感到有点吃惊。马林科夫抬起头来，看了看站在一边的赫鲁晓夫等人，一时不知所措。

赫鲁晓夫鼓足勇气，站出来说：“斯大林同志，中国共产党刚刚在中国建立了政权不久，从前那儿已经有不少外国人建立的工厂了。如果我们苏联， 一个社会主义的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②

斯大林很不高兴，转过身来，瞪了赫鲁晓夫一眼，径直向屋外走去。 马林科夫犹豫再三，还是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向中国发出了要求建立菠

萝罐头厂的电报。

过了几天，收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复电。在复电中，毛泽东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斯大林的无理要求。复电说：

“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立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①

话说得很委婉，但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态度却十分严肃。

斯大林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吓得在场的人谁也不敢作声。

然而，毛泽东不管这些。

在发复电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估计到了这份复电可能引起斯大林的反感和不满，因此，复电的措辞十分讲究：尊重对方，礼貌待人，有理有节，分寸得当，既捍卫了自己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又避免与苏联老大哥发生争执和冲突，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对大国沙文主义决不妥协。在这里，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他不想冒犯别人，不想去侵占别国或别的民族的利益，而只想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如果有人来侵犯，就要给予坚决回击——而不管来者是谁。

《赫鲁晓夫回忆录》在谈到对毛泽东的印象时写道：“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①

赫鲁晓夫是以预言家的姿态说这番话的。然而，正如中国的古语说的那样：“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曾捍卫和发展过马克思主义，为本国和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而赫鲁晓夫只会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打扮自己的嘴脸，而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改造自己的灵魂，因而他虽然当过苏共中央总书记，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赫鲁晓夫没有。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违反了这一原则，因而理论上和行动上都发生严重的错误。行动上的错误，来自于理论上的错误。而理论上错误的症结在于：斯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62 页。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62 页。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第 659 页。

大林强用“劳动者自决”这一干涉主义的口号代替列宁的民族自决的原则。早在 1918 年 1 月，在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提出了按“劳动者自决”的精神来修改民族自决的原则。斯大林说：

“这一切表明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②

斯大林的这种主张，在 1919 年 3 月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由布哈林抛了出来。布哈林反对民族自决权，说“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

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对这种主张进行了详尽的批评。他指出：在各民族中，劳动者是否具有决定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力量，取决于这个民族内部的发展；而每个民族的发展过程都具有自己浊特的道路和特征。但是，布哈林等人的主张就是不承认劳动者阶级尚未掌握权力的民族有自决权，这只能理解为是要通过暴力把革命政权强加给其他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

斯大林并未从列宁的这次批评中汲取教训，大国沙文主义内外兼施，愈演愈烈。因而 3 年后，气得列宁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30 年后，毛泽东也不得不同他和他的继承者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持久的斗争。

② 《斯大林全集》第 4 卷第 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