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的关键。毛译东和斯大林虽都主张和平解决， 但分歧有四⋯⋯

12 月 4 日，蒋介石又杀气腾腾地飞抵西安，向张杨摊牌：要东北军和十

②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版第 84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6 页。

六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不成功便成仁”；否则，便要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接受改编。

张杨以各种方式，恳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联合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拍案顿足，大发脾气， 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要抗日，等我死了，你们再去抗吧！”“善说”“哭谏”，均告失败。为了国家民族，张、杨决心“兵谏”，活捉蒋介石，逼迫他抗日。

1936 年 12 月 12 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指挥部队活捉了蒋介石和他调来的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押在了西安， 发表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十分震惊，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分裂政策，并可能危及到苏联的安全。

在斯大林看来，蒋介石是唯一可能成为中国民族领袖的重要人物。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可能保持某种形式的政治团结，才可能实现抗日，才可能防止日本侵略者入侵苏联。因此，西安事变一爆发，苏联报刊就指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阴谋。1936 年 12 月 14 日，《真理报》社论《中国事变》中写道：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支持的煽动蓄谋的汪精卫”分子搞的，“张学良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系统地实行分裂政策”的表现。12 月 15 日，《消息报》社论指出：这次事变“不仅是南京政府的危险，而是一个对于全中国都极为明显的危险”。

1936 年 12 月 13 日，苏共总书记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避免中国出现长期内战，而使日本坐享其利，在蒋介石能回心转意、赞成抗日的情况下，尽快释放蒋介石。

1936 年 12 月 16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 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到以上情况， 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2）保证中国人民的权利；（3）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

（4）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

其实，西安事变一爆发，中共中央在收到西安刘鼎发来的密电和张学良的来电后，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朱德、博古和张国焘出席。毛泽东首先对西安事变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人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是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开始的。但是，因为事变采取了武装要求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和其主要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已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关于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毛泽东分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

造成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这是日、德、意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是如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结束“剿共”内战， 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和平阵线所希望的。所以，正确解决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

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争取第二种前途，党的方针是：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问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①

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中共中央根据这个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委派周恩来。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二是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三是应张杨的请求，派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12 月 15 日， 毛泽东、朱德等发出《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肯定张，杨之举是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是蹶然揭出正义之旗的爱国行为；责斥亲日派对张杨的武力讨伐是亲者痛仇者快之愚举。

12 月 16 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做了大量艰苦细微的工作， 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达成了以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基本条件为基础的六项协议。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逐步实现。这六项协议是：（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 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12 月 24 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同意联红（联合红军）及抗战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到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25 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

就这样，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

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都主张释放蒋介石， 但他俩的看法有重大的区别。这些区别是：

一、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实现全面抗战的“一个必要前提”。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特务的阴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则与此相反。这一点周恩来在谈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时说得很清楚：“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①

二、毛泽东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是民族英雄，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是革命的、进步的重大行动，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救国壮举， 是“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伟大事业，而不能是非混淆，

① 赵振军、温瑞茂：《中共中央在陕北》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第 83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下第第 311 页。

功过颠倒，不能说他们的行动”客观上只能有损干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斯大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认识，导致了他们时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错误政策。蒋介石回南京后，置“六项诺言”、”领袖人格”于不顾，扣留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1937 年杨虎城在美、英、法考察时，曾派人与苏联联系，希望去苏联，遭到了苏联的拒绝。

三、毛泽东认为：蒋介石顽固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顽固坚持的“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只有在西安事变”兵谏”的威逼之下，经过尖锐的斗争才可能改变，才可能“获得深刻的教训”，才可能”结束”。①他认为对蒋不能一味地妥协退让，只有逼蒋， 才可能实现全面抗日。

四、斯大林的联蒋抗日主要是从苏联的东方安全考虑的。毛泽东的逼蒋抗日主要是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考虑的。两人的考虑都有国际主义的因素，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都不得不主要考虑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

经过西安事变的“兵谏”威逼，蒋介石立下了联共抗臼的六项诺言。但是，蒋介石说话是不算数的。正如杨虎城说的，”蒋介石出身流氓，阴险狠毒，狡猾奸诈，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放蒋后必遭残酷的打击报复”。果然不出所料。1936 年 12 月 25 日，蒋介石刚一飞离西安就背信弃义，飞抵洛阳后，诅迫张学良立即释放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及被扣飞机。26 日软禁了张学良，并公开以蒋介石名义发布由陈布雷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词》，欺世盗名，一派胡言。

12 月 28 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把蒋介石在西安答应的六项条件公诸于世，敦促其全部兑现。毛泽东指出：

“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②

1937 年 1 月 1 日，亲日派何应钦下令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西安，妄图挑起

内战。周恩来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协商后，由杨虎城领衔于 1 月 5 日通电南京政府，严肃指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萁豆相煎之争”，否则，若再打内战，“则虎城等欲求国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①。态度十分强硬。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揭露汞日派以“拥蒋”力名挑动内战，准备投降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并调动红军主力向关中集结，与张杨部队结成联军，准备迎头痛击亲日派的进攻。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见硬的不行，才同意谈判和解。总之，西安事变使蒋介石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使他看到了革命人民的力量，才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联共抗日的要求，结束了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镇压的错误政策。国内逐渐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斯大林那种过高的估计蒋介石的革命性，要求中共对蒋介石一直采取妥协、退让、姑息迁就，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做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4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47 页。

① 《杨虎城于学忠通电抗议扣押张学良挑动内战》1937 年 1 月 6 日西安《解放日报》。

法，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37 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是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体现。

1937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7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迅速开展全民族抗战。《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龟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17 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力代表去到庐山，就抗战问题与蒋介石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蒋介石虽然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 但对抗日问题仍然犹豫不决。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是毫不犹豫、变本加厉的。8 月 13 日，“上海事变”爆发。15 日，中共中央又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尽快灭亡中国的威胁下，由于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政策的感召，由于全国人民抗日舆论的推动，8 月 22 日，蒋介石才不得不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布了蒋介石关于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团结救国的谈话。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完全形成。

就这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经过整整六年的艰苦斗争，才战胜了蒋介石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全面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