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怀疑毛泽东。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提出“一切服从统 一战线”的口号。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由于认识上的分歧，1937 年 8 月，共产国际讨论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时，也没有直接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而仅仅

④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第 123 页。

① 1936 年 6 月 10 日《消息报》。

② 1936 年 6 月 10 日《消息报》。

③ 1936 年 6 月 24 日《真理报》。

① 《六大以来》（上）第 781 页。

是召开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工明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而斗争的时期》，接受了王明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建立反帝反日统一战线的立场。此后， 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报纸《救国时报》同时刊登王明的文章，进行宣传。

与此同时，1936 年 8 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决定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提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要争取抗战胜利，关键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积极帮助中国抗日。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抗战的领导权不应该归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而应该归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因此，1937 年 8 月 21 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为了支援中国抗战，苏联政府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贷款。1938 年 3 月1 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定，苏联给中国贷款五千万美元，作为中国向苏联购买武器及设备的贷款，中国用输出农产品的方式偿还。1938 年7 月 1 日，苏联又向中国贷款五千万美元。1939 年 6 月 13 日，苏联又向中国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苏联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派来数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有米哈伊尔、切列潘夫、奇诺夫、伊里亚绍夫、特霍尔、石洛夫、卡里亚金、鲁斯基赫、康斯坦丁诺夫、别洛夫、布尔科夫等人。1940 年 12 月，斯大林派崔可夫来华担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军事总顾问，带领十五名军事顾问到达重庆。同时，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一百五十架战斗机，一百架快速轰作饥，将近三百门火炮、五百辆汽车的援助。1938 年 9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提出了援华抗日的六项措施，特别强调，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从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经过他们来加强国际援华运动。崔可夫承认，在国民党的“所有战区都有我国的军事顾问，但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没有苏联顾问”，“从国外购买的或从国外援助中得到的所有武器都归蒋介石支配。”“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日本军队那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起来的”。①苏联顾问李德把苏联的这种援助说得更生动具体。他说：“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请和著作”，“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②

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他写的回忆录《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中，记述了他出发前，斯大林给他的叮咛。斯

① 转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1983》第 303、304 页。

② 转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1983》第 303、304 页。

大林说，给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①斯大林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我们同蒋介石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你熟悉所有这些文件，请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反击侵略者⋯⋯”②斯大林强调说：“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害怕丢掉存入英美银行里的资本⋯⋯”③从这些言论和行动中，不难看出，斯大林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胜过了相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主张依靠国民党蒋介石拖住日本的后腿，从而达到“武装保卫苏联”的目的。1940 年底，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1944 年 9 月，美国赫尔利继任驻华大使，他来华时取道莫斯科，就中国共产党事问过斯大林。斯大林说：“中国哪有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罢了。”④

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和中共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毛害怕工人， 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斯大林对驻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又过于信任，把他当成了自己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言听计从，使斯大林很快地陷入了偏听偏信、“偏听则暗”的境地。

1937 年 11 月，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同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康生、

王稼祥、邓发、季米特洛夫。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王稼祥在 1968 年 5 月写的《我的履历》中说：

“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 3 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 30 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 30 千或 30O 千。斯大林就说， 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后来谈话就涉及到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斯大林曾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①

“当王明问中国革命战略阶段时，斯答复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当谈到军事工业问题时，斯说没有大炮是很困难的，苏联愿给以帮助。谈到政权问题时，斯说打日本不要先打头，这实际上便是要打游击战争。”②王明、康生回国前，还同王稼祥一起会见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941 年 10 月 8 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稼祥谈到了这次会见情况。王稼祥说：“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 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

①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1 页。

②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5 页。

③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6 页。

④ 转引自《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1983》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第 304 页。

① 《革命史资料》第 7 集第 29 页。

② 《文献与研究》1986 年第 4 期。

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①

师哲回忆说，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谈话，说王明回国前，他们就提醒过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 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②

1937 年 11 月 14 日，王明、康生等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29 日回到延安。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曾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 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然而，王明毫无自知之明，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然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中共中央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总结党的工作，于 1937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反对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的正确原则，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王明批评洛川会议“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 的言行准则”；过分地强调独立自主和无产阶级领导仅。王明批评毛泽东的

《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他对毛泽东提出的谁领导谁的问题十分不满，认为不能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权，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只能“共同领导”，从撇弃了无 0 产阶级的领导权，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曾经迷惑了一些同志。

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由于当时缺乏实践，许多人还在等着看。中国的抗战才开始，人们缺乏实践经验。王明又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迷惑了许多人，自己若出面反驳，岂不是自己孤立自己，自讨没趣吗？王明曾长期担任党的领袖，虽说“左”得出奇，败得很惨，使中国革命的势力几乎完蛋，可如今他在苏联镀了金，成了“钦差大臣”，带着“尚方宝剑”，这次又使出右的花招，大有取而代之的气势，自己怎么去劝阻呢？！

想来想去，毛泽东走出杨家岭来到延河边。延河，此时的延河，早已冰封雪盖，白茫茫的一片。凛冽的西北风，顺川刮来，如刀似剑，穿透了毛泽东那单薄的破棉衣，直刺肌肤。毛泽东并不觉得冷，他踏着冰雪，信步过河， 在延河滩里转了转，又不知不觉地上了坡，走到了北夫。

街道上，一群人围在一起，听一个人大喊大叫。毛泽东也凑过去看，只见人群中间，一位赤露着膀子的中年汉子，把胸部拍得叭叭响，叫卖自己的” 大力丸”。他说他的“大力丸”，能抵风，能防冻，健身强骨，包治百病。

① 《文献与研究》1986 年第 4 期。

② 师哲：《我们党的红管家——回忆任弼时同志》，《中共六十周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版第

368 页。

好几个人掏出钱来，准备买药。忽然，一位老大娘哭叫着扑了过来，双手拉住卖药人，要他给她的儿子抵命，说她的儿子吃了他的大力丸，不仅病没好， 昨天晚上却死了，人命关天。卖药人听说死了人，不再吹牛皮、卖假药，慌忙收拾摊子逃跑。周围准备买药的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也恍然大悟，喃喃地说： “是啊！要治牛皮大王，只有拿出事实！”

暗暗跟来的警卫员，以为毛泽东要拿什么东西，忙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不，这种东西，现在还很少，只好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看吧！” 政治局会议决定让王明到斗争中去实践，让他带了些人去武汉。

王明有点像红楼梦中描写的”中山狼，得势便猖狂”。他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不仅到处夸夸其谈，而且有意和毛泽东的主张、路线闹对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王明到了武汉后，急欲求成，擅自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含有大量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抹煞土地革命战争中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性质，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说成是由于国共两党分裂，造成十年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局面；把中国共产党以争取民主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成是一种恶劣的倾向；鼓吹由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要求各方面的军队在一个统帅蒋先生的统率之下作战；提出为了保卫武汉，应集中军队及一切武力，如北方的人民武力，进行庞大的运动战等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妨害了长江局等地的工作。

毛泽东耐心地批评教育，王明不服气，并秘密地在党内搞宗派活动，拉拢一些中央委员支持他的主张。

1938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例会，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毛泽东、洛甫、王明、周恩来、康生、任弼时、凯丰等八人参加。会上，王明又跳了出来，借题发挥，继续鼓吹他那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

王明认为在军事上，应当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无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迅速增长的力量，把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王明说：“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属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党，因此，凡是真诚抗日救国的人，都希望国民党本身工作有更大的改进和加强。”①为了使蒋介石国民党指挥所有军队，王明还提出八路军及各种兵种力量应在“五统一”的基础上。“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②这实际上是要把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完全交给蒋介石。

毛泽东、洛甫、任弼时等人，批判了王明的错误主张。他们重申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不要忘记，但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保持独立自主。毛泽东特别指出，在指挥关系上，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八路军主要是采取游击战。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创造新的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

① 《中共中央在陕北》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第 116 页。

② 《中共中央在陕北》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第 117 页。

队创造成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许多根据地，晋察冀便是好的例子； 要使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根据地。

争论多时，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会议决定，王明、凯丰去武汉，一个月后王明回中央，凯丰留在长江局工作。

野心勃勃的王明，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不仅肆无忌惮地进行宗派主义的活动，而且会议之后，便公开地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盗用中央名义，把他那右倾投降主义的黑货，冒充中共中央的路线，大肆宣传，其错误严重影响到抗日的方向。

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大片领土。亲日派汪精卫等叫嚷： “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后，曾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当英美援助不到、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也叫嚷“亡国论”。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又喊“速胜论”，徐州失陷后，又唱起了“亡国论”。

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特点及敌我力量的当前对比和发展趋势，集中全党智慧，精心写作，对持久抗战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写作是高度集中的脑力劳动。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精神高度集中，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一写就是六七个小时。有一次，他写得情绪激动， 文如泉涌，两天两夜没有休息，眼睛都熬红了。

警卫员把饭端来，请毛泽东吃。 “就来，就来！”毛泽东说罢。伏案写作，全神贯注，精神又深入到文

章中去了⋯⋯

警卫员等了一阵，见毛泽东正在挥毫如飞地写作，把吃饭的事早已丢到了脑后；又见饭菜早已冰凉，便悄悄地把饭菜端去灶房烧热，然后端进毛泽东的窑里，说：

“主席，饭菜热了，请快吃吧！” “好，你放下！”毛泽东挥笔疾书，头也没回，继续写作。警卫员急了，

大声说：“主席，快吃吧，不能让饭再凉了！”

毛泽东礼貌地答应说：“好，好，等这一句写完了，马上就吃！”

话是这么说，可他的好句子太多了。这句没写完，那句又涌出，急得那疾飞的毛笔，龙飞凤舞，停不住脚。毛泽东又随着那飞舞的笔墨，神采飞扬地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将吃饭又忘记了⋯⋯就这样，警卫员一连热了三次， 毛泽东才吃了一餐饭。

延安的早春，气候尚冷。一到深夜，寒气袭人。警卫员见毛泽东写作时常冷得跺脚，给他生了一盆木炭火，放在脚下取暖。

脚不冷了，毛泽东更加聚精会神地写作。写着，写着，感到脚下烧乎乎的，他心想写完一段再看。谁料，一段未写完，脚烧疼起来，他低头一看， 糟糕，棉鞋着了⋯⋯

就这样，毛泽东废寝忘食地写了十多天，《论持久战》完成了。1938 年5 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

《论持久战》写了一百二十个问题，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深入分析，处处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

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春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的矛盾，把它看作考察中日战争的唯一依据。“速胜论”者夸大了其它矛盾，忽视了敌强我弱的矛盾。他们都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科学地论述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论述了抗日战争必须实行人民战争；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规定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为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思想，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解决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军事科学。这是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策略战术的重要文献。中共中央曾两次致电长江局，要求他们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这一文献，但王明等人借词推拖，不予刊登。1938 年夏，王明还写过一首《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的诗，诗中说：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 阶段三分只遁牌。

第三句下还注明说：“此处指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 这不仅是对毛泽东及其光辉著作《论持久战》的污蔑，而且透露出他的“亡国论”思想，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无力持久的。后来，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继续散布上述错误观点，承认他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1938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要在延安开会。王明却要会议到武汉去开，并且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摆出共产国际执委的架势，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要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他所领导的长江局所在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

毛泽东看了电报，十分气愤，厉声责问：“党中央在延安，还是在武汉？” “我们党中央的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开？！”并且明确表示：“我就是不去！”

王明见此计不行，又生一计，想通过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探听共产国际指示的内容，他给王稼祥发了一封电报， 要他速去武汉与自己单独会谈。

王稼祥一眼就看穿了王明的诡计，立刻骑马到毛泽东的住处，把王明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动声色，边看电文，边问王稼祥的看法。王稼祥说：“我看王明这样搞是不对的。我当然不会去。我想回个电报，催他立即来延安！”

“对！”毛泽东点点头，“这样做很对！”

王稼样在电报中，对王明措辞强硬：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

己负责。

王明又设法拉拢中央委员。大多数中央委贝支持毛泽东。于是，王明不得不来到延安。1938 年 9 月的一天，延安风和日暖，秋高气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走到讲台前，宣布“现在开会，先由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

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都在屏息静听。当王稼祥读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最后一段：“中共抗战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王明听着，脸色灰白，满头虚汗。原来，他以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未得到共产国际的确认，是非法的；他自己才是得到共产国际“加冕”的“合法领袖”。谁知，在这当口，共产国际翻脸不认人。他难受得低下了头。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又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强调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会议决定撤消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由刘少奇同志领导中原地区的工作。

就这样，王明又一次失败了。王明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自称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导下工作的，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当然，王明能否代表斯大林？不一定。但是，斯大林确实指导过王明、而且、后来的一些事实证明、在当时的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斯大林和王明的看法几乎一致。这也难怪。因为斯大林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来指导；而在复杂多变的中国，要使革命的航船绕过暗礁险滩，取得一个个胜利，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而这一点，只有毛泽东才有能力、有魄力去实现。

当时，王明不懂得也不承认这一点，还有许多怨言。师哲就此问毛泽东。毛泽东说王明这人夸夸其谈，背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解决问题，离中国实际差十万八千里，怎么能不碰壁呢？

一次，在庆贺吴玉章六十寿辰的小会上，办公厅安排由王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地问：

“这是谁安排的？不能让他到处胡吹！”

但是，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康生一伙要以”叛徒”、“特务”的罪名整王明，毛泽东却坚决不同意。他说，思想问题、路线问题，认识了就好， 王明是有代表性的，不能胡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