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是很不容易的。”

天下无难事，实事求是难。毛泽东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很不容易的。”的确，中国共产党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为此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毛泽东和斯大林围绕这个问题也曾进行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

斯大林热情地帮助中国革命，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他远隔万里，关山重重，对于复杂多变的中国情况不可能深入了解，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充分掌握，因而，他的主意、办法和意见，不仅往往脱离实际，而且由于他的固执和粗暴，曾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没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就简单化地把中国革命划分为二个阶段，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导致了对革命性质的混淆和一系列政策、策略上的“左”倾。

发生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斯大林把蒋介石和汪精卫看错了。他把蒋介石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把汪精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在蒋介石、汪精卫陆续叛变革命以后，他就不能正确地指出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基本格局，不能正确地指明革命应该依靠的力量和团结的力量。中共十一月扩大会议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因而，接连发生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左”倾错误。

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中共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时相当混乱。这不仅由于斯大林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矛盾的，而且由于参加会议的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位代表是鲍罗廷，他的头衔是苏联驻中国的最高特使，又兼国民党政府的顾问。另一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代表，印度人罗易。鲍罗廷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02 页。

他与陈独秀提出了“西北理论”。主张中共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 从而打开通向冯玉祥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罗易则反对这种意见，主张共产党应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广东去，努力“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①5 月 4 日，罗易就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向代表大会作报告，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等高级官员专程莅会听讲。罗易说：“共产党正式参加这个政府，因为这是一个要革命的政府。在革命的现阶段，斗争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参加这个国民革命政府是为了利用这个政权机构作为实现领导权的工具。”

这番话，就等于告诉汪精卫等一伙人说：“我们现在参加你们的政府， 就是为了接管你们的政府。”狡猾的汪精卫听了罗易的话，装得非常高兴， 站起身来，说他完全同意罗易的意见，小资产阶级的确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可是不久，他就公开叛变了。

后来，毛泽东对斯诺系统地谈了他对当时事变的认识。斯诺写道：“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 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毛泽东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说，”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① 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他“能说，而且说得大多了，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武装起义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

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②，“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电报，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得到了一个抄件，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那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蒋介石所摧毁。”

毛泽东在这里没有点名批评斯大林，但他知道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不切合中国实际，知道鲍罗廷和罗易都是按斯大林的理论、意图来办事的，也知道斯大林领导着第三国际。因而他说：“看来共产国际在 1927 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无权不接受。”实际上，说明了斯大林在这场灾难中的作用。

①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 121 一 122 页。

① 《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 1984 年 8 月版第 143 页。

② 《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 1984 年 8 月版第 143 页。

大革命失败后，1927 年 8 月 7 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 21 人，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结束了陈浊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并选举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四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批判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自动放弃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失败的严重错误，阐明了革命统一战线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由工农大众作主人的道理。他幽默而形象他说：关于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 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①

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发言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反对农民革命的错误，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以满足农民的要求。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扦子中取得的。”

1. 月 9 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问题和党的工作。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会上，有人主张由湘甫工农武装，编军一师与南昌起义部队配合共同夺取广东。毛泽东表示反对。他明确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他进一步阐述说：“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23 一 24 页。

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①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上山”的主张。”马日事

变”后，湖南省到处是白色恐怖，反动派到处残杀革命者。到 1927 年 6 月底，

湖南的共产党员、工会农协干部及国民党左派被杀害者达 500 人以上。毛泽

东曾在 6 月下旬，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沙、湘潭、衡山等地的农村奔走，了解工农武装情况，恢复党、团、工会、农协等革命组织，并领导湖南省委制订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明确地提出了“推翻唐生智统治”的目标。这佯，在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下，湖南各地通过“上山”和隐藏， 保存了大量的工农武装，约有 2000 多支枪，后来成了秋收起义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受到了瞿秋白力首的中共中央的重视。旱在 7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通告农字第 9 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中， 就明确指出：我们党只有坚决地站在土地革命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政权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特点，农民争取政权和土地的斗争，必须有革命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农民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武装和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农民武装不能公开存在的地方，就暂以“挨户团”等名义取得合法地位，进行秘密训练。若此办法不行，则可以“上山”。

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期间，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去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耐。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①

1927 年 8 月 12 日，毛泽东离开武汉，星夜直奔长沙。他先后到长沙清泰乡进行土地问题调查，安排杨开慧母子坚持地下斗争。18 日，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 对秋收起义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首先讨论了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与会者发言踊跃，各行已见， 争论也很激烈。毛泽东认真听了大家的发言，然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既反对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意见，也反对没收全部土地，特别是把土地收为国有的要求，提出并且论证了没收整个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的主张。这个主张，集中了省委多数同志的意见，比他在八七会议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更全面、更具体，比他前两天在清泰乡调查、草拟的土地纲领更周详、更可行。

会议讨论秋收起义中的军事问题时，毛泽东再一次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说：“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 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活。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②

会议最后决定：“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③

毛泽东很快地深入到株洲、安源、萍乡、测阳等地，组织工农力量，准

①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

① 何长工：《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毛主席的伟大实践》。

② 何长工：《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毛主席的伟大实践》。

备举行暴动。

一天，毛泽东一行三人，走到创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突然，树林里一声大喊：“不许动！”

毛泽东抬头一看，只见两边的山林里，跳出了七八个团防兵，一支支黑乌乌的枪口，瞄准了他们三个人。毛泽东感到像当头挨了一棒，眼前发黑， 几乎跌倒。大革命失败了，许多同志、战友被枪杀了。自己肩负着党的委托， 工农的期望，奔赴乡村。组织秋收起义，如今起义未起，自己却倒在敌人枪口之下，今后革命怎么办呢？！

一个手提短枪的队长大声命令：“抓起来！”

团防军一拥而上，把毛泽东他们逮捕起来。毛泽东向那位队长说好话， 说他们是过路的客商，希望放了他们。

民团队长很凶，眼睛一瞪，命令把他们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这不是威胁，毛泽东知道。在湖南，已经有好几百人被这样押去处死了。

路上，毛泽东悄悄地从一个同志手中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员把他们释放。他知道民团的普通士兵都是雇佣兵。当兵吃粮为了生活，给他些钱，会放人的。

走了一段路，拉开了距离，队长落在了后边。毛泽东趁机把钱送给了身边的两个士兵，低声劝他们放自己逃走。并说，“我遭到枪决，于你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还是放我走吧！”

两个士兵都同意放走毛泽东。

可是走在后边的民团队长一见毛泽东和两个士兵咕咕哝哝，心生猜疑， 追了上来，命令士兵严加看管，决不允许一个人逃跑。

刚升腾起的希望，刹那问又破灭了。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 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根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 7 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抵达铜鼓后，毛泽东住在准备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部驻地一一一铜鼓县城萧家祠。他不顾疲劳，没有歇息，就召开了三团干部会，并且在会上讲了秋收起义的意义、领导机构和行动计划，接着，他又和团部的几位负责人研究决定了进军的具体路线。

1927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卢德铭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铁路工人破坏了长岳和长株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要道。第一团、第二团和第四团分别自修水、安源起义，向预定的目标进军。毛泽东率领第三团于 11 日从铜鼓出发，先后攻取白沙、浏阳东门市等地，14 日转战到上坪。当晚， 毛泽东在上坪主持召开三团千部会议，忽接一团通讯员报告：第一团和第四团行军到金坪时，第四团叛变，第一团遭受突然袭击而失利。

起义伊始，连续受挫。毛泽东根据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原定的攻

取长沙的计划，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各部队，速到浏阳文家市与三团会师， 同时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省城暴动。

1. 月 19 日，毛泽东率三团转战到浏阳县文家市，与一团、二团的余部胜利会师。当晚，毛泽东主持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前敌委员会议，研究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主张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将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的大山上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师长余洒度反对毛泽东的主张，坚持要攻取长沙。

毛泽东说：我们并不是不要长沙，而是现在不能要。因为中国的革命， 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敌人对农村的控制薄弱，对湘赣边界大山上的控制更弱。我们到那里去，找个落脚点，深深扎下根来，有利于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总指挥卢德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向萍多方向退却，沿罗霄山脉南下”的主张。

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斗志昂扬，沿着湘赣两省的边界南下。望着那猎猎红旗舞东风，毛泽东壮志满怀，心潮激动，赋诗一首：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①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了莲花县城，接

着又进行了三湾改编。将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对部队进行了民主改革。后来又实行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只红薯”和“打土豪要归公”的三大纪律。10 月 27 日，部队进驻井冈山的中心——茨坪，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井冈山革命恨据地是在十分艰苦的斗争中创建的。当时敌人严密封锁， 根据地食盐、布匹、药品等十分缺乏，红军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红军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经常吃的是粗米饭和没有油盐的南爪汤， 有时甚至靠野菜充饥。冬天缺少棉衣棉被，只好盖着稻草睡觉。毛泽东带领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靠上山采药，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红军医院；熬硝制盐，力、起了硝盐场；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土布，开办红色圩场， 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毛泽东还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使根据地不断地巩固和扩大。

1928 年 4 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

农军 8000 多人，在宁冈奢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5 月 4 日， 召开了庆祝胜利会师大会，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 3 个师，人数约一万多。又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边界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创建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的道路。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伟

大创举，也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从韶山到井冈山，毛泽东上下求索，经历了无数风险，终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同时总结了其它各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开辟了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井冈山会师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①。尤其是 6 月 23 日尤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 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古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达到边界的全盛时期。

6 月的一天，红军第三次攻下水新后，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来到永新西乡塘边村，住在一位贫农老婆婆的家里。当时，这家的另一问屋子里，还住着永新县妇女部长兼共青团县委副书记贺子珍。她正带领工作队在这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呢。这位 1909 年中秋节出生的小女孩、经过十八年风风雨雨的洗礼，出脱得美丽动人。她，苗条的身材，白嫩的皮肤，爪籽型的脸盘上， 眉清目秀。特别是那一对大大的眼睛，乌黑而明亮，扑闪扑闪的，像是会说话一样，加上那爽朗的性格，她被人称作“永新一枝花”。她从小爱读书， 特别是爱看武侠小说，钦佩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早在大革命时期，贺子珍就参加了学生革命运动，并加入了青年团，由于她工作积极、斗争勇敢，在大革命高潮中转为共产党员。北伐军到永新后，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 贺子珍又加入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担任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不久，永新县的右派夺了权，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贺子珍被调到吉安县任妇女部长。永新县的一些共产党员陆续来到吉安，成立办事处，联络袁文才、王佐等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攻破县城，救出了监狱里的贺敏学等人。在暴动前后的战斗中，贺子珍机智勇敢，带领赤卫队击退了敌人一个特务营的进攻，缴获了一百多支枪，成为农民自卫军中有名的巾帼英雄。现在，她带领工作队在这一带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也就近向毛泽东请教一些政策、策略问题。毛译东那言简意赅的谈吐，深入浅出的分析，广博精深的学问，使贺子珍暗暗钦佩。

一天，毛泽东和贺子珍正在堂屋里研究调查材料，突然，村外枪声大作， 战马嘶鸣，一支地主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了。有人大声狂叫：“活捉毛泽东， 蒋总司令有重赏！”“冲啊！捉活的，有重赏！”

当时，塘边村的情势十分危急！驻在这里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庄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留在村子里的一些老弱群众，武器很少，难抗强敌。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办？贺子珍心急如焚，前后乱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相反，毛泽东却非常冷静，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吸一口烟，望着从自己口里吐出来的烟圈，渐渐扩大，散开。就像根本没听见那枪声、喊声、杂声。贺子珍提枪在手，大声地问：“怎么办？”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别急！敌人来得突然，我们缺乏准备，不能冒险硬拼！现在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

毛泽东带领组织起来的群众，很快撤离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8 页。

敌人进村了，找不到人，又不知底细，在村子里抢掠了一阵子走了。对于久经沙场的毛泽东来说，这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但在贺子珍的生活中， 这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在那生死关头，她亲眼看见了毛泽东那临危不惧举重若轻的伟大气魄，看到了他身上的那种魅力！年轻姑娘的心热了，热得滚烫；脸红了，红得发烧，胸口怦怦直跳，同志的感情之树， 悄悄地开出了爱情之花。此后她往往身不由己地去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有时见到毛泽东又禁不住脸红起来。

有一次贺子珍去帮毛泽东收拾房间、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作，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坎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着姑娘那双炽热的眼睛。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自己脚尖上，羞怯地抚摸着自己的衣扣。

毛泽东也爱上了这位聪明活泼、勇敢机智的姑娘，也意识到了姑娘的心意，忙招呼她坐下，给她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他已经 34 岁了，结过婚， 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他说，我同家人已经好久不通讯了，远隔千山，沓无音讯，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抓去了，有的说她被杀害了，真假难辨。那天，他俩谈了很久，很投机，志同道合，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共同的斗争，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 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不久，两人就幸福地结合了。

结婚后，贺子珍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

贺子珍为人豪爽，个性很强，参加革命后，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现在调来当秘书不大习惯，但她尽量搜集各种报纸、资料，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看报、看材料很仔细、在有价值的地方，画有圈圈、点点、杠杠，有的还有眉批、旁批。贺子珍等别人都传阅了，再按照毛泽东作的记号，剪下来， 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以备查阅。

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伏案写作到深夜，到天明。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着他，或抄写，或看书，或讨论，或提供情况。

井冈山生活艰苦，吃蔬菜少。贺子珍见毛泽东累得身体消瘦，颧骨突出， 就和警卫员、通讯员们商量，自己动手，采野果，摸田鸡，抓鱼虾，改善毛泽东的生活。

这年秋天，虽然敌人调遣重兵，反复围攻井冈山根据地。但毛泽东、朱德带领革命军民，森严壁垒，众志成城，连连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胜利。眼望那山下的施旗，耳听那山头的鼓角，毛泽东诗情洋溢，挥笔写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词：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就这样，毛泽东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然而， 斯大林不了解他，也不承认他，而是继续按照苏联模式，按照发动城市工人暴动夺取政权的路子指导中国革命，因而接连出现了下面三章所叙述的复杂而曲折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