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华，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1948 年 4 月，毛泽东率中央部分同志到达河北省旱平县城南庄。考虑到解放战争已经接近胜利，考虑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真诚关切；考虑到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同斯大林当面商讨，毛泽东打算亲自访问苏联，并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组，准备乘吉普车到中苏边境，然后去到莫斯科。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提出了异议。

斯大林复电的大意是：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的关头，作为统帅的毛泽东，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将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华，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望毛泽东再三考虑。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同年五月，毛泽东到了平山县的西柏坡，准备让苏方来人。但是，战局动荡，当时驻保定的敌军欲以骑兵奔袭石家庄。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苏方不能来人，此事只好暂缓。

1948 年 12 月间，苏方又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停止内战。并引用了“兄弟阅于墙，犹上御其侮”的古语，说服中共别打仗了。这一次，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重玩和平的把戏，是因为刘邓大军已进入大别山区；辽沈战役已经歼敌 47 万多人，解放了沈阳和东北全境；解放军已包围了天津和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并积极筹划平津、淮海两大战役。斯大林没有上当。苏联政府只是将原信（俄文）转给了中共，未表示任何态度。师哲将那信译成中文后，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淡淡一笑，不予理睬。

1949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歼灭了保定之敌，战局稳定了，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 月 31 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米高场抵达西柏坡。米高扬的随行人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柯瓦廖夫·H 和汉学家柯瓦廖夫·E，以及一名警卫人员。

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穿着圆领皮大衣，戴顶圆筒皮帽子，昂首阔步，十分威风。他是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的。师哲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陪他到西柏坡。路上，米高扬几次让停车，到群众家里去参观，到村镇访问农民，同男女老少攀谈，并且不加掩饰地暴露自己。

师哲劝阻无效，便问：“你既然想保密，为什么又要到处乱跑，暴露自己呢？”

米高扬傲然地笑着，作了个奇怪的回答：“在你们这里哪能做到保密？！

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而且不只说我访问了中国，或许还会说，俄国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既然如此，躲躲闪闪又有何用呢？”

师哲解释他又不听。但两年后，米高扬见到师哲时，却抱歉他说：“至今任何一个外国通讯社，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都没有报导过我那次石家庄

——西柏坡之行的消息。这说明你们党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群众相信你们，听你们的话，跟着你们走。你们的力量和影响当然是强大无比的。你知道，这在我们苏联就办不到。如果有一个什么外国人出现在我们的村镇，那立刻就会向全县、全区、全省宣扬出去的。”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星期，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粥时五位同志一共会谈了三个整天，其余时间是个别交谈、休息、游览。

毛泽东在会客室接见了米高扬，并把他介绍给其他几位书记。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共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圭中国。接着皇上斯大林赠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米高扬说：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去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第二天正式会谈，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话，周恩来、任弼时偶尔插话，

作些解释。毛泽东一连谈了三个整天，即 2 月 1 日、2 日、3 日。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

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甫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遇到敌人特别的实力了。

毛泽东说：我们军队的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分好、觉悟高，战士和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者中的反动分子大多会踉国民党走，或到台湾，或出国。对于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 1947

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于 10 月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将要在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进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上不让。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中共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的

明确化，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我党已思考过。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他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

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成、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他们的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千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这样的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么？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工作方法与制度问题。一方面，制度，秩序可以逐渐建立、完善、健全起来；工作方法也可以在工作中逐渐协调和改进。工作中的矛盾、磨擦一走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新政权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第二，胜利后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战争一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这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或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正在研究苏联经历的两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后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作为参考和借鉴。中国有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和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

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拥有最强大、最可靠的战无不胜的雄厚力量。我们的工、青、妇组织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建设中也将会发挥更充分、更伟大的作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至于现成的组织形式，工人阶级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它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不高兴他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一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它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从此以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

毛泽东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军队问题。

接着，他讲了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他形象地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的譬喻后说，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

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进来。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会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同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遭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生作用。其它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账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

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毛泽东还谈到了党的民族政策、土改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介绍了中共党内情况。其中特别谈到我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一点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 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后来，在和师哲闲谈中，米高扬谈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米高扬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米高扬在西柏坡还和周恩来、任弼时作了交谈。

2 月 7 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达石家庄，游览市容之后，登机回国去了。米高扬访华，是斯大林第一次派政治局委员直接来华了解情况和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也是中苏两党重要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它对斯大林了解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