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莫洛托夫奉命探察底细毛泽东谈历史借史论今

莫洛托夫说，毛主席如果要办什么事，斯大林表示愿意出面出力。毛泽东没有提任何要求，却谈起了中国革命史⋯⋯

那是个多雪的冬天。

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夭飞舞，铺夭盖地。皑皑的白雪，罩住了大地，覆盖着屋顶，压弯了树枝。

毛泽东喜欢赏雪。饭后，他常要走出暖融融的屋子，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孔策沃别墅的林子里散步。鹅毛似的雪花，落在他的身上、脸上，他不抖也不擦，舒心地微笑着。有时他抬起头来，举目远眺，欣赏那寥廓壮美的北国风光；有时又低头凝思，触景生情，审视那雪压冰坠的条条嫩枝⋯⋯

几辆卧车来到了别墅的厅前。

莫洛托夫来了。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又是斯大林十分器重的苏联著名外交家，受斯大林的委托前来看望毛主席。

毛泽东迎上前去，热情地和莫洛托夫握手问好。莫洛托夫说，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托专程前来拜访毛主席，看望毛主席的。他说莫斯科气候寒冷，希望毛主席多多保重，注意休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关心照顾，表示感谢，陪同奠洛托夫进入客厅，亲切交谈。

寒暄之后，莫洛托夫委婉地表示：毛主席这次远道而来，不辞劳苦，加深了苏中两党两国的了解和友谊，斯大林和他本人都十分感激。毛主席如果要办什么事，请提出来，不仅他本人愿意尽心尽力，斯大林同志也表示愿意出面出力，加深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毛泽东笑着表示，这里招待周到，热情，友好，没有什么困难。要办的事情，那天和斯大林同志当面谈过了，最好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办。至于什么事情？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联方面有经验，既然想帮助中国，就应该主动提出，以示友好；如果不提，没有诚意，我们提也无济于事，反而落个乞求的口实。他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对中国最大的帮助。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接着，谈起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共党内斗争的情况等等。

莫洛托夫只是点头聆听，既不表态，也不提任何问题。这也难怪。莫洛托夫是斯大林在外交方面的主要助手，他忙于外交方面的具体事务，很少研究中国革命，更缺乏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研究和哲学思考，因而对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分地理解，他的任务是探听毛泽东的底细。听着听着，他突然问：“你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吗？”毛泽东但然地答：“没有。”莫洛托夫的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

后来，莫洛托夫在他的《忆旧》中说：“毛泽东在莫斯科时请我喝过茶，谈到要会见斯大林，不知何时更方便。斯大林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接见他，当时，毛泽东住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斯大林对我说：‘你上他那儿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人。’”①莫洛托夫回忆说：我同毛泽东谈完后对斯大林说，此人值得一见，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毛泽东向我承认，他没有读过《资本论》。①莫洛托夫的《忆旧），证实了斯大林当时的怀疑

和冷淡态度。

毛泽东对莫洛托夫强调：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说自己在湖南搞过工人运动，对中国工人比较了解。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他们 1923 年曾经发动“二七”大罢工，震惊中外。那次大罢工，虽然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血腥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但是，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确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具有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革命性特别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觉悟程度较高；人数虽不大多，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容易组织和发动革命斗争，所以，一举震惊中外。二七大罢工，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革命品质。

事实上，二七惨案后，毛泽东壮怀激烈，心情沉重。他在组织慰勉烈士家属的同时，也看清了中国严酷的现实，记取了血的教训：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是讲暴力不讲道理的；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武装的反动派。

1923 年 5 月初，毛泽东被调到中共中央工作。当时，党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和刘少奇一起，绕道上海，随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由沪赴粤，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

6 月 12 日至 20 日．毛泽东在广州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到会代表有毛泽东、李大钊、陈潭秋、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翟秋白、谭平山。陈独秀、张国焘等 30 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

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早在 1922 年 1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在接见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时，热情地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接着又明确指出：“你们应当合作”（详见本书第三章的叙述）。8 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张国焘传达了列宁的指示，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会议尊重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多数入只同意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却疑虑很大，不太赞成。

1923 年 1 月 12 日，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只要国民党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大会在讨论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原则时，意见一致，都表赞成；但在具体合作的政策上，发生了争论，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观点，认为既然以民主革命作为党的现阶段工作，就应该集中全力于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不心进行共产党的工作。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应该来领导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①，得不到别的什么，所以只能消极帮助，不能站在领导地位。只有等到资产阶级共和国

① 转引自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79 年 9 月版第 94—95 页。

成立，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后，无产阶级再来领导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大会发言中，陈独秀以二七罢工的失败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大薄弱，甚至抱怨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②。

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认为国民党不能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强烈表示“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③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运用自己在湖南领导工人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批判了陈独秀和张国煮等人的错误观点。

大会讨论二七大罢工问题时，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悲观论点，指出：二七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总工会成为指挥成千上万工人行动的司令部，工会的决议。命令成为工人自己的法律，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和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斗争中牺牲的许多烈士，像林祥谦、施洋等人面对屠刀，宁死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革命品质。二七大罢工。使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了，怎么能以此来证明“工人阶级的力量薄弱”呢？毛泽东建议党要尽快组织营救被捕工人，救济失业工人和烈士家属。

多数代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大会通过了《劳工运动决议案》，决定选举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组织工人救济委员会，设法迫使军阀吴佩孚释放被捕工人。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报告，说明了工农结合的重要性。在报告中，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发言，依据粤汉铁路、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取得胜利的经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一些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组织发展革命的力量，发展工农运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赢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 1 月 12 日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这次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这个“秘书”职务，根据三大制定的《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纪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

毛泽东按照《组织法）规定，协助委员长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大会后，陈独秀、毛泽东联合签署了《中国共产党致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情况及经费开支情况。毛泽东常抽空儿到孙中山元帅府建设部长谭廷堉的住所去联系。当时，谭廷堉已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

②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③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省长。毛泽东通过谭加强和国民党的联系，同时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联谭倒赵的决策做准备工作。

9 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上海；不久又回湖南长沙，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的湖南地方党组织，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湖南的筹备员名义，指导筹建国民党湖南总支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0 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1924 年 4 月，组织了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1925 年 10 月，正式建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并且真正实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

国共合作，是指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的合作。上述是共产党方面的情况，现在，再来谈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情况。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以民主主义政纲开始他的革命活动，虽英勇奋斗，但屡遭失败。正如他在《国民党的旨趣》中说的：“大抵我们革命，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即举‘排满’、‘倒袁’、’护法’三役而言，我们做革命都是有头无尾，都是有始无终，所以终归失败。”

自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领导的斗争接二连三地夭折，1922 年 8 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出广州、避居上海，感到自己“没有一点实力”，似乎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孙中山重新振奋起来。正如毛泽东说的：“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①

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孙中山，派李大钊、林伯渠等人多方面给他做工作，交朋友，帮助他克服困难，出谋划策。苏联代表越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也积极地帮助孙中山。1922 年 9 月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成立了专门机构起草国民党宣言，党纲及党章。次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等纲领。1923 年 1 月 26 日，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宣言，正式确定了在联俄政策基础上的平等的中苏关系。二三月间，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了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的政府。苏联又派鲍罗廷和一些军事顾问来到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也应孙中山的邀请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孙中山当时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中，也有共产党员参加并任中央委员，聘请鲍罗廷为顾问。11 月，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早在 1923 年 4 月，他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论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主体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他写道：“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60 页。

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①

在这时，在国共合作的大半年前，毛泽东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高瞻远瞩，顶见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而且深刻地分析了其必然合作的根源和动向。

1923 年 12 月初，毛泽东再次到达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1924 年 1 月 20 至 30 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会议，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等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毛泽东在大会上多次发言，有些发言是很重要的。如 1 月 20 日下午，大会讨论组织国民政府的必要性时，毛泽东作说明。他说：“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还不是说明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是待议问题。因此，表决也仅限于《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

②

大会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顺利地通过了这项决议案。

大会围绕国共合作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22 日上午，毛泽东等 19 人由大会主席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攻击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说党中不能有党，要求将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规定写进章程。国民党右派分子冯自由起来，叫嚷反对国共合作。顿时气氛紧张，李大钊在大会上阐述了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主张，驳斥了方瑞麟的观点；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也发言反驳方的主张。

坐在 39 号席位上的毛泽东，审时度势，看见当时赞成国共合作的呼声高涨，方瑞麟一时孤立，立刻抓住时机，提议停止讨论，“请付表决”。结果，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①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从而保证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这样，就便利于把改组前的政治方向不明确、内部非常复杂、组织不够统一的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改造成有核心领导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

公开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议案破产后，一些实力派人物又企图通过“比例选举制”的办法，孤立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比例选举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之一，比利时、德国、法国都曾用过。这种制度根据各政党在选区所得选票、按其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各政党的议员席位名额，有叫它为“比例代表制”的，也有称它为“哈尔投票法”的。在国民党“一大”选举前，有人提出“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并在大会上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

知识渊博、多谋善断的毛泽东听完发言，当即反驳，说：“现时比例选

① 1923 年 4 月 10 日《新时代》创刊号。

② 1924 年 1 月 20 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① 1924 年 1 月 20 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①

赞成比例制的实力派人物说，比例制通行于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在野时，都曾赞成这个制度。

毛泽东接着辩论，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这样，由于毛泽东等代表的坚决反对，这一提案未能被大会通过。

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博得了许多代表的尊重。1 月 25 日上午，讨论《出版及宣传问题》案，毛泽东受代表们的委托，就审查结果作了说明，并”请主席以审查结果全文付表决”。“众谓无异议。”②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其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在组织上克服国民党过去组织松散、没有中央组织的状态；规定在保留孙中山为总理的情况下，把国民党的个人领导制度改为基本上的民主集中制，设立中央机构。毛泽东等代表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比例选举制，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著名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中国之现状”，批评了国内反动的、改良的各个政派（包括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等）的错误主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唤起民众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规定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并且把它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这样，就使三民主义有了崭新的内容，革命的灵魂和革命的方法。

大会开会期间，收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的消息。大会决定

（1）电唁苏联志哀；（2）广泛宣传列宁生平之事业；（3）休会三日，以示哀悼。

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个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孙中山亲手书列的人名之一，会上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接着又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先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农民部、宣传部、工人部的领导。

这样，经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这样的组织形式、革命活动，和斯大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是大体吻合的，1925 年 5 月 18 日、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中。讲到了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 “工业不大发达，有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

斯大林指出：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

① 1924 年 1 月 22 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② 见 1924 年 1 月 22 日、29 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

斯大林还特别指出：“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任务是：揭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①

斯大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也有部分不完全符合实际，后边另谈），因而被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逐渐接受，从而对当时的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