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毛译东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

1925 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大会上，发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不久，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并为《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把这两位伟人的演说、文章中的思想观点加以比较，对于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的状况，乃至对于了解苏共和中共对待国民党不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比较要有基础，要有同一性。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演说，是两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发表的，是认识主体的同一性。两人的演说都发表在 1925 年，是时间上的同一性。两人在演说中部论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是认识对象的同一性。两人的演说中，都谈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 的问题。斯大林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了革命派和妥协派”；毛泽东则说：“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和革命势力，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①观点中有同一性，看法大部分是相同的。

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两位伟人在这两篇演说中表述的观点，也有差异、不同甚至分歧。这些差异和分歧，主要是：

第一，关于国民党是不是”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工农政党”的问题。

斯大林在演说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

① 1925 年 10 月 28 日广州《民国日报》。

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显然，在这里，斯大林把中国国民党看成了“工农政党”、“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1894 年孙中山组织兴中会，1905 年 8 月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合并组成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制定了《军政府宣言》，

《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本部设在日本东京，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国内外建立有 9 个支部。同年 10 月创办《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盟会会员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居多。该会一方面以《民报》为阵地，传播革命思想，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进行论战；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反清武装斗争，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党部移至上海，后再移至南京旋被北洋军阀袁世凯阴谋篡权，革命遭到失败。1912 年 8 月，宋教仁在北京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与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集团。孙中山等人为了继续革命，发动了二次革命，讨代袁世凯；失败后，于 1914 年 7 月在日本东京另组建中华革命党，1919 年 10 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3 年 11 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帮助下，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4 年 1 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党纲，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抉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国共合作，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时的国民党尽管成分复杂，矛盾重重，但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党。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国民党的形成、发展和现状，力促国共合作。早在1923 年 4 月，在《新时代》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毛泽东就写道：“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

1925 年冬，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他明确指出：国民党的改组，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的召开，广东省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斗争的高涨，是同盟会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正确地审察环境的结果。在观察客观环境中，以孙中山最有远见。文章说：“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惜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①

在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时，毛泽东写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

①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

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②

显然，毛泽东和斯大林对国民党的看法差距很大：斯大林认为中国国民党是“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工农政党”；而毛泽东则认为国民党是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并明确指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因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裂的状况，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无中间派的问题。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但是，斯大林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了革命派和妥协派。”

毛泽东作了大量研究分析后，明确写道：民族资产阶级“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和革命势力，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

国民党成分复杂，派系林立。只有孙中山德高望重，能驾驭全局。1924 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老右派和新右派，勾结军阀、官僚、政客，公开进行反革命的分裂活动，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广东革命的中心—

—国民政府。1925 年 10 月 27 日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说，着重讲了”中间派的问题”。这是当时革命遇到的重大问题，也是许多人迷惑难解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不仅重点讲解，而且第一次使用了”中间派”的概念。这里所说的“中间派”，指的是戴季陶、蒋介石等两面派。戴季陶是其理论上的代表，蒋介石则是行动上的首脑。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的强大威力，特别是 1925 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显示的威力，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十分害怕。他们既想反帝反军阀，又极力限制和削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于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便登台表演，日益暴露其反革命面目。而戴季陶主义正为蒋介石新右派集团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提供了理论根据。戴季陶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谬论，反对国共合作。六七月间，又接连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几本小册子，把三民主义曲解为”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阉割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以虚伪的“仁爱”作为“宗旨”，反对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说什么“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只能以“仁爱”之心，“诱发资本家的仁爱的性能”，而不能搞阶级斗争；在组织上反对国共合作，说什么“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体不固；团体不固，不能生存”；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企图把共产党赶出统一战线。戴季陶还公开叫嚣共产主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4 页。

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诬蔑中共“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猖狂的进攻。

因此，毛泽东突出他讲“中间派”问题。他说自广东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减租运动后，国民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期，我们要一致去反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汀自己。这一派的同志，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断言：“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

接着，毛泽东讲了中间派不能存在的三点理由：1．第一阶世界大战后， “世界上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袖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间派的基础就动摇了。”

从中国近代历史看，确曾出现颇强大的中间派。如辛亥革命以后，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派为争夺国会里的席位，结成了不同的政党，有孙中山、宋教仁的国民党，有袁世凯操纵的统一党，还有立于中间，实际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后来共和党又与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最后演变为研究系。这几个自命为中派的头目有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章炳麟等人。还有一批退化了的国民党员组成的政学系也自命力中间派，如张群、黄郛等。这些中间派究竟变成了什么东西呢？他们“做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民众的公敌，完全成了反革命派了。”
从现实的广东情况看，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以香港英国帝国主义为领袖”，革命势力“以左派国民党为领袖”，“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任何中间派或者要被反革命派拉拢，倒向反革命；或者接受革命派的影响而倒向革命。“因之现在的广东是完全没有敢站在中间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斗的紧要关头，“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①

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考右派的思想基础，也是蒋介石右派集团进行反动阴谋活动的理论武器。在这种反动理论出笼之初，在蒋介石集团为后来的中山舰荫谋事件制造舆论之前，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实质是“要做修正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②

第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即右翼）和国民党右派会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问题。

斯大林在东方大学的演说中说：“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①

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却与斯大林完全相反。毛泽东指出：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向的殊死决斗中，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像戴季陶那种“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的所谓”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他们的实质是“要做修改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他是一定站在反革命那边，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

① 1925 年 10 月 28 日广州《民国日报》。

② 1925 年 10 月 28 日广州《民国日报》。

①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123—124 页。

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②

毛泽东的观点，鲜明、准确。他认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一定要站在反革命那边，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即使现在无诚心那样干，将来也一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这和斯大林认为资产阶级的妥协派“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论断，不是完全相反吗？

毛泽东的这种论断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后作出的。过了不到 40 天，1925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

刊第 4 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又一次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明确指出：这个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即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赞成革命，当革命迅猛发展，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感觉着威胁时，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又分为左右两翼，其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资产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者”，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这一派“对于所谓赤化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负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在分析了当时世界上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后，强调指出：“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人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①

在这里，毛泽东同样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必定很快地分化，”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

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各衷一是，究竟孰是孰非呢？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②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的社会实践，西山会议派的公开反动，戴季陶主义的出笼，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

《整理党务案》，宜至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革命，都说明了毛泽东上述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说明毛泽东的论断是符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民党的实际的。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长期的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一直过高地估计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革命作用，而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作用却估计不足，支持不力，有时甚至作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涉和限制。

这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然而，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认识到。甚至在 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和苏共党内的同志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后，他也没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并且继续按照自己的错误认识去指导中国革命。因而，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斗争，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尽管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谈话、公开发表文章，都十分尊重斯大林，尽量维护斯大林的威信，然而他们的分歧和

② 1925 年 10 月 28 日广州《国民日报》。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 页。

矛盾却在不断地发展、激化。

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国失败已成走局，在和中共代表团刘少奇等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妨害了中国革命。他问刘少奇道：”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刘少奇客气地说：”没有”。斯大林摇摇头说：“不，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

斯大林作自我批评的态度是严肃、诚挚的。他还说：“现在看来，还是毛泽东同志对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了正确的估计，并且实施了正确的指挥，将革命引向了胜利。”

另外，据南共书记铁托的主要助手卡德尔的回忆说，1948 年 2 月 10 日，斯大林召集保共季米特洛夫和南共卡德尔等人在莫斯科举行三党会议，讨论巴尔干联盟和希腊革命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严厉地批评了保共和南共支持希腊起义之后，坦率地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斯大林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以后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①陈独秀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关系的“中介人”。斯大林的错误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重要根源。

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是陈独秀。

毛泽东当时虽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他对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情势和作用看得清，分得明，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在此前后，他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任秘书，集中精力筹备并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的成绩；同时指出那种对国民党右派“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有右的偏向。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等决议案，批判了忽视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等错误，强调要以国民党”一大”政纲为标准区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强调要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会组织和劳工运动，坚持党对工人运动的绝对领导权。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妇女部；毛泽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这是一次由毛泽东着力准备的以国共合作为中心议题的重要会议。会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毛泽东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由陈独秀和毛泽东联合签发。在这些《通告》、《通知》中，强调要通过“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努力联合工商学生做大规模的示威运动”， “不但要否认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并要按照中俄协定，取消各国的租界、租借地、兵营、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平等的条约”；号召全党反对军阀吴佩罕、张作霖、萧耀南镇压国民党左派的运动；反对江浙军阀战争，指出“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国民革命”。

1924 年 7 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 15 号，是专讲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问题。《通告》中，毛泽东第一次用了“国民党右派”一词。因为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千方百计地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1924 年 6 月 1 日，孙科等人提出了《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 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等人又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毛泽东起草的这份《通告》，

针对上述情况，指示全党同志，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起草的 15 号《通告》号召全党，揭露右派摧残工运、农运，反对联俄联共的罪行；“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 “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通告》还强调：“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中坚力量，以利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组织”。①这个协会吸收成员应严格注意质量，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的主张为重要标准。

毛泽东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不到一年，但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 年 10 月，直系军阀孙传芳率部反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京等地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扶植的段棋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经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 123 次联席会议通过发布。毛泽东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的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②

毛泽东还主持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事宜，选派出 147 名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③

毛泽东还组织各项纪念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并且常到各他讲课、讲演。例如，1926 年 3 月 18 日，毛泽东指示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所举行纪念巴黎

公社 55 周年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演：《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他说：”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 55 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长，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工农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天的纪念。”

关于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毛泽东概括了四点：一、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的革命运动。二、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三、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四、巴黎公社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1．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导，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2．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两句话。①

当时，国民党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并将执政掌权。不少“革命者”为了升官发财，投机钻营，把革命抛于脑后。共产党里也不乏其人。然而进入国民党高级领导层的毛泽东，不求名利，不计得失，矢志革命，坚定不移地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坚持在国共合作中的无产阶级

① 高菊村、陈峰等著：《青年毛样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第 198 页。

② l925 年 12 月 13 日广州《国民新闻》。

③ 1925 年 12 月 13 日《政治周报》第 2 期。

① 1926 年 3 月 31 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第 2 期。

领导权，和一切错误的倾向作斗争。这也充分说明：毛泽东丝毫没有“忽视工人阶级”，没有放弃工人阶级立场，而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坚持工人阶级立场，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斯大林的理论、思想、主张、措施却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通过共产国际，陆续地传人中国，对中国革命，对国共合作，不时产生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自 1922 年 7 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履行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规定的各种义务。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陈独秀。陈独秀本人有右倾投降主义思想，而斯大林在 1925 年 5 月所说的国民党是“工农党”，1926 年 12 月所说的要“使国民党成为真正的人民政党”等过高估计国民党革命性的论断，必然对陈独秀的思想倾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923 年 1 月 12 日，作出了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 “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这就把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变成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变成了中共必须执行的东西。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期，他已经是一个爱国、反清的革命民主派。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激流勇进，奋发图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子。他 1915 年起主编《新青年》杂志。1916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 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首先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适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因而，毛泽东曾给予他高度的评价，称赞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送到了中国。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积极奋斗。1920 年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并积极和毛泽东、李大钊等人联系筹建党的组织。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党的名称，开始曾叫社会党，经他写信与李大刽商讨，确定叫共产党。因而，毛泽东曾称赞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①从 1921 年党的“一大”到 1927

年 4 月党“五大”，陈独秀历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中央总书记，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事件的处理都和陈独秀关系密切；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进退、成败，都和陈独秀息息相关。而陈独秀执行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因而陈独秀的成败兴衰，和斯大林有很大的关系。这是陈独秀、毛泽东和斯大林有联系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陈独秀有其独立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陈浊秀和毛泽东当时都是中共的创始人和领导成员，两人都倾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方针、路线，而两人的见

① 《人民日报》1990 年 10 月 28 日第 5 版。

解、主张、意见、方案却往往不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毛泽东曾多次劝导、帮助过陈独秀，但是陈独秀孤做自负，固执己见，反而利用手中的权，独断专行，步步威逼毛泽东。致使毛泽东十分苦恼，身患重病，回家“养疴”。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政治上消极动摇，后来又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1929 年 11 月被开除出党。1932 年 10 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 年 8 月出狱，1942 年 5 月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病逝。终年 63 岁。陈独秀曾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关系的“中介人”，是毛泽东“政治革命之

先驱”。他那坎坷的一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伟大、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