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攻毛泽东斯大林对策不同

斯大林的“联蒋抗日”和毛译东的“逼蒋抗日”之比较。

1929 年，爆发了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它从美国开始，发展到资本主义各国，形成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空前严重、历时最长的一次危机。它一直持续到 1933 年，席卷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业危机、农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互相交织，彼此影响．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一片混乱。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44％，倒退到 1908—1909 年的生产水平。许多银行宣告破产，企业成批倒闭，农业生产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商品市场变得更加狭小，国际贸易大幅度下降，从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空前恶化，帝国主义列强准备用战争来重新爪分世界和势力范围，因而，产生了时髦的法西斯主义。

斯大林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观察力很强。每当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时候，虽处青萍之末，他往往能看出风的趋向、风的性质，甚至预测出风云变幻的后果，提出相应的措施。

这一次，当世界法西斯势力正在形成的时候，1934 年 1 月 26 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六次比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

“在经济方面，这几年是世界经济危机延续的年份。危机不仅笼罩了工业，而且也笼罩了整个农业。危机不仅在生产和商业范围内闹得很凶，而且也扩展到信用和货币流通范围，完全打乱了各国之间原有的信用关系和外汇关系。从前在某些地方还有人争论有没有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现在这一点已经没有人争论了，因为危机的存在和它的破坏作用已经十分明显了⋯⋯

“在政治方面，这几年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国家内部的关系更加尖锐化的年份。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侵占东北，使远东的关系尖锐化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复仇思想占了上风，使欧洲的关系尖锐化了；日本和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更加推动了军备的扩充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法西斯在西班牙遭到失败，又一次证明了革命危机正在成熟；法西斯主义决不能长久存在——这就是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最重要的事实⋯⋯

“在这种经济震荡和军事政治灾祸的汹涌浪潮中，苏联却似中流砒柱，巍然屹立、继续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维护和平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经济危机仍然闹得很凶，而在苏联，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在继续高涨。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正在疯狂地准备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新战争，而苏联却继续进行反对战争威胁和保卫和平的一贯而坚决的斗争⋯⋯”

在报告中，斯大林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变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状况的尖锐化后，强调指出：

“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侵占了东北、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和向华北推进使形势更加尖锐化。”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复仇的魔影使欧洲形势更加尖锐化⋯⋯” “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 “无怪乎法西斯主义在好战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中间现在成了最时髦的商

品。我指的不仅是一般的法西斯主义，而首先是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 上述事实，使斯大林看到了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看到了苏联面临着德

日法西斯联合进攻的现实危险，看到了国际共运面临着被法西斯摧残的现实危险，看到了全人类被法西斯奴役的严重威胁：从而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任务。但是，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斯大林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把法西斯在西班牙遭到的失败，看作了“革命危机正在成熟”的“证明”；只说苏联“准备以打击回答战争挑拨者的打击”，而没有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从斯大林提出反法西斯斗争任务开始，到 1935 年 7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抛弃了受“第三时期”理论影响的“左”倾政策，开始转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

斯大林报告之后，1934 年 9 月 16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就传递了共产国际战略转变的信息。这封信批评了以前在反蒋斗争中的关门主义错误，对宋庆龄等三千人签名的抗日共同纲领也表示了兴趣。信中还谈到共产国际已把毛泽东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大会的报告和另外三篇文章汇集成册、这说明共产国际开始重视了毛泽东的领导作用。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0 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

会。全世界 65 个共产党的 510 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有中国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林育英（张浩）、周和森、眯代远、孔原等。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战略、根本纠正了共产国际以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号召全世界进步人们为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大会形成的决议，清晰地勾画出共产国际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轮廓：在欧洲，联合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一切反法西斯力量，集中反对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在中国，联合一切抗日的民族力量，建立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希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将能遏制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扩张、解除法西斯对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对全人类的严重威胁，并为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

大会选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康生、秦邦宪为候补委员。

在大会进行期间，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的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的战略方针，经过集体讨论，由王明执笔，由吴玉章、林育英等参加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写成后，译成俄文，送交当时正坐在“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等人审阅。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意后，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正式发表。《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首次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此，季米特洛夫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作过明确的表态。他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施行强盗的进攻，中国伟大民族的生存，已到了于钧一发的地步。因此，我们的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以便与中国领土上的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我们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这种提议。

《八一宣言》在形成的过程中，曾得到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据王明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他和斯大林讲到“抗日政策问题”。他告诉斯大

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斯大林说，中共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武装抗日时，斯大林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软欺硬怕。”“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要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①斯大林这次谈话，对于王明个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上有很大的帮助”。②

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都是赞成的。所以，1936 年 1 月至 8 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湛小岑谈判过程中，周小舟带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也是把《八一宣言》同 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1936 年 12 月对西安事变通电相提并列的。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于 1935 年 10 月长征到达陕北。11 月，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一起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领导人民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创造了立脚点和出发点。11 月 13 日，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发展，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 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军委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动员全国人民抗日反蒋。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共产国际派中共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林育英于 11 月下旬辗转到达陕北。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中共中央于 1935 年

12 月 25 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述了决议的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规定了党的若干政策，改变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名称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强调了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指出了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牢牢把握革命的领导权。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却有着许多分歧，其中主要者有三：

一、毛泽东与中共的“抗日反蒋”和斯大林的”联蒋抗日”。本来，经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同意的《八一宣言）中，就有“抗日反蒋”的表述；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反蒋”的策略。共产国际七大后，王明在《救国时报》上也宣传反蒋抗日的主张，说蒋介石是现代“中国的秦桧、张邦昌、曾国藩”，他”杀同胞以媚外，出卖

① 《王明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词》载 1939 年 12 月 30 日《新中华报》。

② 《王明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词》载 1939 年 12 月 30 日《新中华报》。

祖国而求荣”。”蒋介石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民和红军的主要敌人。”①

当时，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急需在东方寻找一个力量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入侵。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蒋介石国民党掌握数百万军队，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因而，苏联不仅于 1935 年春同南京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1935 年底，国民党政府派陈果夫去莫斯科，寻求苏联援助，苏联也表示友好。陈果夫回国后，就与苏联驻南京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谈判，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7 年正式公布。这时候，斯大林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后来在接见苏联驻华武官、军事使团团长兼蒋介石总军事顾问崔可夫时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②“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③因此，共产国际 1936 年 7 月召开的执委会议，主张巩固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以统率全国军从，结成苏联和南京政府的反日联盟。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政府关系的改善，促使共产国际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方针，并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改”反蒋”为“联蒋”方针。

这时候，毛泽东还主张“反蒋抗日”，不仅在 1935 年 11 月 28 日，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反蒋抗日”，而且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又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并提，继续主张“反蒋抗日”。因为，《八一宣言》发表时，中共正率领红军在长征路上苦斗，蒋介石调集几百万军队前堵后追，企图歼灭这支人民的武装。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仍然集中数十万军队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怎么能“联蒋”呢？那时如果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蒋介石搞统一，就是向国民党缴械投降，就可能犯第一次大革命时右的错误。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张“反蒋抗日”是符合当时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张的”联蒋抗日”，则更多的是从苏联的安全考虑的，是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的。

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逼蒋抗日”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无条件的“联蒋抗日”。从 1936 年 5 月红军东征回师到西安事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策略口号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这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的。当时的形势有三个显著变化：一个是英美和日本的矛盾尖锐化表面化了。在“华北事变”后，英美为了自己在华北华南等地的利益，对日本采取了公开谴责的态度。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关于“华北自治”的声明中说：“在这个地区有着，而我们的权利与义务也关联着，相当多美国国民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的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

① 1936 年 6 月 5 日《救国时报》。

② 崔可夫：《在华使命》第 35 页。

③ 崔可夫：《在华使命》第 35 页。

情。”①二，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尖锐化了。日本对华北的军事侵略和对华东、华南的经济掠夺，同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矛盾迅速激化，加之，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对日本的态度。1936 年 7 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声称：“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三，以前一段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看，“反蒋抗日”不如“逼蒋抗日”更有利于争取国民党中主张抗日的势力。蒋介石是国民党首领，反蒋会使国民党内部很多想抗日的人为难，如张学良只同意抗日，不同意反蒋，他提出他在里面劝，中共在外面逼。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放弃了“反蒋”口号，并于 1936 年 8 月 25 日，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发出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9 月 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宣布了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为”逼蒋抗日”的方针。并且强调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①

毛泽东和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基本精神，是以中共领导的广大人民为主，团结各种抗日救国力量逼着蒋介石集团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②就是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③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无条件的“联蒋抗日”，则是把一直对日妥协退让的蒋介石当作联合的主体，只要他答应同苏联结成反日联盟，就维护其统治，以阻止日本侵略苏联的野心。斯大林的希望主要是：“蒋介石应当使他的军队全力以赴地进行对日战争，而不是用很大一部分军队去进攻共产党的根据地。”“阻止蒋介石打内战，使他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去反击侵略者。”①“给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②从斯大林和崔可夫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胜过相信共产党毛泽东，他主张以蒋介石为主体的“联蒋抗日”，而不主张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逼蒋抗日”。实际上，在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不逼不斗不”兵谏”，“联蒋抗日”是很难办到的。

1936 年 6 月间，两广军阀陈济堂、李宗仁、白崇禧等提出抗日反蒋口号，组织“抗日救国军”，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峙。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此举抱赞赏支持的态度。1936 年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说：“两广事件的发动是进步的，革命的”，此举为“中国人民武装北上抗日讨逆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开始”。③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意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7）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第 414 页。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第 75 页。

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第 76 页。

③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第 76 页。

①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1 页。

②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5 页。

③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第 123 页。

义”。④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此却持否定和反对的态度，并批评中共中央“抗日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含蓄地批评中共，说“中国共产党人很有勇气，但不能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 苏联《消息报》发表文章说：“事变打起抗日的旗号，仅仅是控制国民党政府的假面具。”①“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动中国内战，以便掩盖对华北的新进攻。”②《真理报》也发表文章说：“不管发生事变的将军们的个人倾向如何，运动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他们的头脑，并且已经阻碍了中国的中部发展起来的抗日运动。”③这些都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

三、在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政策上的分歧。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主张把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但在如何处理红军与苏维埃区域存在与发展问题上有分歧。1935 年的

《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中，都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并指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与抗日联军的关系是：“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个作战任务的完成。”同时，党中央又强调指出：这个国防政府应该是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它政权力量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并不与其它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①很显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代替蒋介石国民党的“集中与统一” 作为联合的基础，是十分高明的斗争策略。一方面，它反映了全国人民普遍要求联合抗日的愿望，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的要害；另一方面，它又巧妙地避开了蒋介石国民党对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统治权、领导权的无理要求，反过来又给蒋介石一种压力。这的确是一种既坚定又灵活的反守为攻的高超策略。

但是，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不同意。斯大林把中国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认为他是中国唯一的能够团结各种力量抗日的政治领袖。共产国际则批评中共扩大苏区和红军的活动是“不现实地扩大苏维埃运动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