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中国农民运动观点的比较。

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和毛泽东曾发生过意见分歧，特别是在关于是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上，有一段时间，两个人意见分歧，奋不相让，相持不下，报纸上长时间没有关于毛泽东活动的报道。西方通讯社趁机造谣，挑拨离间，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不少同志曾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担忧。

但是，毛泽东并不紧张。后来，曾有人问毛泽东：当时，你要周恩来到莫斯科去，斯大林不同意，说一不二，决不退让，你怎么知道他会同意呢？毛泽东说：斯大林虽然固执，但还是讲理的。他的错误，顶一顶，还是

① 1950 年 1 月 3 日《人民日报》。

① 转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竟史文摘年刊》1983 年第 341—343 页。

知错能改的。这个问题，只要了解一下中国农民运动史和斯大林的言行，就会明白了。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了解了历史再看看现实，就知道他将怎么办。

的确，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他们虽远隔万里，不通音讯，但他们的观点理论、意见，却往往一致或相似。真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就以农民问题来说吧。1925 年春天，毛泽东回到湖南韶山，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运动的时候，3 月 27 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也就说明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①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使他们两人相通的“灵犀”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正如毛泽东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题解中说的：当时的中国革命急需找到广大的同盟军，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种倾向，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另一种倾向，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在莫斯科作出了“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不仅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而且早已行动，在 1924 年 12 月底，就从上海回到湖南从事农民运动去了。

这是毛泽东深入农村从事农民运动的首次试点。在长沙，他和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详细地讨论了农民运动，然后偕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过春节。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和毛泽民、毛福轩、谭熙春、柳季刚、杨开慧等共产党员一起到了韶山。他们利用春节人闲时走亲串友、访贫问苦等多种方式，了解情况，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据《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记载：韶山于 1925 年“二三月间即组织起乡秘密农协”，不久就发

展到 20 多个。①在组织农民的过程中，培养和发展了韶山的第一批党员，6 月中旬，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此后，党组织领导韶山农民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也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惧和仇恨。他们诬蔑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并且串通反动当局派兵捕拿。幸得县议员郭麓宾通风报信，在党组织和农民的掩护下，毛泽东才摆脱敌人追捕，“问道入粤”。

1925 年上半年韶山的农民运动，是毛泽东深入农村研究农民问题、从事农民运动的首次试点；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运动、坚持工农联盟、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成功尝试；也为毛泽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供了宝贵史料，为他后来领导全国农民运动提供了具体经验。

1926 年 2 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请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毛泽东、陈公博、萧楚女、林祖涵等九人力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① 《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61 页。

① 1926 年 12 月 11 日《湖南圭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会刊）第 11 期。

农民部还决定开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命毛泽东为农讲所所长。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周密筹备，二十个省的 327 名学员陆续抵粤。农讲所

于 5 月 15 日正式开课。25 门功课，总课时 252 小时，其中毛泽东讲的《中

国农民问题》课时最多，达 23 个小时。毛还兼讲《农村教育）、《地理》等

课。讲习所以自学力主，教师指导为辅。发给学生的课外参考书 31 种，多是毛泽东和萧楚女搜集的。

毛泽东提倡学生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曾多次组织学生到韶关、海丰等地调查、实习，研究有关农民的各种问题。他把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查修改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圭国从事农运工作的同志参考。到 1926 年 11 月。《丛刊》已出版 17 种。

月下旬，在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结业式上，毛泽东总结了农讲所的工作，指明了当前农民运动的迫切任务，并勉励学员“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①

农讲所成了”革向的摇篮”。正如周恩来所说：毛泽东“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②

毛泽东在 1926 年 9 月 1 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全面地阐述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①这一系列深刻的论断，是毛泽东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得出来的。他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是农民。他们能实现压迫与榨取，全靠封建地主阶级。所以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是不知道轻重本末。因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上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文章强调指出：农民一起来便碰着几千年来压榨农民的地主政权，如不能推翻这个压榨农民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农民运动最大的特点。文章还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明确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号召广大党员立即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斗争，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

《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提炼和概括，是他早期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在 1926 年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关头，和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同一年发表的重要著作。分析这两篇文章，有助于了解这两位革命家的思想。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毛泽东于 1926 年 9 月 1 日发表的。斯大林的

① 亢维恪的回忆（1965 年 6 月 20 日）。

② 周恩来：《关于 1924 年至 1926 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同年 11 月 30 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比斯大林的演说早发表三个月。过去，曾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重要观点多是从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这一事实起码可以证明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不是继承的发展，而是独特的创造。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毛泽东的材料来自实践。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说：“关于中国问题，我有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费斯的意见书。我认为所有这些文件虽然各有长处，可是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们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①这就是说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材料来源都是间接的，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材料，缺乏第一手的材料；而这些材料“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是质量不高的材料。毛泽东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不仅长期生活在中国农村，了解中国农民，而且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写《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著作之前，先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亲自试点搞了半年多农民运动，有了实践经验。他的材料不仅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而且经过了一定的社会实践的检验。

第三个特点是毛泽东强调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斯大林则强调要依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来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焦点是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革命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的坚强同盟者。农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毛泽东亲身参加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五卅运动。他深深感到辛亥革命和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而要农民参加革命，就必须要育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因为国民党害怕农民革命。1925 年五卅惨案后，农民运动在南方的一些省开展起来，引起了国民党的严重惊慌。国民党一些高级军政大员咒骂农会是“痞子会”、”过激党”，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要求镇压。因此。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坚强领导，农民运动不可能继续发展。而斯大林不了解中国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听到一些咒骂农民运动的叫嚷，就发电报要中共“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后来，虽然否定了电报的内容，仍然要求中国的农民革命，土地革命。要通过国民党的政权机关去进行，要“通过这个政权机关来帮助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要自上而下地由国民党政府去实行农民革命。国民党早就要求镇压农民革命，怎么会去领导这种革命呢？斯大林的这种指导，只能使农民运动成为国民党将军们手中的玩物。而对共产党，斯大林又作了限制，说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加入新政权机关，使这个机关接近农民群众”，①推动政府实行土地纲领。很明显，由于过分地信任国民党，过多地限制了共产党，使斯大林提的一些办法，都是要共产党人推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而不是要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实际上，他把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重任完全地或者主要地交给了国民党左派。而他所说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是蒋介石、汪精卫等这些善于伪装的假左派、真右派，因此，他说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只能成为国民党将军的玩物，只能半途而废。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这种差异

①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321 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330—331 页。

和分歧，由于关系着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所以避也避不开，剪又剪不断，“剪不断，理还乱”，时隐时现，一直纠葛了 20 多年，直至 1949年冬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还怀疑毛泽东”所持的立场是农民立场”。第四个特点是毛泽东的论述有真知的见，因而更准确、更鲜明、更形象、

更具体、更可行，更富有中国的气魄和特色。

1925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北平召开囚届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中央执委之下应设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次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农委发出第 1 号通告，指出：中国农民已陷入水深火热穷困不堪的境地，不得不暴动起来，客观的事实已推动我们去组织农民；现各地为应付此项运动已专设委员会，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去参加国民革命战线”；有九个省的农民运动近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毛泽东积极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6 年 5 月 1 日至 15 日，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农委建议，这次大会吸收全国各省农协代表列席，代行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使命，所以特别隆重。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在开幕会上发表了演讲。中共中央给大会发了贺信，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体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思想。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工农商学大联合决议案）等，并转发到其他各省。这时候，全国已有省农协 4 个，县农协 37 个，区农协 294 个，乡农协 5023 个，农协会员已

达 981442 人。①

1926 年 10 月，北伐战争的军费问题十分迫切。在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讨论军费来源，有人提出按照军阀统治的老办法向农民预征钱粮。

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我们自己决定而自己不能实行是很大的冲突。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的人较为可行。”他建议“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②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的建议和“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案，都得到大会通过。③

月下旬，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即离开广州，偕杨开慧、毛岸英乘船赴上海，主持中央农委工作。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强调党的领导。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述略》中回忆道：江西省农民协会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时，AB 团想夺权，擅自圈定省农协委员名单。于是“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

1926 年 11 月，当斯大林根据谭平山等人的报告正在考虑《中国的农民问题》时，毛泽东正在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草拟《目前农运计划》。这份计划，规定了大力发展农运的地方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出了“农运发展应

① 《全国农协统计表》，《中国农民》1926 年 6 月 3 日。

② 1926 年 10 月 27 日、28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

③ 1926 年 10 月 27 日、28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

取集中的原则”，并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接着，他去到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联络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在武昌合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以湖南为中心的中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的农民运动迅速走向高潮。11 月初，在全省的 75 个县中，有农民协会组织的达 55 个县，全省有区农民协会 462 个，

乡农民协会 6800 多个，会员达 136 万余人。组织起来的农民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农村至高无上的机关，使十月前和十月后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1926 年 12 月 1 日，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毛泽东应邀回湘指导工作。12 月 20 日，毛泽东在盛大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28 日，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典礼上，作了加强革命联合战线的讲演，强调指出：反革命方面已经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大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等 40 个决议案，并发表了宣言。大会宣言指出：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最有力的革命行动，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的过程，是革命斗争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大会促使湖南的农民运动急剧发展，波澜壮阔。

在此前后，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农民协会成了农村大革命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工人纠察队在城市也行使着一部分政权的职能。工农夺取政权的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各阶层人的面前。于是，民族资产阶级恐慌了，动摇了，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北伐军军官叫嚷工农运动“过火了”，“动摇了北伐军心”，“破坏了统一战线”，要求镇压工农运动。叫嚷声宣传到斯大林的耳朵里。斯大林说：”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人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