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刘少奇受委托赴苏谈判斯大林主动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不怕压力，不畏风险，1948 年春天，就准备去和斯大林会谈，后因离不开，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

斯大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给毛泽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毛泽东不怕压力，不怕风险。他认为一个人要于出一番事业来，没有压力不行。他多次引用盂子的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也曾借用司马迁的话说，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孙子膑足，兵法乃列⋯⋯古今中外成大事业者，皆发奋图强工作也。因此，压力有两重性，既是“压”，又有“力”；既有不利的一面。又有有利的一面；只要引导得好，还可以变“压力”为“动力”，变成促进我们事业发展的积极因素。

毛泽东仔细地分析了斯大林的情况，认为斯大林虽然对于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必然性和迫切性不甚了解；虽然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缺乏信心；虽然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人民本质认识不足；但是，斯大林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竟是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只要我们说明情况，摆出事实，拿出我们的主张和办法来，斯大林是会理解的，是会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

基于上述认识，早在 1948 年春天，毛泽东就曾经准备秘密地访问苏联，准备去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很尊重毛泽东，考虑到毛泽东正在指挥全国规模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为统帅，不便离开，决定派米高扬秘密访华，听取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说明情况和意见。

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1 月 2 日进行了辽沈战役，解放了沈阳和东北全境，歼敌 47 万人，

使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了敌军。接着，从 11 月 6

日至翌年 1 月 10 日，又进行了淮海战役，歼敌 55 万人，使南京、上海、武

汉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12 月初至翌年 1 月 31 日，又进行了平津

战役，歼灭和改编敌军 52 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至此，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基本消灭，全中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9 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向中外公开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蒋介石见自己的统治土崩瓦解，日暮途穷，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再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1 月 1 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求和，企图以“和平”的名义，维持他的反动统治，阻挠人民革命的胜利。1 月 8 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企图赢得喘息之机，安定惊魂，然后卷土重来。苏共中央原想继续观望，采取一定的弹性政策，以便求得回旋余地，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明确，相机促动，还是在 1 月 17 日表示了拒绝参加调停的态度。1 月 14 日，毛泽东发表时局声明，批驳了蒋介石的求和声明，

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平条件。1 月 21 日，蒋介石万般无奈，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总统，宣布同意以中共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这时候，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必胜、国民党政府必败的大局已经基本确定，然而，苏联仍然采取“走钢丝”的暧昧政策，暗中支持国民党政权，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又同刚任代总统的李宗仁达成了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支持了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①

4 月 1 日，中共代表团与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15 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由于蒋介石从中作祟，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协定。21 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摧毁长江防线，于 23 日占领南京，宣告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在此期间，毛泽东诗兴大发，挥笔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气势磅礴，意味深长：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显然，在这首诗里，毛泽东触景抒情，谈古论今，无意批评斯大林。但

是，在毛泽东逆风而上，顶着压力干事业的时候，斯大林的某些言行，却落入了毛泽东批评的范围之内。1964 年郭沫若发表的对上述诗的评论中说：

“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部有一些好心肠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①

郭沫若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过目的，文中点到的“好心肠的朋友”自然包括斯大林。

毛泽东在 1957 年 4 月 11 日的一次谈话中还回顾说：直到 1949 年，我门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斯大林的这种思想，还表现在苏联的对外关系中。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准备渡江南征的时候，当国民党南京政府摇摇欲坠、行将垮台的最后关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还继续用行动表明：他们不想全心全意地支持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而要或明或暗地采用多种方式维护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这种倾向，表现在几件事实中：

一个是 1949 年 1 月，李宗仁当临时总统期间，苏联驻华大使馆和李宗仁

① 详见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原载《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75 页。

① 《红旗》杂志 1964 年第 1 期。

起草了一份两国协定的草案，表示苏联和国民党中国要“真正合作”，条件是国民党中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保持中立以及消除美国影响。①这项协定未能实现，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李宗仁要求美国援助而同时又与莫斯科谈判消除美国影响是“不可思议的”。而苏联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关头，仍在谋求与国民党政府的”真正合作”，却是事实。

另一件事实是，在 1949 年 4 月南京解放的前夕，各国驻南京的大使馆人员纷纷撤离，而苏联大使罗申是唯一陪同国民党政府迁住广州的外交代表；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进南京的时候，苏联大使也没有留在南京。紧跟国民党政府走，实际上表明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态度。

三个月后，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斯大林特别向刘少奇解释此事，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其所以要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住广州，“我们是想看看国民党的动态”。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当时，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抵抗不住，“和谈”失败，从南京向广州逃窜，其“动态”国人皆知，用得着派个代表国家的驻华大使去看吗？

令人更奇怪的，还有一件事。直至 1949 年 5 月，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的时候，苏联还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谈判新疆的经商权。

这些事实，清楚的说明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态度，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态度。因此，毛泽东说，斯大林和苏联“1949 年、1950 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①

怎么办？毛泽东准备和斯大林面谈。

1949 年 5 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访苏，委托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着手进行备项准备工作，并决定从东北调回王稼祥来中央，专门负责筹划毛泽东出国访问的有关事宜，还调来邓力群、戈宝权等同志帮助工作。

后来，毛泽东看到人民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内百废待兴。自己实难离开，便委托刘少奇代表自己率中共代表团前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并为毛泽东访苏作好准备。代表团的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戈宝权和师哲。另外，还有几名工作人员。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代表自己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会谈，磋商和决定重

大问题，是经过认真地挑选和考虑的。在这里，有必要对刘少奇的简况及其与毛泽东的早期关系作一些简略的介绍。

刘少奇，湖南宁乡人。1898 年 11 月 24 日生，1969 年逝世。他的家乡与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冲仅隔一道山。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1920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1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夏回国后，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1923 年任安源路矿俱乐部主任，在这里，第一次正式与毛泽东结交。1925 年刘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1926 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领导了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天津、华北、东北等地从事党的白区工作，1927 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 年夏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并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在

① 见《美国与中国关系》上卷中国现代史编辑委员会 1957 年版第 238 页。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41 页。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 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 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和毛泽东一起，共同反对过“留苏学生集团”控制党的领导。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历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 1935 年的遵义会议上，刘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从而使毛泽东得以领导军事委员会。

1936 年春，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8 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原

局书记。在 1938 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到刘少奇。他说：

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

从此以后，刘少奇作为“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领导着敌占区华北的党组织。1939 年 4 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1 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早在 1940 年，他在向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同志作报告时，就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我们都要向他学习。”①

1945 年，刘少奇在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正式的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用和意义。刘少奇参预起草、修改的党章，党的七大通过了，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认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1945 年 8 月，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在延安代理毛泽东职务的就是刘少奇。1947 年 3 月，国民党军进犯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分为二，毛译东、周恩来、任弼时仍留在陕甘宁与敌周旋；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撤至晋察冀边区，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刘少奇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有时代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现在，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代表他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会谈，非常重要，意义深远。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外交活动。它虽然还不能不是秘密的访问，但它是一次最高级的访问，是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它不仅将决定中苏两党和未来两国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还将对世界形势，特别是远东形势发生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对于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重视。早在 1948 年 9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明确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①因此要特别注意搞好和苏联、斯大林的关系。会后，9 月 28 日，毛泽东特地向斯大林通报了九月会议的情况，

① 转引自（美）洛厄尔·迪特默著、萧耀先等译：《刘少奇》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10 页。

①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夹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36 页。

其中特别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准备于 11 月末赴莫斯科。10 月 16 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 11 月到你那商定。”（虽然共产国际已取消，我们还是把苏联看成老大哥，有大事还是和它商量——薄一波注）。12 月 30 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 1949 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1949 年春季）。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

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会谈。毛泽东全面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各项方针政策。然而，米高扬回去以后，苏联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眉来眼去的暧昧态度和明显的“走钢丝”政策并未改变。苏联大使罗申不仅随同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而且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苏联仍然为“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之后，建国问题已迫在眉睫，而作为社会主义阵音之首的苏联的态度，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关键，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下决心要尽快地去做苏共和斯大林的工作。不久，决定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刘少奇和斯大林亲切会谈。斯大林说：“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

到苏联去和斯大林会谈，是一次关系重大而又关系微妙、关系长远的谈判。既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要尊重“老大哥”，不伤同志感情；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又要虚心听取斯大林和苏共的意见、建议，努力争取外援。为此，毛泽东颇费运筹，并多次和刘少奇商谈。7 月 1 日，毛泽东还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给代表团作了全面的指示和交待，指明了任务和行动方针。他强调指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摆事实，讲道理。有时候，只要把事实摆明了，道理也就容易通了，要尽量用事实说话。

1949 年 7 月 2 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抵苏联伯力。因沿途在伯力、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等地降落休息，接受当地领导人的欢迎，所以飞了六天，才到莫斯科。

这是刘少奇第三次到莫斯科。当他看见那熟稔的红场侧畔直耸云天的克里姆林官楼塔顶尖的红垦时，高兴得连连点头，频频招手。岁月流逝，风物改观，人和事都大变了。莫斯科已经不再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境况，苏联国家的面貌已经明显改观，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们都显得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刘少奇也越看越高兴，越看越自豪。中国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将来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也已不是当年出国探求革命真理的游子，而是和毛泽东一起成了正在扭转整个中国乾坤的几个巨人之一。

代表团下榻在莫斯科的奥斯特罗夫 8 号公寓。休息两天后。第三天下午，

即 7 月 10 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应邀赴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他们从汽车里出来，以斯大林在最前面，后面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岗诺维奇、米高扬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大门前，笑容可掬地迎接客人。

刘少奇紧走几步，热情地上前同斯大林双手紧握，互致问候。两位巨人，

在这第一次握手的时候，表现了不同的风度：一个精神抖擞，紧紧握手，表现出东方古国文明所特有的不卑不亢的含蓄、深沉、细腻的风度；一个热情友好，握手轻摇，体现出外高加索山区人的刚毅气质和长期来为人崇敬的雍客气度。

斯大林向刘少奇介绍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并热情地请刘少奇等人赴宴。他显然是在有意弥补着什么。对刘少奇等中共代表团的接待，从一开始就不寻常。宴会准备得非常丰盛。长桌上杯盘棋布，鲜花点缀，几色美酒，装点其间。原来，斯大林有吃长宴的习惯，这次宴会持续近四个小时，边吃边谈，热情友好，杯盏交替，倒也很自然，把一切生疏、见外之感都驱跑了。斯大林坐在刘少奇身边，不时地和刘少奇亲切交谈。他说话很慢，吐字清晰，态度谦和，脸上带着微笑，显得沉稳庄重而热情友好。在宴会上的随意交谈中，有一般的应酬，也涉及到一些实质性的重大问题。这样的会见场面，事先估计不到，难做准备也无法记录。筵席散了，告辞了殷勤好客的主人，回到寓所，刘少奇不顾一天应酬的疲劳，立即召集代表团同志开会，回忆与斯大林谈话的内容，共同分析重点，理清头绪，分析斯大林对哪些问题已经明白了，哪些问题还不明白，哪些问题需要深谈，为以后的正式会谈作出准备。

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使会谈有计划地进行。他说，有个报告作基础，可以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问题有个较系统，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的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

刘少奇采纳了这个建议，当即组织力量，赶写报告。由于在国内已有准备，报告很快就打印出来了，在第二次会谈时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很重视，将报告批转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元帅传阅，并请他们准备意见，参加讨论。

7 月 11 日晚 10 时，斯大林邀请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会谈。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索科洛夫斯基和苏军总参谋长，海军元帅等人。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到军事和战争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他拿起刘少奇的报告，扬了扬说：“少奇同志的这份报告，写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确。苏方的同志着了，没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对斯大林十分尊重。他说：中国革命虽然快要胜利了，新中国尚未成立，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们的报告谈到了一些基本情况，不一定全对，希望“斯大林同志指示”。接着，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坐不住了，忙挥挥手，笑着说： “刘少奇同志、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

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兄弟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不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啰，不得了啰！”

对于斯大林这种谦逊、平等的态度，刘少奇表示赞赏，并当即改正了自己的措词。斯大林高兴得哈哈大笑。会谈的气氛更亲切了。

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了六次，前五次是交换意见，第六次是告别。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首先向斯大林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用雄辩的事实和具体的数字说明了在中国发生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巨变：蒋介石是输定了，谁也不应该对蒋介石再抱任何幻想，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现在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获得完全的胜利。截止 1949 年 5 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 29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富庶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 30％；解政区的人口己有 2，75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57％；被解放的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 1043 个，占全国县城以上的城市的 51％。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1946 年 6 月起的三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 550

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它的后方机关人员在内，现在只剩下 150 万人左右，其中稍有战斗力的大约只有 20 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已发展到 390 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 240 万人。人民解放军在 1949 年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望继续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在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解放。除开军事上的巨大胜利而外，我们也已取得了在政治上的完全胜利，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他聚精会神地倾听刘少奇的谈话，听着听着，由衷他说：好，好！他对于中国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给予了热诚的赞赏。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苏联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很多，今后，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加强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刘少奇心里很明白：中苏虽都搞马列主义。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希望中国革命按照苏联的模式运行。而毛泽东不肯这样子。他要按照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办事，这就使斯大林产生了怀疑。怀疑影响行动，使苏联作出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走钢丝”的决策。因此，在会谈中，刘少奇向斯大林详细地介绍了建立新中国的有关问题。

刘少奇说：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政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中国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来发起和召集，而是由中国的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一起筹备与召集。政协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全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关于国体与政体问题，刘少奇介绍说，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 1905—1907 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中国人民

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问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还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估计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斯大林很注意新中国的外交问题。刘少奇作了特别的介绍。他说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包括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决定是载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是坚定不移的。今后的外交活动，将根据下列几项原则进行：（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

刘少奇说，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都不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这样执行的结果，可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站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也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文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手足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我们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刘少奇还提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拜会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关于苏联给予中国三亿美元贷款的事，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感谢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听得非常认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说了许多动情的话。他赞赏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各种政策、策略；明确指出，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完全成熟，并表示苏联将坚决支持新中国。他说：

“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 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斯大林说：

“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情况也是

如此。”

在会谈中，刘少奇和斯大林对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口头的协定。如在聘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经济建设、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在医疗卫生方面合作互助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签订了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初步议定选派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地来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