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毛泽东坚持搞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终于同意请周恩来赴苏会谈

斯大林让步了，同意签个文件。毛泽东却说：“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

毛泽东按照他和斯大林商定的安排，准备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他有个习惯，参观一个地方之前，总是要先找点材料看看，要对那个地方作个概括的了解。因为他认为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符合实际，不是锗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参观、访问，时间较短，不可能全面地、深入地去接触那些事物，因而，先看点材料，了解个概况，借助于别人的认识进行参观、访问，可以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1950 年 1 月 2 日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具体商谈了周恩来的来苏日期及签订条约的时间。莫洛托夫间，新中国才成立，周恩来日理万机，能很快来吗？毛泽东笑着说，这没有问题，会如期到的。

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多次表示愿与毛泽东会谈并签订条约。毛泽东却坚持要周恩来赴苏出面与苏方谈判、签约。毛泽东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合适，更在行，周恩来是卓越的外交家。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有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生于江苏淮安。1913 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 年留学日本。1919 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1920 年至 1924 年先后赴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1924 年秋回国，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 年冬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 年 3 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8 月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 年出席党的六大后，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 年 12 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5 年：月遵义会议后，当选为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1936 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团结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45 年 8 月，周和毛一起参加重庆谈判。1946 年 11 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多次对人夸赞过周恩来。他说：“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把强将高手用在新中国首次大型外交活动的第一线，是毛泽东再三坚持要周恩来出面对苏谈判的首要原因。毛泽东认为：一个领导者不可能样样精

通，行行都行，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 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于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现在，他不但出好了主意，而且和斯大林已口头约定了原则，下边，”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不能自己包办，应放手让周恩来这位“比我强”的外交家去谈判、签约。

其次，毛泽东强调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赞成一下子顶到头，搞“最高级”谈判。他知道斯大林对他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有怀疑，有看法，而斯大林有时又比较“粗暴”，“武断”，自己直接出面和斯大林作具体条约的谈判，如果在某些问题上谈不拢或谈崩，别人就不好收拾，没有回旋的余地。而让周恩来和苏方的政府领导人谈判，即使发生某些分歧或争议，他和斯大林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协调、斡旋，妥善处理。

第三，“要对口”，要合法，”要好看”。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好进行高度的概括，往往把十分复杂的事物，概括得十分简明扼要，具体形象，一目了然。这次要搞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就属于这种高度概括、具体形象的典型事例。难怪斯大林始终理解不了。其实，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拟、签订之后，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哈，这不就是那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吗？“既好吃”，就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使新中国在世界上健康成长不受侵犯的作用；“又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同盟，互助友好，反对侵略，促进世界和平，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为此，条约的谈判和签订，都应该是对口的，合乎国际法律和国际惯例的。所以，当斯大林作了让步，同意签订个文件，并且建议说就由他和毛泽东签字时，毛泽东还不答应。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斯大林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就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游览，调查研究，了解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情况。

列宁格勒，原名圣彼得堡，曾是沙皇俄国的首都。1917 年 10 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官，宣告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宣告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时过 32 年，中国革命又宣告胜利，无产阶级和

人民大众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里又夺得了政权。1950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资格，乘火车来到列宁格勒，受到了当地领导和群众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原计划安排毛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毛泽东神采飞扬，游兴正浓，要直接乘车去波罗的海参观。

当地领导十分尊重毛泽东，按照毛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天寒地冻，一片白银世界。大海和陆地都被白雪厚冰连在一起，白茫茫

的，分不出水陆的界限了。

毛泽东喜欢宽阔的海洋，更喜爱银白的雪原。他乘坐汽车在那一望无垠的海面冰层上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毫无倦意，不时地向当地的陪同人员询问各种景观。当远远地看见那雄伟的喀琅施达特要塞的时候，他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漫步，举目眺望，激情满怀他说：“革命使江山更雄伟！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

喀琅施达特要塞，是苏联十月革命时工人们和士兵们发起暴动的要地，

在历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业绩！苏联同志介绍说：”此刻，我们正站在波罗的海海面的冰层上，冰下面就是海水，冰层的厚度约 1 米至 1 米 5。”

毛泽东望着那广袤无垠的冰原，高兴他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 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的中苏两国人员，都为毛泽东的豪情诗意和宽广胸怀所感动，禁不住欢呼、鼓掌！

在列宁格勒，毛泽东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参观了冬宫展厅及沙皇的寝室、办公室、休息室、藏书室等。苏联同志说：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但因内部整修，不能参观。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侵华很反感，一听此话，即对身边的师哲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毛泽东特地参观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赞赏那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

的革命壮举。参观了苏德战争中苏军保卫列宁格勒的防御工事。晚上，又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芭蕾舞《巴亚捷尔卡》。演出相当精彩。结束后，毛泽东派王稼祥、陈伯达等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了花篮。此时，台上台下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响成一片。列别杰娃谢幕达五六次，观众仍不散场。列别杰娃意识到这是观众对于中国人民的友谊，是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爱，也是对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敬慕，于是，她改变一般的敬礼谢幕为向毛泽东鼓掌，用手送吻好几次，得到了观众的欢呼！

后来，毛泽东感慨地说，1917 年的十月革命，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俄人民，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过了 32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推翻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可是，斯大林对蒋介石是怎么看的呢？

的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作者阅读了《斯大林全集》，查阅了大量有关的资料，发现斯大林第一次公开评论蒋介石，是在 1927 年 4 月 19 日至 20 日，斯大林写给宣传员的提

纲《中国革命问题》中。这个提纲经联共（布）中央批准后，发表在 1927

年 4 月 21 日《真理报》第 90 号上。当时，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本质已经暴露；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反对派对斯大林攻得很凶。为了回答反对派的攻击，不久，斯大林又陆续发表了《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其中都论到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问题。在此前后，毛泽东不仅正在与蒋介石集团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也发表了一些论及蒋介石国民党的文章。

那么，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运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毛泽东和斯大林对蒋介石的论述、观点、意见加以比较，不仅有助于认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经验和问题，而且，也有助于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思想、理论。

首先，应该肯定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只过了 9 天，4 月 21 日，苏联《真理报》就发表了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的长篇文章。斯大林写道：“蒋介石屠杀工人群众并实行政变，就像是响应帝国主义者的号召，表明他决心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

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①

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表明了他对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义愤，表明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也表明了他那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观点。其反应之迅速，爱憎之分明，文风之简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仔细研究起来，这篇文章以及他后来发表的几篇论中国革命的文章中，都表明他对当时中国革命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正如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 “中国革命失败，反对派攻击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 1927 年，连写了几篇文章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②蒋介石挥屠刀残杀工农，毛译东斯大林对策不同。

毛泽东当时是如何向蒋介石以及党内的右倾投降倾向作斗争的呢？1927 年初，陈独秀虽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他的右倾投降倾向越来越受到一些共产党人的抵制和怀疑。而毛泽东的理论、主张，特别是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1927 年 2 月，毛泽东曾将该文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但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予发表。3 月 5 日起，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陆续发表了该文。3 月 12 日，《向导》发表了该文的一部分，陈独秀看到后不让再发；当时在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主张全文刊完，但被陈独秀等人拒绝。瞿秋白不服，4 月间，亲自将此文交中共在武汉开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为其写了序言，要求“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实际上是对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强烈批评。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对各种攻击农运的谰言是有力的批判，对各地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又是极大的鼓舞。为了加强领导，1927 年 3

月 30 日，湘、鄂、粤、赣四省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农民自卫军代表一起，在

武汉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毛泽东、方志敏、彭湃等 13 人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主持全国农协的工作。

毛泽东领导全国农协很快地制定出了《今后农运规划》，发往各地，对于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都作了具体部署。

1927 年 3 月 10 日至 17 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和邓演达、陈克文联名向全会提交了《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16 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等人的议案，通过了《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宣言》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抵于完成。”

《宣言》强调：农民问题的内容就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宣言》明确指出：现在，“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

①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203 页。

①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508 页注释 177 条。

民将下会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①

《宣言》还强调指出：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如民团、保卫团及团防局等均须解除，交与农民。同时，应设法使农民廉价购得武器，使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的确实保障。

《农民问题案》是《对农民的宣言》的原则说明和具体实施纲要。在讨论《农民问题案）时、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横加指责，要求党和政府对农民运动“加以改善”。共产党人夏曦发言批驳，说农村的骚动不安，是农民革命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能横加指责，更不能由党和政府去进行所谓的“改善”。毛泽东支持夏曦的观点，认为“夏同志理论甚确，应写到提案中去”，并特别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必须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治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这是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些意见写进了《宣言》，并且在《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特别指出： “北伐胜利之结果，已有好几省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加入农民协会之农民已有四百万，正在为自己之解放而努力奋斗。”同时指出：“农民的敌人也就以全力遏制农民运动之发达及阻碍本党决议之实现。这些农民的敌人，所谓乡村把持政权者，同时亦即国民革命之敌人”。国民党一定要竭力保护农民，铲除敌人。“如果本党不能这样做去，国民革命将发生很大的危险。”①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对农民的宣言》机《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采纳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些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形成了有利于农民革命的宣言和决议，对于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起了鼓舞作用。

到 1927 年 4 月底，湖南省的农会会员由 1 月份的 200 万激增到 518 万。农民武装迅速扩大，各地农会纷纷夺取团防局枪支，建立农民自卫军。为了解决工农运动的武装干部问题，省农民协会和省工会在长沙创办了工农自卫军训练队，培训工人农民自卫军干部。在建立工农武装的同时，各县农民又开始自己动手，采取平均佃权、清丈田亩、插标占田、民主分田等多种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湖北的农会会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两个月内，由 80 万猛增到 240 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勇敢地向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进攻，夺取了地主民团和团防局的枪支，壮大了农民武装，建立了农民自卫军。部分县区也开始清丈田亩、登记土地、烧毁地主的地契债券，进行分地分粮了。

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土地革命的步步深入，需要国民党政府尽快地拿出有关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方面的具体政策来。

1927 年 4 月 2 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经过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议决成立。这个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等 5 人组成。其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土地分配状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4 月 12 日，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他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下纳租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议决案》1927 年国民党中央印发。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攸决案》1927 年国民党中央印发。

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它就得了。”①4 月 19 日，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和意义。他把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概括为六点，即：解放农民；增强农业生产力；保护革命；废除封建制度；发展中国工业；提高文化等六点。

斯大林曾多次强调：中国的农民问题“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誓死拒绝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②毛泽东则始终坚持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而不赞成搞土地国有化。其原因，毛泽东在 4 月 19 日阐述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时，曾经说过：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不仅可以解放农民，而且可以”保护革命”。他说：“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获得生力军，” 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因为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斯大林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农民要求土地的迫切心理，因此而长期对毛泽东猜疑、不满，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不客观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引，农民运动迅速地遍及 17 个省区：粤、湘、鄂、赣、桂、闽、皖、川、浙、苏、豫、直、鲁、

陕、热、察、绥的山川平原，有组织的农民达到 800 多万。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同时；工人运动也很快地出现了高潮。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高涨的重要标志。1927 年 3 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于 3 月 22 日解放了上海。接着，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上海市民政府。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伺机反扑。1927 年 3 月 26 日，蒋介石率部到上海后，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结合，勾结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者，准备反革命政变。4 月 3 日至 5 日，汪精卫来到上海。蒋介石、张静江等十余人同汪精卫连续举行秘密会议，达成了一些反动协议。4 月 6 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发布反革命布告：“一切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 月 8 日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行使市政府职权，从而篡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政府的权力。

当时，上海工人运动高涨。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带领 80 万有组织的工人，万众拥护，实力雄厚。但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对蒋介石叛变的阴谋熟视无睹，一再退让，麻痹工人斗志，涣散工人组织，并为蒋介石的阴谋辩护。蒋介石也利用这一点，在政变前夕，还派音乐队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他亲笔题词“共同奋斗”的锦旗一面，表示他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4 月 12 日晨 1 时，由蒋介石指使的青红帮流氓打手为先锋。冒充工人，到处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促抵抗，蒋介石事先布置的反动军队，

① 《土地委员会第一、二次扩大会议记录》。

② 《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330 页。

乘机出动，收缴了工人武装，打死、打伤 300 多工人，占领了上海总工会。蒋介石的反叛罪行，激起了上海工人的无比愤怒。4 月 12 日，上海总工

会发出了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数万徒手工人在闸北开罢大会后，前赴后继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址。南市开了 50 万人的市民大会，会后前往尤华北伐军总指挥部请愿。4 月 13 日，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到宝山路天主教堂周凤岐 26 军 2 师司令部请愿，该师按照蒋介石屠杀的密令，用机关枪向徒手工人群众扫射，当场打死者百人以上，伤者无数，血流成河！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被军队枪击，死伤数十人。

蒋介石的大屠杀，从 4 月 12 日至 15 日，连续 4 天。工人被屠杀者 300

余人，被捕者 500 余人，逃亡失踪者 5000 余人，失业者不计其数。这就是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它表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退出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投入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

毛泽东闻讯。义愤填膺。当时，他正在武汉负责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工作。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刚刚组成，就听到了蒋介石在上海大屠杀的枪声。毛泽东立刻联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敦促武汉政府对蒋介石的叛变表示强烈的反对和声讨。4 月 17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出命令，斥责四一·二大屠杀罪行，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撤消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同时宣布蒋介石所率的第一集团军全部归军事委员会指挥。当时，武汉政府管辖下还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和北方的部分地区。这些省区的群众运动还在蓬勃发展，并且还有十几万正规军队和许多工农武装。革命虽然危急，但还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认为首先要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群众。他领导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严正指出：”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①这时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 1000 多万，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势力，形成声讨蒋介石叛变，巩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当时扭转时局的重要一环。毛泽东和董必武、林伯渠、挥代英、吴玉章等共产党人一起，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40 人，联名签发《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尤以武装部队，共同“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②

然而，蒋介石是耍两面派手段的能手。他常常以他那伪善、“进步”、” 革命”的假面具，欺骗那些好心的或者不大了解情况的人。斯大林由于相距遥远、脱离实际，多是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派人了解的情况中分析问题，所以一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性和力量估计过高。他把蒋介石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并且在阶级分析上，采用公式化、定型化的方法，把人定死了，忘记了人是会变的。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情卫也一样。看不

① 1927 年 4 月 22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 1927 年 4 月 22 日汉口《民国日报》。

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①“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1926 年‘三二○’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四一二’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②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信任、迁就蒋介石、汪精卫之流，造成了重大损失。1927 年 3 月，蒋介石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挥起屠刀，接连制造了暗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省农协等等事件，引起了社会不满。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连续发了《赣州总工会横遭摧残的情形》、《赣州各工会代表团请愿书》和《南北妥协》等报道，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苏联《真理报》却干 3 月 15 日发表了《蒋介石宣言》，副标题是《拥护党对军队的领导》，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打掩护。

《真理报》又发表社论《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公开驳斥有关蒋介石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报道；吹捧“蒋介石是忠于革命原则、服从党的领导的”。③

然而，蒋介石并来因《真理报》的吹捧而转向革命。3 月 22 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3 月 26 日，蒋介石到了上海，立刻与帝国主义、大地主。大买办勾结，准备进行反革命政变。3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特别委员会。陈独秀在会上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他强调说：“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并且“断绝蒋介石的政治生命”。①

但是，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在 3 月 30 日发表的《上海工人的胜利》一文中，却说：“现在说国民党分裂和上海无产阶级同革命军对立是绝对地不正确的”；“蒋介石本人已经宣布他们服从党的决定。像蒋介石这样的革命者不会像帝国主义所说的同反革命分子张作霖结成联盟去反对解放运动》”

蒋介石准备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3 月 31 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求隐藏或埋藏所有的武器，以避免同蒋介石发生军事冲突。布哈林解释说：“隐藏起武器不更好吗？”右倾错误的指导，解除了革命的武装。这是第一。

第二，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过分地强调外因，没有剖析清楚蒋介石的阶级本质和两面伎俩。直到 1927 年 7 月 27 日（早在 7 月 15 日，汪精卫已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斯大林还认为武汉是革命运动的中心。他写道：“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革命运动的中心由广州移到了武汉”。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67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65—166 页。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124、125、127 页。

“民族资产阶级退到反革命阵营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革命运动规模的恐惧，第二是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压力。”①

这两条都是强调外因，强调工人运动规模过大使资产阶级恐惧，强调帝国主义在上海对资产阶级的压力作用，而忽略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毛泽东则不这样看。他认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他指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他写道： “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1927 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②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研究国共两党的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它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他写道：“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①

蒋介石在 1927 年前后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毛泽东的分析，从阶级基础、内部矛盾、对立统一的高度上，揭示了蒋介石国民党变化的本质。因而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做到了准确、有力，击中要害。而斯大林由于长期不能抓住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所以往往存在幻想，他的这些错误认识给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实上，斯大林的上述认识，在实际斗争中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未真正从中吸取教训，却把团结依靠的对象很快地从蒋介石转向了汪精卫及其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但斯大林不是要中共提高警惕，与武汉政府的反动倾向作斗争，反而批评中共对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他不加分析地把武汉政府称为“革命中心”，要通过武汉政府去实现土地革命。为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电告国际：“国民党领导决定反对土地革命，不偕为此而同共产国际决裂”。斯大林复电说：需要“克制”，现在进行斗争，意味着真正的失败。而克制就能赢得时间，有增强力量的可能，为晚些时候进行斗争创造胜利的条件。斯大林多次在讲话中强调支持汪精卫和武汉政府。5 月 24 日，就在斯大林发表演说的当天，武汉政府就发布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命令。斯大林的克制，没有使革命力量增强，倒使汪糟卫勾结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宁汉合流，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了惨败。第三，在如何估计形势，如何对待蒋介石叛变的问题上，斯大林脱离了

①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30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15 页。

① 《毛译东选集》第 1 卷第 315—316 页。

实际。他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其程度来说，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 1917

年 7 月遭到的失败，那时候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转入地下，经过几个月，革命又重新走上街头，来扫除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了。斯大林写道：“我想这个前途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如果在最近时期（下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那么，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①

毛泽东不是这种看法。他善于分析矛盾，处理矛盾，知道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春，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但他认为变化要有条件，要有个过程，不可主观急躁，揠苗助长。毛泽东写道：“1927 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到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②

在这里，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已被蒋介石“打击”得” 很小了”。要“壮大起来”．一要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二要“逐步地”来。他还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写道：“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年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927 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①

斯大林那种不合实际的形势估计和理论分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 1927 年 11 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②

斯大林的影响是巨大的。4 月 27 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80 人，代表党员 57967 人。大会开了半个月，主要是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指出今后革命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

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前和大会上，进行过反对陈独秀等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斗争。但是，由于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的领导，压制正确的批评，致使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重视，毛泽东提出的原则斗争没有充分进行。在小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这是当时挽救革命的正确方针，但却为陈独秀所拒绝，根本没有交大会讨论。毛泽东还被陈独秀等人排除在大会领导之外．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这次大会，虽然通过了一些正确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忽视同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右倾惜误，但由于党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面对蒋介石大屠杀的血雨腥风，眼看党的五大仍然不能改弦更张，力挽狂澜，预感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将要遭到失败的危险，毛泽东“心情苍凉，

①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32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4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第 303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06 页。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一个人慢步到长江岸边。登上黄鹤楼，远眺华夏大地，俯视滚滚长江，吟诗一首：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