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要各国党“忠实地捍卫苏联”。王明把斯大林的话当圣经佛 咒，死搬硬套，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什么选中王明并把他扶上高位呢？因为王明不仅是一个能言善辩而又完全照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不考虑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对斯大林和国际十分忠顺的奴隶主义者；在联共党内的斗争中，他一直站在斯大林、米夫一边，成为斯大林、米夫的忠实信徒。1929 年夏，共产国际将王明等人陆续派回中国，在一年多

的时间里，他们在党的《红旗》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先后发表了 30 多篇文章，把斯大林和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言论奉若神明，大加称颂、宣扬和发挥，逐步形成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更完备、更带“理论”色彩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两条路线斗争》小册子，不仅是李立三“左” 倾冒险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和总纲领，也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左”倾观点的翻版。

例如，“保卫苏联”，是 1927 年 8 月 1 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在题为《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斯大林专门谈了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问题。他说：“同志们！ 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是根据它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如果人们的声明和宣言不以行动来证实，如果它们不付诸实施，那末无论它们多么有声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

“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①

在这里，斯大林把苏联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之上，并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作为检验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要它们“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进一步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①

1928 年 7 月 13 日，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报告中，论述共产国际的问题时，分析世界的各种矛盾中，有三种基本矛盾： 一个是在资本家阵营中，“美国资本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了”——英美争夺世界霸权。第二个矛盾“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深”。因此，斯大林提出，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建立先进国家工人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统一战线，以便防止战争危险⋯⋯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②

教条主义者王明，把斯大林的语言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圣经，不看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管人民群众的要求呼声，死搬硬套，强制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全党达四年之久，危害极大。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46—47 页。

① 《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47—48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172—175 页。

第一，“武装保卫苏联”、打击爱国的中间势力。1931 年 9 月 18 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我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整个中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应当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及时地向人民提出“收复失地”、“保卫祖国”、”联合一切民族民主阶层，一致抗日”等口号。积极推动当时已经兴起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但是，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却认为“九·一八” 事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严重步骤，而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是要把中国“变为将来对苏联作战的许多根据地之一”，因而提出“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共产国际通过王明把国际指示传达到国内，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坚决执行。他们把“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作为“九·一八”事变后党的“中心任务”，大声疾呼要以实际行动去援助苏联和红军。他们置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于不顾，却隔靴搔痒，组织举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1932 年 8 月 1 日—8 月 7 日）。

这些宣传和作法把中国人民抗日御侮的斗争与“保卫苏联”的斗争对立起来，看不到日本侵略中国、妄图灭亡中国的特定条件，看不到中国人民革命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致性，引起了人民的误解和不满，使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隔膜起来。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当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已于八月间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鄂豫皖的红军也将陈调元所属的反动军队打得片甲不留；全国人民的抗日声势浩大，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中间派都活动起来，十九路军违命开到南京、上海，上海《大公报》、《申报》公开要求“改弦更张”，停止剿共， 一致对外。12 月 21 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广东派孙科等上台，声言要和共产党红军妥协。1932 年 1 月底，南京政府因上海发生抗战而迁都洛阳， 许多在野的派别和军队（如东北军、西北军、粤军）有的同情抗日反蒋，有的中立动摇，并且有人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的问题。这些情况说明：“九·一 八”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国内阶级矛盾开始降为次要地位。但是， 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没有强调中日民族矛盾，没有采取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拒绝了各方面人士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和提议，反而把中间派别的抗日民主要求看作是欺骗，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对当时正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部和在上海抗日的蔡廷锴部十九路军都采取了“要兵不要官”的关门主义策略。他们拒绝“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仍旧强调国内阶级斗争，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而继续主张“打倒一切”。

1932 年 1 月 9 日，临时中央又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强调革命的任务是争取在湘鄂赣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 要红军进攻这几个省的中心城市，不承认有全国性的抗日形势。这样就不自觉地把组织全国性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时机放过去了。1 月间，蒋介石在日本帮助下联合汪精卫改组派复辟了，全国的抗日运动、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受到镇压和破坏。6 月，蒋介石又组织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又暂时低落下去。

1933 年 11 月 20 日，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率领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王明一伙“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他们仍

不信任。身居莫斯科的王明谈到蔡廷锴时说，“只有在我可以向他的脸上吐唾液时，我才跟他握手。”他们认为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纲领上、政策上、口号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一样反革命的，说“它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被敌人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也中断了。

第二，集中火力反右倾，排斥毛泽东等同志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当时，“左”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可是，王明一伙却强调集中火力去“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他们把反右倾、反调和作为一很大棒，到处打人，以实现其所谓“根本改造党的领导”，篡夺党的领导权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只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他们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起来，说“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们根本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强调全国形势是“新的革命运动高潮日益增长”，“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他们提出了一条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王明一伙在“左”倾是主要危险的时候，用“反右倾”、“反调和”的大棒打人整人，排除异己的作法，也是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

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于：当苏联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1925 年，斯大林高瞻远瞩，及时地向苏共和苏联人民提出了新的历史性的任务，要把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强调“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各种复杂的情况和经验，采取了与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史无前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技术干部和工人；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突击运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 1933 年 1 月斯大林向联共中央报告说，苏联已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仅用了 4 年零 3 个月的时间就于 1932 年完成了。产业工人

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从 1100 万增加到 2200 万人，生产量也增加了一倍。据不完全统计：1930 年至 1933 年间，苏联工业增长了一倍以上，而美国工业在 1933 年底却降到 1929 年的 65％，英国工业降到 86％，德国工业降到 66

％，法国工业降到 77％。由于发生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有 2400 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贫困境地，数千万农民感受到农业危机痛苦。当时，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伟大的成绩和多方的颂扬，使斯大林居功骄傲起来。他越来越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越来越不注意集体领导，而且作风粗暴，往往把反对他的意见的人打成“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反革命”，开除出领导机关，对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进行折磨，直至处死。布哈林、李可夫等人都是由于和斯大林意见不同而遭“无情打击”的。1932 年 1

月 18 日夜，斯大林的妻子娜佳因对他的粗暴行为不满，也用一支左轮手枪自杀了。

斯大林的思想、言论，往往以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现。1931 年 3 月25 日至 4 月 13 日共产国际执委第 11 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主要是讨论了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某些国家革命高潮和革命危机的前提不断增长而出现的问题”。全会把“联共（布）党彻底打垮右派分子”、“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粉碎了右派集团和调和派集团”，誉为国际执委十次全会以来“最重要的成绩”。全会继续强调反右。

中共中央于 1931 年 9 月 10 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决议》，要求全党“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无理指责毛泽东“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开始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其实，王明早在他的“左”倾纲领《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册中，就反对毛泽东等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他认为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不是“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说“有些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成分中，富农占十分之五六”。对于在革命斗争中创建起来的红军，王明认为差不多“都是由个别同志及地方党部凭直党的阶级意识及英勇的创造行动发展的”，而不是“真正的红军”。对于土地问题，它反对所谓“富农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

1931 年 4 月中旬，王明掌权的中央派出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指责“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他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与苏区，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① 会议讨论了土地问题，决定对于地主家属等在原则上不分土地，只允许租借土地给他们耕种。这是地主不分田的“左”倾政策在中央苏区贯彻的开始。会议虽然传达了王明“左”倾主义，但由于毛泽东、朱德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王明那一套未能全面贯彻。

王明掌权的中央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于 8 月 30 日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严厉指责中央苏区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最严重的错误”。根据这个信的精神，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于 11 月 1 日到 5 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抹煞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 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不顾敌强我弱、红军作战战线不能固定的实际情况，指责红军是“游击主义”。把毛泽东在长期反“围剿”斗争中总结的红军作战原则，说成是“农民的落后思想”的产物，提出“要坚决反对落后的阻止红军技术进步的狭隘的经验论”。会议还错误地提出把红军中出身于地主、富农、商人家庭的人当作阶级异己分子肃清，提出了“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贫农的”。这样，既打击了那些有实战经验、有指挥才能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军骨干，又在唯成分论的思想指导下，提拔了一些没文化、水平低、力不胜任的工人到领导岗位。会议还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

① 《苏区中央局报告》（1931 年 7 月 8 日）。

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是“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会议强调，“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上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①。这次会议，排挤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使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中逐步得到了贯彻。

1932 年 10 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再次攻击毛泽东， 攻击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实践是右倾“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等等。会后，调毛泽东去做政府工作，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来，又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迫使他离开红军。

1933 年 1 月，中共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往苏区。2 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贯彻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指示，推行“左”倾政策，在福建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他们把罗明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主张，错误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给以“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3 月，他们又批判了江西的所谓“罗明路线”，打击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等帽子，实行“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第三，肃反扩大化，伤了党的元气，大大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中共党内开展的肃反运动同苏联的肃反一脉相承。苏联的肃反工作从 20 年代末就开始了。1928 年在莫斯科进行了“沙赫特事件”的公开审讯；30 年代初在托洛茨基分子中间和“民族主义倾向派”内，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逮捕。1934 年底基洛夫被暗杀后，苏联掀起了一个大规模地“镇反肃托”运动。这一运动， 无疑打击和镇压了一些真正的敌人，但也确实冤枉了不少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王明、康生一伙，照搬苏联肃反经验，在中共党内大搞“左”的肃反运动，并利用肃反排斥异己，陷害无辜，让肃反机构自成系统，不受党委领导， 以“叛徒”、”特务”、“托派”、“AB 团”、“改组派”之名，大搞逼供信，诬陷和捕杀了不少群众领袖和重要干部，结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伤了党和红军的元气，大大地削弱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白区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百，红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 30

万人降到 25000 人，使中国共产党由 30 万党员降到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使中国革命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有力地帮助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