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译东说：“斯大林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 他还谈到革命转折关头的复杂斗争。

毛泽东尊重斯大林，重视斯大林的论著和意见。就在斯大林送给他“秘密文件”、表示歉意之后，他对师哲说：斯大林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 1928 年的 7 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党的有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基本理论问题搞不大清，争论不休。斯大林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些，对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而深刻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动力、对象、前途等基本问题，早在 1926 年斯大林就有了明确的论断。当时，斯大林之所以特别重视中国革命，是因为革命发展迅速，并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

1926 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

278 名，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计 168 名，中派 65 名，右派 45 名。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毛泽东作为国民党湖南省的代表出席大会，并在 8 日下午，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大会上作了《宣传报告》。在报告的结语中，毛泽东说：“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地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 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①

1 月 16 日，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大会上通过。《决议案》指出：“中国的解放和统一，是大多数人所要求的。所以大多数的民众就是国民革命的基础。”“我们如果想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拥护农民的利益。宣传部应当正式指示，凡是赞成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决议案》还强调说：“一个党的成功，须赖有党的重心。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心。就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宣传部应当时常指示各党员，并且命令他们趋重于这个重心。”①

这次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主持下，通过决议继续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抉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决定给西山会议派中的几个最反动分子以纪律制裁（有的开除，有的警告）。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工农运动等革命的决议案。

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很大优势。大会选举的 36 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李大刽、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七人，候补执行委员 24 名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邓颖超等 7 人。毛泽东是宣传部代理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但是，由于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对右派妥协退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曾主张坚决反对右派，并利用这次大会的有利条件，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在国民党中央的选举中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占压倒优势。但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却要以让步、妥协保持联合战线，并把已被革命势力驱逐出广州的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找回广州参加大会，让他们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使其后来利用职位进行反革命活动。更严重的错误，是把假左派、新右派蒋介石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其阴谋篡

① 1926 年 4 月 10 日《政治周报》第 6、7 期合刊。

① 1926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夺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1926 年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向革命进攻。在北方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在南方发生了三二○事件。3 月 12 日，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的两艘军舰驶入大沽口，为奉军军舰开路。驻守大沽炮台的国民军以旗语制止，日舰不理；守军发空炮警告，日舰炮击国民军，打死打伤十余人。国民军忍无可忍，以炮还击，将日舰击退。国民军就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向日使提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不赔礼道歉，竟然联合英美等八国于 16 日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北京群众义愤填膺。3 月 17 日，北京 25 万群众召开了国民反日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3 月 18 日，北京群众五千人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至临时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最后通牒。段棋瑞竟令守卫开枪，打死打伤群众 200 多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3 月 18 日，蒋介石唆使其盟弟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学校教育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诡称接奉蒋校长电话，要李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19 日李之龙向军校驻广州办事处索调兵舰公函备案，经蒋介石允许“电舰返省”。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使其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一面又伪装“惊异”，说李之龙不服调遣，图谋不轨。20 日，蒋介石宣布戒严，断绝交通；逮捕了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枪械；包围了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很显然，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向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第一个阴谋政变，是他们叛变革命、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盟的一个试探性的前哨战。他们要以此来试探共产党的虚实。

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政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3 月 1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宣部代理部长的身份列席，并提出一项严加取缔孙文主义学会的提案。孙文主义学会是 1925

年 12 月黄埔军校内的右派分子贺衷寒、缪斌等在蒋介石、戴季陶的支持下成立的反动组织。他们出版《国民革命》、《孙文主义丛刊》等，打着宣传孙文主义的旗帜，进行反共活动。毛泽东历数孙文主义学会的恶迹，主张严加取缔。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毛泽东的部分提案，决定在北京、上海等地不准发展孙文主义学会。①这对于靠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阴谋政变活动的蒋介石，也是一次打击。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感到来者不善，“山雨欲来风满楼”，是右派进攻的试探，主张坚决反击。他分析形势后指出：就广州一市的情况看，蒋介石的实力是大的；但就粤桂全局来说，蒋介石的实力是小的；只要我们党坚持原则，坚决反击，就能争取团结那些动摇的中间力量，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他和陈延年一起，去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处商量对策。毛泽东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利用蒋介石和其他各军的矛盾，声讨蒋介石。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其他各

① 《国民党中央党部第 12 次常务会议录》。

军的军政首脑都反对蒋介石；第一军的政治骨干又大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反对。毛泽东不服，请示陈独秀；又遭到陈独秀、张国焘的压制，未能实现。

陈独秀等人被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吓倒了，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可能压倒蒋介石。他们认为蒋介石不仅有他的武装力量，而且得到中国整个资产阶级的支持。为了使资产阶级留在统一战线之内，共产党必须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他们认为在中国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能“协助”、“等待”，而不能“包办代替”。当前要“办而不包，退而不出”。他们认为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党的急进政策想包办国民党而逼出来的，因而主张以后只应“办而不包”；一定要向右派的进攻退让，但不要退出国民党，故名曰“退而不出”。陈独秀还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称赞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表白说共产党是完全支持蒋介石的。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蒋介石阴谋得逞，变本加厉地向革命进攻。蒋下令撤消了第一军中许多共产党员的职务，并把他们和许多革命青年清除出了第一军；又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等手段分化国民党左派，逼迫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假左派分子汪精卫出了国，迫使原是左派的动摇分子甘乃光、陈公博等向他投降；又把戴季陶、邵元冲、孙科等右派分子召回广州，委以重任，支持其四出活动，制造事端，分裂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造谣惑众，诬蔑共产党，扩大孙文主义学会等反动组织。

不久，蒋介石又把新老右派分子组织起来，和他在黄埔军校中培植的一批军事法西斯帮徒——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结合，成了一个新的帮派。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之前，在广州到处散布“共产”谣言，唆使罢市，造成广州中央银行发生挤兑，广州市内满城风雨，用多种方式威胁分化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他的《整理党务案》制造舆论和借口。

毛泽东虽受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压制，不能力挽狂澜，但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坚决的斗争。4 月 23 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 22 次常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联合杨匏安等人提出了“训令全体党员不得认反动分子为党员，不准加入各地未经本会批准擅自设立孙文主义学会案”。会议决定，除广东外，未经本会批准，不得认为本会附属团体。①

5 月 15 日至 22 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为了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的党权，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不得充当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都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条文。

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张国焘按照他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妥协方针，要大家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但是讨论中意见不一，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讨论七天，毫无结果。张国焘再三强调他和陈独秀的让步方针，要大家签字接受。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拒绝签字。

① 《国民党中央党部第 22 次常务会议录》。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表决《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坚持不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两个人，一个何香凝，一个柳亚子。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投降方针，致使《整理党务案》被通过，使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在蒋介石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很快代替共产党人当了国民党的部长，蒋介石也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不久，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篡夺了党权、军权和政权。

1926 年 5 月，中共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向湖南挺进。7 月 1 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 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北伐战争。北伐军共八个军，约 10 万人，除后方留守部队外，分三路向北进攻。而它面临的敌人，数量庞大，并且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暂时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当时主要军阀部队有三支：一支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总兵力约 20 万，盘踞在湖南、湖北、河

南、河北等地；控制着京汉路；一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总兵力约 30 万，控制着东北各省及北京、天津反津浦路北段：一支是从直系军阀分化出来的孙传芳，总兵力约 20 万人、据有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这些军阀的兵力虽有七八十万，但各自为政，内部矛盾很多，军无斗志。而北伐军由于战争的正义性质，全国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持；由于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援助和世界人民的同情；由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北伐军中的骨干作用和英勇战斗，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到 1926 年底，北伐军就攻下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使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

在中国革命迅猛发展，国内形势急剧变动的重要关头，1926 年 11 月 30 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不久，又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毛泽东在此前后，也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著。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时虽然相距万里，但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却基本一致或大体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