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作用的各种理论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源远流长，也是人类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写道：“欧洲的寒冷国家的居民很勇敢，但思想和技术不发达，但他们比其他国的人获得更长的自由，由于其政治组织化不够，因而不能统治邻国人民。亚洲人却正相反（亚洲温暖），他们思想丰富，技术先进，可是由于勇气不足，而惯于服从和接受奴役”。

世纪初，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更为系统化理论化了。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斯鸠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强调气候对制定法律的影响，他说：“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地位⋯⋯”。他认为国家制度、政体和民族道德面貌、宗教信仰、法律、风俗都是由气候、土壤和居民领土大小决定的。很显然，地理环境决定论总的来说是片面的错误的，但是作为法国革命的思想先驱，孟德斯鸠在考察人类社会时摈弃神的意志，从物质世界的自然界中寻找社会发展原因，无疑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世纪是地理环境决定论最盛行的时期。许多地理学家为探求人类思想文化的物质基础做了艰苦的努力。近代地理学创始人之一，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就非常重视研究各大陆的地势，他指出：“均质的陆地文化发展最慢，非洲就是个例子，而欧洲正相反，与面积相比海岸线特别长，具有无数港湾，适于文化广泛地接受和扩散；亚洲则居中，因为虽然总的看地势是均质的，但海岸线很不规则”。1859 年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正式发表，进化论的思想几乎冲击了整个科学界。在地理学者中达尔文的思想极为兴盛，其对德国和英、法地理学界的影响尤为强烈。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其《人类地理

学》一书中说：“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命运”。他提出了“生存空间”的思想，认为人类像生物体一样，在一定地理环境中进行生存竞争。把国家看成是属于土地的有机体，当一个国家侵略别的国家时，正是生长力的反映。拉采尔的思想传至美国后，其弟子斯姆普鲁（Semple）进一步深化了他的思想，在其所著的《地理环境的影响》（1911 年）一书中写道：“人是地表的产物，是地球的子女，不仅生于地球还于地球，而且大地养育了人类，给人以工作，决定人的思想，让人类面对困难锻炼肌体增强智慧，例如航海、灌溉等各种问题。同时又暗示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大地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深入骨肉而且浸透到精神之中。”①她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分为四种，即直接的物理的，精神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她甚至认为物理的影响也直接影响人类的宗教、文学和思想方法。例如波里尼西亚人的神话都是围绕着群岛的大洋的故事，原始人的宇宙观念打着他们所在地的强烈印记。居住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的“地狱”形象是黑暗、酷寒、多风暴的，犹太人的“地狱”则是永远燃烧火焰的地方，而产生在闷热的喜马拉雅山间高原的佛教，心里所描绘的上天则是与炎热潮湿所致的疲劳与困乏持续斗争的涅槃，主张虚无万念皆休。虽然拉采尔及其弟子们把地理环境决定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他们也只是到“生存空间”“国家有机体”的思想为止，从来没有赞成过优劣民族的思想，而且拉采尔在系统说明“文化景观”等方面还为地理学做过一些有益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的纳粹学者豪斯霍费尔则由此向前跨出了一大步，把地理学直接应用到政治上。1942 年他发表了《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以后又利用“生存空间”的思想宣传民族优劣的邪说，为纳粹侵略政策服务。1945 年他在纽伦堡国际法厅受审，1946 年自杀。从此以后， “地缘政治学”这样的极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世界学术讲坛上就销声匿迹了。

苏联在 30 年代就开始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二战以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了严厉批判，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人坚持这一观点了。

西方国家虽然二战后由于“地缘政治学”名声太臭，使“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潮一时消沉下去，但不久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新决定论”的思想，它的代表性思潮有两个：一是美国的 G.泰勒（Taylor）。他提出自然给人类社会提出最初的“基本框架”的思想，他说：“过去的沙漠如今还是沙漠，还可以证明人类总是力图利用好的地方，这正是自然决定人的意向”①并说： “在大城市里虽然交通警察可以决定车停车走，走快走慢，但总不能让车离开交通路线。人类社会也很像这种情况，人们可以因过干过湿，过寒过热，或过高过陡而择地而居，但总离不开自然提供的基本框架，人们不能无视南极大陆残酷的自然环境，不能无视澳大利亚一半以上的干旱沙漠。决定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开发迅速也好、社会停滞也好，归根结底还是自然环境。”

①二是麦卡兹（Meggers），她认为人类文化与环境间存在着限定关系。她将

环境分为四种类型：①对农业发展来说没有潜在可能性的环境；②对农业发

① Semple.E：《Influencesofthegeographicenvironment》，Holt，Rinehart＆Win-ston.1911(quotationfromP.1).

① Taylor.G：《Geographiinthetwentiethceutur》，PhilosophicalLibrary，1951（quotationfromP.16）.

展有一定限制的环境；③对农业发展估记有改善的环境；④对农业发展没有限制的环境。他认为低级的环境（如①②）限制了文化发展不可能产生高度的文明。例如南美洲原始森林，邻近的先进文化就无法介入。“某种文化的发展程度由环境提供的农业可能性来决定。如果潜在可能性高，文化就进步，如环境不能改善，那么文化就停留在与其粮食资源相当的水平上”②

（二）或然论（可能论）

在拉采尔的决定论出现之后，西方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他就提出了指责，正如 H.W.马雷特说的，拉采尔的学说“太漂亮了，但不真实。”拉采尔时代在地理学界还出现了或然论的思潮，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地理学家P·维尔达·白兰士。他认为：“世界并无必然，到处存在或然，人类是机遇的主人。”他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有某些直接影响，但人是主动的积极因素，不完全是环境的产物，同样的自然条件可以产生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他的学生让·白吕纳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指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无定的，两者之间随时代而变化。”可能论者认为之所以环境的决定不是绝对的必然的，是由三种因素决定的：首先环境本身是在变化的，例如同样的地域在某些时期可以是风调雨顺给人类带来利益，有时也会出现旱涝灾害给人们制造困难，个别时候甚至出现地震、火山等突然情况给人类带来灾难。人类必须学会利用自然变化的时机兴利避害。其次技术发展给人类创造出许多新的可能性，比如以前大海是交通的障碍，而今航海技术发展了却为人们带来了很大利益。三是人类的要求本身也在改变，即使人们不喜欢的某些环境特性也会为满足人类某些新的欲望而提供可能。一百年前的南加里福尼亚的干燥盆地被称为“死亡之谷”，在人们心目中是恶梦一样的环境，真是避之不及。可是现在城市生活中的忙乱、吵杂、烦恼反而使人们产生新的欲望，那就是安静，所以在某些季节这里又成了人们特意要来的旅游胜地了。可能论者还认为自然提供的可能和人类的选择是有限的，这种限度既来自自然本身提供可能的有限性，也来自人类社会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乃至时间的限制。鲍曼有句名言：“人可以搬动山，但只要给足够的搬山的经费”很形象说明这个问题。

（三）概然论

二次大战以后，在可能论和决定论的论争中产生一种新的环境认识论，即概然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 O.H.K 斯佩特（Spate），他认为可能性可以有很多，某种可能比其他可能性更容易成为人的行动企图，这要由人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概率有多大来决定。这一理论是通过三段式来推演的。其一是人可以选择和决定自然提供的可能。其二可以选择的行为不具有同样的概率。其三，要通过选择来决定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当人们从几种可能中选择一种时，必须事先知道其成功的概率，并以这种选择来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这种理论在实际应用时还引用了复杂的数学统计模型。例如预测栽培方法时，可以有很多选择，如尽量取得最大经济利益的风险选择，只少要有最起码的收获的保守选择，注意保持地力的环境保护观点的选择等等。对全体土地经营者来说，这些意图各占多大的比例？这些意图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概率？都要通过复杂的计算分析以寻求一个容易达到又较好地满足行为者意

② Meggers.B：《Environmeneallimitatiousonthedevelopmentofculture》，Ameri-canAnthroplogist，56：1954

（quotationfromp.815）.

望的选择。实质上概然论是可能论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它比可能论更进了一步，它的确定性指向性更强了。从这一点上说，它又很接近决定论，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看法。

（四）非决定论（二元论）与生产关系决定论

早在拉采尔之前，德国地理学界就出现了二元论的学派。所谓非决定论或二元论就是认为自然环境与社会现象基本上是无关的，各有自身的规律。德国的 O.佩舍尔、F.李希霍芬、A、彭克都把地理仅仅限于自然地理方面而摈弃人文方向，这和 19 世纪科学分化的潮流是一致的。到 20 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地理学分化更趋明显，在欧美地理学界，一般都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以下又分众多分支，而统一地理学的研究在有些国家消失了，在有些国家则大大削弱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以思想上认为自然和社会没有联系或很少联系的理论为基础的。

在前苏联，主要表现为生产关系决定论，其实质也是一种二元论思想。30 年代斯大林发动了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他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说：“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数万年间几乎仍旧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那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更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一批判直接影响到苏联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界和科学界，其中地理学受的影响最为直接。虽然斯大林在文中也肯定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来说是“经常和必要”的条件，并正确地指出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把凡是研究人地关系者都当成在宣扬资产阶级地理环境决定论。由于不敢触动这根神经，地理学被分成互无联系的二门科学，即非人生的自然地理学和自然的经济地理学。否定了地理学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否定了统一地理学的存在，把生产方式决定论变成了实际上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前苏联学者 B.A.阿努钦把这种否定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联系的思想称为“非决定论”。1960 年年轻的 B.A 阿努钦以自己优秀的博士论文《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勇敢地冲破了苏联长期以来的“二元论”的传统僵局，提出了“统一地理学”、“国家地理学”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受到青年地理学家拥护，而且也得到相当多的老一辈地理学家的支持。从此苏联也出现了人文地理、社会地理的思潮。阿努钦的思想也得到西方地理学家的赞誉，堪称苏联地理学中划时代的著作。但是应当指出，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坚持二元论的思想，认为把两个本来相互独立的规律搅在一起是无为地浪费科学家的时间。

“二元论”在我国地理学界影响极深。由于政治上“左”的路线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尤为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似乎只要生产关系变革了，不管怎样的自然条件都可奇迹般地产生强大的生产力。探讨环境对社会对人类文化思想的影响作用，不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是在宣传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因而解放后几十年来除经济地理外其他领域的人文地理几乎是一片空白。到十年浩劫时，更是把生产关系决定论简化为阶级斗争决定一切。对“唯生产力论”批判，导致地理环境不能提，就是生产力也不准研究，地理学除了做一些简单化的“对号入座”的“为生产服务”的自然条件评价外，几乎没有大的进展。真正注意地理学的综合研究，特别是文化社会方面的研究，已是 80 年代的事了，这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性的重视环境研究、重

视社会文化地理方面研究的趋势比起来，明显的落后了。

（五）人类生态学思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正当地理学家苦心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一门新的科学产生了，那就是“生态学”。生态学主要是在达尔文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它是研究有机体之间、有机体与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近年来又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按着提出这一概念的 D.R.斯特达德的看法，生态系统就是生命和与之相关的物理环境、生物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这个系统的功能是通过各因子之间物质循环能量交换来实现的，具有确定的结构和运动秩序与变化规律。当然毫不例外，这个系统也包括人类在内，这种认识显然比地理学惯用的二元论，人类与自然分开考虑问题方法高出一筹。最近十年来采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活跃。美国社会学家D.丹勘提出人类生态系统包括四个因素：即人口——组织——环境——工业技术。我国生态学家马世俊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思想，都是从系统的整体角度用生态的观点研究自然与人类之间关系的。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学说还处于初级阶段，只是提出这样的命题和出发点，深入研究问题还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