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代地理学

至少从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5 世纪，中华民族享受着极高的生活水平，超过地球上任何民族。①实际上，中国的佛教徒“发现”欧洲和印度大大早于基督教旅行者来到东方的时间。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之间，中国文化“在把自然知识应用到有益目的上是世界上最有效的②。中国地理学的研究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在那时已有长足的进步，超过基督教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东西③。可以毫不夸耀地说，中国古代地理学在世界上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但是，中国古代地理学也有其特点和不足的一面，那就是受中国儒教文化“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支配。中国古代地理学较重于对人生事物、自然事物的地理观察，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融于自然之中的，不存在一个事先制定法则创造世界的神，对脱离人的自然界和地球整体的法则很少考虑。博学的孔子曾经遇到这样的难题：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这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文化特点，地理学也毫不例外地受其影响，我国的地理著述极为丰富，对地理事物的发生过程分析也相当深刻，但关于地球的数理知识研究却很不够。

（一）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

我国最早出现“地理”一词见于《周易·系辞》中，有“仰天以观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之句。其“地理”即指地球表面之意思。

最早的地理著述主要有：

《山经》是《山海经》一书中写作时间最早和地理价值最大的部分（《山海经》是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山经》可能在战国前后，《山海经》可能是汉朝形成的，全书 2.1 万多字，承袭了自古以来所积累的地理知识。它记述了 400 多座山，先按南、西、北、东、中五区，每区分若干山系，每个山系又连接许多山岳。

①

②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稿》（英文版），1963 年版，第 117 页。

③ [美]PrestonE.James：《地理学思想史》，中译本，第 51 页。

记述以山岳为纲，综合记述了水、动植物、矿产、特产、神话传说等，其中还提到了潮汐和月亮的关系。其记述的范围远及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外的广大地区。虽然《山经》中不免有失实和错误之处，但对那么久远的历史时代来说，堪称是一部有价值的地理著述。

《禹贡》成书于战国前后，虽全书只有 1189 字左右，但它做为一部地理著作来看，其学术价值在《山经》之上。全书由“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五部分组成。“九州”假托大禹治水时划分的疆界，将全国分为冀、青、徐、扬、荆、豫、梁、雍、兖等九州，实际上是以河流、山脉、海洋等自然分界划的，带有自然区划的萌芽。九州至今还是中国的代称之一，其中的州名在现今的地名中有的仍在沿用。“导山”部分记述山岳，“导水”部分专写河流，“水功”记述大禹治水的功绩，“五服” 部分以都城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候、绥、要、荒等五服，从整体区域角度记述政治和社会生活。

除上述两部专门的地理著述外，在《尚书》、《周易》、《诗经》、《周礼》、《左传》、《管子》、《孙子兵法》等早期著作中还有不少地理方面的内容，如《管子》中“地图篇”、“地员篇”、“度地篇”等关于地图，关于土壤、生物、水文诸地理因素的关系，论述得很有深度，有“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之说，称得上是对土壤、生物空间地理规律的最早认识。

（二）秦汉——明清时期

秦汉以后我国较长时间形成了繁荣统一的大国，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地理知识丰富、地理典籍、书籍数量和地理实践方面在世界上都居领先的地位。虽然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受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影响，但主体的还是“君权神授”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人治社会，比起 15 世纪以前欧洲的“神治的社会”思想，学术环境要宽松得多，地理科学同其他领域一样在世界舞台上还是佼佼者。但是也应看到与诸子百家时代比起来学术思想仍受到一定束缚。

地理探险与游记体地理著作公元前 138 年以后，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二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从陇西（今甘肃临洮）经河西走廊、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大月氏、大夏（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取道昆仑山北麓回长安（图 6-6），中间两次被匈奴捉获，历尽千难万险，耗时 13 年之久。这次出使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除亲身经历外，还间接了解到乌孙（伊犁河、巴尔喀什湖一带）、奄蔡（咸海、里海以北）、安息（伊朗高原）、条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等地的情况。公元前 119 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乌孙后，分遣副使数十人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印度）、于阗（今和田）、扦罕（即扦弥，今于田克里雅城）等地，公元前 115 年回长安。张骞之行丰富了中国人民和当时西域各国人民的

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直至罗马的东徼、印度的北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以后双方使者商人往来不绝，所以张骞西域之行的意义不局限于其本身，而且对地理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司马迁（公元前 145—前 86 年）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足迹遍及当时中国的名山大川，北起河套南至湖南，东起会

稽西达川蜀。饱览了祖国的河山壮丽景色，体察了各地风土人情，搜集了许多外国地理、区域地理资料。其巨著《史记》堪称一部历史和地理的百科全书，其中的《货值列传》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完整的经济地理记述。另有《律书》、《河渠书》等气候、水文方面的自然地理专门记述，以及《大宛列传》、

《秦本记》等外国地理和国内区域地理记述，在人物列传和其他部分也都广泛地记述了地理知识。

公元 76 年到 102 年，班超（32—102 年）在西域进行了友好活动。公元

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波斯湾受阻。这是中国旅行家第一次到达波斯湾头。班超的儿子班勇继父志出使西域，几乎一生都在西域渡过，写成《西域记》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汉朝时候我国的地理视野已相当广阔。几乎是对整个亚洲了如指掌了。如《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从广东到印尼、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东汉时还开辟了从云南经缅甸去印度的陆上交通“永昌道”。《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述了日本“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土宜禾稻、麻紵、蚕桑⋯ 山多丹土。气温腝，冬夏生菜茹。”

晋代高僧法显（约 337—422 年），65 岁时从长安出发经玉门至印度又南下锡兰、苏门答腊绕行南海回国（图 6-7），历经 12 年之久。回国后撰写

《佛国记》一书，记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诸国的自然、社会经济情况。他笔下的沙漠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帕米尔地区的风光是“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斯里兰卡岛是“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海上航

行“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风逐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鳖、水性怪异三属。”其生动、壮观的地理风光跃然纸上，不愧为绝唱般的地理佳作！

唐代名僧玄奘（公元 602—664 年）于公元 627 年西行求法，从瓜州（安西）出玉门关，越莫贺延沙漠取道伊吾（哈密）到高昌（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越过葱岭北隅的凌山经大清池（伊塞克湖）北岸而西，然后到素叶（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千泉（麦尔吉）、赭时国（塔什干）、飒秣建（撒马尔罕），出铁门关（今杰尔宾特西约 13 公里处）过大雪山到印度。在印度玄奘游遍五天竺、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归途越葱岭后改为南路，经佉沙（喀什）、瞿萨旦那（和田）、敦煌、瓜州而回长安（图 6-8）。用了 18 年的时间，经历了 110 多个国家，行程 5 万余里。回国后按其口述编成《大唐西域记》，全面介绍了所经诸邦和国家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风俗习惯等，可谓“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①，不但在中

国地理学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后世以玄奘西行为底线，演义成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西游记》，译成几十国文字，唐僧

① 《大唐西域记》语。

玄奘的名字，可谓世界上妇儒皆知。

唐朝为我国历史上的盛世，国际交往十分频繁，地理实践最为丰富，不仅陆路与西部各国有文化经济交流，海上交通也十分发达。唐朝的远洋船泊以船身大而坚固，航海技术纯熟而闻名于世，往返于国际贸易的阿拉伯商人都乘中国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图”详述了从中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程，足见当时地理视野之广阔。对北部的情况，《新唐书·回鹘传》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所记之海即指贝加尔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昼长夜短的程度，已是远离贝加尔湖的北极圈附近了。

宋代时罗盘用于航海，海上交通贸易更为发达。宋朝与日本间航行甚为频繁，几乎没有间断过一年。同时对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极为发达。周去非和赵汝适搜集当时地理资料分别写成《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其范围涉及到南海、东南亚、南洋群岛、南亚、西亚、非洲和西班牙等广大地域。

元代时，成吉思汗的远征使欧亚大陆广大幅员中的中西交通更为便利。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耶律楚材（1218 年）、长春真人（1221 年）、常德（1259 年）等出征、出使或旅行于西域各地。周达观（1297 年）从海上去柬埔寨，汪大渊（1341 年）去南洋诸岛、印度洋沿岸、东非各国。这些人写的游记都是重要的地理文献。

早于西方“地理大发现”半个世纪，明代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4 年）七下西洋，访问了南洋诸岛、印度、阿拉伯、东非等几十个国家（图 6-9）。郑和领导的由 200 余艘船组成的船队其中有大船 60 余艘，各长 44 丈、宽 18

丈，可载千人，船员最多时达 27000 多人。这是哥伦布、麦哲伦几十人几百人的“地理大发现”船队所无法比拟的。随行的马欢、费信和巩珍记述了这七次航行盛况和见闻。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了 19 国，费信的《星槎胜览》

记载了 40 国（其中亲见 22 国），巩珍的《西洋番国记》记载了 20 国的风土人情。这些记载的丰富程度是空前的。最后一次航行制作的《郑和航海图》是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蒙巴萨，图中收入 500 多个地名，在当时的世界上称得上首屈一指了。遗憾的是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郑和的航行目的主要在于向海外宣扬皇帝的德威，而没有更多地注重用于发展工商业和海上贸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近代中国肯定会早于西方发达起来的。

综上所述，我国地理实践的历史是悠久的，规模是宏大的。要说“发现” 的话，中国人可以毫不夸赞地说，早在西方所谓“地理大发现”很久以前，是中国人首先发现了印度，发现了非洲，发现了后来才“发现”我们的欧洲人。

在古代，游历探险是推动地理学发展的主要形式，也是地理学家可贵的传统。我国古代那么多把一生都献给游历探险事业的使者、僧侣、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正表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

在现代，世界很多地理学家仍然保持着这种精神，几乎每年都在进行高山探险、洋底探险、两极探险和边远地区考察，他们从事着被人类注目和崇敬的事业，献身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上。建国后，我国进行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神农架野人考察、长江漂流科学考察、南极考察等，都体现了地理学家不惧艰险的传统精神，反映了人类伟大的探索求知的品质。对今天的地理工作者来说，学习和继承这种精神是尤为重要的。

理论性地理著作 上面讲的游记主要在于介绍观察地区的山川、物

产、风土、人情，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可贵的地理观察和分析推理。在古代这两者往往是融为一体很难分开的。相对地说，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专门论述探讨地理现象成因与发展规律的理性较强的著作，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郦道元的《水经注》，沈括的《梦溪笔谈》和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

《水经》一书大约成书于三国时代，是一部专门记述水道的著作。它继承发展了《禹贡》的“导水”部分，专记水系，由《禹贡》时的 35 条增加为

137 条，丰富了我国水系分布知识，但多限于源流和脉络，仍较简略。北魏的郦道元（466—527 年），继承了古代学者对水重视的传统，认为水流是“万物无所不润”的客体，决心为《水经》作注，他补充增加到 1252 条河流，全

书达 20 余万字，长达 40 卷，是我国当时对陆地水文知识的一次大综合。他本着“因水而证地”的精神，“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缠，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①，以河流为线索对流经的山、湖和注入的海洋进行连贯记述，对河流变迁进行了考证，并对时前的黄河三次改道都作了考证，对水系区的水汛、泥沙、岩溶、季节变化也都详加分析考证，被后世学者②赞为“其注水经，妙绝古今”。遗憾的是郦道元在某些河源（如黄河）仍然承袭了传统的错误观点。

沈括（1031—1095 年）是北宋一位博学的科学家。他写了综合科学著作

《梦溪笔谈》，其中有很多对自然地理的论述。在气候方面，他指出了气候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规律，他说：“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意思是说，南岭的小草冬天不凋而山西的大树秋则落叶，闽粤沿海桃李冬天可以结实，北方沙漠地区却只有夏天才可结果，这完全是温度的地理分布之故。虽然有些地方有点言过其实，但总的来说还是道出了自然分异规律的大势，这在近千年以前的宋代是很不简单的。沈括还指出了气温随高度降低的规律，正确解释了白居易的“人间四月芬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道理。在自然环境变迁方面，他根据化石解释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他说：“予奉使河北，边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千里，所谓大陆者皆为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沈括这段对华北平原成因之论述可谓精辟之至了。沈括的思路很宽，他用潮汐和月亮在时刻上的对应“候之万万无差”的道理强调月亮是潮汐形成的主要原因。他说：“予

常考其行节，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候之万万无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时。去海远，即须据地理增添时刻”，这与现在所说的“港口平均高潮间隙”是完全一个意思。在制图方面，他编修了天下州县图，采用“二寸折百里”的大比例尺制图，还用面糊木屑、熔蜡为材料制作过地形模型。在矿物方面，他最早记述了石油的性质、用途，把当时所称的“石液” 定名为“石油”。

明末徐霞客（1586—1641 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地理学家。他的伟大首先在于他把实地考察方法放在首要地位。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所评

① 《水经注·序》。

②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

述的那样，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使地理学向新的阶段的发展前进了一步”①。徐霞客自幼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博览了大量地理书籍。22 岁时开始出游，三十年如一日，游历了祖国名山大川。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只身走险，“登不必有径”、“涉不必有津”，写下了 69 万字的巨著《徐霞客游记》。他努力采集植物、岩石和化石标本，直到临终之前还在病榻上研究远游带回的岩石标本，是献身于地理事业的伟大学者。徐霞客研究最多的是石灰岩地貌。他考察湘、桂、黔、滇用去 3 年，计 976 日，占其全游日数 1463 日的大半，字数达 56 万字、占全游记的 2/3，这四省区正是岩溶发育最好的地区（图6-10）。他的研究比欧洲最早研究喀斯特地形的爱士信尔（Esper）早 100 多年。徐霞客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贡献卓著：

确定岩溶地形的类型和名称它把漏陷地形分为：“眢井”（落水洞）、 “盘洼”或“环洼”（圆洼地、漏斗），用“石山”代表峰林地形，将石芽、石沟、干谷地等地形称为“石脊”、“石齿”和“枯涧”。此外，还采用了“天生桥”、“丸石”等俗名。
指出岩熔地形发育的地区性差异如对峰林地形他就生动地指出了滇、黔、桂三省区的不同特点：“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涧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则界于两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
对岩溶地形成因进行了分析指出“盖其地中二、三丈之下，皆伏流潜通，其上皆石骨嘘结，偶骨裂土迸，则石出而穴陷成穴焉。”说明岩洞顶塌落而成峡谷和落水洞地形。

徐霞客另一个突出成就就是河源考察和关于河流侵蚀的精辟见解。他根据自己的亲身考察写了著名的《溯江纪源》一文，纠正了沿习已久的长江发源于岷山的错误认识。清初的胡渭妄言“岷山导江，经（《尚书·禹贡》）有明文，其（徐霞客）可以丽水（金沙江）为正源乎，霞客不足道”。这位食古不化坐而论道的先生与徐霞客比起来不知要渺小多少倍，真是“不足道” 也。徐霞客还指出河床比降与流速的关系问题，认为河床比降大则流速急，并用这一原理解释峡谷的险势。这些思想可以说与今天的地貌学理论是一致的。此外，徐霞客还亲自考察记述了火山、植物与地形的关系，他比沈括说得更为明晰：“顶间无高松巨大，即丛草亦不甚深茂，盖高寒之故也”。

除以上介绍的专门地理著述外，在我国古代其他科学著述中如《吕氏春秋》、《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本草纲目》等著作中也有不少地理理论、地理知识方面的论述。

方志的发展 方志是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叙述其疆域、山川、建置、沿革、户口、田赋、物产、城郭、风俗、人物、职官、方枝、名胜、古迹、水利、桥梁、祠庙、艺文、灾异等，称得上是古代地方知识的百科全书，既是历史文献也是地理文献。

方志起源很早，在我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最早见于《周礼》，其中有“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之说，即有专门官员掌握记载四方的事情，供王阅视之意。我国的方志是重要的文化遗产，至今乃不失为政治、历史、自然科学、地理等学科研究的重要文献。

方志的种类很多，就区域范围来讲，有全国总志、省志、厅志、州志、

① 侯仁之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四章，科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县志、邑志、镇志、村志、里志等；就记载内容来讲，有综合性的区域志，也有专记某一方面内容的山志、水志、湖志、泉志、桥志、庙寺名胜古迹志、特产风物志等；就记载形式来讲，有专用文字记载、以图说为主的志和图文并用的志。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全国统一的区域志以《禹贡》为最早。如前所述，它分天下为九州，并记载各州的自然、物产、交通等情况。《汉书·地理志》系东汉班固所撰，是我国最早的“沿革地理”、“疆域地理”，共记述了全国 103 个郡国及其

所属 1314 个县、邑、道、侯国的建置沿革、户籍人口、山岳陂泽、水道源流、

水利、特产、聚落、名胜等。它最早记述了人口数字（公元 2 年当时为 59594978 人）。继《汉书、地理志》之后又有《畿服经》（晋）、《区宇图志》（隋）、

《诸郡物产土俗记》（隋）、《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唐）、《太平寰宇志》、《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记胜》、《方舆胜览》

（宋）、《大元大一统志》、《大明大一统志》、《大清大一统志》等。其中以《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的史籍价值和地理学术价值最大。《元和郡县志》系唐末宰相李吉甫（758—814 年）所撰，是除正史地理志以外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部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原称《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全国 10 道 47 镇，每镇前都有附图，到宋代图亡志存，才称此名。它记载了

全国 10 道所属的府、州、县的沿革，山川、户口、贡赋和古迹等。李吉甫很重视编写地方志的实用性，他在《元和郡县志》序文中写道：“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真，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功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抚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用览也”。足见其对地理知识于封建统治之重视和以实用为目的而写地理志的苦心。《元和郡县志》是我国古代总地志中编写最好的一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它：“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太平广寰志》为宋初乐史（930—1007 年）所撰，共 200 卷，以宋初疆域为范围，始于东京终于四夷，以州郡为纲以县为目，记述了山川、土地、物产、城邑乡聚，户口贡赋、建置沿革等，内容十分丰富，是我国地方志史上又一重要著作。

宋代以后至明清两朝，地方志大增，仅明清的地方志就占我国保存下来的方志总数的 90％以上，8000 多种方志中清代地方志就有 5518 种之多。地方志分省、府、厅、州、县、邑、乡、村、里志等，其中县志为最多。明清时自然县志数量颇多，为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除统一地志和地方志以外，还有一些专门的“风俗记”、“风土记”、“异物志”等，较有名的有三国时谯周的《巴蜀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南齐陆澄的《地理书》等。

除上述三种方志外，东汉开始还出现一种“图经”式的方志，图者绘其形象，经者文字说明。较为有名的有：东汉时的《巴郡图经》、隋代虞茂的

《区宇图志》、郎蔚的《诸州图经集》，现代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沙州图经》、

《西州图经》等。

方志具有重要的地理意义。它记载了历史上各地区的区域自然地理资料，如气候、地形、河湖的变迁等，是今天研究自然变迁、气候变迁和新构造运动等极宝贵的资料。我国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名著《中国近五千年来

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就是大量引用地方志中物候资料写成的。方志中还记载大量的水、旱、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资料和异常自然现象，这对自然灾害的发生规律和预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 1975—1978 年中央气象局组

织全国气象工作者查阅了大量以地方志为主的古籍，整理出我国近 500 年旱涝史料及旱涝等级分布图，对我国旱涝灾害长期预报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1956 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也是根据方志的地震灾害记载整理出来的，对以后的防震抗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方志中记载了大量的矿藏、特产、物产等重要的自然资源资料，对今天的自然资源勘查、保护、利用仍有重要价值。我国地质学家章鸿钊编辑的《古矿录》、北京图书馆编的《方志报矿资料）、中国农业遗传研究所编的《方志物产》等都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方志中还大量地记载着各历史时期的人口、经济、文化情况，是历史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总之，方志在我国文化典籍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有方志的传统形式，使我国古代地理资料优于同时代其他任何国家，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时至今日地志学仍是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方面，“统一地理学”的呼声骤急，这些不能不说与我国长期的方志学传统影响有关。

测量与绘图技术的发展 我国古代地图测绘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①原始地图萌芽时期；②传统制图理论的奠定和发展时期；③与西方制图学结合的时期。

严格地说，图史早于字史。文字是在各种图形基础上产生的，最原始的山川道路图形也早于文字，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在《左传》中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的记载。所谓九鼎相传远古时代就有了，九鼎上绘有九鼎之图是最原始的地图，后来流传下来的《山海经》被认为是九鼎图之说明。清代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序中说“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名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鼎亡于秦”此即称得上我国关于最初原始地图的一些传说。

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发明了指南针。到宋、元、明时已广泛用于航海事业，郑和下西洋取得横渡印度洋的成就，正是罗盘针起了作用。指南针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后，在哥伦布、麦哲伦的全球航行中起了关键作用。据《周髀》、

《九章算术》中记载，我国早在汉代就懂得三角测量。《淮南子·天文训》上已记载了 24

方位（图 6-11）。东汉张衡的浑天仪和地动仪的发明，在观测天象、了解地球位置和运动以及预测地震等方面，在当时世界都属于先进技术。唐代的僧一行（683—727 年）主持由南宫说等实地进行了大规模纬度测量，所测子午线一度长 123.7 公里，比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花刺子模（Aikhwarism）测

得的子午线一度长 111.815 公里，要早 90 年，虽然误差稍大但毕竟是世界第一创举。到宋代水准仪已成为测量中常用的仪器。元代的郭守敬在元世祖的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测量。他创制了简仪、高表、仰仪、立运仪等十多种仪器，在东西宽 6000 里、南北长 11000 里的广大范围里布下 27 个观测

点，仅组织领导这次测量的官员就有 14 名之多。其内容之多、范围之广、精度之高都是空前的。

地图的制作随着测量技术的提高愈加精益。据《尚书·洛诰》记载，西周初年周、召二公先后在洛邑选建城址时就绘有地图。以后据《周礼》、《管

子·地图》、《孙子兵法·地形》记载，地图已广泛用于管理疆土、户籍、贡赋和战争了。1978 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以实物证实了战国时期我国就已能按比例尺绘制地图。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反映了我国在西汉初年制图技术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我国传统制图理论的奠基人首推西晋的裴秀。裴秀（223—271 年）才华出众，长期做管理政务的官员，有幸接触当时宫中所藏的各种前代地图和文献资料，加之本人又曾行军作战，管理户口贡赋，有使用地图的经验。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制图的六项原则（制图六体），对我国传统制图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所及，直到清代。裴秀所提出的制图六体是： “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这是说，制作地图首先是比例尺，其次是方位，第三要知道两地间人行路程。第四高下、第五方邪、第六迂直，是说人行距离有高下、方邪、迂直不同，为取得两地间水平直线距离，必须：高（AB）取下

（AC），方（DEF 或 DGF）取斜（DF），迂（HPQMN）取直（HN）（图 6-12）。裴秀据其理论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等全国地图，其中 18 篇《禹贡地域图》称得是世界上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历史图集①。裴秀的“制图六体”除经纬网和地图投影未涉及外，其他有关地图绘制的重要原则都提到了，在我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西晋至清初它始终是我国地图绘制的重要原则，影响极为深远。

三、中国古代地理学 - 图1

继裴秀之后较为有影响的是唐代贾耽（公元 729—805 年），他用一寸折地百里（1∶1500000）的比例尺绘制了面积达十方丈的《海内华夷图》，同时还绘制了中国到朝鲜、河内、中亚、印度、巴格达的交通图。宋代最有名的是《华夷图》和《禹迹图》。《华夷图》称得上是一幅以我国为主的亚洲地图，对四邻国家的标示也很详细。《禹迹图》绘法精密，海岸、河流位置近于实际，与同时代的欧洲 T—O 地图比起来，不能不使科学史家惊叹不已①。元代的朱思本亲自考察十省地理，历经十年，精心绘制了《舆地图》，经罗洪先增补为《广舆图》后，一直是元、明、清初绘制全国总图的范本，其支配中国地图绘制 200 多年。

明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文化传入我国，西方的测量绘图技术也传入我国，出现了传统测量绘图方法与西方技术并行、结合发展的形势。

公元 1629 年明代科学家徐光启采用西方的先进测量技术，实际测定了北京、南京、南昌、广州四处的纬度，并推算了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浙

①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92 页。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5 卷第 1 分册，科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35 页。

江、湖广、四川、福建、广西、云南、贵州等 11 个省省会的纬度。到清朝康熙年间，西方传入中国的测绘技术就更多了。康熙皇帝很重视自然科学，命外国传教士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杜德美（PeernsJeartoux）和白晋（JoaehBou-vet）率领我国测绘人员进行了全国性经纬测量，用六七年时间测经纬点 641 个。同时，清朝还派我国测量人员测绘西藏地图。珠穆朗玛峰就是这次测绘中发现的，比英国的测量早 135 年。到 18 世纪初我国已完成经纬测量，与当时尚未完成本国大地测量的许多欧洲国家相比，实居世界前列。

随着测量技术的革新，制图方法也从传统的“计里画方”改为投影制图了。清康熙年间制作的《皇舆全览图》是我国第一次采用地图投影方法在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到乾隆年间又制作了《乾隆内府舆图》，其所绘面积比《皇舆全览图》大一倍，内容也更加详细，其海陆轮廓、地物位置与现在地图极为接近。

本书用较长篇幅介绍了我国的古代地理学史，目的在于使读者对我国古代地理学的光辉思想、优良传统和卓越成就有较深入的了解，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无庸质疑，我国古代地理学在世界上是居领先地位的，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超过欧洲，这是中华儿女值得称道和骄傲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文化上的弱点和不足。我国历史悠久，文明发源较早，所以很多科学思想、技术，追溯其本源往往可以在中国最先考据到。可是，由于长期儒教文化的统治，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以人文科学为主，讲的是人治，搞的是八股，对自然科学很不重视。而将自然科学和技术视为匠人之术不是上乘之品，这与欧洲中世纪末期，知识界较广泛注重自然科学相比是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因此，就学者个人或某些著述、技术来说，我国可能是世界最早的，但就社会上的普及面、影响面、应用面来说，有些还是落后的。今天在我们学习祖国地理学史的时候，要力戒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四大发明”、“五千年文明”不能成为我们前进的包袱，而应成为虚心上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