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着急

春秋末期的郑国有一位名叫邓析的人，他很有学问，又精通诉讼之法， 不但亲自帮助别人打官司，而且还教人讼辩的技巧。因此，人们之间如果发生了什么纠纷，都找他请教解决的办法。自然，也要送给他一些酬金或礼物。

《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了邓析的一个故事：郑国有一个富人被大水冲走，他的尸体被人打捞上来，富人的家属想赎回尸体，但打捞尸体的人要价很高，死者的家属就求计于邓析。邓析说：

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多付赎金，因为对方除了把尸体卖给你，在别处是卖不掉的。

得尸者得知邓析的话后十分着急，也跑来求计于邓析。邓析说：

你不要着急，也不要降低赎金，因为对方除了在你这里能买到尸体，在别处是买不到的。

这就是邓析的有名的“两可之说”。

所谓“两可之说”的意思是，邓析论证矛盾的双方都可以有理由“不急”， 而且都可以用自己的“不急”造成对方的“急”。这一手确实很厉害，使求计者都觉得从他那里得到了对付对方的妙方。然而从解决问题来看，邓析的主意是不可取的。因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实际上有四种：或者教买方让步卖方不让步，或者教卖方让步买方不让步，或者教买卖双方都让步（卖方少要一点赎金，买方多给，点赎金），或者教买卖双方都不让步。而邓析只采用了

其中的一种，即教导双方都不让步。如果买卖双方都按照邓析的主意去做， 只能使问题陷入僵局，其结果是让尸体腐烂掉，卖方既得不到赎金，买方也得不到尸体。所以，我们认为邓析的办法是一种最不好的办法。从逻辑上看， 邓析犯了“选言肢不穷尽”的错误，故意地把其他选言肢（表述解决问题的其他办法）隐藏起来，迫使别人接受他提出的选言肢（表述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一种诡辩的手法。

“宁要⋯⋯不要⋯⋯”

这里说的不是“宁要⋯⋯不要⋯⋯”的一般意义，而是特指在“文革” 期间“四人帮”一伙大肆宣传的“宁要⋯⋯不要⋯⋯”那时候，他们到处兜售这个公式。例如：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 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 “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等等。

“四人帮”一伙为什么要极力宣扬这些“宁要⋯⋯不要⋯⋯”？他们是正确的吗？

从逻辑上看，“宁要⋯⋯不要⋯⋯”的公式是一个省略的选言推理。所谓选言推理就是大前提是选言判断，小前提肯定或者否定大前提的一部分选言肢，从而结论否定或者肯定大前提的另一部分选言肢的推理。我们用 A 和B 分别表示两个选言肢，则上述公式为“宁要 A，不要 B”，它省略了一个选言的大前提：“或者 A，或者 B。”把这个省略式恢复为完整的形式就是

或者 A，或者 B（大前提）； 不要 A（小前提）；

所以，要 B（结论）。

小前提否定了大前提的一个选言肢 A，结论肯定了另一个选言肢 B，这叫“否定肯定式”选言推理。选言推理有一条规则是：要通过否定肯定式获得可靠的结论，选言前提的选言肢必须是穷尽的，即要列举出事物情况的全部可能性。否则，就要犯“选言肢不穷尽”的错误。现在我们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为例，作些简要的分析。

首先，把“草”和“苗”分为“社会主义的”与“资本主义的”是荒谬的，因为二者根本不存在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其次，暂且假定这个划分可以成立，那么它的大前提反映的可能性不是两种，而是四种。即： 或者是社会主义的草，或者是社会主义的苗，或者是资本主义的草，或者是资本主义的苗。“四人帮”一伙故意把“社会主义的苗”这个选言肢砍掉， 只拿出两种可能强迫人们选择，其结果必然是：你如果通过抓生产、抓工作得到“苗”，就是选择了资本主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如果选择了社会主义，则得到的必定是“草”。这实际上是美化了资本主义，丑化了社会主义。再拿“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来看，他们故意把我们所需要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个选言肢隐藏起来，只拿出两种可能让人选择，其结果必然是：你如果通过抓教育、抓科技来培养有文化的人才，就是培养了剥削者和精神贵族；你如果要的是劳动者，则必定是没有文化的人。这实际上是美化了剥削者，丑化了劳动者。其他的“宁要⋯⋯不要⋯⋯”莫不如此。从逻辑上分析，“四

人帮”一伙的“宁要⋯⋯不要⋯⋯”的诡辩推理，叫做“截肢法”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