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基层社会组织与乡绅

一 社会基层组织的变化

清朝建立以后，为有效地控制基层社会，在继承了明代里甲法的同时， 又把从明中期开始在一些地区推行的保甲法，确立为国家正式制度加以推行，并力图赋予其多方面的职能。企图通过保甲制度，建立起一种由国家权力直接控制的社会基层组织。

清朝由前朝继承下来的里甲制度，虽然已不是一种严密的地缘性组织实体，更不具有村社共同体的性质和职能，但仍是一种政府在登记户籍、征收赋税时惟一可以作为依据的系统。尽管里甲户籍早已十分混乱以至严重失实，但地方政府要掌握或稽查课税对象，并向其课征赋税，只能通过这一系统来进行。当时清政府编审户口的出发点，不过是为了掌握更切近实际的人丁田产状况。各级政府希望办到的，至多也不过是利用原来的里甲系统，进行更准确的人丁和田产登记。因此，清代各州县用作征税和户籍管理的里甲体制，基本上一直维持着明末的格局，虽在不少地方也曾做过一些整顿或调整，但里甲的基本构造事实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早在顺治元年（1644 年），清政府就企图参照古代保甲法建立起一种新的地方组织来控制人民。但是，这一被称之为“总甲法”的制度，在清初那种军事、政治环境下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 康熙帝重申实行保甲法，进展还是缓慢，并未在各地顺利推行。从雍正到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发布一系列法令，反复说明要实行保甲法，把推行保甲法的成效作为地方官考成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保甲制在雍正乾隆年间得以逐渐推行于全国。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推行保甲制用力最多，规制最为详备，施行的范围也最为广泛的朝代。特别是雍乾以后，从中央到地方，推行保甲制度日趋积极， 朝廷内外，绪绅士大夫也都议论纷纷。从官方的法令看，清代的保甲制度也比前代更为严密，不但一般土著民户一律编为保甲，流动人口，从矿厂丁户、盐场壮丁，客商游民，直至来往过客，都在保甲编查之列。保甲长不但要告发罪犯，还要稽查出入，如此种种，法令不可谓不严。在保甲的职能方面， 除了维持地方治安这一基本作用外，清政府也力图扩大保甲的职能，加参与地方司法行政事务，办理赈济，推行教化等等。但实际施行情况，并未如法令规定的那样理想，在相当广大的地区，保甲不过是一种有名无实的组织。

事实上，保甲在地方上的权力和职能，一直是十分有限的。对于地方社会的各种事务，保甲长大多惟乡绅父老之命是听。在国家赋税征收事务上， 虽不少地方都有借助于保甲长来进行的做法，但一直未形成为正式的制度， 而是长期保留了早已变得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里甲制度，作为稽查籍贯和征收赋税的户籍系统。在乡绅或宗族等势力在地方社会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的时候，保甲长一类职务则成了基层社会中乡绅父老权力的执行人。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与其说是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代表，不如说是听命于乡绅同政府打交道的中介人。他们的职能与其说是充当官方控制地方社会的工具，不如说更多的是站在地方利益的立场上应付官府的事务。

二 家族、宗族和乡族

民间自然形成的农业社会群体，主要有家族、宗族、乡族等。 家族组织的特点是天然形成、数世同堂，财产共有，代代相传。

宗族是由各家各灶的“家”，通过立宗收族，追溯到共同的祖以至于始祖而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自治性的群体组织。

族长是一族之长，是族权的化身，其产生多为推举。族长在宗族中地位高，权力大。从宗法纲常的角度说，族长主祭，代祖宗立言行事，因此族人“宜恭顺退让，不可渎犯”，“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从宗族组织的角度说，族长掌财、政大权，管理全族事务，所谓“家之有长，犹国之有官”。他们为政于家，凡族人家务巨细，必先关白，令行禁止。对犯有“忤逆奸盗之罪”的族人，得“以祖法加挞罚，直至随意处死”，以致“无有敢违其言者”。

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之处，是族权的象征。祠堂又是处理族中事务、执行家法的所在地，所以往往成了宗族权力机构或管理机构的代名词。

乡族组织是地方上各种社会群体的联合体。联合的形式各有不同，其中最普遍的形式是联姻。地方上各巨族大姓，通过联姻扭合纠结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小说《红楼梦》对这种联合体，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写道，地方官要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心中须认得一张“护身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便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其中贾代善娶了史侯的小姐为妻（贾母）；贾政、贾琏娶了金陵王家的王氏、王熙凤；王夫人之妹嫁与了“丰年好大‘雪’”的薛家；薛宝钗后又与贾宝玉成亲。“四家皆联络有亲，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盘根错节，成为地方上能够左右官府、横行乡里的强大势力。此外，政治、文化、社会救济、经济等方面的共同目的，也使各姓各族联合起来，构成地方上的乡族组织。政治方面，各姓各族由于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歃血盟神，联合起来对付政治上的共同敌人。文化及社会救济方面，如全国各地星罗棋布的书院、义学、义仓、救济院等设施，经常举行的迎神、赛会、演戏等活动，也多数以若干宗族的联合体为后盾。数姓共立文会、香会、祀孔会、关帝会、义仓会、义渡会等记载，在族谱、方志中到处可见。经济方面，数姓共营水利，共管墟市，甚至因经济目的联合起来进行械斗的例子也所在多有。

家族、宗族、乡族等群体组织中，仍以宗族组织较为严密，较为普遍。宗族组织与具有官方性质的保甲组织相比，有明显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的特点。如很多宗族组织规定：“各房有争论不平事，须本名申明主奉主管，会同族长秉公理处，不服者申官理断。如不先在主奉主管前申明，请族众理处而遽行人讼者，俟批下之日由主奉主管会同族长投牒官府，请无论是非曲直， 先治原告以不遵家训之罪。”又如很多宗族设有拘房、刑具，对犯禁的族人径行惩罚甚至处死。所谓“族必有师，师必有长。族之子姓毕听命于一二人。其或有争，必听断于族，族不断，然后讼于官，大不率至败伦伤化者，则族师声众而杀之无罪。”这种做法，得到了官府的支持。

三 乡绅与基层社会控制

从明代起，乡绅在基层社会的控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雍乾及其以后，其作用愈加明显，且有日渐加强之势。乡绅，是指有功名仕宦的人， 是明清时期由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产生的一个社会阶层。

明清两代举人和入了府、州、县学的生员，均取得了终身的资格。举人中式成为进士，固然可能得到官职，就是举人本身和监生也有出仕的可能。学校和科举造就的这批人才，形成固定的社会阶层。这一社会阶层，也可以分为缙绅和绅衿两个等第。缙绅是指现任和退职的文武官员，以及封赠、捐买的实、虚衔官员；绅衿则包括有功名而未仕的举、监、生员，他们着青衿之服，以示与平民有别。

由这些现任、致仕官僚及有功名的人所构成的乡绅，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在明代，在法律上，缙绅同庶民有不同的议罪、量刑标准，法律还给予缙绅在礼仪、居处、舆马、服饰、婚冠、葬祭、蓄奴等方面一些特殊待遇，以表明他们高于庶民的政治身份。对士绅，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政府赋予的优免赋役特权。清承明制。清皇朝建立之初，便迫切需要培植一个支持新政权的乡绅阶层。“于是甲申即位，乙酉即行乡试。”在清军入关的第二年便沿袭明代科举旧制恢复了乡试，次年又恢复了会试。清皇朝不仅按明朝常规开科考试，并根据范文程的建议举行加科乡会试，而且在康熙十八年特开“博学鸿词”科。用开科取士淡化汉族知识分子的故国之思，诱导他们投靠新朝。于是大批在清初持观望态度的社会名流成为朝廷新贵，清代捐纳之滥也是空前的，每遇治河、用兵、赈灾， 政府就大开捐纳。首次开捐文官在康熙十三年。因用兵三藩，军需孔亟，从康熙十三年到康熙十六年，就捐了知县 500 余人。清皇朝通过这种政策，成功地制造出一个庞大的乡绅阶层。

对这个阶层，清政府同样给予各种优惠。顺治初年，清政府颁布《官儒户优免则例》，沿袭明朝的办法，按官员品级之大小分别优免丁粮。但按这种办法优免，势必出现明后期的隐占、诡寄等诸多弊端。因此不久清政府就停止优免丁粮，但乡绅本人的免役特权并未取消。政府还给予乡绅一定的司法豁免权。诸生违反禁令，轻者由府州县教官处分，重者要上报学政，斥革功名后，才能按法律治罪。乡绅阶层有国家赋予的政治经济特权，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成为基层社会的实际控制者。

乡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是通过下列多种渠道实现的。

1. 操纵宗族、保甲组织

乾隆年间，宗族组织愈来愈加庶民化，普遍化，甚至出现了许多并无血缘关系的虚拟的宗族。宗族已成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宗族的作用愈来愈大。雍正四年，政府制定“选立族正之例”，并陆续在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份推行，乾隆年间进一步在全国推广，以族正制和保甲制互相配合。族正由宗族内选举产生，上报州县批准后发给牌照。族正与族长不同，族正具有官方人士色彩，选立族正的目的在于把宗族势力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宗族的真正操纵者都是乡绅，他们往往出任族正、族长，把持宗族大权。即令不出任族正、族长，单凭他们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声望，也使他们在宗族事务中起重大作用。

保甲制的推行无疑是出自治安的目的，但它又同族正的设立一样，也是企图通过县官任命保甲长，将国家政权的势力渗透到基层社会之中。雍正、乾隆年间，保甲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更定保甲

法，规定保甲的执事人员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一般说来，乡绅并不贪恋保甲职务，但他们却通过对保甲人选的推荐，保甲重大事务的决策来控制保申系统。保甲长虽受命于县官，但实由乡绅所培植， 所控制。

1. 通过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控制地方

社会公益事业中最主要的是仓储、赈济。平粜、赈灾，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历来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因而国家特别重视仓储，在各“省会至府州县， 俱设常平仓，或兼设裕备仓，乡村设社仓，市镇设义仓”，储粮备荒。国家规定有完善的储谷制度。但因国家财力有限，乡绅捐谷便成为仓谷的重要来源之一。乡绅在仓储方面的另一个作用是主持社仓、义仓。一旦灾荒发生， 乡绅参与核实灾情，申报赈济，与当地政府合作，主动散谷救灾。

修桥铺路、疏浚河道、修堤筑围等地方公共工程建设，有的由官府拨款， 乡绅主持。有的工程规模较大，则由官府组织，乡绅捐资。各地小型的公共工程多由乡绅出面组织，以各种方式集资、派工。在各地的社会公益事业中， 乡绅是比较活跃的，他们希望通过主持公共事业提高声誉，扩大影响。

地方上的神诞祭祀、迎神赛会所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也是乡绅控制基层社会的领域。乡绅往往是各种庆典活动的实际领导者，即使他们不出面主持， 也是幕后的决策者。

1. 掌管地方教化

掌管地方教化，是乡绅从思想上控制基层社会的有效方法。乡绅制定家法、宗规、乡约，宣讲皇帝谕旨。他们在书院讲学，或在义学、社学任教。这些都是地方教化的重要活动内容。

乡绅一方面俨然以官方代表的姿态，对本社区内部进行统治。另一方面， 乡绅又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言人，不时地向地方官府，乃至朝廷反映基层社会的要求与愿望。地方官，尤其是新上任的地方官，也往往就地方舆情，不时向乡绅征询意见。当地方的利益受到严重侵犯时，乡绅理所当然地为之抗争。有时乡绅为了自身的利益，却打着保护地方利益的旗号，公然胡作非为，甚至不惜与官府对抗。在地方上经常发生的如争土地、争水源而进行的械斗， 也往往受到乡绅的支持与鼓动。这类行为，自然就为朝廷所不容了。清代乡绅虽然出现种种劣行，但较之明代，他们谨慎守法多了。

四 民间秘密宗教和会党

清代有两大系统的民间秘密结社，一是民间秘密宗教白莲教，一是民间秘密会党天地会。两者分枝多，流传广，在社会下层拥有广大群众，所以影响很大。它们被政府视为“邪教”和异端。尤其是当社会矛盾尖锐，天灾人祸相继而来的年代，它们常常组织群众揭竿而起。嘉道时期的川、楚、陕白莲教反清起义、攻打清皇宫的“癸酉之变”、河南山东的天理教起义、山西赵城的先天教起义、台湾的小刀会起义以及广东、江西各地爆发的天地会斗争，都是民间秘密宗教或秘密结社所组织的。

（一）白莲教系统的秘密宗教

白莲教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南宋初年。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是明

代民间秘密宗教的延续和发展。教派的名目、信仰、组织等，和明代大体相同。清廷对“邪教”的防范、查禁、取缔、镇压，远比明廷严酷。但民间秘密宗教的活跃和盛行，一如既往，而且比明代更具有叛逆性。

清代民间秘密宗教教派多，分布地区广。其中重要的教派有：（1）张保太无为教；

1. 罗教；

2. 清茶门教；

3. 八卦教；（5）弘阳教。

明清的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信仰很庞杂。它们吸取了各种成份的思想养料：儒家的纲常伦理和大同、小康的政治理想；今文学派中的谶纬和三世说； 道家的宇宙观和个人修行；道教的神仙、修炼和方木；佛教的神学、戒律和仪式。还有佛教各个教派如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禅宗、三阶教的教义和信仰，摩尼教的宗旨和习俗等等。这些内容糅杂起来，并且加以低层次的通俗化，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白莲教思想体系。

民间秘密宗教的基本群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水手、城市贫民等。白莲教主要分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等地。

（二）民间秘密会党天地会

康熙初年以来，国内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昔日公开的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逐渐被非武装的秘密斗争所取代，秘密结社获得迅速发展。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 年），在福建漳州地区出现了天地会。

天地会是清代著名秘密结社。它和民间秘密宗教不同，是一种以歃血盟誓、结拜弟兄方式组织起来的秘密群体。因为会内之人“以洪为姓”，故又称洪门。天地会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南方各省。其基本群众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商贩、挑夫、游民等下层苦力劳动者。领导核心和骨干，多为寺僧和尚、反清志士、失意的小知识分子、浪迹江湖的侠客、艺人。凡持有会簿、花帖、票布等会内秘密文件，均可纠众结拜，自行起会，不相统率。会内成员，以兄弟相称，标榜“忠义堂前无大小”。但会内实行的是家长制统治，只不过比教门较具平等色彩。天地会不同于其他秘密结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拥有一套独特的结盟

仪式与联络暗号。其内容在创立之初，较为简单。康熙乾隆年间，天地会结会时，主要是歃血钻刀。所谓歃血，即将中指刺破，滴血入酒共饮。所谓钻刀，即用两把刀斜架作叉状，众人从刀下钻过并立誓。又以“五点二十一暗隐洪字”和“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为暗号，逐渐为外人所知，清政府也不断派遣耳目打入会内，刺探其内幕，会内秘密逐渐外露。为了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及防备清政府的破坏，对其结盟仪式与联络暗号不断加以改变。于是各地天地会，以福建省的结拜仪式和联络暗号为基础，结合本地情况， 进行创新和发展。

天地会虽然也供奉观音、土地等民间诸神，但它的宗教迷信色彩较为淡薄。它以“桃园结义”为榜样，以梁山英雄为楷模，崇尚忠肝义胆，提倡互相帮助，患难与共。为了约束会众，天地会制定了严格的誓约会规，强调组织纪律，要求所有会员严守会内机密，“连父母妻子不许告知”。为了教育

会众和便于秘密联络，天地会还编制了大量诗词、隐语、暗号，以及述说结会缘起与宗旨的秘密文件——会簿。

嘉道以后，天地会发展迅速，有些派别拥有武装，成为公开反抗清政府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