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瓜分危机

一 中英滇案与烟台条约

19 世纪 50 年代，英国侵略缅甸后，企图寻找一条由缅甸通往中国的道路。

60 年代，先后派出两支“勘探队”窥视滇西地区。同治十三年（1874 年）又组织一支由柏郎为总管的庞大探路队，从缅甸出发前往云南。与此同时，英国驻北京使馆派马嘉理为翻译，从总理衙门领得护照，经云南人缅甸接应。光绪元年初（1875 年 2 月初），探路队进入云南腾越（今腾冲）地区， 行至蛮允，遭遇当地景颇族人民阻拦。马嘉理开枪打死边民多人，他本人也被边民打死。经此次拦击，“探路队”不敢继续前进，只好返回八莫。史称“马嘉理案”，或称“滇案”。

英国以此事相要挟，对清政府提出广泛的侵略要求，主持外交的恭亲王奕和总理衙门一面设法平息英人因滇案而产生的不满，一面对于英国的不合理的要求进行小心地抵制。英国公使威妥玛对中国十分不满，多次以下旗绝交恫吓清政府。

在避开了与法国和日本的冲突后，清廷准备对英国进行谈判，但力图抵制其额外要求。英使威妥玛见诡诈不成，再次离京赴沪。清廷请赫德说和， 邀他回到烟台，并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谈判。

光绪二年七月初三日（1876 年 8 月 21 日），中英双方在烟台正式谈判。此间，英国海军司令赖得和兰伯乘军舰到达烟台，同时英、美、德、法四国舰队齐集烟台港内，此外俄、德、美、法、奥等国公使也以避暑为名云集烟台，实际是以武力为后盾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二十六日（9 月 13 日），中英烟台条约签字，共三端 16 款，另议专条一款。这些条款除“抚恤”、“赔款”、“惩凶”、“道歉”与滇案有关外，还包括允许英人开辟英藏交通，前往西藏、云南、青海等省“游历”，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 以及外货免纳各项内地税，扩大领事裁判权等与滇案根本无关的内容。

中英《烟台条约》规定清政府派钦差大臣亲赴英国赔礼道歉，这同中国政府在海外建立常驻使馆的意图正相适合，于是总理衙门为此奏请向英国派驻公使，清廷即以候补侍郎郭嵩焘前往。郭嵩焘因滇案而出使英国，成为一个契机。在此之前，清虽曾派向欧美几个使团，或游历，或修约，但都是临时性质的专使，不是常驻的。郭嵩焘出使后不久，清政府又派陈兰彬使美， 何如璋使日，刘锡鸿使德，中国第一批驻外使馆得以建立。

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一些英国政府官员称赞这个条约是“很令人满意的”；而一些商人则因为条约没有满足他们的眼前利益攻击它为“在事实上是毫无意义”。似乎在杀害了一个外交官后签订一个基本上满足外国要求而能在局部问题上有所抵制的条约是令人惊诧的。因而外国报刊评论说， 李鸿章一跃而成为世界外交能手了，今后女人主政之中国，依赖于彼者必将更多。

二 中俄伊犁交涉

俄国自从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1871 年 7 月 4 日）占领伊犁后，屡次以

中国西路肃清即当奉还为托词，搪塞清政府的索还要求。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76 年 6 月 22 日），清廷派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前往谈判收

回伊犁事宜。五年八月十五日（1879 年 9 月 30 日），他在没有征得国内同意的情况下，与俄国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以及《瑷辉专条》和《陆路通商章程》，两日后画押。《伊犁条约》共 18 条，

要点为：（1）俄国归还伊犁；（2）中国给俄国代守伊犁费 500 万卢布；（3） 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山以南的特克斯河归属俄国；（4）俄国除按旧约在喀什噶尔和库伦设领事馆外，现准于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乌鲁木齐、古城设领事；（5）俄商在蒙古和天山南北路贸易均不纳税；（6） 设领事处及张家口均准设栈通商；（7）增辟通商新线，西由嘉峪关经汉中、西安达汉口；北由科布多、归化、张家口、通州至天津；东讹由松花江行船至伯都纳（吉林省扶余县），沿途可从事贸易。

总理衙门电告崇厚，不同意此约，但崇厚已启程回国。二十三日（10 月8 日），上谕根据总理衙门意见，批评崇厚“任其要求，轻率定议”，指明该约将伊犁以西以南土地划给俄国，又将塔城界址再修改，必使伊犁成为孤悬俄境的弹丸之地，今后将“控守弥难”；又兼通商路线及俄商免税贸易使中国大失利权，有碍华商生计。上谕饬令左宗棠、金顺、锡纶、李鸿章、沈葆桢等详陈意见，并命左宗棠通筹全局。

由于崇厚所订条约引起朝野普遍不满，清廷经多次会议，将崇厚处以斩监候。俄国看到清廷拒绝批准崇厚条约并惩办崇厚，一面提起抗议，一面施加武力威胁。在伊犁地区集中了 12000 名步兵和 50 多门火炮，在斋桑湖一带

边境线部署 12800 名步兵、6250 名骑兵和 62 门火炮的部队，并由海参崴一带向中俄边界东段增兵，增筑炮台。在远东洋面还出现数十艘俄国军舰，包括装甲舰 4 艘，快速巡洋舰 3 艘，海防舰 3 艘，炮艇 6 艘，运输舰 4 艘及相当数量的驱逐舰，舰队指挥官是列索夫斯基上将。声称将封锁辽海。

清政府也加强了战备，调直隶兵到东北充实边防，又令左宗棠统筹西北战守事宜。二月，左宗棠分兵三路，构成对伊犁的必取之势：以金顺自精河一带为东路，以张曜自阿克苏沿特克斯河为中路，以刘锦棠自乌什经布鲁特为西路；另派徐学功、孔才益逼塔城。左宗棠自己从肃州出发，自备棺椁同行，以示与疆土共存亡。五月，进驻哈密。

一时，中俄关系极度紧张，国际舆论纷传中俄战争不可避免。各国驻华公使原来因俄国轻取厚酬而惊诧，不愿俄国势力膨胀，现在转而担心中俄开战会影响各国在华利益，因此纷纷劝告清廷从宽处理崇厚，和平解决俄事。其中英国对此事格外热心，除公使威妥玛、总税务司赫德以外，曾经统带洋枪队常胜军的戈登将军也特地来华向清廷上层人物劝和。

五月十四日（6 月 21 日），重开廷臣会议，多数人同意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关于暂缓崇厚死罪的意见，在内阁公疏上签名。十九日，总理衙门电示曾纪泽对俄要求谈判。七月十七日，曾纪泽觐见俄皇。第二天，曾纪泽向俄外交大臣格尔斯说明改约的五条基本意见。俄方不满，中断谈判。八月二十八日，中俄彼得堡谈判复会。

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 年 2 月 24 日），中俄双方终于签订《改

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计 20 款。与崇厚所订条约相比，新约更

改之处很多。曾纪泽争回土地为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 2 万平方公里的险要

地带和塔城边界 200 余里。（2）嘉峪关通商仿照天津方式办理，取消俄商可

由西安、汉中直达汉口之权；（3）取消崇约所给俄商由松花江行船至伯都纳

（扶余）之权；（4）添设领事仅止于吐鲁番、嘉峪关；（5）改俄商于天山南北路贸易“均不纳税”为“暂不纳税”，俟商务兴旺再定；（6）增加俄国代守伊犁城费用 400 万卢布，合崇约原数共为 900 万卢布，折合白银为 500 余万两。新约仍是不平等条约，但比旧约多少挽回一些主权和利权。英国驻俄公使评论说：“凭外交从俄国取回已占领之土地，曾候实力第一人。”（按：曾纪泽承袭曾国藩的侯爵，故称曾候。）

三 中法越南交涉与战争

光绪元年（1874 年），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罗淑亚通知总理衙门：法国已与越南订立和亲条约（即《和平同盟条约》，或称《1874 年条约》，又称《甲戌条约》），否认清帝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并进一步要求在中国云南通商。总理衙门奕等人当即向法国声明，越南是中国藩属，中国有责任保护，不准法国自越南向云南通商。罗淑亚没有反驳，越南政府仍按旧例进贡于清廷。

事实上，法国军队于咸丰八年与英军联合进攻天津以后，就转而联合西班牙进攻越南了，同治元年，又逼迫越王签订《西贡条约》，至同治五年（1866 年）完全占领了越南南方六省。而清廷当时内外交困，无暇过问。法国殖民主义者逐步北进，扩大对越南北部的侵略，企图进而打开西南市场。十二年， 法军在安邺率领下，攻陷河内、宁平、南定、海阳等地。越王向驻扎于保胜一带的中国农民起义部队“黑旗军”求援，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亲率将士冒死冲锋，法军大败，安邺阵亡。法人见军事失利，转而采取诱胁政策，订立了前述和亲条约。

光绪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880 年 1 月 25 日），中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闻知法国筹购军舰，增兵越南，作重新开辟由红河（越称富良江）向云南通商的准备，法议会己通过，乃严正照会法国：中国不承认法越和亲条约。对于法国侵略越南，中国朝野上下都是反对的。在“唇亡齿寒”的危机

感中，一些人坚决主张全力与法国相争，以“保越固边”；另一些人则担心会因此影响其他藩属国的稳定而主张留有余地。这样，清廷对越事的交涉就呈现既不愿放弃宗主权，又不愿与法失和的两难局面。

光绪八年（1882 年）二月，法国军舰进犯北越。三月，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攻陷东京地区，粤督张树声令防军以剿土匪为名进入边境，部分清兵以剿匪为名进入越边。

清廷屡次告诫边帅不可轻开战端，对积极抗法的刘永福只是暗中资助； 而令李鸿章仍向法国议和。十月十七日（11 月 27 日），李鸿章派马建忠与法国公使宝海在天津议妥三条办法：（1）中国从越境撤兵，法国申明无侵占越南土地之意，也无贬削越南国王统治权之谋；（2）中国开放保胜为通商口岸，设关收税；（3）中法分巡红河南北。

对于李宝协定，中法两国政府均无异议，分别令本国军队后撤以脱离接触。九年正月（1883 年 2 月），法国执政者茹费理忽然变计，将公使宝海撤回，推翻前议，使议会通过对北越进行军事征服的 550 万法郎拨款案。清廷急命关外滇粤防军扼要驻扎。

二月二十六日（4 月 3 日），越南国王请中国派兵援越抗法。刘永福接受唐景崧建议，率黑旗军进驻北越山西。四月十三日，黑旗军 3000 人在河内

附近纸桥大败法军。李威利以下 30 名军官阵亡，法兵伤亡 200 余人。黑旗军进驻河内。法国议会决定报复，再增军费，改派陆军少将波滑（又译为布意） 到河内指挥。法军一面自河内攻山西，牵制黑旗军；一面从海防攻越都顺化。前者被刘永福打败；后者进军顺利，攻占越都炮台。

八月，法国特使德理固（又译为脱利古）赴天津与李鸿章谈判，分界问题未达成协议。与此同时，曾纪泽在巴黎直接与法外部谈判，也无成议。

于是清政府态度转趋强硬。清流派官员坚决反对对法让步，“弹劾鸿章无虚日”。清廷遂多方命滇粤清军出关布防，接济黑旗军。总理衙门也于九月十九日照会法使德理固，如法军侵犯我驻地，惟有开仗。军机处各王大臣连日会商对滇越各路清军添兵加饷问题，而恭亲王迁延不决。

法国却决心对越扩大用兵。九月末，以海军分舰队司令孤拔取代波滑为进犯北圻的法军司令。十月初，法军增派援军 9000 人，企图尽除黑旗军及在越清兵。刘永福的黑旗军兵单饷匮，无攻坚利器，乃纳唐景崧建议召募义兵作战。十一月，山西失陷。

十年一月（1884 年 2 月），法国以米乐代替孤拔为侵越法军司令，孤拔专任舰队司令，这时，法军在北越有 16000 人，以 12000 人攻北宁。二月，

清军 50000 人驻守北宁，却拱手让敌；接着又失太原、兴化。广西巡抚徐延旭被革职，广西提督黄桂兰仰药自尽，云南巡抚唐炯也因失守山西被革职拿问。

慈禧太后将前线战败的责任推在军机处身上，三月十三日（4 月 8 日）， 她罢免恭亲王奕为首的全部军机大臣，代之以她自己亲妹夫醇亲王奕操纵的新的军机处和新的总理衙门，实现了向往已久的独裁。

新中枢任命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仍令岑毓英指挥前敌作战，作规复失地姿态。

然而，前敌被失败情绪笼罩，岑毓英奏称越事万难补救，请将全军退守边境。又传说法舰有北上动向，清廷遂密谕李鸿章筹划保全和局。四月，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军舰长福禄诺会谈，十二日议成《中法简明条约》（又称

《李福协定》），计五款。十七日（5 月 11 日）李鸿章与福禄诺正式订约。五月，法军向北推进，占领宣光，又进逼谅山。闰五月初一日，法军强

行接管观音桥清军阵地，清军因没有接到撤兵令，不退，双方造成武装冲突， 初三日，法军大队又进攻，清兵还击，法兵死伤多人，成为“北黎冲突”。

闰五月二十七日（7 月 19 日），清廷授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与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开始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六月十五日（8 月 5 日），法国舰队攻基隆炮台，清兵不能守，刘铭传命将基隆煤矿自毁，以免资敌。次日，清军击退在基隆登陆的法军。法国海军封锁海面及闽江口。

与此同时，清军在闽江口虽与法舰相持 40 日，并未进行战备，恐怕有碍和谈。七月初三日（8 月 23 日），法舰突然袭击福建水师。海战顷刻结束。法舰被击伤 3 艘；中国军舰被击沉 9 艘，另有“伏波”、“艺新”两舰驶至

林浦，自沉以塞航道，阵亡将土 700 多人，停泊于马尾港内的 19 艘商船也全部被击沉，福州船厂也遭摧毁。张佩纶、何如璋闻炮遁逃，事后被清廷发往军台效力。总督何璟及巡抚张兆栋都被革职，水师营务处张成被定为斩监候， 秋后处决。

初六日（26 日），清廷被迫下达宣战诏书。旋起用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

调杨昌濬为闽浙总督，授刘永福为记名提督，命岑毓英和潘鼎新星驰前进。以后战事在两个战场上进行。

台湾战场。至十一年二月十五日（1885 年 3 月 31 日），法国舰队占领澎湖。其舰队司令孤拔染病死亡。海上战场呈相持局面。

越南战场。东路桂军由潘鼎新统率，越谅山、谷松，屯扎于船头、郎甲一带；西路军由岑毓英统率，与黑旗军合力攻宣光。

十年十二月，法军得到增援，向东路军猛攻。桂军节节败退，仅 9 天就失去谷松、谅山、文渊等数百里地方，一度失守镇南关。广西大震，清廷将潘鼎新革职。西路军在围攻宣光初战得手后，却因法国援军到来而大败。至此，原定滇粤会战计划失败。

十一年（1885 年）初，负责前敌事务的新任粤督张之洞和粤防钦差大臣彭玉麟起用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总统各军。在镇南关——谅山取得大捷。此役是道光以来中国在对外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胜仗，击毙法国军官数十人，使统帅尼格里受重伤。败报传到巴黎，法国震惊。

谅山大捷后，西路清军在岑毓英和刘永福指挥下也取得临洮大捷，克复十数州县。越南战场的局面完全改观。

在战争进行之际，中法之间的议和活动从未间断，英美等国也一直以调停者面目进行活动。

李鸿章和曾纪泽也分别电告总署，应把握时机体面议和。

清廷严令前线将士停战。十九日（4 月 4 日），中法签订停战协定草约。清军前方将土斗志正旺，忽接撤兵令，纷纷抵制，彭玉麟、张之洞也屡

电清廷力争。清廷多次电令将士践约撤兵。冯子材军北撤时，越民送行者“啼泣遮道”。

四月二十七日（6 月 9 日），李鸿章与法使巴德诺在天津订立《中法会订越南条约》10 款。主要内容为：（1）清廷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

（2）两国派员勘定中越边界；（3）中国在边界开放两处通商，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4）法国由陆路向云南和广西贸易免税；（5）法军撤出基隆和澎湖。由于清军在陆路取得胜利，法国没有再向清廷索要战争赔款。

四 朝鲜问题和日本的大陆政策

日本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对外侵略政策。同治七年（1868 年）明治天皇发布御笔信，鼓吹“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 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定了以侵略中国、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光绪元年就开始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八年（1832 年），利用朝鲜“壬午兵变”之机出兵逼迫朝鲜政府订立了《仁川条约》，取得了在朝鲜驻兵的特权。十年（1884 年），又利用中法战争之机，支持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乘机要挟清政府于十一年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其中规定将来中日两国如派兵至朝鲜“应先互行文知照”。后来，日本就利用这一条款作为借口，发动了甲午侵略战争。

大陆政策的要害是征服中国和亚洲。光绪十六年（1890 年），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上作施政演说时说：“盖国家独立自营之道有二：其一为守护主权线，其二为保护利益线。这种把国家的“独立自营”与侵略别国领土相联的说法，具有很大的煽动性。这个理论的出现，标志着大陆政

策的形成。

在大陆政策形成过程中，日本就不断地扩军备战，并屡次进行战争试探。中法战争后，日本统治集团中的“激进派”主张不给中国以喘息之机，尽快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以伊藤博文为首的“稳健派”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主张速节冗费，赶建海军，待实力充足后再发动战争。

光绪二十年（1894 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起义者在“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的口号下，进行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斗争。四月二十八日（6 月 1 日），起义者占领了全罗道首府全州。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控制了全罗、忠清、庆尚三道。

日本政府为了利用朝鲜这次起义来实现它的侵略目标，大施诡计，怂恿清廷出兵“代韩戡乱”，以制造日本出兵的借口。清廷不知是计，五月初一日（6 月 4 日），应朝鲜国王请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 1500 人进驻朝鲜，同时根据《天津会议专条》精神，通知日本政府。

而日本内阁早在清军赴朝前两天就己决定派兵入侵汉城，美其名曰“保护”使馆和侨民。接着，成立战时大本营，秘密下达动员令，动员兵力七八千人，于 6 月 13 和 16 两日先后在朝鲜仁川登陆，分据仁川至汉城附近的战略要地，人数远在清军之上。同时，密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目前形势表明开战已不可避免。务须不择手段地制造开战之借口。”

在日本的逼迫和国内舆论的压迫下，主持军事和外交的李鸿章于五月二十九日（7 月 21 日）以重金雇佣英国“高升”号等三艘商轮运兵，增援驻朝的清兵。不料援军出动的消息被日本间谍侦知，六月二十三日（7 月 25 日），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奉大本营秘密作战令，派军舰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进行突然袭击，将“高升”号击沉。舰上中国士兵 700 余人壮烈牺牲。

在日本海军进行突然袭击的同时，日本陆军 4000 人也向驻牙山的清军发起进攻。

七月初一（8 月 1 日）日本政府向清廷公开宣战；同日，清政府也向日本宣战。清廷派卫汝贵、左宝贵、马玉昆、丰升阿等率四大军共计 29 营 1.4 万人进驻朝鲜平壤。

日军分四路包围平壤。八月十六日（9 月 15 日）日军总攻平壤。清军分路迎敌。左宝贵率部在玄武门同日军苦战，炮手阵亡，左宝贵亲燃大炮击敌， 受伤不下火线，裹伤再战，最后中炮牺牲。玄武门被日军攻陷。这时，马玉昆所部在大同江击败了日军，获得了胜利；卫汝贵所部也在城西南阻止了日军的进犯。如果指挥得当，战事还可有为。但主将叶志超下令弃城逃走，在他的失败主义指挥下，各军慌乱溃退，日军趁势截击，清军死亡 2000 多人，

被俘 600 多人。叶志超率军狂奔 500 多里，渡过鸭绿江退回到中国境内，朝鲜全境被日军占领。

十七日（9 月 16 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送增援部队， 在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十八日（17 日）上午，舰队准备起锚返回旅顺。

10 时半，忽见西南方海面有一队军舰驶来，知是日舰。丁汝昌立即下令各舰起锚迎战。

激烈的海战进行 5 个小时之久。北洋海军参战的有定远、镇远、致远、

经远、靖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等 10 舰。日本海军参战的有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千代田、扶桑、比睿、赤城、桥立、松岛、岩岛、西京丸等 12 舰。北洋水师重炮多，装甲厚；日本舰队速度快、速射炮多，

并且是有准备的进攻，北洋水师是被动应战，形势不利。结果，北洋水师经远、致远、超勇、扬威 4 舰被击沉，牺牲官兵 600 余人。日舰西京九、比睿、赤城、松岛受重创。相比之下，北洋舰队损失舰船多，人员伤亡重，是一次重大失利。不过主力舰定远、镇远无恙，经过整修，舰队仍有作战能力。战后，李鸿章下令采取“避战保船”方针，北洋水师放弃制海权，造成坐困局面。

日本在取得平壤、黄海两大战役胜利后，进一步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第一军在山县有朋指挥下，由朝鲜义州渡鸭绿江来犯。守鸭绿江防线的清军共 80 余营 3 万余人，毫无斗志，一触即溃。二十七日， 日军攻破鸭绿江防线；二十八日，陷九连城、安东（今称丹东）；十月初二日占领凤凰城。至十一月中旬，宽甸、岫岩、海城等辽东重镇相继失守。

日军第二军在第一军越过鸭绿江的同日，也由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搬运军火辎重上岸凡 12 天，清军不加狙击。十月九日，日军攻陷金州。初十日， 日军攻下大连湾炮台，守将赵怀业早已弃炮台先逃，日军未费一枪一弹而得大连。

金州、大连失守后，旅顺守军惶恐。只有徐邦道等少数将领奋力抵抗。二十日，徐邦道率所部于旅顺北土城子狙击日军，毙敌多人。日军大举进攻， 徐邦道兵单，向诸军痛哭求援，无一应者。二十四日，号称“东亚第一要塞” 的旅顺口沦入敌手。

日军在辽东战场得手后，把侵略矛头指向山东半岛。十二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共 2 万余人，在大山岩指挥下，由海路运送，分批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后，日本海军则封锁港口。十七日夜，丁汝昌召集诸将，欲鼓全力碰敌船突围，希望能保存数艘拼抵烟台。洋员与诸将拒绝执行，并指使弁兵“露刃慑汝昌”。汝昌劝退弁兵后，服毒自杀。十八日，洋员浩威等盗用丁汝昌名义，致书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乞降，缴出残余舰只及所有弹药军械。二十三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全港。北洋海军覆灭。

二月间，日军在辽河下游发动新的攻势。二月初八日，日军分三路进攻牛庄。清军据民房苦战一昼夜，死伤 2000 余人。初九日，牛庄失陷。十一日， 日军攻占营口。日军并不给清军喘息之机，于十三日晨，再向田庄台发动进攻。田庄台之战双方各集中 2 万兵力，是甲午战争以来日军的最大一次投入。

结果，清军大败，弁兵死亡 2000 余人。田庄台被攻陷，并被日军付之一炬， “火焰冲天，终夜不熄，田庄台一市，全归乌有”。

接着，日军于二十九日组成 5000 人的攻澎湖混合部队，于三月初二日攻陷澎湖。

在中日战争开战之前和战争当中，清政府先是邀请俄国，之后是请英国， 再后是请美国出面调停。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94 年 12 月 2 日）， 清廷正式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署理湖南巡抚邵友濂为议和全权大臣。二十一年一月初七日（1895 年 2 月 1 日），张、邵同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在广岛开始议和谈判。但日本因在战场上尚未取得足以挟制中国的战果，所以毫无谈判的诚意。先是以张、邵二代表全权证书手续不完备为借口， 拒绝开议，同时蛮横地扣留清政府拍给中国代表的电报，最后又以广岛是军事基地，不准敌方人员滞留为借口，把张、邵等逐往长崎。一月十六日，中国议和代表在日本受尽各种挫折后被逐回国。

威海卫失陷，北洋水师覆灭和辽河下游战役的溃败，使清政府更加急切

求和。日本经过 8 个月的侵略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胜利，而人力物力的消耗也十分严重。同时，日本军事上的胜利，又引起了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的疑忌。日本政府内乏继续作战的实力，外受列强干涉的威胁，不得不同意进行新的议和谈判。

一月二十三日，即威海卫失守、北洋水师覆灭的当天，清政府按照日方要求，任命李鸿章为负有“商让土地之权”的议和头等全权大臣。

马关议和谈判自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1895 年 3 月 20 日）开始， 至三月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订止，历时近一个月。谈判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军事停战问题，二月二十八日，双方第三次会谈结束， 李鸿章由谈判地点返回寓所的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伤势甚重。各国舆论大哗。日本政府深恐列强利用这一事件作为借口，出面干涉， 便一反常态，主动允许无条件停战。并在三月初三日缔结了停战协定。

从三月初七日起，议和转入第二阶段——缔结和约。二十三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订《马关条约》11 款及《议订专条》3 款、《另约》3 款、《展期停战另款》2 款。中日《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为：（1）“中国认明朝鲜国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3）中国赔偿日本军费银 2 亿两，分

8 次交清。“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万抽五之息”；

（4）“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5）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搭客载货。

通过这一条约，中国丧失领土主权之重和赔款数额之巨都达到了《南京条约》以来的最高记录。

马关谈判中，日本索取台湾作为议和条件，消息传出，朝野激愤。各方奏章，纷纷反对割台。也有人幻想借助英、法、俄、德等国之力，阻止日本占据台湾，重演三国干涉还辽故事，都没有成功。

割台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全台人民如闻晴天霹雳，异常震惊，奔走相告， 聚哭于市。民众以台湾绅民的名义电奏请廷，文曰：“割地议和，全台震骇， 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固亦无负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之养人心， 正士气，正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一朝弃之？全台非澎湖可比，何至不能一战？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列祖，下对兆民也。”清廷置之不理。台湾人民“义不臣倭”，乃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 年 5 月 25 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新政府设立内务、外务、军务三衙门及议院。推唐景崧为总统， 刘永福为民主将军，丘逢甲为义勇统领，陈季同为外务大臣，俞明震为内务大臣，李秉瑞为军务大臣，林维源为议院议长。年号“永清”，表示“永戴圣清”。民主国的宣言说：“今虽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 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以台湾议院名义发表的布告也说：“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处理。⋯⋯”

台湾兵力有限，原有兵勇四五万人，割台后大部奉命内渡，剩下的黑旗军加上没有作战经验的义勇不足万人，实难抵抗日军进攻。五月初六日（5 月 29 日）日军自基隆东北登陆。五月初十日（6 月 2 日）李经方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与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基隆口外，签订台湾交接文书。五月十一日（6 月 3 日）基隆失守。五月十六日（6 月 8 日），日军进入台北。

台北虽然被日军占领，但在刘永福和丘逢甲指挥下，黑旗军和义勇战士在台湾中南部，奋不顾身，英勇抗击，在新竹一带，屡歼日寇。以临时组建的不足万人的军队，敢于抵抗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坚持斗争长达四个月之久。九月初四日（10 月 21 日），日军进入台南。

台湾虽然沦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但台湾人民誓死不屈，在日本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

五 三国干涉还辽与中俄密约的签订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不满， 促使急于在远东扩张势力的俄、德两国，从战争期间的观望态度，一变而为积极的干涉，并联合法国一致对日本进行干涉，强烈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给中国。日本对三国联合干涉大感意外，乃慑于三国的军事威力，不得不于四月初六日分别向俄、德、法三国致以内容相同的照会，提出“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权，除金州厅外，同意完全放弃，但日本国对其所放弃之领土， 得要求相当金额作为报酬，其金额可与中国商定。”对于俄国来说，辽东半岛之重要，主要的是它拥有旅顺。因此，俄国不满意日本继续占领金州厅， 要求日本完全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德国和法国也拒绝日本的要求。三国的舰队频繁在中日之间的海面活动，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最后，日本不得不向三国完全屈服。四月十一日，日本政府向三国表示完全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但对中国则一步不让，向中国再勒索 3000 万两补偿金。三国干涉还辽这一幕，实质是国际帝国主义对辽东半岛这块肥肉进行哄抢的一场外交争夺战。

俄国联合德、法两国干涉还辽，赢得了清廷许多要员的好感，他们纷纷主张结强邻以制日。俄国也以“还辽有功”为要挟，乘机向清廷勒索“报酬”。当时，俄国正在为着军事目的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如果改变该路原定

线路，由赤塔经中国东北境内直达海参威，则可以缩短近千俄里的路程，并能通过此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效地控制中国东北，进而向中国扩张势力。为此，俄国从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开始制定借地筑路的方案，并向清廷提出借地筑路的无理要求。清廷害怕一旦应允俄国的要求，会引起其他列强的效尤，遂以“将自行建造”为词，进行搪塞，致使这一交涉至二十二年三月尚未解决。

俄皇尼古拉二世将于四月举行加冕典礼，各国都派特使致贺。清廷原拟派布政使王之春往贺。俄国为利用此机会与清政府专使秘密谈判，遂要求清廷改派李鸿章为特使前往。三月十八日，李鸿章到达彼得堡，受到隆重接待。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二十一日，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秘密谈判。维特和罗拔诺夫对李鸿章极尽威胁利诱，胡说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境内，将为中国带来极大的“好处”。而后，尼古拉二世对李鸿章保证说：“将来英日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东省接路， 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同时，沙俄政府又以 300 万卢

布的重金划为李鸿章基金，意在贿买。四月二十二日（1896 年 6 月 3 日）， 李鸿章与维特、罗拔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计 6 款。主要内容为：（1）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及朝鲜领土，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2）缔约国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

不得与敌方签订和约；（3）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4）为使俄国便于运输军队至被威胁地区，中国允许俄国越过黑龙江、吉林以达海参崴建造一条铁路，该路的建筑以及经营，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5）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可在该路运送军队及军需品。

《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又于同年八月诱使清廷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设立了名为中俄合办，而实则由俄国独揽大权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负责建造经营中东铁路。俄国在铁路沿线享有军警护路、开采矿产和兴办其他工厂企业的特权。

《中俄密约》的签订，完全是俄国一手设下的骗局。它表面是中俄两国共同防御日本的军事同盟条约，实际是俄国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通过修筑中东铁路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地区，加强对中国的渗透和控制。

六 列强瓜分狂潮与中国主权的日益丧失

《中俄密约》签订后，各国猜测中俄之间有重大交易，皆不甘心，竞相起哄，掀起了夺占沿海港湾，划分势力范围，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

德国为了在远东取得海军基地和加煤站，早在甲午战争前就垂涎于中国的胶州湾。三国干涉还辽后，立即向清廷正式提出了租借要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国借口两名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派军舰强占了胶州湾，夺占了青岛炮台。德国霸占胶州湾是列强阴谋瓜分中国的正式开端。

鉴于德国占领了胶州湾，清廷急向刚刚与之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的“盟国”沙俄求助。俄国却认为“不能错过时机”，决定趁火打劫，占领旅顺、大连。十一月二十二日，即德国强占胶州湾不到一个月，俄国就以“监视德国”促其“敛迹”和“保护中国”的幌子派军队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

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和三月初六日，清廷被迫同德、俄两国签订了《胶澳祖界条约》和《旅大租地条约》。胶澳条约规定：清廷将胶州湾租给德国99 年，在租期内，胶州湾由德国管辖；允准德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铁路沿

线两旁各 30 里内的矿产德国有权开采。从此，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旅

大条约规定：清廷将旅顺口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给俄国，租期为 25 年， 租期内由俄国管辖，中国不得在界内驻军；俄国可在租地内自行备资修造海陆各军所需之营房、炮台，安置驻军；中国允准东省铁路公司由中东路干线某站（后来确定为哈尔滨）起，筑一支线到大连湾，必要时可展至营口与鸭绿江口之海岸。闰三月十七日，俄国又进一步迫使清廷签订了《旅大租地续约》，规定租地北界从辽东半岛亚当湾（即普兰店）以北起，划一直线到辽东半岛南岸貔子窝湾北尽处止；租地以北划一“隙地”（即中立区），隙地界线从盖州河口起，经岫岩城北至大洋河，沿左岸至河口边；中东铁路支线之终点确定在旅顺口和大连湾；俄国同意金州城归中国治理，但不得驻扎军队；非经俄国同意，中国不得将隙地内的铁路、开矿及其他工商利益让与他国。从此，辽东半岛陷入俄国之手，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早在光绪二十一年就强占了云南边境的勐乌、乌得等地，迫使清廷增开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两广和云南开矿的优先权。二十三年二月，强迫清廷承诺不把海南岛割给其他国家。二十四年三月，继德国和

俄国之后，法国也正式提出租借广州湾的要求。二十五年十月初四日，法国同清廷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了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为 99 年；还取得了修筑从越南边境到昆明和从广州湾的赤坎到安浦的铁路，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特权；另逼迫清政府答应不把两广和云南割让给其他国家。从此，滇、桂、粤三省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为抵制法国在西南的扩张，于光绪二十三年掠夺了中缅边境上原属中国的一些土地，取得猛卯（南碗）三角地的“永租权”，迫使清政府开放广东三水、广西梧州等为商埠。为了维护其在华的传统权益，英国以南拒法、北拒俄为借口，于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 即所谓“新界”租给英国，租期为 99 年。五月十三日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订

租威海卫专条》，取得了威海卫海湾连同刘公岛及威海卫沿岸 10 里宽地段的租借权。还迫使清政府宣布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用以保持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侵略优势。从此，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已经在甲午战争中掠夺了大量侵略权益的日本也不满足。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二日，要求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让与或租与别国”。清廷也只好同意。从此，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意大利也于二十五年二月， 向清廷要求租借浙江沿海的三门湾，被清廷严拒，未能实现。

二十五年八月初二日（1899 年 9 月 6 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正式提出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训令美国驻英、俄、法、德、日、意等各国使节向驻在国政府进行交涉。“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各国对他国在华所取得的租借地、筑路、开矿、通商口岸等既得利益，不得干涉；各国对运往自己势力范围内各通商口岸的他国货物，均由中国政府按中国现行关税税率征税；各国对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内各通商口岸的他国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他国使用自己所修建或所控制的铁路运输货物时， 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商品的铁路运费。

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主要是由于在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中， 美国没有得到实际利益。当时，它正忙于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它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时，好地方已经所剩无几。况且，在美国看来，依靠着自己经济实力的强大，与其夺得一小块势力范围，反不如保持中国领土的形式上的“完整”，使整个中国市场都对美国的资本家开放更为有利。所以，“门户开放政策”的出发点是为适应新形势谋求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新的侵略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后，首先得到未能在中国获得势力范围的意大利政府的赞同。接着，德、法、日等国也表示可以接受。英国提出先决条件， 须将新近得到的九龙展地置于“门户开放”政策实施之外，才可以接受。俄国也勉强表示接受。

“门户开放”政策调解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矛盾和争夺，而美国则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它不仅使美国可以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在列强共同分割中国的争夺中，迅速向各国的势力范围内渗透自己的经济力量，掌握宰割中国的领导权，也为美国进一步实现独霸中国的侵略野心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