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一 统一漠北与青海

（一）厄鲁特蒙古的强大与喀尔喀蒙古的分裂

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元代，厄鲁特人自称为斡亦刺惕、斡亦刺、外刺、卫拉特：明代史籍上称为瓦刺；清代称为厄（额）鲁特、卫拉特。这些名称都是蒙古语 Oyirad 一词在不同时期的音转或异译，意思是“林木中的百姓”。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即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活动在我国西部今新疆等地区。其中，准噶尔与杜尔伯特两部贵族姓绰罗斯，是元朝大臣孛罕的后裔；土尔扈特姓不著，是元臣翁罕后裔；和硕特部是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四部之间结成松散的联盟。

清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 年），巴图尔珲台吉成为准噶尔部的首领。他为了改善厄鲁特各部的关系，发展准噶尔的势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缓和了和喀尔喀蒙古的矛盾，解除了向外发展的后顾之忧，其次， 倡导喀尔喀和厄鲁特各部封建主在塔尔巴哈台举行会盟，制定了《1640 年喀尔喀·厄鲁特法典》，从而调整了各部领主的关系。第三，与和硕特蒙古首领顾实汗积极支持黄教势力，和硕特蒙古逐渐迁移到西套、青海，占领了西藏，准噶尔部牧地扩大，据有乌鲁木齐。第四，努力与西南部的柯尔克孜族改善关系，使对手哈萨克陷于孤立。第五，积极发展畜牧业、手工业和建筑业，促进了定居文明和贸易交换。

噶尔丹成为准噶尔首领以后，肆行兼并，在厄鲁特四部中扩张势力。噶尔丹是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生于顺治元年（1644 年），早年到拉萨拜五世达赖喇嘛为师，习沙门法。从康熙十二年（1673 年）起，经过多次战争， 噶尔丹占有了天山北麓。五世达赖喇嘛认为噶尔丹已独树一帜，便赠以“博硕克图汗”号。

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占有天山北麓以后，又出兵天山南麓，消灭了那里的叶尔羌汗国，占领了南疆。他在天山南路各城镇派有称作“昂吉”的蒙古官员，以确保赋源，镇压反抗。

噶尔丹还向中亚扩张。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噶尔丹领兵进攻哈萨克的头克汗，将其擒获并作为人质，押往西藏，送给达赖喇嘛。二十三年（1684 年），哈萨克的根据地和商业城市塔什干、赛里木都被噶尔丹侵占。兵锋所及，直抵黑海沿岸的诺盖人部落聚居区。噶尔丹还征服了天山的柯尔克孜人， 一支部队打到了帕米尔的穆尔加布河，甚至远征到了萨雷阔里山，占领了费尔干纳。

噶尔丹势力日益强大，准备向东发展，萌发了吞并喀尔喀蒙古的政治野心。

明末清初，漠北蒙古高原为成吉思汗第十六世孙格埒森扎扎赉尔珲台吉的后裔所领有，部众分为 7 旗，分为左右翼。其游牧范围，东达额尔古纳河和呼伦贝尔，西抵阿尔泰山，北面包括贝加尔湖到石勒喀河的“达斡利亚” 地区，南邻内蒙古。

清初，喀尔喀蒙古形成了三大部，即扎萨克图汗部、土谢图汗部、车臣

汗部。康熙元年（1662 年），喀尔喀蒙古开始内讧，出现动乱。

扎萨克图汗旺舒克被所属和托辉特部大领主额琳沁·罗卜藏赛音台吉谋杀后，内部失去控制。旺舒克兄绰墨尔根自立为汗，因为没有得到清朝中央政府认可，部众不服。该部阿海岱青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联兵击败了额琳沁，康熙九年（1670 年），阿海岱青向清政府遣使贡驼马，又请求以旺舒克之弟成衮袭汗号。清政府赞许阿海岱青的功绩，便授他为扎萨克，代额琳沁进九白之贡，又下诏废掉绰墨尔根，命成衮袭扎萨克图汗号。成衮得到清政府册封，立即得到了本部贵族的拥护，便开始团结旧部，收回离散的户口。其时，扎萨克图汗部的人丁户口有不少被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隐占，且拒不归还。成衮向五世达赖喇嘛申诉，五世达赖派人到漠北召集各部会盟，协商解决，土谢图汗却拒绝参加会盟。成衮无奈，又两次上书清政府，请求干预。

喀尔喀蒙古三部和清政府早有联系。还在天聪九年（1635 年），车臣汗硕垒就向尚在关外的满族贵族上书通好，贡驼马。清朝入关后，因忙于对南明政权以及农民军余部作战，无暇对漠北加强管理。尽管如此，顺治十二年

（1655 年）冬，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车臣汗巴布相继袭汗位以后，都遣使到北京要求和清政府结盟。后来，清政府还对获准进贡“九白”的喀尔喀蒙古 14 人授扎萨克，象征了清政府在喀尔喀蒙古加强了管理。

正因为如此，清政府了解到喀尔喀蒙古内讧情况后，便令五世达赖喇嘛派遣大喇嘛一人，会同清政府大臣，到漠北调解纠纷。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八月十六日，喀尔喀各部首领集结于土谢图汗部库伦伯勒齐尔，隆重会盟。清政府派理藩院大臣阿喇尼等 24 人参加。阿喇尼传达了康熙皇帝的谕旨，希望各部尽释旧怨，和睦相处。

库伦伯勒齐尔会盟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漠北的管理。这对噶尔丹企图东进、吞并喀尔喀蒙古的政治野心，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扼制。

（二）喀尔喀蒙古南迁与多伦会盟

噶尔丹上台之初，曾和清政府保持较好的贡使关系。后来，因为噶尔丹派至北京进行贡市贸易的人数逐年增加，且沿途抢掠财产，践食田禾，危害平民，引起了清政府的不满，清政府决定对噶尔丹贸易人数进行限制。对此， 噶尔丹怀恨在心，便开始向沙皇俄国靠拢，企图与沙俄结盟，依靠沙俄的军援，在西藏神权势力支持下，一举占领喀尔喀蒙古地区，和清政府分庭抗礼。

于是，噶尔丹极力挑拨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之间的关系，扩大他们的矛盾。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九月，他在诱胁扎萨克图汗沙喇之后，又分兵两路向土谢图汗进攻。次年（1688 年）五月，噶尔丹派其弟多尔济扎卜领兵到车臣汗部侦察，为土谢图汗长子噶勒丹多尔济击杀。噶尔丹便以此为借口，分军三路向土谢图汗杀来。土谢图汗也不示弱，领兵前进，在喀喇厄尔齐克、察罕厄尔齐克与噶尔丹对阵。

清政府对双方的纷争采取调和态度，派侍读学士拜里、喇嘛阿齐图绰尔济会同达赖喇嘛的使者进行劝解。土谢图汗遵旨退驻楚克独斯诺尔地方。噶尔丹却另有打算，阳奉阴违，并乘机向土谢图汗所属大举进攻。土谢图汗长子噶勒丹多尔济不敌，退至齐奇尔台地方。噶尔丹又出奇兵，直取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所在地额尔德尼召（意为宝寺，汉名光显寺）。哲布尊丹巴乃火速调其弟西地西里增援土谢图汗部，同时遣使到北京向清政府告急。

不料，求救的使者刚走，喀尔喀的局势就迅速恶化。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当时正在漠北，他向清政府奏报情况说：噶尔丹兵尽掠厄尔德尼召居民， 距哲布尊丹巴所居仅一日程，哲布尊丹巴携土谢图汗妻与子、媳，及喇嘛班第等共三百人夜遁。噶尔丹军纪律败坏，杀掠喀尔喀，焚烧寺庙，毁坏佛像经典。

噶尔丹一时得逞，乘势沿克鲁伦河东下，谋掠车臣汗部牧地。他还扬言： 我尽力征讨五六年，必灭喀尔喀，必擒哲布尊丹巴。

在噶尔丹军威胁下，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众首先仓皇南逃，挈孥载帐，部落各奔，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纷纷就近亡命至内蒙古苏尼特等旗， 请求清政府救济保护。车臣汗部也人心惶惶，南迁至内蒙古锡林格勒盟乌珠穆沁、扎赉特、浩齐特、阿噜科尔沁一带。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先逃至额古穆尔，后来也迁至苏尼特边汛之地驻扎。

扎萨克图汗部的南迁比较曲折。沙喇妻、子巴朗曾被软禁于阿尔泰山以南；幼弟策妄扎卜与其母辗转逃亡，一年以后也母子离散。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策妄扎卜偕同族色稜阿海等才相继进入内蒙古，被清政府安置在乌喇特诸旗。该部索诺伊斯扎布也率属迁居于归化城。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 巴朗从阿尔泰山死里逃生，和本部台吉卓特巴等一起南迁至归化城。

对南迁的喀尔喀蒙古各部，清政府均调运粮米，按口给予赈济。为了进一步稳定各部的秩序，加强管理，在康熙三十年（1691 年），又举行了多伦会盟。

清政府举行全体喀尔喀蒙古贵族的会盟，其目的是推行盟旗、法律、封爵等制度。会盟地点选择在滦河上游闪电河畔的多伦诺尔（蒙语：七水泊）。这里南距北京仅 800 华里，周围布满了清政府上驷院、太仆寺、礼部、内务府庆丰司的驼马牛羊群，距张家口、独石口粮仓也较近。清政府将喀尔喀蒙古部众汇集于此，便于调拨粮米、畜产赈济。

会盟的过程包括集中、召见、宴赏、会盟、阅兵、修庙等几个步骤。 康熙三十年四月十五日以前，喀尔喀蒙古各部首领已会聚在多伦附近。

五月一日，康熙皇帝召见喀尔喀蒙古王公，妥善解决了土谢图汗兄弟与扎萨克图汗部贵族间的矛盾。五月二日，康熙皇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体喀尔喀贵族的臣服。除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及众喇嘛免行大礼外，喀尔喀贵族齐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朝见大礼。典礼结束后，盛筵开始，共计 200 余席。

康熙皇帝亲手赐酒给土谢图汗等 31 名大贵族，其余令侍卫分别赐酒，以示荣宠。

五月三日，康熙皇帝对喀尔喀贵族给予了丰厚的赏赐，随后举行了正式的会盟。会盟中，决定照内蒙古四十九旗例，对喀尔喀蒙古也编旗设佐领， 建立与内蒙古相同的行政制度。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还宣布，在喀尔喀蒙古实行清朝的封爵制度和法律制度。在封号上废除蒙古贵族自成吉思汗以来的济农、诺颜等称号，改为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品级。喀尔喀蒙古必须遵守法度，否则，将按清朝的法律治罪。

五月四日，清政府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受阅的骑兵、步兵、炮兵各依次列阵鸣角，大呼前进，声动山谷。强大的军容增强了喀尔喀人依靠清军打回漠北的信心。

五月五日至七日，康熙皇帝亲自视察喀尔喀的营寨，并进行赏赐。还决定在多伦诺尔建立汇宗寺，每旗指派喇嘛一名长驻该寺，在蒙古部众中形成

了一处新的宗教中心。

多伦会盟意义深远。首先，是在喀尔喀落实了盟旗制度，明确了扎萨克的身分和职责。其次，清政府在会盟中施行的收集离散、调解纠纷、赐赉宴飨、救济贫困、尊重黄教等政策，受到了喀尔喀各部的拥戴与欢迎，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喀尔喀人。第三，通过编旗设佐，加强了喀尔喀的军事力量。

（三）噶尔丹分裂势力的覆灭

噶尔丹占领漠北以后，其政治、军事力量发展到顶峰。但是，由于他手段毒辣，引起了内部策妄阿拉布坦的不满。策妄阿拉布坦与噶尔丹分道扬镳， 独树一帜，大大削弱了噶尔丹的军事力量。俗兼耕牧的杜尔伯特人的逃离， 使噶尔丹的粮秣供应陷于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五月，噶尔丹率军沿克鲁伦河东来，以后又经过乌尔扎河（今乌尔逊河）、喀尔喀河（今哈拉哈河）南下，进入美丽富饶的科尔沁草原、锡林格勒草原、乌珠穆沁盆地，内向行劫。

清政府对噶尔丹的行踪和目的十分了解，决定一举歼灭这股强大的分裂势力，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外交、经济、军事措施。

外交方面，清政府传谕俄国使节，不可误信噶尔丹的话，以致负信誓而开兵端。从而迫使俄方不得不有所收敛，减少对噶尔丹的支援。

经济方面，清政府没收了噶尔丹派往归化城贸易的商队的全部马匹，断绝了噶尔丹物资补给的来源。

军事方面，康熙皇帝在从黑龙江到西安的万里防线上，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准备打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二日（1690 年 8 月 6 日）， 康熙皇帝命两路主力北上，以其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其弟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七月二十七日，当噶尔丹抵达乌兰布通时，福全军已在吐力埂河集结，堵住了噶尔丹南下和抢掠上都牧场的道路。不久，常宁军与福全军会合。

七月十四日，康熙皇帝也自京起程赴前线，“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二十日抵博洛和屯，因为病重，遂停止北上。尽管如此，他对前线的进攻、联络、供应都做了具体部署。

噶尔丹见清军秣马厉兵，便在乌兰布通觅山林深堑倚险结寨，摆设驼城。八月一日中午，清军开始进攻。右翼陷于沼泽，无法前进，左翼绕过湖泊， 沿萨里克河冲锋，国舅佟国纲等中炮牺牲。清军继续强攻，用炮火猛轰。噶尔丹驼城被攻破。后来，随着夜色来临，噶尔丹施缓兵计，派人到清军军营议和，利用清军统帅部的怯战和麻痹，连夜逃出内蒙古。

噶尔丹乌兰布通失败以后，虽然仅以数千人返回科布多，但是，他不甘心失败，甚至妄想灭亡清朝。康熙皇帝考虑到噶尔丹“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国一日不靖”，决定大举出征漠北。

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初，清军分三路远征。中路军由康熙皇帝亲自统率，西路军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统率，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率。三路合围，互相策应，力求全歼。

五月四日，西路军到达土刺河，五月十三日，与噶尔丹军相遇。双方在昭莫多（今乌兰巴托以南之宗莫德）展开决战。昭莫多蒙语意为大森林，在土刺河上游。北面是大山，山下为平川，林木断续，有河流其间，曲折环绕。

清军经过长途跋涉，粮食已绝，和噶尔丹军遭遇后，立即抢占小山等有利地形，且派兵诱敌，且战且退。清军宁夏总兵殷化行刚登上小山顶，见噶尔丹军已突至跟前，便下马步行，发子母炮迎战。双方苦战二三个时辰。殷化行见敌人阵后森林中人马甚多，久不出动，断定是敌人妇稚辎重，便建议费扬古令左翼军攻敌军侧翼，再派精兵夺取敌辎重。费扬古立即下令反攻，殷化行率军从山上冲下，杀声震天，矢射如雨，敌军大溃，弃杖如麻。噶尔丹妻阿奴也中枪死亡。噶尔丹引数骑先逃，清军月下追杀 30 余里，毙敌 2000 余

人，另获驼马无数，牛 2 万余头，羊 4 万余只。经此恶战，噶尔丹精锐丧失殆尽。

昭莫多之战后，噶尔丹到处流窜，仍然拒绝降清。他在塔米尔河流域收集残部 5000 余人，牛羊甚少，庐帐也不多。由于经济陷入绝境，部众无法谋生，所以四分五裂。无奈，九月中下旬，噶尔丹又由库伦伯勒齐尔逃往哈密方向。

在噶尔丹内部分崩离析之际，清政府采取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招降噶尔丹部众。降者按人口赏给牛羊、米面、茶叶、银两、衣服、铺盖、蒙古包等一切必须的生产、生活资料，安插在气候湿润、牧草繁茂的张家口外察哈尔牧地。对于被生擒的人，不令他们为奴，而是用银赎出，开户为民，使他们和家人尽可能团聚。对于归顺的贵族，分别授予二至七品官，一、二、三等待卫。受伤后被俘的给予治疗，其中父母妻子在噶尔丹处的，伤愈后赐给粮马，准许返回敌营与骨肉团聚。康熙皇帝还谕令蒙古文书 300 道，广泛散发， 并不断派出使节，以优厚条件招降噶尔丹。清政府的政策深得人心，噶尔丹的残余部众纷纷南下降附。

但是，噶尔丹完全无视清政府的劝谕和部众渴望安定的愿望，继续在大漠顽抗。康熙皇帝担心他死灰复燃，乃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两次亲征。噶尔丹势穷力竭，惊惶已极，病死荒漠。清政府历经近十年（1688—1697 年）的斗争，终于歼灭了劲敌，统一了漠北。

（四）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理

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分裂势力以后，安排喀尔喀蒙古返回漠北，与此同时， 也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管理。

首先，是设置了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阿拉善即贺兰山之音转，又译为阿拉善山。阿拉善旗游牧于山之北，该旗贵族的祖先，是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的第 19 世孙图鲁拜琥，即明末清初雄踞青藏高原的顾实汗。顾实汗的后裔鄂齐尔图·车臣汗游牧于黄河西套，称西套厄鲁特。康熙十六年（1677 年）， 噶尔丹以兵袭西套，杀鄂其尔图，破其部。其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及其部众被清政府安置在布隆吉尔（今甘肃疏勒河）一带，后又迁移到其叔和罗理处。

和罗理在大乱之后，率庐帐万余，自西套逃至甘肃，避居于大草滩，后徙牧额济纳河。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正月，康熙皇帝在北京召见了入京朝觐的和罗理，赐牧地于阿拉善。

康熙三十六年十月，清政府授和罗理为贝勒，任扎萨克，所部编为一旗， 直属理藩院。属下人丁，编为八佐领。从和罗理之子阿宝开始，阿拉善旗扎萨克与清朝皇室世代联姻，互为嫁娶。阿拉善旗的设置，不仅屏蔽了河西走

廊，还为清朝统一青海、西藏、天山南北立有功勋。

额济纳土尔扈特旗设置的情况如下。17 世纪 30 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本部及部分和硕特人、杜尔伯特人共 5 万帐，迁到了额济勒河

（今伏尔加河）游牧。但是，土尔扈特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没有忘怀故土，并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

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派其侄阿喇布珠尔赴西藏熬茶礼佛，返回时为准噶尔部所阻，稽留于嘉峪关外，遣使至北京，请求内属。康熙皇帝考虑到阿喇布珠尔等人处境的艰难，决定妥善照料他们， 赐牧地于色尔腾海、党河一带，封之为固山贝子。阿喇布珠尔去世后，子丹忠袭，雍正七年（1729 年）朝觐，封贝勒，九年（1731 年），定牧地于额济纳河。

其次，是青海蒙古的归附。青海厄鲁特部游牧于西宁边外，主要是和硕特部，另有一些准噶尔、土尔扈特、辉特部众。除厄鲁特人外，还有少量的喀尔喀人。

青海和硕特的首领即顾实汗，始祖是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顾实汗有子 10 人，牧于青海，分为 2 翼。顾实汗和清朝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是，他去世后，青海蒙古多次袭扰甘肃。吴三桂叛乱前后，为了拉拢青藏，引以为奥援，曾极力笼络青海蒙古。此外，青海蒙古和噶尔丹的关系也十分微妙。鉴于青海蒙古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政府恩威并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青海诸台吉及塔尔寺等大寺院的掌教喇嘛，均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归服。十一月，顾实汗仅存幼子扎什巴图尔台吉等率青海诸台吉进京朝觐拜见了康熙皇帝。次年正月，康熙皇帝诏封扎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 其余台吉授贝勒、贝子、公等爵。清政府初步加强了对青海蒙古的管理。

最后，在哈密编置旗队，实行扎萨克制度。哈密是古老的丝绸之路的中转站，是历代中原王朝向中亚伸张势力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明清之际，哈密归蒙古察合台汗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管辖。叶尔羌汗阿布杜拉曾遣使向清朝进贡，康熙十八年（1679 年），噶尔丹派属下侵占哈密。昭莫多之战后，哈密回人头目额贝杜拉·达尔汉白克见噶尔丹已势穷力竭，行将败亡，便向清政府表示诚心归附。额贝杜拉还把俘获的噶尔丹子色布腾巴尔珠尔等人押送给清政府。不过，额贝杜拉担心受到策妄阿拉布坦和青海蒙古的嫉恨，便吁请清政府降敕给策妄阿拉布坦和青海蒙古，使勿害己。清政府答应了额贝杜拉的请求，决定在哈密编旗实行扎萨克制，授额贝杜拉为一等部长，管辖哈密国印，食俸，赐用红纛。还命额贝杜拉子郭帕白克率百人驻扎肃州，加强哈密与内地的联系。

从此，哈密不再惧怕准噶尔的恫吓、威胁，而清政府也获得了进军天山南北的巩固基地，占有了新疆的东大门。

二 准噶尔占领西藏和清政府的两次进军

（一）准噶尔占领西藏

策妄阿拉布坦初起之时，力量较弱，又与噶尔丹矛盾尖锐，所以尽力配合清政府作战。噶尔丹灭亡后，策妄阿拉布坦实力大增，占据了吐鲁番，进攻哈萨克头克汗，又占领了南疆。随后，策妄阿拉布坦为了扩大准噶尔牧地，

缓和内部的经济困难，又进攻哈密、西藏和青海。

西藏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唐代名吐蕃，元明两朝称乌思藏，清代称西藏， 称藏族为唐古特和土伯特。清初，藏族地区分为康（喀木，今昌都一带）、卫（前藏，以拉萨为中心）、藏（后藏，日喀则一带）、阿里等 4 部。如加

上青海玉树的藏族，则分为 5 部。其西、南与印度、廓尔喀（今尼泊尔）、哲孟雄（今锡金）、布噜克巴（今不丹）、缅甸等国为邻，东、北部与云南、四川、青海、新疆接壤，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准噶尔攻陷西藏之前，西藏一直归和硕特蒙古汗王所控制。后来，五世达赖喇嘛任命的桑结嘉措为第巴后，和和硕特蒙古汗王的矛盾日趋尖锐，一度发生真假达赖喇嘛之争。当清政府为青藏局势忧虑时，策妄阿拉布坦也密切注视着西藏。

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其骁将大策凌敦多布率军进攻西藏。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十月二十一日，大策凌敦多布包围拉萨，以三路分别占领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第四路占领拉萨河畔的一处阵地。三十日，准噶尔军攻进拉萨。和硕特蒙古汗王拉藏汗及其眷属、大臣从王宫扎西康逃到布达拉宫。十一月初一日，准噶尔军烧毁了布达拉宫的大门，拉藏汗及其家属或被杀，或被俘。随着拉藏汗的死亡，和硕特蒙古汗玉统治西藏的历史宣告结束。

大策凌敦多布占领拉萨以后，准军一再闯入民宅，非刑逼供，搜罗财宝， 破坏寺庙，驱逐僧人，种种暴虐，令人目不忍睹。西藏人民强烈地盼望清政府派军入藏。

（二）清政府的两次进军

康熙皇帝得知准噶尔军入藏消灭了拉藏汗的确切消息以后，便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二月十三日令侍卫色楞统率军兵，征剿西藏。

色楞率领满、汉、土司兵 2400 名向西藏疾进。由于清军在决策方面失误， 盲目轻敌，导致急躁冒进；过分集权，正确主张不能得以贯彻执行，结果， 在喀喇乌苏（即黑河、喀喇河，为怒江上游，今属西藏那曲县）附近被准军围困，全军覆没。色楞等人被俘，后被杀。

进藏清军兵败的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动，满汉大臣、蒙古王公许多人反对再次进兵。康熙皇帝担心准军在藏，边疆不宁，决定第二次进军西藏。第二次进兵，康熙皇帝吸取了上次盲目轻敌、掣肘诸将的失误，制定了

周密的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统率各路兵马；晋封青海蒙古王公爵位，以示重用；护送六世达赖喇嘛返藏，使清军师出有名。在具体措施上，把进藏清军兵分三路。北路以进攻准噶尔本土，牵制敌人增援西藏为目的；中路管理进藏军务粮饷，并以一部分军队入藏；南路以川滇兵为主，走拉里进藏，派专人督理粮饷。三路大军号称 36 万人。

这时，大策凌敦多布进藏的 6000 人，由于伤亡、病故等原因，仅剩 4200 余名。他兵分两路，在交通要地设卡驻守，企图阻挡清军入藏。

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四月，中路清军由平逆将军延信率领，由西宁起程，南路清军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自成都起程，分别向西藏进发。清军一路进展顺利。大策凌敦多布见挣扎无望，仅率残部 500 人生还伊犁。九

月十五日，为六世达赖噶桑嘉措在拉萨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清军第二次进藏由于得到西藏僧俗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此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在拉萨驻兵 3500 名，维护治安，震

慑分裂势力。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任命康济鼐等 5 人为噶伦，综理藏政， 其任免权由清朝中央政府掌握。开辟了打箭炉至拉里的站道，设驿站，并派兵分守。这一切，为以后清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奠定了基础。

三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进一步统一

（一）青海及天山南北地区的统一

雍正元年（1723 年）五月，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津叛乱。罗卜藏丹津是顾实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之子，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承袭亲王爵位，康熙五十九年参加了驱准保藏的战役。他认为，西藏乱事平复后，理应由他统治西藏，但是，清政府并未授予他这种权力。于是，罗卜藏丹津便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

他强令青海蒙古各部取消清朝封号，一律呼旧日名号，正式宣布要恢复先人霸业。叛军攻城放火，抢掠财物。西宁附近许多喇嘛教寺院也参加了叛乱。

清政府为迅速平叛，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征调川陕官兵，进驻西宁；又命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清军向叛军发起进攻，罗卜藏丹津不敌，率军西逃，其党羽纷纷溃散。不久，塔尔寺等地的喇嘛叛乱也陆续平定。

罗卜藏丹津叛乱平息后，清政府设立了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一切事务，从而使青海地区完全置于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此外，在青海蒙古族各部划定地界，编旗设佐，建立盟旗制度，在藏族中设置千百户，大力整顿喇嘛教寺院，进一步加强了清政府对青海地区的统治。

雍正年间，清政府还发动了西征准噶尔之役。当时，噶尔丹策凌为准部首领。准噶尔部不断扩张，威胁了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雍正帝继位后， 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他也不能允许准噶尔蒙古割据西北边睡， 威胁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稳定统治。但是，自雍正七年（1729 年）起，清准战争双方互有胜负，到雍正十一年（1733 年）时，双方都感到不好再打下去了，便开始议和，以阿尔泰山为界，划分了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分界线。

乾隆十年（1745 年）秋，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凌病逝，准噶尔部贵族力争夺首领继承权，展开了激烈斗争。最后，达瓦齐成为准部首领。在准噶尔部内乱中，有许多厄鲁特蒙古各部贵族归附了清政府，其中有杜尔伯特三车凌、阿睦尔撒纳等著名人物，清政府均给予妥善安置，并赐予亲王、郡王等爵位。

准噶尔部内乱以及厄鲁特蒙古纷纷内迁归附，为清政府解决准噶尔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乾隆皇帝认为，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是康熙、雍正两朝“筹办未竟之绪”，“准噶尔一日不定，其部曲一日不安”，国家的统一也就元从实现。于是，乾隆二十年（1755 年）二月，清军分两路正式出兵伊犁， 征讨达瓦齐。

清政府以定北将军班第、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北路，出乌里雅苏

台；定西将军永常、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为西路，出巴里坤。两路军各 25000 名士兵，7 万匹马，携两月军粮，约定会师博尔塔拉河。

清军进展十分顺利，不仅受到准噶尔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还受到维吾尔族人民的热情接待。经过格登山等战役，达瓦齐大败。同年六月，达瓦齐等即被俘获，押解京师。至此，准噶尔割据势力土崩瓦解。

达瓦齐势力平定后，清政府准备在厄鲁特蒙古地区采取“众建以分其力” 的方针，将厄鲁特分为四部，设首领各管其属。但是，阿睦尔撒纳反对清政府的这一方针，并在乾隆二十年八月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帜。

阿睦尔撒纳并非厄鲁特蒙古的普通贵族，其母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女儿， 其祖父实际上是和硕特蒙古拉藏汗。因此，阿睦尔撤纳叛乱产生了一定影响， 致使班第等人被叛军杀害。

清政府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二十年九月，乾隆皇帝授策楞为定西将军， 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哈达哈、玉保为参赞大臣。分两路夹攻阿睦尔撤纳。策楞等率大军迅速进剿，被清政府新封授的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纷纷率师相从。平叛战争进行近两年，到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年）六月，阿睦尔撒纳败逃俄国，患天花病死，其尸体由沙俄政府派人送到恰克图，交清政府官员验视。阿睦尔撒纳既亡，清政府第二次平准战役也宣告结束。

清代天山以南地区称为“回部”，这里居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民。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回部首领大小和卓（即波罗泥都和霍集占兄弟） 发动反清叛乱，企图建立割据政权。于是，清军在平定准噶尔之后，又进军天山南路。

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五月，清政府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统兵平定大小和卓之变。维吾尔族人民不支持大小和卓叛乱。因此，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七月，清军在兆惠等统率下，终于擒杀大小和卓，稳定了回部的局势。

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地区以后，设伊犁将军管辖，完善了各方面的管理制度。这一切，加强了清政府对天山南北的统治，维护了清朝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二）进一步统一西藏

雍正年间，西藏众噶伦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阿尔布巴为代表的前藏势力，反对以康济鼐为代表的后藏势力，用各种手段削弱和排挤康济鼐一派。清政府鉴于此种情况，决定设立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雍正五年（1727 年） 正月，雍正帝谕示，把内阁学土僧格、副都统马喇差往达赖喇嘛处。这是清政府以往派遣大臣人藏办事的继承和发展，是清朝设立驻藏大臣的开端，表明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统治，标志着清朝统治西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雍正五年六月，阿尔布巴一伙制造变乱，杀害了康济鼐。此后，阿尔布巴等人为夺取西藏最高领导权，挑起战争长达一年之久。雍正六年（1728 年） 五月，才被支持康济鼐的颇罗鼐俘获。清政府为稳定西藏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一，采取了支持颇罗鼐的政策。

阿尔布巴之乱平息后，清政府为加强对西藏的管理，除封颇罗鼐为贝子、

总理全藏事务外，还正式决定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正副 2 人，任期 3 年，副都统马喇和内阁学士僧格即为首任驻藏大臣。

颇罗鼐在清朝驻藏大臣督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西藏生产调敝、财力枯竭问题，促进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乾隆五年（1740 年），清政府封他为郡王。他总理藏务近 20 年。

乾隆十二年（1747 年），颇罗鼐病故，其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 和达赖喇嘛的关系迅速恶化，并企图脱离驻藏大臣的羁绊，对内则排除异己。珠尔墨特那木扎勒逐渐走上了叛乱道路，自立名号，以汗王自居，秘密规定叛乱日期，届时准备杀死驻藏大臣、塘汛官兵和客商。

清政府已察觉到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叛逆行为。乾隆十五年（1750 年） 十月十三日，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设计诛杀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随后， 他们二人也被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党羽所害。

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谋叛不得人心，达赖喇嘛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为了防止西藏地方贵族不听中央号令，清政府在乾隆十六年（1751 年）对西藏的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提高和巩固了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确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处理政务的平等地位，调整了僧俗官员的政治权势，巩固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乾隆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曾两次企图把势力渗透到西藏去，但都以失败告终。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四月，英国首任驻印度总督赫斯定仰承英国资本财团的意旨，派遣一支经过充分准备的探察队前往西藏。该探察队由东印度公司秘书波格尔率领。同年十月，波格尔一行经过不丹进入后藏日喀则。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和六世班禅都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有关签约问题要由中央政府决定，波格尔企图在拉萨设立英国商务代表机构、和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一个地方性通商条约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赫斯定又以祝贺第七世班禅喇嘛坐床名义， 派遣武官忒涅等人，循着波格尔走过的旧路，再次到达日喀则活动。不过， 忒涅企图打开通商道路的愿望也破灭了。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侵略势力两次渗透西藏的企图均遭到失败，反映了当时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以及中国各族人民对外来侵略的抵御能力。

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廓尔喀乘后藏空虚，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一次大规模入侵。廓尔喀原是尼泊尔的一部分，通过蚕食邻近诸部，势力日益扩大，取得了尼泊尔的统治权。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廓尔喀以西藏官员“妄增税课”、“盐掺杂质”为由，出兵 3000 余名抢占了后藏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

清政府得知廓尔喀侵犯后藏后，立即采取了军事行动。在强大清军的威慑下，廓尔喀请求讲和。谁知，清朝钦差大臣巴忠“率意专擅，欲图草率完事”，竟同意西藏地方政府每年给廓尔喀元宝 300 个，作为地租，换回西藏被抢占之地。与此同时，巴忠又欺骗乾隆皇帝，说廓尔喀“震慑天威，畏罪输诚”，奏凯班师。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六月，廓尔喀因索取银两未成，第二次入侵后藏。廓尔喀兵把扎什伦布寺内供奉器具及镶嵌物件抢掠一空。西藏僧俗人民遭受巨大灾难，无数牛羊被劫掠。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乾隆皇帝派福康安为大将军，领兵入藏，驱逐廓

尔喀兵。清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全部收复了被廓尔喀人占领的西藏地方，而且很快深入到廓尔喀境内。在这种情况下，廓尔喀王提出议和。尽管清军已经逼近加德满都，清政府还是同意议和，撤军回藏。

击退了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以后，为了整顿和改革西藏地方的各项制度，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章程》规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规定了达赖、班禅以及各地黄教胡图克图的转世制度，完善了清朝统治西藏的各项制度，削弱了西藏地方封建农奴主的势力，标志着清政府在西藏的施政进入了新阶段。

（三）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清政府在这里实行土司制度进行管理。土司皆世职，由中央政府发给印信等凭证，作为朝廷命官，保境安民， 纳贡输赋。

由于土司反叛和相互仇杀，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直接威胁了清朝在这些地方的统治；又由于土司管辖区域实行的是残酷的农奴制压迫和剥削，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也直接导致了士司制度的危机，广大土民为了生存，大景逃亡甚至反抗，因此，从雍正年间开始，清政府在某些地区废除土司，代以流官统治。这就是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1726 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后，雍正皇帝决定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鄂尔泰以“操守清廉，临政敏决”名闻遐迩，很受雍正皇帝青睐。他先在东川，镇沅、沾益、者乐甸等地谨慎推行，取得经验后，从雍正四年九月开始，在四川乌蒙、镇雄，云南车里，广西泗城，湖广永顺、容美等地， 开始大力推行。在改土归流过程中，镇沅、车里、乌蒙、东川、镇雄的土司或进行拼命反抗，或公开发动叛乱，但最后都被清军平定。

清政府在西南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对维护国家统一，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四）剿抚苗疆与苗民的反抗斗争

在我国西南，除广大土司区以外，还有一些地方，中央政权并未在那里建立统治权力，被称为“生苗”或“生界”。雍正皇帝对这种情况非常重视， 在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的同时，又对黔东南和湘西六里苗地剿抚兼施，强行安营置汛，设官建治，从而把所有管外苗地，全部置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

在剿抚苗疆过程中，对位于广顺州境内的长寨的用兵影响极大，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到雍正七年（1729 年），前后共归附 1298 寨，近 6000 户， 35000 多人，年纳粮米合 300 余两。

从雍正四年五月到雍正九年六月，5 年的时间里，清政府通过对古州地区用兵和招抚，共收服黔省“生苗”4 万户，辟地二三千里，几乎占贵州全省一半。

还在康熙年间，湘西“生苗”就已经大部分收服，惟六里苗地尚属管外。雍正八年九月，清政府采取剿抚并用政策，也最终招抚了六里苗地区。

清政府在建立对苗疆的直接统治过程中，特别是修城垣、建官署、筑碉卡、开驿路等，大量地无偿役使苗民，还有繁重的赋税和各种名目的摊派勒

索，使苗民不堪忍受，反抗情绪日益高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在黔东南终于爆发了包利等人领导的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雍正十二年二月，因官吏滥征钱粮，古州八妹、高表等寨苗民群起反抗。早有反清言行的包利便利用这一形势，立即聚集 2 万多人，攻打古州城北面的王岭汛地。起义的苗民受挫后并不气馁，到六月中旬，一度攻占凯里、重安堡、黄平、岩门、清平、余庆等州县司驿，一时“驿路四隔，省城戒严”， 给清朝统治以很大打击。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增调援兵，派湖广总督张广泗前往镇压。直到乾隆元年（1736 年）九月，黔东南苗民反抗斗争才最后被清政府平定下去，包利也被清军俘获杀害。

（五）平定大小金川

金川位于川西大渡河上游，分大金川和小金川，皆以水得名。此地为藏民聚居区，清政府实行土司制度进行管理。

从雍正年间开始，大小金川的土司就有矛盾。乾隆九年（1744 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和小金川土司泽旺矛盾激化。乾隆十二年（1747 年）正月， 莎罗奔再次出兵围攻革布什咱、明正两土司。清政府为“宣示皇威，以全国体”，派川陕总督张广泗领兵镇压。

金川之地，万山丛矗，陡峻无比，隘口险要之处，皆设有碉楼。清政府从乾隆十二年四月起，到乾隆十四年（1749 年）正月止，其间先后以张广泗、讷亲、傅恒为经略，调集官军数万人，却始终未能将大金川剿灭，反而损失惨重，几次陷入前不能进后不能退的困境。后来，莎罗奔有乞降受抚之意， 乾隆皇帝也“深悔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才于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三日正式降旨班师。二月初五日，莎罗奔等人到傅恒军门外设坛除道，正式投降。

清政府第一次平定金川，历时 2 年，调兵 7 万，耗资 1000 万余两。

第一次金川之役之后，清政府采取以番攻番策略，对川西土司进行统治。但是，这一政策未能成功，反而使各土司之间矛盾更加尖锐，终年攻杀不已。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七月，继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出兵革布什咱之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也进攻明正土司。乾隆皇帝闻报，见两金川同时滋事，认为以番攻番既然无济于事，更难以口舌化诲。便决定再次出兵，先征小金川， 后征大金川。

从乾隆三十六年七月起，清政府先后以四川总督德福、理藩院尚书温福、定西将军阿桂等人为统兵将帅，征讨大小金川，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 二月，大金川头目索诺木投降止，其间清军多次失败。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六月的木果木之战中，清军战死及被俘 4000 多人，丢失粮米 1.7 万余石，

银 5 万余两，火药 7 万余觔，大炮 5 门，九节劈山炮 7 门，其他兵械、营帐不计其数，统帅温福也阵亡。尽管如此，清军最终还是取得了平定大小金川的胜利。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十二月，清军初步平定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八月，小金川彻底平定。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大金川索诺木走投无路，带领其兄弟、妻妾及头人番众 2000 余人，手捧印信，出寨投降。

清政府第二次平定金川，历时 5 年，调兵近 10 万，耗资 7000 万两。 清政府两次平定金川，虽说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但是，从长远观点

看，平定金川之后，实行改土归流，不仅消除了以往土司之间的攻杀掳掠，

而且为促进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四 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概况和相互间的友好关系

（一）满族和关外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

关外东北地区是满族的故乡。由于清朝统治者一度大力鼓励关内民户出关垦种，所以，大批汉族农民的移垦活动，对满族官庄、旗地中的旧有生产关系，也起着变革和瓦解作用。不过，农田的垦辟，以及官庄、旗地中租佃关系的普及，促进了关外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农产品种类也有所增加。

在长白山区，不少满汉等族劳动者从事采参、狩猎等活动，也有进行开采煤、铁矿等劳动的。

商业的发展也很快。商人们把关内各种生产、生活用品运到关外，然后又收购毛皮、人参等土特产品，运进关内，活跃了关内外城乡经济。

康熙朝中期以后，东北满族人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说汉语、穿汉服的人越来越多。

在东北地区，除满族、汉族以外，还居住着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锡伯、赫哲、费雅喀、恰克拉、库页等民族。

蒙古族主要分布于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主要活动在嫩江流域。鄂伦春族生活在大兴安岭和黑龙江两岸，以及库页岛。锡伯族居住在松花江中上游和嫩江中下游。赫哲族分布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中下游和松花江下游。费雅喀族多居于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恰克拉族则在乌苏里江支流尼满河直至东海一带活动。

上述各民族许多生活习惯以至语言多与满族相似。经济生活有的从事捕鱼、狩猎，有的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各种形式的贸易活动也已开展。这些民族用皮张、鹿茸、药材、牛马牲畜等物，向汉族商人交换斧、刀、锯、车钏等生产、运输工具，还有粮食、布匹、茶、糖、酒、烟等生活必需品。

各民族交往的增多，商品贸易的发展，不断影响和改变上述民族的生活习俗。原始的熟食方法逐渐摆脱，狩猎技术有所提高，部落作用逐渐缩小， 私有观念和贫富分化日趋明显。

（二）蒙古族的经济发展和土尔扈特部重新回归祖国

清政府统一蒙古地区，对进一步发展蒙古族与汉族等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加速蒙古民族本身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汉族农民的影响和帮助下，越来越多的蒙古人转而从事农业生产，有的则半牧半农。蒙古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使一些蒙古王公开始把公共使用的草地牧场出租与汉民，进行封建租佃剥削。有的蒙古封建主还从事高利贷活动。一些王公贵族因为追求奢侈生活，尽情挥霍，落入高利贷的罗网而日趋没落。一些非贵族出身的地主也开始出现。

蒙古地区由畜牧经济向农业或农牧兼营的多种经济过渡，改变了长期以来北方民族那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丰富了蒙族人民的经济生活，这对于改变塞外地区的生产面貌，促进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农业发展和出现定居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也更加繁荣。蒙古族传统的皮革业和制毡业有很大进步，新的手工业部门如木器业、建筑业、锻冶业、榨油业、酿造业等，也不断出现。在一些农业聚居区，集市贸易也发展起来。归化城、多伦诺尔、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

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原来远徙到伏尔加河流域游牧的土尔扈特部重返伊犁牧地。清政府调拨了大量牲畜、粮食、布匹、茶叶、羊裘、棉花、毡庐，进行“优恤”，并拨出牧地，“俾毋致失所”。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向清政府呈献玉印等物，表示了他们与祖国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维吾尔、哈萨克和新疆各民族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天山南路广大地区，北疆伊犁等地，也有一部分维族居住。由于清朝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在维族地区，“豪强兼并成习”， “土霸日增其富”，致使维族劳动人民“家皆贫窭不能自给”。乾隆朝以后， 维族人民修复和兴建了不少水利工程，还使用从内地输入的农具，使粮食和棉花产量有所增加。

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从事畜牧经济，从乾隆朝中叶起，畜牧业得到较大发展，富饶的牧场到处可见。

各民族间的贸易日益频繁。天山南路的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北路的乌鲁木齐和古城等，都成为各族商人聚集之处。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喀什噶尔、乌什等城市，则是清政府和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贸易的地点。维吾尔和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各部与藏、塔吉克等兄弟民族之间的贸易也很发达。维族用布匹、棉花等产品交换哈萨克的牛羊等牲畜。塔吉克族人民也以羊和牦牛，向维族人民换回粮食、布匹。

此外，成批的汉、回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到新疆各地“趁工佣食”。天山北路的巴里坤、木垒、奇台、吉木萨、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地，都是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集中居住的地区。他们为发展新疆经济、加强内地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方面，起着良好的纽带作用。清政府派驻新疆的军队，由满、汉、蒙古、锡伯、达斡尔等民族组成。他们多携带家口，一面守卫祖国边疆，一面从事生产劳动，为新疆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回族以及甘肃各民族

回族主要居住在西北的甘肃、陕西等省，此外，云南及全国各大小城镇， 也有不少回族人民聚居。康熙朝以后，回族人口增长，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水利建设也得到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在城镇居住的回族人民，多擅长商业和小手工业。由于回、汉人民多邻村比户而居，所以在生产生活方面， 常常彼此渗透，相互影响，因而除了宗教信仰和少数生活习俗上的差异外， 在生产活动中几乎完全相同。

在甘肃河州、循化一带，还居住着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西安大通等县，是土族聚居区。裕固族主要活动在陕西的肃州等地。这些民族和当地汉、回、藏、蒙等族的联系较为密切，接受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

术，生产水平有所提高。

（五）西南的藏族

藏族居住在青藏高原，以及四川西部、云南西北和甘肃东南地区。他们多定居从事农业，另有相当一部分以畜牧为主。由于土地全部被农奴主所垄断，劳动人民实际上都成为依附于西藏地方政府、寺庙、贵族这三大领主的农奴，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和地方政府提供劳役地租及其他负担，因而“穷苦者多，而乐主者少”，有的甚至“宁弃田庐，甘为乞丐”，农奴的逃亡十分严重。

在清代，由于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统治的加强，藏族人民和内地汉族， 以及蒙、回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更加密切。藏族人民许多生活必需品，像茶叶、布匹、糖等，都由内地输入。西藏的拉萨、昌都，四川的打箭炉、巴塘、甘孜、松潘，云南的阿墩子（今德钦县）、维西，青海的结古（今玉树县），甘肃的西宁、拉卜楞（今夏河县）等，都是藏族人民和汉、回、蒙以及其他各民族进行贸易的重要地方。蒙、藏两族人民，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在清代交往尤为密切，所以他们之间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居住在西藏南部和西南部的，还有门巴、珞巴等族人民。他们主要从事农业，也兼营畜牧和狩猎业。

（六）彝族和傣、白等云南各少数民族

彝族主要分布在川、滇、黔、桂四省区，其中四川凉山是最大的聚居区。由于居住分散，历史和地理等条件存在差异，彝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彝族人民主要经营农业，畜牧业也有相当比重，交换并不发达。

云南省是我国各兄弟民族居住最集中的地区。除前面所述回、藏、彝族外，还有白、傣、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崩龙、独龙、基诺，以及苗、瑶、蒙古等 20 多个民族。

白族生活在洱海周边地区，在生产和生活习俗上与汉族接近。傣族生活在普洱府的车里等地区（今西双版纳等地区），主要从事农耕业。清代自乾隆朝以后，随着云南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相互帮助、相互渗透的情况更加显著。许多农作物品种是由汉族传人的。汉族的手工业工匠也深受各兄弟民族的欢迎。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大理成为各族交易的中心。定期的集市贸易也十分繁荣。

（七）苗、瑶、土家等民族和广西僮族

贵州、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广东等省区居住着苗、侗、瑶、土家、布依、水、仡佬、僮、仫佬、毛难等民族。清代中期以后，租佃关系在这些民族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在激烈的土地兼并中，汉族地区盛行的土地顶典、转卖等名目繁多的关系，也在这些民族中普遍出现。处在租佃制关系下的农民，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实物地租额高达五六成。高利贷的盘剥也十分厉害。

在汉族和苗、瑶、土家、僮等民族不断加强的联系中，汉族人民移住兄

弟民族地区的人数急速增多，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也很快在这些民族中传播开来。各民族的传统手工业也有新的发展，著名的“僮锦”、“僮人布”， 美观耐用，在汉族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在苗、土家、布依、僮等民族中， 出现了一批商人。在苗、侗、布依、瑶、僮、土家等族居住的地区，墟集交易也很发达。

（八）海南岛的黎族和台湾高山族

在清代，居住于海南岛的黎族人民，从耕种技术到力农工具，都与汉人无异。很多生活习俗，两族人民也都融为一体了。乾隆朝以后，许多汉族商人携带着铁制农具和盐、酒、针、布匹等商品，深入到五指山区的黎族村寨， 换取各种土特产品。

在黎族内部，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土地典卖和高利贷活动也十分活跃。统治黎族人民的头目大多世袭。

畲族生活在闽中、闽东、闽北和浙南等地区。清代，他们已经逐渐从狩猎业过渡到农耕业，在生产和生活习俗方面，与当地汉人没有太大的差别。畲族人民常年辛勤耕作而不得温饱，以致许多流亡舍民进山开矿，入伍为兵。台湾岛上居住着高山族人民。由于他们居住地区和语言不同，内部有阿美、排湾、泰雅、赛夏、布农、曹、雅美、鲁凯、卑南、平埔等不同称呼。长期以来，高山族和汉族人民一起开发台湾岛，使高山族人民“渐知耕种”。汉人和高山人的贸易也有了发展。铁制农器、火枪等先进生产工具的输 入，促进了高山族农业和狩猎等技术的提高。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高山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趋向稳定。

居住在高山地区的高山族人民主要从事狩猎业，也有的从事农业，种植芋、薯和某些谷物。

五 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和宗教政策

（一）和蒙古王公贵族联姻

和蒙古上层联姻，是清朝统治者既定的重要国策，目的是为了巩固满、蒙上层的政治联盟。在康、雍、乾三代，共有十四个公主下嫁到蒙古地区。其中最突出的是康熙一代，在抚养成年的九个公主里，竟有八人嫁于蒙古。在这期间下嫁的公主中，多数仍选择在科尔沁等内蒙诸部。随着清朝势力向喀尔喀、厄鲁特牧区推进，选择额驸的对象也扩及到这些部落中去，康乾时期，清朝皇帝还把不少宗室女子嫁给蒙古王公。为了更好地发挥满、蒙联姻的政治作用，清政府还制定了一些制度，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满、蒙姻亲关系的需要。

从道光朝开始，清政府又制定了“备选额驸”制度，缩小了在蒙古王公中选择额驸的范围。尽管如此，满、蒙联姻仍在继续，没有中断。

（二）建立避暑山庄，施行“秋狝之典”

避暑山庄原称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后来不断扩建，逐渐成为一座规模宏大、风景秀丽的宫廷园囿。

清朝皇帝修建热河行宫，与它绥抚蒙古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是为了在塞外行围训练军队时，有可供打尖息脚的地方，“以省驼载之劳”。后来，这里就成了清朝皇帝接见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首领人物的重要场所。因为蒙古民族崇信黄教，所以，从康熙朝晚期起，清政府又在避暑山庄外围山麓，陆续修建起一座座宏伟壮丽的喇嘛寺庙，俗称外八庙（实际共修了 11 座）。清帝在避暑山庄的活动，乾隆时达到了高潮，很多蒙古等上层分子， 都在此朝觐并接受封赐。

在避暑山庄以北 100 多公里处，清朝皇帝还修建了木兰围场，作为“秋称大典”的场所，行围习武，训练军队。届时蒙古王公都要参加。通过木兰秋狝，清朝统治者协调了和蒙古王公等少数民族上层的关系，达到了“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目的。

（三）年班和围班

年班和围班都是清政府推行民族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是在政治上巩固和加强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联盟的重要手段。

年班是各民族上层人士按照排定的班次，在每年旧历年前，齐集京师， 朝见皇帝。清政府对于年班来京的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有丰厚赏赐。参加年班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也要向清朝皇帝进献贡品，还可随带货物，进京贸易。

围班也就是木兰随围，形成于设置木兰围场之后。清政府规定，蒙古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已经出痘的，参加年班，进京朝觐；未经出痘的，一律到热河觐见皇帝，并扈从围猎。即参加围班。围班的班次与年班基本相同， 贡品和清政府的赏赐，接待的各种待遇，也同于年班。

（四）扶植、利用喇嘛教

喇嘛教亦即藏传佛教，发端于西藏，其中的格鲁派亦称黄教。因为西藏和蒙古都信奉喇嘛教，所以，清政府对于喇嘛教中的黄教派领袖人物达赖和班禅用心笼络，敕以封号，授以印册。对于蒙古等地的喇嘛教，清政府也着意优待，封各大庙住持为“胡图克图”（活佛），给予种种特权，发给俸禄廪给，拨款修建寺院。对于喀尔喀蒙古的喇嘛教领袖人物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内蒙占的喇嘛教领袖人物章嘉胡图克图，清政府也都敕以封号，给以册印。

清政府扶植、利用喇嘛教，目的是“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因此，蒙、藏地区寺庙林立，大批人众出家当喇嘛。

六 清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管辖的加强

（一）设置卡伦、驿站和军台

清政府出于对稳定边疆统治、加强国防的需要，先后在吉林、黑龙江、

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建立起许多卡伦和一整套驿站、军台系统。卡伦是满语，即军事哨所，多设于国境线上，分常设、移设、添设几种。

吉林、黑龙江地区的卡伦，分属于瑗珲副都统、三姓副都统和布特哈总管管辖。喀尔喀地区的卡伦，分别由土谢图汗、车臣汗、赛音诺颜部和扎萨克图汗辖领。设于西北边境的卡伦，分别辖于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伊犁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在西藏， 由驻藏大臣会同地方政府在各地设立鄂博，派驻卡伦。

驿站又称台站、军塘、军台，本来服务于军事需要，后来兼具传达一般诏旨文移，以及转运物资，押解、发遣人犯，方便旅客等。为了保障道路通畅，台站均额设马、驼以供乘用，有固定的军丁、站役在站服务，又设章京、骁骑校、参领、把总等职，加以统领。台站的管理系统，中央由兵部和理藩院负责，地方归各所在将军、都统或参赞大臣等官辖理。每年春冬，理藩院还要派人巡查考核。

（二）实行巡边、巡海

为了更好地警卫边界，清政府除安设卡伦外，又实行巡边制度，即定期派出官兵，按照规定的路线，巡逻各边界地段。

黑龙江地区的巡边活动，在每年农历五六月间进行，由驻守瑷珲、齐齐哈尔、墨尔根三地的驻军负责。在吉林，分别由三姓副都统和宁古塔副都统负责。在喀尔喀，由库伦大臣负责。西北地区，则由伊犁将军派兵巡边。西藏在每年五六月间，由驻藏大臣率兵察视重要边境卡伦，还有藏兵不时“分防巡守”。

清代的海防建设从顺治年间就已经开始。到了康熙朝中叶，随着禁海令的废除，海防之制也更趋完备。政府先后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水师提督或水陆提督，又饬令内洋沿海相度地势，修建炮台，并立墩台、斥猴。

各水师都有驾舰巡哨的制度，分为统巡、总巡、分巡和协巡，定期在所辖洋面，包括各港澳、口岸和远近岛屿，按照规定路线进行巡缉。清政府的巡海活动，对于巩固国防，保卫我国海疆的安全，非常重要。

（三）古州、金川地区的屯防和台湾的屯防

清政府在西南地区和台湾推行屯防制度，以加强内部统治。乾隆二年

（1737 年），清政府以古州为中心，设置了古州、八寨等九卫，每卫设千总， 统领一切屯粮、训练事务。各卫都有屯军，以及为数不等的屯堡。屯军在屯堡内，农忙时耕种，农闲时训练，遇有战事，屯军应调作战。古州屯防制是清政府插在古州苗疆地区，防备各族人民反抗的一柄锋利的尖刀。

四川杂谷、懋功实行土屯制。由屯守备等管理屯务，每户一丁，屯练结合。四川的土屯制既是改土归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又具有浓厚的军事戍守性质。他们“春夏训练，秋冬狩猎，有战事则搜剿山路，退兵则为殿后之用”， 目的是为了加强在当地的统治。

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清政府开始在台湾实行屯防制度。全台共设大屯四、小屯八，大屯屯丁 400 名，小屯 300 名。屯设千总、把总、外委，

管辖“番社”。屯丁由“番社”中挑选。清政府在台湾实行屯防制，也是边屯边防，为了以“番”治“番”，巩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