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清中期的学术文化

清中期的学术文化与康熙中后期的学术文化发展有关，可以说是其继续与发展。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康熙中叶以后的学术文化。

一 “崇儒重道”国策的实施和编纂书籍 “崇儒重道”，是顺治和康熙时期制定的基本文化国策。以康熙十七年

的诏举“博学鸿儒”为标志，这一国策宣告全面实行。

（一）由尊孔到尊朱

推尊孔子，作为崇儒的象征，历代皆然。如果说康熙亲政之初的在太学释奠孔子，尚属不自觉的虚应故事，那么康熙二十三年之后，他的尊崇孔子， 便是一种崇尚儒术的有力表示。在此期间，他拜谒曲阜孔庙，不仅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大礼，亲手书写“万世师表”四字匾额悬殿中，而且还与衍圣公孔毓圻、国子生孔尚任等讲论儒学。康熙帝尊孔的根本目的在于，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统一知识界的认识，确立维系封建统治的基本道德规范。康熙帝要表彰的儒学实质上是理学，这就面临一个究竟是尊朱还是尊王的问题。康熙帝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选择作为元明两朝正统学说的朱熹儒学，他指出：“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并下令汇编，朱熹论学精义为《朱子全书》，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到大成殿十哲之次。这样“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完成了基本格局的确立。

（二）康熙儒学观的形成 “崇儒重道”文化国策的实施过程，也是康熙帝的儒学观从形成趋向深

化的过程。在康熙儒学观形成的早期，对其影响最深的是儒臣熊赐履。熊赐履笃信朱学，经常向康熙帝讲述理学，尤其是朱熹思想。随着熊赐履在满汉朝臣的党争中失势而被黜回乡，但是他的理学主张对于康熙帝儒学观的形成，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理学真伪的辩论

康熙的儒学观，核心是一个辨别理学真假的问题。此问题始于同翰林院侍讲学士崔蔚林就理学基本范畴进行的辩论。崔蔚林为王学信奉者。他曾撰有《大学格物诚意辨》讲章一篇进呈，康熙帝于十八年将他召至宫中。读罢讲章，君臣就格物、诚意诸范畴进行直率问答。在对“格物”阐释时，崔蔚林认为格物“乃穷吾心之理也”，认为朱熹格物太泛。康熙帝转而论“诚意”， 指出“朱子解‘意，字亦不差”时，崔氏不同意，声称“朱子以意为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臣以意为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无恶。”康熙依据程朱之说予以批驳，指出理学有真假之分；说理并非玄虚的“性与天道”，无非就是规范人们言行的道理；言行是否如一，是检验理学真伪的试金石，凡行

事与道理符合，就是真理学。由此他斥崔蔚林、李光地等假道学。

（四）康熙帝儒学观的基本方面

康熙一朝，“崇儒重道”文化国策实施的全过程，反映了康熙帝从了解理学，熟悉理学，直到重新为理学确定标准的思想发展脉络。因此，作为他儒学观的基本方面，首先便是将理学归结为伦理道德学说；另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提倡经学，融理学于传统儒学之中。第三个方面，就是尊崇朱熹，将朱学确认为官方哲学。这就是构成康熙儒学观的基本内容。

（五）图书整理和编纂

康熙年间敕撰的大型书籍，除了前面提及的组织编纂《世祖章皇帝实录》，完成重修太祖、太宗《实录》，刊刻上述三位皇帝的《圣训》，着手编写《明史》之外，还编辑了许多颇有价值的书籍。清廷通过编纂书籍网罗汉族士人，以图“燕翼百世无疆，开国经纶万年”，达到巩固其统治目的。

1. 编纂《会典》、《则例》与《方略》

清廷重视编纂《会典》，主要是为了强化中央专制主义权力，使各级官员更有效地进行统治。清朝的第一部《会典》开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 二十九年（1690 年）成书，共 162 卷。全书以宗人府为首，然后是内阁，各部院衙门，实行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的编次方法。《则例》由各衙门负责编修，做法是将所在衙门中经办的典型事例归纳起来。康熙十二年（1673 年）， 颁布《六部题定新例》，又先后编撰《刑部则例》、《中枢政考》、《吏部品级考》、《兵部督捕则例》、《户部赋役全书》、《学政全书》、《旗地则例》等。《方略》（纪略）的资料采自军事奏报和有关诏旨，并按年月日次序进行编纂。有《平定三逆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平定海寇记略》、《平安罗刹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1. 编修史书

有《御批通鉴纲目》59 卷，《通鉴纲目前编》1 卷、《外纪》1 卷、《举要》3 卷，《通鉴纲目续编》27 卷，《历代纪事年表》100 卷。

1. 编注《经解》等类书籍

经部分 10 类，《易》类有《日讲易经讲义》18 卷、《周易折中》22 卷。

《书》类有《日讲书经解义》13 卷，《书经传说汇纂》24 卷。《诗》类有《诗经传说汇纂》20 卷，又序 2 卷。《礼》类有《读礼通考》120 卷，《读礼志疑》、《礼经会元疏解》共 17 卷，《周官笔记》、《礼记纂编》、《朱子礼

纂》共 12 卷。《周礼问》、《丧礼吾说篇》、《三年服制考》、《昏礼辨正》、

《大小宗通绎》、《家礼辨说》、《辨定祭礼通俗谱》等 44 卷。《乐》类有

《律吕正义》5 卷。《春秋》类有《春秋传说汇纂》38 卷，《日讲春秋解义》64 卷。《孝经》类有《孝经衍义》。理学有《朱子全书》66 卷，《性理精义》

12 卷。

1. 编辑诗文集

《古文渊鉴》64 卷，《御定全唐诗》900 卷，《御定全金诗》74 卷，《御定四朝诗》312 卷，《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486 卷，《历代题画诗》120 卷。

1. 编纂字典及有关工具书

《康熙字典》、《清文鉴》、《渊鉴类函》450 卷，《佩文韵府拾遗》443 卷，《骈字类编》240 卷，《分类字锦》64 卷，《子史精华》160 卷，《词谱》40 卷，《曲谱》14 卷。

1. 编纂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2. 编纂地理、历象、数理、植物等学科书籍

地理类有《皇舆表》16 卷，《方舆路程考略》，《清凉山新志》10 卷。历象类有《月令辑要》24 卷，《历象考成》42 卷，《星历考原》6 卷。数理类有《数理精蕴》53 卷。植物类有《广群芳谱》100 卷。另有绘画《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等。图书整理与编纂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

乾隆年间图书编纂首推《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开始设馆编辑。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分 44 类，66 个子目，共辑录先秦至清初重要文献典籍 3503 种，79327 卷。该书前后共抄写 7 部，分藏在七阁，另抄副本

1 部，藏翰林院。历经战乱，大部分散佚。《四库全书》的编纂，对古代图书文献的保存，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 考据学和乾嘉学派

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 学术风尚由初期的经世学风向考据求实、穷经考古转变。

（一）考据学风的酝酿

1. 颜李学派与清初经世学风的终结

颜李学派以讲求实习、实行、实用的“习行经济”之学为特征，首倡于颜元，大成于李塨。颜元（1635—1704 年）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讲求经世致用，指出：“学习、躬行、经济，吾儒本业也”，成为清代学术史上著名的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述为《存治》、《存性》、《存学》、

《存人》，史称“四存编”，其他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颜元以恢复“周礼正学”为己任，形成“习行经济”之学。颜元去世后，其弟子李塨继承其事业。李塨（1659—1735 年）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主要著作有《大学辨业》、《圣经学规纂》等。他早年是颜元学说的笃信者。康熙三十四年以后，由于受毛奇龄、阎若璩等人经学影响，于是“流连三古”， 遍注群经，不自觉步人考据学的门槛，改变颜学经世的特征，这表明清初经世学风已终结，经史考据之风兴起。

1. 阎若璩与胡渭的考据学

康熙中叶以后，穷经考古，阎、胡并称。阎若璩（1636—1704 年）字百诗，号潜丘，祖籍山西太原，客居江苏淮安。主要著述有《古文尚书疏证》、

《潜丘劄记》、《四书释地》、《困学纪闻三笺》等。他于经学考据最大贡献是就史籍所载《古文尚书》篇数、郑玄注《古文尚书》篇名，以及《古文尚书》内容、文句等，旁征博引，揭出梅赜伪造《古文尚书》依据，被尊为考据学开派宗师。胡渭（1633—1714 年）原名渭生，字朏明，晚号东樵，浙江德清人。主要著作有《易图明辨》、《禹贡锥指》、《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胡渭的考据学集中在《易图明辨》中。本书系统地批判宋《易》先天图书象数学，开启清代《易》学复元汉《易》的先路，梁启超称胡渭对

易学的研究“功不在禹下”。

1. 毛奇龄与槽初经学

毛奇龄（1623—1713 年）一名甡，字大可，又以郡望称西河，浙江萧山人。论著有经集 51 种 236 卷，文集 66 种 257 卷，共约 500 卷汇为《西河合集》刊行。清初，理学盛极而衰，承钱谦益、顾炎武、费密诸大师的经学倡导，经学复兴。毛奇龄治经虽犹存理学旧辙，但他认为，“汉去古未远，其据词解断，犹得古遗法”，并表彰汉学，崇尚考证，向着回归儒家经典的路径走去。他的经学观根本立足点是对既往的经说进行批判。诸如论《大学》无古今文之殊；辨证宋儒图书《易》说之非；论定《太极图》非儒家正传； 斥《子夏诗传》、《申培诗说》为伪作；考订《周礼》非周公作，但不是伪书等，开继起者诸多路径。清初 80 年间，同样是治经学，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着眼于通经致用，毛奇龄着眼于纯学术的考证。他所走过的学术道路是清初经学演进过程的一个缩影。说明由经籍的考辨人手，对古代学术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时代已经到来。

（二）乾嘉学派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无论是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还是金石考古、天文历算以及舆地诗文诸学，几乎整个知识界皆为汉代经师所倡导的朴实考据之风所笼罩。学术界以考据为学的清代汉学称为乾嘉学派。因其学风为朴实考经证史，又有朴学之称。

1. 乾嘉学派的形成

乾嘉学派的形成，从外在环境看，是清廷统治趋于稳定和文字狱大兴的结果。而就其内在逻辑讲，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想正是它形成的先导。批判理学思潮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另方面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随着清廷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理学思潮的双重性发生地位转换；以法古为特征的朴实考经证史成为主要方面，而经世宗旨则继响乏人。终于在乾嘉时期形成继宋明理学之后的清代汉学，即乾嘉学派。

1. 汉宋学术之争

就为学蹊径而论，乾嘉汉学与宋明理学风格各异。宋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涵的义理，而汉学则讲求对经籍章句的考据训诂。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初无所谓汉、宋学术之分，有之则自清人始。毛奇龄、全祖望、惠栋、戴震等都表彰汉学，力辟宋学。姚鼐、翁方纲，尤其是方东树，开始批判汉学，从此，汉宋学术形同水火，不共戴天。直到晚清陈澧倡汉宋兼采说，始得持平之论。

1. 乾嘉学派分野

乾嘉学派，惠、戴齐名。因惠栋为江苏苏州人，戴震为安徽休宁人，所以又有吴皖二派之分。另外，还有以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一派，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一派等。作为乾嘉学派，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训诂治经，离开文字训诂，即无所谓乾嘉学派。惠栋与戴震之学是乾嘉时期的主要学派。由惠学到戴学，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

1. 乾嘉学派的主要成就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乾嘉学派之于经学，潜心整理，尤称专精。无论是本经的疏解，还是群经的通释，都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在古代学术

史上，文字、音韵学，本为经学附庸，乾嘉诸儒治经讲求文字训诂，奉“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为圭臬，终使附庸而蔚成大国。校勘、辑佚皆为整理古籍基本手段，乾嘉诸儒，经学方面对两汉经师经说的表彰，史学方面对两晋六朝及宋元散佚著作的辑录，尤其是子学方面对先秦子书及有关古籍的整理，其成就皆为历代学者所不及。乾嘉学派治史精力皆专注于古代史籍的整理，或校勘其讹误，或订正其史实，或补辑其遗阙，或整齐其故事， 引古以筹今不足。乾嘉学派治史，一如其治经，走的是总结、整理一路。

三 乾嘉时期的思想家

乾嘉时期的主要思想家有戴震、章学诚、汪中、洪亮吉、焦循等五家。

（一）戴震与《孟子字义疏证》

戴震（1724—1777 年）字东原，安徽徽州休宁人。戴震治学早年受江永影响。与惠栋相识后，戴震致力于六经义理的阐发，由至迟在乾隆二十八年完稿的《原善》3 篇，中经乾隆三十七年前后进行修订，相继增补为《孟子私淑录》、《绪言》各 3 卷，尔后再集诸书精萃，删繁就简，区分类聚，积

20 年的努力，终于在他逝世前夕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孟子字义疏证》。

该书凡 3 卷，卷上释理，卷中释天道、性，卷下释才、道、仁义礼智、诚、权。全书以“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为宗旨，用文字训诂的方式， 就宋明理学家在阐发孟子学说中所论究的上述诸范畴，集中进行探本溯源。通过对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学术主张的针砭，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思想体系。他的“理在事中”的理气论，以情为尺度加以节制，天理就存在于人欲中的理欲一本论，以及“仁政”的政治学说，开创了一种通过训诂以明义理的新学风。戴震去世后，他的文字训诂、天文历算、典章制度诸学，皆得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任大椿诸弟子张大而越阐越密，惟独义理之学则无形萎缩，继响乏人。

（二）章学诚冶史的革新精神

章学诚（1738—1801 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从师朱筠， 致力文史研究。主要著作《文史通义》、《校雠通义》2 书。后辑成《章氏遗书》50 卷，现改为《章学诚遗书》。章学诚虽以文史校雠为毕生的执著追求，但因其治学路径与一时考据风尚枘凿不合，故而其史学思想在他生前知音寥寥。直到晚清学风丕变，他治史的革新精神始昭显于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反对因循，救正风气。乾嘉学风，以经学考据为主流，针对汉学考据的积弊，章学诚提出两条救正之道，一是古文辞，一是史学，而归根结底还是史学。他说：“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第二，六经皆史，学以经世。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恐怕还不是尚存争议的尊经、抑经问题，贯串于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经世传统，倡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所以他在阐明六经即史的同时，就再三强调六经作为“先王政典”的基本特质。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

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史”说，既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对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开创性总结。继往开来，功不可没。

（三）汪中子学研究的叛逆性格

汪中（1745—1795 年）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乾隆中叶以后的思想界， 戴震、章学诚、汪中若三峰鼎峙。从形式上看，三家学虽不尽相同，但实事求是，殊途同归，都力图以各自的学术实践去开辟一时为学新路。戴震从文字训诂入手，以阐发经籍义理为归宿，承先启后，卓然大家。章学诚另辟蹊径，究心史学义例而独树一帜。汪中则以其对先秦子学的创造性研究，领异立新，雄视一时。汪中之于子学，最先致力的是《荀子》。他说：“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他治《荀子》从校勘始，撰成《荀卿子通论》一篇，并制成《荀卿子年表》一部。当时，校勘《荀子》者虽不止汪中一家，但敢于肯定荀学为孔子真传，则应属汪中首倡。他于一代《荀子》学术的复兴，皆有摧陷廓清之功。继《荀子》之后，汪中又致力于《商子》、《老子》、《庄子》、《晏子春秋》、《贾谊新书》、《墨子》等诸家学说的研究。其中，尤以《墨子》研究历时最久，用力最勤，创获最多。汪中之治《墨子》亦从校勘入手，现仅存《述学》中的《墨子序》、《墨子后序》2 篇。汪中治《墨子》以求实存真的批判精神，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指出墨学与儒学都是救世的仁人之学，还原了先秦时代儒墨并称“显学”的历史真实。

（四）洪亮吉的人口思想

洪亮吉（1746—1809 年）字稚存，一字君直，号北江，晚号更生。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洪亮吉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对我国古代人口学说发展做出贡献。他撰成《意言》20 篇，集中地提出了他的人口学说，主要包括三方面： 首先，他如实地反映了 18 世纪末叶的中国社会耕地和住房的增长难以适应人口增长的严酷现实。其次，他对社会人口的构成状况进行具体的考察，并把人口分成“勤有业者”和“游手好闲者”两类，界于这两类间的是官吏和僧徒道士。他主张抑滞、裁减游手好闲者、吏胥、僧徒道士，以缓和人口增长过快给社会带来的负担。再次，面对棘手的人口问题，虽然由于历史局限， 洪亮吉看不到解决的前景，但也提出通过发展经济谋求人口问题出路等补救措施。他的人口思想在乾嘉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五）焦循的经学思想

焦循（1763—1820 年）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扬州人。其学博大通达，天文数学、经史艺文、音韵训诂、性理词章、地理方志、医药博物，广为涉足，“无所不精”。他一生所著甚富，卷帐之积几近 300 卷。其中，尤以《里堂学算记》、《易学三书》、《孟子正义》享盛名于学术界。焦循为学首先致力于传统数学研究，《释弧》、《释轮》、《释椭》三书对天文学的数学基础知识进行了阐发，《加减乘除释》8 卷阐明了加减乘除运算的若干基本原则。《天元一释》2 卷总结了我国古代算法中解一元方程式

的天元一术。在致力于数学研究的同时，焦循还究心《三礼》，有《群经宫室图》上下 31 篇。诠释《毛诗》，则有《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11 卷。焦循于经学最大贡献是《周易》研究。治《易》为焦循家学，他治《易》不赞成以考据补直来代替经学研究，主张学求其是，贵在会通。他辛勤耕耘数十年，“始究程、朱，渐探陆、郑”，自汉魏以来，历唐宋元明，迄于当代惠栋、张惠言诸家，“凡说《易》之书，必首尾阅之。”焦循的《易》学研究， 通贯经传固是其所长，而混淆经传也是其所短。焦循学求其是，贵在会通的经学思想是对乾嘉汉学的一个批判性总结。它标志着汉学的鼎盛局面已经结束，以会通汉宋去开创新学风，正是历史的必然。

四 今文经学的复兴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以江苏常州为中心。庄存与首倡于前，经其侄述祖传衍，至其外孙刘逢禄、宋翔风而大张其帜，遂自成一独立学派。论学术史者，或因此一学派所治之《春秋》公羊学而称之为公羊学派，或以其郡望命名而径呼常州学派。

（一）庄存与和《春秋正辞》

庄存与（1719—1788 年）字方耕，晚号养恬，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庄存与学贯六艺，阐抉奥旨，于群经皆有论著。于一代今文经学复兴最有影响者，则为《春秋正辞》。全书本赵访以《春秋》求“圣人经世之义”的思路，“义例一宗《公羊》，起应实述何氏，事亦兼资《左氏》，义或拾补《穀梁》”，是一部旨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他认为：“《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进而指出： “《春秋》无空文”，自成义例，其间蕴涵着“至圣之法”。他还揭橥《春秋》公羊说“大一统”义。他治经以“实用”为宗旨，被推为一代今文经学之祖。

（二）几个承先启后的经学家

清中叶今文经学复兴，作为开风气者，孔广森、张惠言、庄述祖等人的承先启后，同样不可忽视。孔广森（1752—1786 年）以治《春秋》公羊学名世。他的《春秋公羊通义》认为：“《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故其书本《公羊》立论，兼采《左》、《穀》，旁通诸家，择善而从，试图阐发《春秋》大义微言。阮元因之评为“融会贯通”， “成一家之言”。张惠言（1761—1802 年）以治《易》学名家。他以传《春秋》之法治《易》，“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对东汉末今文《易》学家虞翻学说系统阐发，成 为一代《易》学大家。庄述祖（1750

—1816 年）其学从究心《说文解字》人，以承其伯父庄存与所传《春秋》公羊学，并援以治《夏小正》而名家。他治《夏小正》一依庄存与治《春秋》公羊学之法，重在义例的阐发，后为刘逢禄、宋翔风光大。

（三）刘逢禄的《春秋》公羊学

刘逢禄（1776—1829 年）字申受，又字申甫，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人。他治经尽传存与、述祖家学。诸经之中，刘逢禄用力最久，最有心得的是《春秋》公羊学。他从正确阐发何休总结的“三科九旨”入手，对“张三世”、“通三统”诸《春秋》义例作了系统笺释，从而显示了《春秋》公羊学作为应变中求发展的政治学说的历史价值。至此，始为一代《春秋》公羊学的复兴奠定坚实根基。刘逢禄表兄弟宋翔风作同调之鸣，撰为《论语说义》、《大学古义说》、《过庭录》诸书，常州庄学为之大盛而有常州学派之谓。

五 经世思潮的崛起

清中叶今文经学的复兴，一方面是清初“通经学古”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有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因而以之为契机，经世思想再度崛起，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等。

（一）龚自珍的经世思想

龚自珍（1792—1841 年）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早年受乾嘉朴学影响，后来则走上学以救世的道路。他的经世思想首先集中反映《明良论》和《乙丙之际著议》的撰写。他撰的《明良论》4 篇，喊出了“更法”的时代呼声。他认为，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深重，必须仿古法以行之，去“救今日束缚之病”。所谓古法，是讲求廉耻，培养士大夫的正气；破除以资格论人的积习，激发士大夫的生气；解脱对各级官吏的束缚，使之充分发挥积极性。他的《乙丙之际著议》25 篇，强调：“一祖之法元不敝，千夫之义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再次提出了“改革”的主张。其次，援《公羊》以经世。龚自珍治《公羊》是因为其中“变”的倾向与其经世思想相吻合。他少言“大一统”，而多援《公羊》“张三世”、“通三统”诸义以言变革。他讲的“大一统”，主要是由据乱到升平再到太平的“三世”变易说，这种历史进化观虽很幼稚，但开假

《公羊》以言社会改革风气之先河。

（二）魏源“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

魏源（1794—1857 年）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汉士，湖南邵阳金潭人。他的经世思想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对乾嘉学风的批评。对于曾经风靡一时的乾嘉汉学，魏源痛加抨击，斥为“无用”之学。与汉、宋学壁垒中人异趣， 他主张“以经术为治术”，倡导“通经致用”，进而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社会改革论。其次，《诗古微》与《书古微》的撰写。魏源的《诗古微》和《书古微》是最能体现他“以经术为治术”思想的著述。他的《诗古微》从经世需要出发，不拘泥于家传师法，而是着重阐发深微的《诗》教， 以说《诗》为“谏世”之具。他的《书古微》也发明《尚书》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也体现“以经术为治术”的“通经致用”的精神。最后是《皇朝经世文编》的纂辑。如果说《诗古微》、《书古微》是魏源在假经术以谈治术，因而还不得不披上经学外衣的话，那么他的《皇朝经世文

编》则是呼唤经世思潮的旗帜鲜明的呐喊。《皇朝经世文编》辑成于道光六年（1826 年）。凡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8 纲 64 目，共 120 卷。全书本“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

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为宗旨，计著录近 200 年间经世文 2000 余篇。该书辑成不仅反映了魏源思想的趋于成熟，而且也是清中叶经世思潮崛起的重要标志。

六 文学和艺术

清代中叶的文学艺术以对既往传统的总结和整理为其基本特征。嘉道以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加剧，龚自珍和魏源等力主以诗文救世，文学艺术再获生机。

（一）诗词

清中叶诗坛，以乾嘉时代最盛。主要诗派有以沈德潜、翁方纲为代表的复古派。与沈德潜同时的郑燮，则以反传统的浪漫精神而自成一派。袁枚论诗近承郑燮之浪漫精神，远绍宋人杨万里、明人袁宏道的反传统风骨，倡“性灵”之说而领袖一时。嘉道之际，诗坛革新之风起，黎简、舒位、王昙、彭兆荪首倡于前，龚自珍、魏源继起而张大其帜。关心时事，不拘一格，终以龚自珍不朽的《己亥杂诗》而为近代诗风开启先路。乾隆间词坛以浙西词派为主流。嘉道之际，张惠言、周济、龚自珍诸人先后继起，一反浙西派反琐屑饾饤积习，以《国风》、《离骚》旨趣相号召，遂成常州词派而雄据一时词坛。

（二）散文

清中叶的散文，以复古明道的桐城文派为主流。桐城文派椎方苞为不祧之祖。方苞所倡古文义法，一则合文统与道统为一，适应了清廷强化思想控制的需要，再则它也确实概括了历代散文在章法布局上的若干成就，因而在雍乾文坛不胫而走。后经刘大櫆、姚鼐继承发展而加以系统化，决定了清中叶散文的发展方向。然而百余年间，文随世变，亦非其一统天下。前期有骈、散文的颉颃，稍后是阳湖古文兴起而唱为别调，最终则是龚自珍、魏源并出， 以其洒脱不拘的文风，冲破清规戒律的拘囿，为散文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

（三）小说

清中叶的小说创作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代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共 55 回，后来流传的 56、60 回诸本，皆系他人妄增。全书以鞭挞科举取士的弊害，揭露醉心猎取功名富贵的儒林群丑为中心，对封建礼教、官僚政治以及江河日下的世风皆作了辛辣的讽刺，是一部富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曹雪芹的《红楼梦》共 120 回，前

80 回由曹雪芹写成，后经高鹗补为完书 120 回。《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政治、经济、文化诸

方面活动的描写，以及同他们发生往还的各阶层诸多人物的刻画，真实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封建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画卷。

（四）戏曲

清中叶的戏曲艺术，伴随社会的演进，显示出两个明显的时代特征。一是日益脱离现实的昆曲趋于衰落，二是植根于民间的地方戏曲蓬勃兴起。这两方面的特征，共同促成戏曲艺术的一次重要变革，使之进入地方戏曲兴盛的历史阶段，从而最终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五）绘画艺术

清中叶的绘画艺术，以花鸟画成就最为显著。恽格的常州派，画风疏朗飘逸的王武派，用笔庄重的蒋廷锡派，皆各有传人活跃于画坛。无锡画家邹一桂设色明静、清古冶艳而独成一派。扬州的花鸟画家华嵒，风格秀逸，成为正统画风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扬州画派的崛起。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有汪士慎、金农、黄慎、李鲜、高翔、高风翰、郑燮、罗聘、闵贞、李方膺等。他们虽不尽为花鸟画家，但其画风直抒个性，奇逸飘洒，从而构成与先前诸派风格迥异的新画派。他们富于个性的创作风格，给清中叶的画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为近代中国画风开了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