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清末的思想和文化

道光晚期以迄清亡，伴随着西方侵略和太平天国运动等社会大变动，文化思想领域也开始发生了时代转折性的深刻变化。在旧文化延续和演变的同时，具有新时代意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也开始萌生，呈现出新旧交织、相互激荡、此消彼长的景象。

一 鸦片战争后思想和文化剧变的开始

鸦片战争后的 20 年中，面对西方侵略的加剧，在社会危机的催迫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批判社会现实，探求新的救国治世之道。这不仅把战前已经复起的经世之学推进到新的阶段，也使学术文化的风气为之一变。

（一）学术的困境

清初自三藩之乱平定后，出现了长期比较安定、繁荣的社会环境，这就使士人们可以从容为学，奔竞科举，钻研学术。由于承平日久，人口激增， 士人数量也大为增多，而科举考试取录，例有定数，作为清廷取士选官基本制度的科举制，已日渐成为禁锢广大士人聪明才智、压抑和摧残人才的沉重锁链。与此同时，学术界盛行的宋学和汉学两大学派，也相继趋向衰落。士人目光短浅，思想僵化，固守积习，显然难以适应历史的前进。因此，在社会危机、重大事变来临之际，不仅当权者或习焉不察，或束手无策，而且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也是昏然不觉，难以对现实有所救助。

（二）经世之学的复兴与折变

在士大夫阶层“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中，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使得一部分思想敏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下层士人开始从玄学思辨和古籍考证中抬起头来，把目光转向现实，为社会危机寻找出路。于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又受到这些人的重新倡导，嘉道之际，经世之学终于再次兴盛起来。

这股新起的经世思潮，因受学术派别的影响，发展衍化为由今文经学和程朱理学分别走向经世道路的两大流派。唐鉴、曾国藩等是以程朱理学经世的代表。他们一方面突出强调理学的“躬行”、“践履”等内容，以有益于“世道人心”；另方面开始注重“经济”，研求实政、经世之学。以今文经学经世的有龚自珍、魏源等。他们继承了今文经学派援经议政的学风，以功利主义的眼光，把学术引向“经国济世”，开学人议政之风。在这种忧患意识、经世观念和究心实政实学的引导下，当时已日渐严重的西方侵略威胁也引起了这些经世派人士的注意。他们的视野开始由边疆扩及到海疆，由时务扩展到“夷务”。尤其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包括引进西方技术，鼓励学习西洋军事技术的人才，提倡发展民用工业，还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他的思想把传统的经世之学， 从旧时代的安邦治国之道，从整顿盐、漕、河、吏诸政的传统方策，引上了带有近代色彩的新轨道，从而为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作了铺垫。

（三）学术和文学新风的出现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巨变，在学术文化领域，还引起了两种新的变化。以往在考据学风盛行之时，文人治史往往一味考辨古史。然而鸦片战争的刺激，及经世学风的影响，使一些学问家开始着眼于当代。因而出现了撰写当代史的新风气。面对西方侵略威胁，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认识这个既陌生又具威胁的新对手，开始注意了解西方情况。因而在鸦片战争期间和稍后，出现了一批介绍西方的书籍。时势的刺激，思想领域的变动，也引起了文学领域的变化。表现为“桐城派”古文的再兴，以及新文风、新文体的出现。这些变化是对僵化、溺古、封闭的传统学术和文学的时代性突破，也为新思潮的兴起和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 史地与历算

（一）史地

有清一代，史地超过元明时代。清初，史家多治明史。乾隆朝起，史家则多治古代史。道光以降，史家则转到“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一防，免胥沦于鬼蜮”，治边疆史与当代史。魏源在鸦片战争期间完成《圣武记》，该书以记事本末体裁，记述了清朝前期的武功盛事，进而探讨用兵成败之道。他的另一著作《道光洋艘征抚记》，更是直接记述鸦片战争的首创之作。记述鸦片战争的史著还有梁廷枏的《夷氛记闻》，夏燮的《中西纪事》。这时介绍西方史地的书籍也开始出现。比较著名的有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 介绍了世界 5 大洲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随后魏源写成《海国图志》50 卷。这部书是当时中国关于世界各国概况的最为详备的巨著。姚莹的《康輶纪行》记载了不少关于英、法、俄、印度等国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徐继畲的

《瀛环志略》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 80 个国家和地区的概况。梁廷枏的《海国四说》，记述了英、美等国的社会、政治情况。

光绪年间，研究西北史地之风颇盛，最有成就者首推洪钧。他是我国最早运用西方资料考证中国史实的史家。所撰《元史译文证补》30 卷，为蒙古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此外，屠寄撰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撰的《新元史》、李文田撰的《元秘史注》、高宝铨撰的《元秘史李注补正》和《元史疏证》，皆在元史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当时研究东北史亦有建树。成果最大者首推曹廷杰。他撰成了《东三省舆地图说》、《东北边防纪要》、《西伯利亚东编纪要》等史地书，此外，光宣时期，杨同桂修的《吉林通志》、《盛京疆域考》等，都为东北史地研究做出贡献。

光绪年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皆对史学颇为重视。改良派着重介绍外国的社会变革史，服务于他们要在中国实现变法的政治要求，同时建构新史学。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文中呼吁“史界革命”，建立了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历史哲学。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光绪后期也提出建立新史学。与梁启超不同，他们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革命。从总的趋势看，资产阶级各派在史观方面阐述较为深刻，但史书撰写成果尚不多。

（二）历算

清代历算学，顺、康两朝仅消化西法，乾隆初则杂释经典。对历算之学能独立有所发明，应从乾隆中叶后开始，而以嘉、道、咸、同为盛。主要代表人物及发明有：李锐的方程新术草。黎应南的求勾股率捷法。汪莱的发明天元一正负方之可知不可知。董佑诚的发明割圆连比例术。徐有壬的发明屡乘屡除的对数，研究测圆密率，发明开圆求周术，发明造各表简法。戴煦的发明对数简法，发明外切密率，发明假数测圆。邹伯奇的发明乘方捷术，创造对数尺，补古格术。李善兰的以尖锥驭对数，推衍垛积术。顾观光的和较相求对数八术。夏鸾翔的创曲线新术，创乘方捷术，等等。

三 诗词与小说

（一）诗词

嘉道时期，桐城文派屡受攻击，趋于衰落。咸同时期，曾国藩大力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为一体的桐城派文学，使之得以再兴。光宣时期的桐城派人士，较著名的有范当世、朱铭盘、贺涛等人。同治、光绪年间，诗人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多好用僻词拗句，喜标新立异，以生涩为贵，以险怪为新， 回避现实，内容贫乏，思想多趋保守，被称为“同光体”。

与前两者不同。鸦片战争时期，曾涌现出一批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咸同时期，太平天国领导者也写作了一批通俗的宣传反清思想的诗歌。光宣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诗界革命”，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之主张， 形成了新诗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号称当时的诗界三杰，梁启超、丘逢甲、康有为、谭嗣同等亦皆为新诗派的高手。黄遵宪是最负盛名的新诗派代表人物。其诗汇为《入境庐诗草》，是新派诗的代表作。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诗词宣传革命。宣统元年，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南社”，宗旨是以文字宣传革命。代表作有，陈去病的《浩歌堂诗钞》，高旭的《天梅遗集》，柳亚子的《柳亚子诗词选》等。南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诗歌组织，在文学为革命服务的方针上起了开创性的作用。此外，秋瑾、苏曼殊、马君武、宁调元等也都是颇负时名的革命诗人。

（二）小说

道咸同时期，一些文人创作了一些旨在弭灭人民的反抗、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侠义小说。著名的有俞万春的《荡寇志》等。此外，还有小说《儿女英雄传》，宣扬忠孝节义。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描写文人与妓女、优伶交游的狭邪小说，如陈森的《品花宝鉴》和魏安的《花月痕》。狭邪小说的出现， 反映了时势衰颓，文人悲凉哀怨，追求享乐，消遣的风气。在西风东渐之下， 出现翻译小说。申报馆刊行《瀛寰琐记》，为我国最早的文学专业刊物。从第三期起，连载蠡勺居士翻译的外国小说《昕夕闲谈》，这是我国近代较早由英文译成白话的长篇小说。

光绪后期涌现出一批谴责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

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谴责小说作为一种现实主义暴露文学出现于晚清，有其历史作用。但是，由于内容还不够深刻，文词又较为粗糙，结构也欠严谨，因而在文学史上亦有皆议。

小说也是革命派喜用的宣传武器。除曾朴的谴责小说《孽海花》外，陈天华的《狮子吼》、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和《大马扁》、颐琐的《黄绣球》等都宣传了民主革命思想，其艺术成就皆不如《孽海花》。

四 西学的传播和新思潮的兴起

（一）西学的传播

道咸以下，随着西方侵略的加剧，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方， 开始介绍西学，由此，西方学说开始传播。西学传播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传播介绍了世界历史地理知识，使原来拘于一隅，抱华夏中心观念而不知世界之大及各国方位的中国人，不仅知道了地球为圆体，有五大洲和许多国家，而且了解到一些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社会情况，从而对外部世界， 特别是西方的情况有了概略的认识。其次，由于西方侵略者首先以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其先进武器的威力使中国人感到震惊，所以，他们大都注意介绍有关西方轮船、火炮等先进军事技术知识。最后，他们传播了各国的政治、宗教、教育、风俗、社会制度等内容。西学的传播一改过去鄙视外国为蛮夷，为化外之地的陈腐观念，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方向。

（二）新思潮的兴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由于西方侵略更加深入，更多的中国人被时势所刺激，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动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新发展。这表现在，不仅注意西方、热心西学的人大为增多，而且一些思想敏锐的优秀分子，继承并发展了龚、魏的改革精神，萌发了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从而昭示了中国近代的改革方向。同时，一部分当权的官僚，也接过被长期冷落的“师夷长技” 的思想，形成了长期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洋务思潮。

1. 洋务思潮

洋务思潮包括“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西学中源”说是“西学源于中学”的节略语。洋务派在引进外来文化时，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往往强人就我，使之纳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以便能为国人所接受。正是在这一点上，“西学中源”说构成了洋务思潮的一个重大理论支柱。“中体西用”说，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中体西用”是洋务思想体系的核心。“中体西用”的思想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为西学的传播打开了一个缺口，对下阶段西学的大规模输入有筚路蓝缕之功。

1. 改良维新思想

早期的改良维新思想包括重商思想、“君民共主”说。甲午战后，维新思想演为彻底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明确的政治纲领。理论体系表现在敢于彻底否定传统理论，向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挑战，打击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敢于把批判矛头指向君主专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以期实现“大同”世界。

政治纲领的基本点是以日本为榜样，向西方学习，通过变法维新，让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参政、执政，逐步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五 新式教育的开始和派遣留学生出国

（一）新式教育的开始

1. 传统教育制度的变化

从道光二十年起，传统教育已不合时宜。光绪二十年之后开始变化。百日维新期间，除在都城设立了京师大学堂外，光绪帝颁谕将各省所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光绪二十七年，进入全面改革时期。光绪三十一年，久已提出迄今未解决的科举制度终于被明诏废止。

1. 新学堂的出现

甲、教会学校。道光二十三年至咸丰十年，是教会办学的萌发时期。咸丰十年至光绪元年，是教会办学的拓展时期。光绪元年至二十五年，是教会办学的全面展开时期。光绪二十七年至清朝灭亡，是教会学校大发展时期。乙、洋务派办的新学堂。从总的方向看，光绪二十年以前，洋务派办的新学堂皆属外语、军事、军工的专业学校。甲午战败后，开始办普通教育，确立完备的学制。丙、教育改革的系统化。光 绪二十九年，续颁《重订学堂章程》、

《学务纲要》，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光绪三十二年，正式成立学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开始了办学活动。

（二）派遣留学生出国

鸦片战争后，大批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开始资助、引带中国学生赴西方学习的留学活动，从而拉开留学活动的序幕。容闳就是这项活动中的留学生代表人物。留学活动的展开首先是幼童赴美。同治十一年，首批幼童30 人赴美留学，后因经费筹拨困难和美国排斥华工等因素，半途停止。幼童赴美留学虽半途而废，但赴欧的军事留学，清政府却未中止。正规的赴欧留学，开端于船政留学。幼童赴美虽属于全面留学，但因中途辍学，影响甚微。船政留学属于军事留学，培养目标是海军军官和军舰制造工程人员。甲午战败，表明日本向西方学习成效卓著，中国也应师法日本全面向西方学习。因此，派遣留学生，自然地从单纯的军事留学转向全面留学。这一时期留学的主要去向是日本，也有去欧美留学。留日本的学生革命化，欧美留学生也倾向革命。留学生与新思想的传播联系在一起。留学生们除了自己努力吮吸新知识外，还创办了许多报刊介绍西学，留学生办的众多报刊，不仅广泛地传播了西方新思想，也有力地推进了民主革命的进程。

六 新文化事业的出现

在西方文化和新思潮的影响下，新式文化事业也相继出现。最早的一批新式文化事业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首先是报刊。嘉庆时英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月刊是最早的汉文报刊。从咸丰三年至光绪末年，在香港和国内各地，外国人在中国办了约 2000 种报刊，占中国报

刊总数 80％左右。广学会办的《中国教会报》（后改称《万国公报》）和李提摩太在天津办的《时报》及美查在上海办的《申报》，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报刊。翻译西书是传教士另一项重要文化活动。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由英国教士麦都恩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成为上海基督教会的翻译、出版中心。此外，还有道光二十五年美国教士在宁波创办的美华书馆等。传教士翻译出版的西方书籍，除了宗教书籍外，也有一批科技、史地、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传播了一些新知识。传教士还把开办教会学校作为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外国人开办新式文化事业的影响下，中国人开始自行创办新式文化事业。主要表现在报刊出版和自己办翻译、出版西书机构上。中国人自己办报开始于咸丰八年伍廷芳在香港办的《中外新报》。自同治十一年广州出现《羊城采新实录》起，内地也开始出现近代报刊。自同治末年起，华人报纸倾向资产阶级改良，香港的《循环日报》连续刊载王韬、郑观应早期改良思想家的文章。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强学报》，与其弟子梁启超等人宣传改良，推进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主持《清议报》， 不断刊出有关民权、自由、破坏、革命言论的文章。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办报。先后创办了《中国日报》、《苏报》等有影响的报刊，宣传民主思想，有力地推进了民主革命进程。另外，华侨也创办了大量报刊， 表示了对祖国的关注，许多报刊成为革命的喉舌。中国人也创办了翻译和出版机构。同治七年，在徐寿的建议下，创设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办的最大，也是唯一专门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的机构。此外，京师同文馆也翻译了少量西书，并设有印书处印行，在社会上也有一定影响。由于这些中国人自办的新事业更切合中国的现实需要，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 因而对当时西学的传播、风气的开通以及新思想的孕育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七 经学与古籍整理

（一）经学

晚清经学，一方面是今文经学的复兴，另方面是古文经学仍坚守阵地， 形成相互对立的局面。

1. 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盛行

西汉时期掀起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因东汉大儒贾逵、马融、郑玄、服虔、许慎等皆尊习古文，古文经乃大行于世。晋以后，除《公羊春秋》外，今文经学已湮没不闻于世。乾隆时，常州学派兴起使湮没二千年的今文经学复兴。常州学派治今文经，属于纯经学研究。龚自珍、魏源究心时务，假借经学议政，改变了常州学派的学风，开创了近代今文经学。康有为、皮锡瑞是光宣时期的今文经学大师，王闿运、廖平、陈乔枞、梁启超、谭嗣同等皆今文经学健将。

王闿运以公羊家法说经，其弟子廖平弘扬师说，著述甚多。廖平所撰《今古学考》，内容分为述古学的《辟刘篇》，述今学的《知圣篇》，对康有为影响颇大。

康有为是光绪年间集今文经学大成的经学家。梁启超说：“康先生（有为）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廖季平）不可诬也。”康

有为参考廖平的《辟刘篇》撰《新学伪经考》。在该书中，他认定西汉末争立学官的《周礼》、《逸礼》、《毛诗》、《左氏春秋》、《古文尚书》、

《费易》等古文经籍，皆为刘歆所伪作，并认为刘歆作伪是要辅佐王莽篡汉以建立“新”朝，是“饰经佐篡”的王莽新朝之学，而不是孔学。该书否定了二千年来被奉为经典的部分经籍，大张了疑古之风。康有为参考廖平的《知圣篇》撰《孔子改制考》。他认为，孔子托古圣立自己之言作《六经》，目的是为变革春秋时期的社会制度，因而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教主”、“素王”。书中，康有为大张“通三统”、“张三世”、“改制”诸义，否定了二千余年来认定孔子“述而不作”的论点，把进化论渗透到经学之中，为他的维新变法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康有为又撰成《大同书》。书中，他把西学特别是进化论和今文经学相结合，提出人类历史必将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规律前进。梁启超评价康氏的哲学，为“进化派哲学也”。康有为认为中国现在还处在据乱世阶段，欧美各国则已进入升平世，即小康时代，人类未来的远景是太平世，即大同时代。该书描绘了人类未来的蓝图， 但却提不出通往这个境界的途径。

皮锡瑞是光绪年间的另一个重要的今文经学大师。他治学景仰西汉《尚书》今文大师伏生，署其居为“师伏堂”。他在行动上参与鼓吹变法维新的同时，也撰写了《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今文尚书考证》、《王制笺》、《驳王经异议疏证》、《古文尚书冤词平议》等今文经学著述。他说： “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当党同妒真”，主张治经应尊西汉今文经，反东汉古文经学，斥古文经学使“大义微言不彰”。皮锡瑞宣称“《春秋》是作，不是抄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法制， 力主三统、三世，黜周王鲁，改制诸义是《春秋》的“大旨”。

今文经学家反对汉学家们的埋首故纸堆中，重提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主张，提倡研究经学重在发扬“微言大义”，要求治经结合社会现实。他们大倡“张三世”之说，抛弃龚自珍的治、乱、衰三世递变的历史循环论，揉西方进化论观念于“三世”说之中，阐扬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 而“大同”的历史进化论。他们大骨“通三统”之说，阐扬黑、白、赤即人、地、天三统代表夏、商、周三代，三代立法各不相同，又皆为“圣人”所立， 证明法当随时因革，故后世亦应顺应形势变法维新，不应泥古守旧因循不变。他们大倡“改制”之说，阐扬孔子以布衣倡改革是“素王”，后世应该法孔子进行变法。在他们倡导之下，今文经学获得新内容并风行海内，成为光宣时期的时代思潮。

1. 古文经学的余绪

古文经学在道光年间，仍承乾嘉时期之绪，居于学坛的主导地位，咸同时期渐趋衰落。光宣时期，仍坚守古文经学营垒的学者，己为数甚微，其中著名的有俞樾、孙诒让、章炳麟。

俞樾宗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治古文经，撰《群经平议》、《诸子平议》、

《古文疑义举例》等书。俞樾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大义，剖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研求古音古训，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是道、咸、同、光四朝的著名古文经学家。

孙治让是光绪年间的古文经学大家。他撰写的《周礼正义》是总结旧说以解释《周礼》的较完备的专著。他还撰《墨子间诂》，属于研究墨子的名著。章炳麟认为孙治让治经学，旁及墨家，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迈越乾嘉

时期诸大师，为“一代大宗”。

章炳麟出身于书香世家，治小学极为严谨，究心掌故，博览群书，又曾东游日本接触西学，成为光宣时期最负盛名的古文经学家。主要著述有《膏兰堂札记》、《春秋左传读》、《訄书》、《正仇满论》、《秦献记》等。他继承汉学家的家法，广泛疏证经书、子书。他以经学的“夷夏之辨”为义， 论述反清之义，用经学申明“排满革命”之说，为古文经学充填了新内涵。

（二）金石学、校勘学与古籍整理

1. 金石学

金石学主要是辨识、考证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铜器铭文，花纹雕镂方面的艺术研究仅见端倪，尚未正式展开。石学则是收集、拓摹碑版。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起，有清一代的学者多致力于鼎彝碑版的收集。考证。道光末出土的“毛公鼎”，铭文达 497 个字之多，对西周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光宣时期，金石学仍为人们所关注。潘祖荫撰《攀古楼彝器款识》， 吴大徵撰《愙斋集古录》、《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古玉图考》，缪荃孙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属于较为精博的金石学名著。孙诒让著《名原》、

《古籀拾遗》、《古籀余论》，不仅是金石学研究之作，且对许慎之作，用古籀文在多处进行了驳难。

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发现了殷墟。经陆续发掘，出土龟甲片数以万计。罗振玉对甲骨文进行考证，确切地断定是殷商文字。甲骨文亦称契文、卜辞、龟甲文、殷墟文，是目前所知我国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出土时，不为世人所识。光绪三十年，孙治让著《契文举例》，对之进行了考释。罗振玉在考证基础上撰写《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考释》等，虽成书问世在清亡以后，但其研究成果应属于清末。甲骨文的发现成为研究商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汉学历史的重要根据。

1. 校勘学与古籍整理

清代学者的古籍校对、注释、辨伪、辑佚工作，远迈前代。除经籍之外

（在经学项中已提及），清末学者对先秦诸子和其他古籍进行校注。对古籍的校勘，首先是收集各种版本，据善本校正俗本。其次是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或反证，校正书中文字的原始讹误。再次是索求原著书者所定的体例，用之校正书中刻抄的颠倒紊乱。最后是依据其他资料校正原著的错谬与遗漏。光宣时期，对先秦诸子及其他古籍的校注，成果甚丰。王先谦的《荀子

集解》，章炳麟的《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 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札迻》，俞樾的《诸子平议》等，皆属校勘杰作。在诸大家中，尤以俞樾和孙冶让的所作，最为出色。

辨伪与辑佚亦属古籍整理的重要环节，光宣时期的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艰苦的努力。辨伪主要是判明某种古籍是实为其人之作，还是后世他人所作假托古人之名。光绪年间，从事此项工作并引起巨大反响的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辑佚工作在咸丰朝以前成绩很大，光宣时期虽仍有人从事此项工作，但成就已逊色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