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资本、固定资产、船舶吨位和利润

1873 — 1884 年

单位：银万两

1. 采矿和冶炼业

与官办基隆煤矿几乎同时，直隶总督李鸿章也在筹划开采煤矿。光绪元年，他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借同英籍矿师马立师到向以手工采煤著名的唐山开平镇一带进行测勘，认为很有开采价值，即派他主持开采开平煤矿的工作。

第二年秋，开平矿务局设立。这是中国煤矿中规模最大、成效最著的一家。根据设立章程，公开招集股本，采取“官督商办”方式来经营。光绪七年（1881 年）该矿正式投入生产，日产 300 吨；此后逐渐提高，从八年的日产 500 吨左右，经九年的 600 吨，十年的 900 吨并长期维持在千吨上下。矿务局生产的顺调，于十五年在林西增辟矿区，使煤产量更有增加。

开平的业绩，与总办唐廷枢的经营有方有着密切关系。十八年，唐廷枢病故，李鸿章委派江苏候补道而对近代企业经营管理一窍不通的张翼继任。他盲目扩充矿局，又不会利用外资而滥借外债，使矿局负债累累，截至甲午战争爆发时，局务事实上已被控制在外国资本势力手里。

接着创设的还有一系列煤矿和其他重要矿种。如光绪二年，李鸿章、刘坤一、李瀚章等封疆大吏联合倡办湖北广济、兴国煤矿，任命盛宣怀为督办， 但以措置失宜，旋即停办；不久又改归商办，移至荆门开采，不过，一直处在发展迟滞状态。五年，山东枣庄“绅耆”金铭、李朝相等发起在峰县筹办中兴矿局，经李鸿章批准，由候补知县戴华藻、道员龚照瑗等招商经营，作为“不领官本”的“官督商办”企业。由于资金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等原因， 发展迟滞。

当年同声呼唤机采煤铁矿，事实上着手机采铁矿，要滞后几年。

光绪十二年，贵州巡抚潘霨鉴于国内新式局所对铁需求甚切；贵州虽地瘠民贫，而富于矿藏，铁“尤盛”。他想为本省“民间多一生计”、“公家多一利源”，经奏准，继成立“贵州机器矿务总局”之后，决定开设机采铁厂。

潘霨苦于技术专才难觅，责成该省布政使曾纪凤该年入觐京师注意招

揽。曾纪凤一路物色，在归途中约请在江南制造局任职的、“熟谙”机器制造诸事的候补道潘露前往贵州办矿。潘霨不避潘露系胞弟之嫌，用其才，由潘露主持此事。后者在矿区经多次勘察论证，决定在青谿小江口设厂；经费由地方官库筹垫，据事后奏报，共用饷 27 万 6 千余两。另一方面，则派员前往英国采购全副熔铁炉、贝色麻钢炉等等着手建设，于十六年正式开炉生产。

潘氏兄弟对青谿铁厂寄予厚望，在潘露是想使青谿“与金陵上海之局一气相通，首尾联络”，在潘霨则作了一番核算：该厂投入营运后周转资金每月约需银 1.8 万两，月可得铁 120 万斤，合时价约值银 22100 两，月可盈利

约 400 两”，准备先将公款归清。可是事与愿违。产出的无论是生铁还是熟铁，经化验，质量都很差。另一致命伤是附近所产之煤都不宜于炼铁，以致铁水和炉灶“凝塞炉窍”，铁水不能畅出。但铁矿既经开设，矿工一时难以尽行遣散，乃停工复工反反复复勉强维持着。恰在此时，潘露积劳成疾去世， 矿上失去技术骨干，无人督理。虽然到第二年（十七年）还“仿照洋式铸锤一种”，就已炼的生铁轧制熟铁 100 多万斤，已难济于事。青谿铁厂虽于襁褓中夭折了，却是中国采铁史上头一家用机械开采的铁矿。

金属矿的开采，涉及到有色金属和贵金属。从光绪七年热河平泉铜矿总局成立起到二十年的汉阳铁厂投产前的 14 年间，金、银、铜、铁、锡、铅等

矿的开采和冶炼都作过尝试，先后成立的矿业公司达 23 家，其中金矿 6 家，

银矿、铅矿各 4 家，铜矿 8 家和铁矿 1 家，成效都远不理想。

金矿的试办，一度出现热潮。十一年，广东巨富李宗岱请准开发山东平度金矿，即向国外雇请矿师，购买矿机，并于十三年设立平度矿务局，筹备开采。资金原拟招商集股，实际则拨有官款，采取官督商办形式来经营，但由于资本不足，开办经费多半来自高利贷款，加上经营不得法，结果以资本亏蚀殆尽而停顿。新疆于阗、蒙古鄂尔河等处和黑龙江察汉敖拉各地也试采过金矿。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类似行动，都乏实效。

金矿中最著绩效且有关边地防务的是黑龙江漠河金矿。它是中国引用机械开采金矿的第一家。

该矿矿区位于漠河、奇乾河两处，坐落在黑龙江瑷珲西北，隔江与俄国接壤。在此之前，俄国纵容其臣民，不时非法越境开采。光绪十二年，黑龙江将军恭镗“以杜外人觊觎”为辞，上奏建议开采漠河金矿。第二年，清廷基于“杜患防边”，批准开采、命令恭镗和李鸿章负责遴选“熟悉矿务干员”， 前往矿区勘测筹办。

李金镛（1835—1890 年）江苏无锡人，时任长春厅通判，有政声，被称为“关东循吏之首”。恭镗奉命，旋即召见李，与之面商兴办漠河金矿事。李金镛欣然应允，即深入当地勘察达 5 个月，携归矿样，拟具开办漠河金矿

章程 16 条。又入关到直隶保定向李鸿章禀报。李鸿章旋即奏准清廷，委派李金镛总办漠河矿厂。

李金镛从此紧张地投入建矿工作。他借调了平度金矿的外籍矿师，购置了机器等设备，十四年，在漠河、奇乾河两处，各设一厂，简作漠厂、奇厂， 第二年初先后开工，旋即顺利产出砂金。可是由于两厂地处边陲，交通运输困难，远离国内市场，行销不畅。流动资金随着砂金积压增多而日益缺乏。年终结算帐面虽有盈余却缺乏现款。李的包括开路、造轮等建矿的全盘计划， 因此也多未能付之实践。

光绪十六年，李鸿章以李金镛病故，指定矿局提调袁大化主持局务，添

招新股，扩大生产规模，除了为漠河厂增添设备，又在观音山增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分厂，使全局产量大增。

二十四年这一年，漠、奇、观 3 厂共产金砂 2.8 万余两，其中开工只半年的观厂所产占 1/3。盈利可观。每股除规定的“官利”加上红利，竞相当于股金的 1.76 倍。官府看着眼红，北洋大臣王文韶以“出金渐多”为理由， 强迫增多报效军饷额，从原定余利的 3/10 提高到 5/12，几乎增加了 50％， 外加其他如“赈需”等摊派。金厂为筹措此项资金，被迫得必须动用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公积金以相应付。在官府把它视若“饷源”重地后，便每况愈下。

1. 纺织业

李鸿章谋求堵塞洋布盛销中国市场的漏卮，在光绪二年，采纳津海关道黎兆棠的建议，尝试先筹官款，再招商股，创办纺织工厂。由于官商各款都无着落，旋即搁在一边。

四年，李鸿章批准革职道员彭汝琮招商股设立机器织布局，由官方委派总办、会办，着手筹备。几经周折，直到十六年才装成一部分机器，开工生产，名曰上海机器织布局。

该局局址，占地 300 余亩，厂房为长 550 尺、宽 80 尺的三层楼房。机器

设备有美制纺锭 35000 枚、英制布机 530 台；锅炉 5 座，美制 500 马力蒸汽机一套。在当年是一家大型的、也是设备先进的工厂。开工后，每日能出平纹布、斜纹布五六百匹。嗣后三年，分别为年产布 2.2 万、9.6 万和 7.7 万余匹，利润相当优厚。有一说：“每日日用五百两，获利约五百两，每月可得一万二千利”。因此，李鸿章计划添设纺纱车间，电驻英公使薛福成采购纺 14 支、15 支的纱机 100 台，以及一应配件全套。正在筹办间，该局于十九年秋不慎失火，租界里的消防队拒绝救援，全厂尽成焦土。

李鸿章决心在废墟上重建织布局。在织布局遭火后 40 天，他奏陈清廷： “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图”，并奏准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会同江海关道聂缉槻负责筹办，十九年底（1894 年初）在“筹本百万，已有就绪”后，在织布局旧址，新设工厂，并定名为华盛纺织总厂。次年秋，开工试生产。

按照创设总厂原意，以此总厂为中心，“号召华商，多设分厂，以资推广”。在当年的内外形势中，事实表明，这个设想，徒成一个梦想。

在上海织布局筹备期间，两广总督张之洞鉴于洋布销售量日益增加，出于“大利所在，漏卮宜防”的考虑，决定在广州创设纺织工厂。创设经费， 他计划先由官方“筹款垫办”，待粗具规模后，再招集商股，也就是所谓“官为商倡”。为此他多次电托驻英公使刘瑞芬代为订购纺纱机、布机以及其他动力机等件。可是，他旋即调任湖广总督，继任的李瀚章认为“两粤不产棉”， 不愿创设棉纺织厂，这样，所购纺织机器便随着张之洞赴任而发运到湖北。张之洞另筹资金济用，一家湖北织布局于十八年底在武昌建成投产。

该局装备布机 1000 张，最初日开工 10 小时，产销都不差。不过三年， 衰落下来。张之洞自有想法：湖北以铁厂为中心，取织布局的盈利以“补铁厂”之费”；再设纱厂，以“辅佐布局”。二十年，他决定在布局附近增设南北两纱厂（南厂始终未建成）——湖北纺纱局：二十四年，创办缫丝局、筹办制麻局，四局一起构成了湖北纺织总局。

这四大轻工业（指织布、纺纱、缫丝、制麻业）和他同时主持的汉阳铁厂等四大重工业，虽未实现张之洞原设想的“自相挹注”的工业体系，却初

步奠定华中地区近代工业的初基。

1. 建材——水泥业

官督商办企业广泛涉及其他部门。李鸿章为应军事工程的需要，以水泥取代原用三合土浇灌砌筑炮台、要塞，责成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筹集官商股银 10 万两，于光绪十二年筹设唐山细绵土厂，十五年投产。这就是一个例子，在建材（水泥）业方面创设的首家新式企业。

1. 电讯

同治末年（1874 年），沈葆桢奉命筹办台湾防务，向清廷奏准，着手架设福州至台湾间电报线路，遭闽省官民反对，半途而废；第二年，即光绪元年（1875 年），他拟将留存的电线，移往台湾岛上旗下基隆间架设，但因循拖延，直到光绪三年（1877 年）离职时，仍未竣工。

五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出于整备防务考虑，在大沽海口与天津之间架设了长 60 余公里的电线，投入使用。六年，他认定“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 为沟通南北讯息，奏准架设津沪电线，从天津起，循运河、越长江，过镇江而达上海，全长 3000 余里。按原定计划，全部经费先从北洋军饷中筹垫，然后招集商股，分年缴还官款。七年设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

电报总局在成立后的 10 年里，先后增修了 4 条干线：①九年，架设了苏浙闽粤线和长江汉口线；②十一年，架设川鄂云贵线（其中沪州至蒙自线为官办）；③十四年，架设了粤赣线；④十五年，架设了陕甘线（其中西安至嘉峪关段为官办）。加上津沪线，连同各省官办、官商分办的电线，截至二十年，基本上形成了联系全国各行省的重要城市的电讯网，发挥了“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效用。

电报局从创办时起，营业一直良好，垫支的官款都如期缴清。它在最初十五年里，营业额从期初到期末增加幅度，约近 20 倍。

电报局在官督商办中，凭借官威，垄断着电讯经营。在此期中，民间虽也提出参与创业的要求，或遭冷遇，或遭排斥，从而使民间对这一行业不敢再问津了。

（三）商办

在传统经济结构变化着的基础上，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也有引用机器原动力以从事生产组成新式企业的。咸同之交，广东侨商陈启源返乡于南海创设继昌隆缫丝厂和上海打铁手工业者方举赞与人合伙开设的发昌机器厂，是此中的先驱者。从这时起到光绪二十年，民间创设的新式企业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与尤雄于资财者把资金分流于官督商办企业中不无关系，其绝大部分的创业资本和企业规模，是少而小。他们急需组织、支持、诱导， 加以引发，才能形成一股势力。可是，事实不然，它们自生自灭、旋生旋灭。以经营较持久者计之，约有 150 家上下，资本总额稍稍超过 600 万两。略如下表。

甲午战前商办企业概况

资本单位：万两择要略述如下。

船舶和机器修造最初系直接应来华外籍轮船的修理需要而兴将起来，进而“专造”（其实是装配）大小轮船机器，以及“车床、汽锤、铜铁器皿”。这一期间，以机器厂为名，实则只能修理的厂家，不下十余家，多半设在上

海。这些厂家规模都很小；很多是由原白铁作坊主、打铁作坊主，把他们的作坊扩大而成。机器缫丝业在广东有蓬勃的发展，集中于南海、顺德、新会、三水各县；其次是上海。广东新设近 90 家，创业资本银 164 万两，平均每家

1.82 万两，上海新设 8 家，创业资本共银 206 万两，平均每家 25.75 万两。其中著名而重要的是首一家由公和洋行买办黄佐卿创设的公和永丝厂（十八年）；投资最多的是由商人叶澄忠创设的纶华丝厂（创业资本银 40 万两）， 马建忠设立的信昌丝厂（36 万两）和黄佐卿另设的新祥丝厂（33 万余两）。缫丝业的重心，实际已从广东移到上海。

此外，在山东烟台，于十八年“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出资”接办了原由外国人开设的一家小型缫丝局，四年后卖给烟台道台。

轧（棉）花和机器磨坊作为纺织、面粉两业的先行，也有所创设。浙人严信厚于光绪十二年在宁波一家旧式手工轧花工场的基础上，投资 5 万两， 创办了国内首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获利颇丰。影响所及， 此后在上海，先后设立的计有棉利轧花厂、源记轧花厂、礼永和轧花厂等厂。此中以源记轧花厂的资金为最雄厚，计 20 万两。其他两厂，分别为 1.5 万两

和 5 万两。官办上海机器局于十六年开业后利润的优厚，一时使天津、重庆、广州等地民间都有人酝酿筹建纱厂。建成的有裕源纱厂。严信厚则在通久源机器轧花厂的基础上，增加投资，扩充成为通久源纺织布局，使轧花纺纱、织布联成一体，而以纺纱为主。此外，正在筹建的，则有裕晋、大纯等厂。

适应市场需要，机器磨坊脱颖而出。朱其昂于光绪三年在天津创设的贻米牟机器磨坊，是国人自己创设的第一家。此后。创业资本超过银 1 万两的， 还有裕泰恒火轮面局（八年，上海）、机器磨坊（十九年，北京）。

在清政府采用新法开采矿藏的影响下，各地民间也跃跃欲试，一般在原有土窑的基础上添置机器，但这个机器，一般是蒸汽动力的吸水机，所谓“土法开采，机器抽水”。个别矿场，则设有卷扬机等设备，其他作业，基本上还是手工。

在此期间，民间集资开采的矿种，有煤、金、铜、银、铅等，共计超过20 处，投入资金银 300 万两上下。采矿本属风险较大事业，加上资本不足、技术不过关以及经营、管理等问题，所开办的是失败者多、成功者少。其著者，有安徽池州的煤矿和铜矿。前者光绪三年开办，创办资本 10 万两，第二

年投产，产量 2000 余吨；过后产量年益萎缩，至十七年以亏折而停办。后者于九年开办，所产矿砂出铜率很低，也于十七年停办。山东峰县煤矿，五年由当地官绅向李鸿章请准开办，初遭地方绅士的反对，后遭洪水淹没，于二十一年全部停产。直隶临城煤矿，八年开办，矿区跨临城、内邱、高邑、赞皇四县。蕴藏丰富，煤质佳，早有民窑手工采掘。由李鸿章委派候选郎中纽秉臣招集商股创办的。二十四年前后，年产约 2 万吨。到了三十一年，资产

作价银 50 万两，与比利时合营。八年，候选知府胡恩燮、胡碧澂父子在两江

总督左宗棠的倡导下，筹办江苏徐州利国驿煤矿，预估创业资本需银 50 万两，“一律由商集股办理”。招股工作初颇顺利，旋受中法战争和金融风潮的打击和影响，原认股者“纷然解散”，陷于停顿状态。十三年，胡碧徽要求“将全矿归公，由海军衙门筹款大办”。可是，海军衙门无力接手，终成泡影。

至于其他矿种民间作过试采的，有金矿。十一年，广东巨富李宗岱在李鸿章支持下设（山东）牟平矿务局开采那里的金矿。由于耗费大而收效小，

十五年即宣告停闭。侨商林道踞等集股 30 万元，在李鸿章、马建忠的支持下， 设（山东）宁海矿务公司，于次年开始用机器试采，次年投产，以运输等问题未解决，第二年即停办。李宗岱与李赞勋等又设（山东）招远矿务公司， 集股投资 60 万两，于十八年开工。但经营不善，当年即拟将机器拍卖。到了二十三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向清廷奏准：为避免“藏亡纳叛”、“聚众滋事”， 把所有此三矿“一体封禁”。商办矿业没有办好，官府不予指导、扶掖，却给以“封禁”的一击，不能不令有意于投资采矿者寒心！关于银，民间对热河三山银矿，一再着手准备开采，他们集股、筹办，积极从事。但在地方当局的干预和受其他问题（如融资不易筹）的困扰，终没有一次是工成投产的。

航运方面，在有社会需要和招商局的激励推动下，从光绪十二、三年起， 各地绅商颇多独资或联合集股，主要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流，创办小轮公司。这里单举纯商办且较著名，有黎福昌等投资 5 万两，于十四年创设湖南小轮

公司，经营长沙岳阳——汉口间航运业务；林毓产集股 20 万两，于十九年在汕头创设怕昌轮船公司，专做南洋一带生意。如此等等，中国的民营航运业， 开始由酝酿而进入初创阶段。

二 “振兴实业”政策作用下官办和商办企业的消长

清政府继甲午战败旋又遭到八国联军的打击，暴露了无能保国卫民。为了把皇朝统治支撑下去，先后提出“力行实政”、举办“新政”以求恕于民。民间有识之士、开明绅商，基于“欲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必于农工两业加意提倡而维持之”的认识，鉴于当年“列国倾向注集商战”——商品侵略和资本侵略——日益加紧的形势，为谋求抵制，进而求能与之并驾齐驱以至“战而胜之”，以消除业经临头的“经济亡国之祸”，迫使清政府不能不制定“振兴”、“奖励”实业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在此政策作用下， 民间再不愿意受“督”于官来“办”企业，官办和民办的势头，则出现了一消一长的形势。

（一）官办

官办企业在军火工业方面仍有一些创设和扩充，在民用工业方面有些动作；铁路建设，成为重点。

1. 军工局厂的添建和扩建

经过甲午战争，朝中有些官员鉴于拨官款创设军工局所，所费很多，收效甚少，建议改归商办。虽则如此，清政府把此项包括在“整修军备”之内， 列作强化统治的必要一着，紧紧抓住。它又新设了 5 家：山西制造局（1898 年）、江西子弹厂（1898 年）、河南机器局（1899 年）、湖南枪厂（1899 年）和北洋机器局（1901 年）。这些局、厂，基本上都是小型的，如山西制造局创办经费不过银 5 万两，河南局常年经费只银两 2 万；江西厂装备有制

毛瑟枪用子弹的机器两副，日产子弹 40 发。湖南枪厂和北洋机器局（设于德

州）分别属于中型和大型。前者创办经费 30 万两，年均拨银 10 万两作为常

年经费；后者创办经费近银 70 万两，全局分设快枪子厂、新厂子厂以及该两

厂的 10 个附属分厂。设若从分布角度看，新设加原有，国中除了西藏、新疆等少数地方，几乎省省都有或大或小的军工局所（厂）了。也就是说，几乎

到处都配置了供给军火、修理枪械的基地。

清政府这时尤侧重于扩建原有的军火企业单位上。

最早创办的金陵、福建和稍后兴建的山东、四川四家机器局，有不同程度的扩建，特别是其中山东、四川两局。前者截至三十年，厂房扩充 2/3， 增建洋式大枪、枪子和熟铁、轧铜四厂（车间），以及添置制造小口径毛瑟枪等机器等件。后者原以修配枪支子弹为主，二十二年起，先是逐年增拨经费，继之以扩充原设的子弹厂、炮厂和新建枪炮、白药两厂，再则加强培养， 引进技术人员和扩大雇佣工厂，使之俨然成为具有新的技术设备的一家大厂。福建机器局原附属于福州船政局，二十五年独立，成为专造枪炮子弹的兵工厂。原是汉阳铁厂一部分的湖北枪炮厂，几经扩充，引进当年先进技术设备，能造新式最精之械，成为国中军火工业中首屈一指的大厂。

一些军工局所为补给自己，有部分地转应民用的，如四川机器局兼行铸造铜元、银元，装机发电，供应成都市照明。江南制造局转产工作之一，是把船坞从总局划出，“仿照商坞办法”经营。

1. 民用工业的筹办多建成少

受英国资本势力控制的关内外铁路局为保障火车运行对燃料的需要，于二十二年创设热河南票煤矿，投资 140 万元，是这一期间新设的官办煤矿中最大的一家。同年创设的还有湖南清谿煤矿、河北通兴煤矿（即门头沟煤矿）， 和二十三年的江西萍乡煤矿。其中“通兴”和“萍乡”两家，创业资本各 70

万元，与“南票”共为 3 家大型煤矿还有黑龙江甘河煤矿、江西余干官矿局、

广西西湾煤矿等等。投入的资本近银 300 万元为摆脱财政困境，把开采有色金属，特别是贵金属的金矿、银矿，置于“务为最先”的位置上，也作过多次试探，主要是在东三省、蒙古、新疆、四川、湖南、湖北和山东诸省。耗费的创设资金近 100 万元。可是，由于勘探不准，或虽有机器装备但不谙技术以及管理不善等原因，虽企盼“务臻实效”，实则只有吉林的三姓和热河境内几处金矿经营较好。有色金属方面，只有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具有较佳成绩。

纺织业在某些省份仍有做着筹建工作的。如光绪二十三年陕西学政赵惟熙购置了大型锅炉等动力设备拟在咸阳建设纱厂，二十四年山西巡抚胡聘之订购纺机万余锭，拟在绛州设厂；三十一年伊犁将军长庚订购了纺机，准备设厂。这些都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运输不便而作罢。

其他民用工业，各省地方政府也有一些创设，但多属无大成绩。如先后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和陈夔龙，在湖北创设过皮革、造币、印刷、针钉等工厂， 两广总督夔春煊在广东兴办水泥厂之类，都无大成就。

1. 实验工厂

清政府在其最后 11 年里，声称实行“新政”，除了颁发一系列的政策、政令，无论是中央的，还是省级的或州、县级的行政机构，办有一些研习手工艺的工厂或作为倡导实业的机关，如北京的劝工局（1903 年创立）、首善工艺厂（1908 年创立）、四川成都的工艺传习所（1910 年创立）、天津的直隶工艺局（1903 年），等等。这些机构主要职司是倡导、设置名为工艺局、习艺所等单位，实际上多半是小型轻工企业，由所在地方政府拨公款充开办经费，虽然多属示范性质或做培训艺徒的工作，但既雇佣工人，产品也都投入市场，赚取利润。

截至宣统三年（1911 年），全国各州县如上述机构，究有多少，因缺乏

资料，无从统计。举山东一省说，有 114 所，每所大多兼制数种产品，包括织布、织毛巾、织带、编席、编草帽缏、纺棉线、制毯等等。此外如四川有70 多处，直隶 60 多处，投入资金 40 余万元。

合各省总计，生产能力的总量，也颇不少。这类官办企业多属地方政府

——省和府级政府所创设（县级举办的很少），没有一个是由中央政府创设的。这是它作为官办（犹似“地方国营”）而与一般所称官办企业有所差异的另一特点。

1. 铁路建设

清廷反思甲午战争失败原因之一，认为在于没有早日建成铁路以利于运兵；又认定“富强之本，求其收效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莫急于铁路”。除了立即着手恢复通至山海关外的铁路而转从该线南端即天津至卢沟桥的津卢段的工程，又决定修建从北京到汉口的首段——卢沟桥至保定的卢保段。此外，它对国中的铁路线路分布及其缓急次序，作出了初步规划。经费何从筹措？它认定“库帑支绌”、“无从筹此巨款”，“中国富商较少， 刻难集腋成裘”；非“借款外洋”难以急成“非常之业”。也就是说，准备以财政拨款，招商集股和举借外债三者并举，来筹集铁路建设资金。

清政府作着如此部署之际，正是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特别是通过攫取建设中国铁路特权以形成它们各自在华势力范围的时候，这些国家以清政府拟举借外债作机会，强迫清政府接受其所欲贷放的铁路借款，使清政府在这一阶段一个接一个地签订了不下 10 件的铁路借款合同，并凭借强弱迥异的威势，在这些合同中提出了程度不同但都是苛刻的条件，如一旦铁路建成，须交由债权者经营；分享经营所得的利润；或铁路管理机构中的要职须任用债权者推荐的人员，以实行控制。这种条件的借款，有如时人指出：说是中国政府借的，无宁是中国政府应列强的需求“而助其成”。这些借款具有投资性质，只是通过清政府在借款合同上画了押来实现，属于间接投资，如此间接投资建成的铁路，虽名曰中国国有铁路，而体现所有权的诸事物却都被控制在债权者手里。

在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期间，中国大地上的铁路，除了俄、德、法、日四国直接修建的（包括中东、南满、胶济、滇越、安奉四路 4000 余公里）， 商办民营的（详下一子目），称为国有铁路的，以开工先后为序，有京奉、京汉、株萍、粤汉（实系其支线“广三”）、正太、沪宁、京绥、汴洛、广九、沪杭、津浦和吉长 12 条线路。截至宣统三年，有全线完工的，也有部分

区段还在工程中的，就其已在运转中的计，全长约计 5000 公里。

上述“国有”铁路中，株萍和京绥两线，建筑经费全出自财政拨款；广三线用官款赎回，其余九线则全与外债有关；但须指出两点：（一）官款在某些线路如京奉线上也拨入不少；（二）尤奇者是铁路本身已由民间集股建成，如沪杭线，清政府被迫接受借款一笔。

1. 电讯的扩展

在这一阶段，清政府对电讯事业，除了统一电政管理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扩展整顿已有线路。加强维修津沪和两广线，使之畅通无阻；某些将军督抚在经过本地的干线基础上加设支线，如二十二年加设了湖南长沙至湖北蒲圻的支线，二十九年加设了甘肃固原至宁夏府城线，三十年加设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奇台线和北京—承德线；三十三年架设了吉林—宁古塔—延吉

线。如此等等。线路总长在四五千里之间。又增设北京—恰克图（今蒙古国辖）和北京—汉口两大干线。除了陆线，二十七年，赎回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擅自私设的上海—烟台—大沽（正线）和烟台

—大沽（副线）这正副两线，而始拥有海线。

关于无线电报。三十一年，清政府开始经办，并明令禁止私设，主要限于军队和官方利用。最初设在北洋海军海圻、海容等四艘军舰上；报机最大距离为 80 公里。北洋大臣袁世凯认为效果很好。在北京的西苑、天津、保定间设计发报。宣统二年，清政府允许在北京、南京两处试办民用无线电报。但不久报机被海军部买去专供军用。

（二）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既被当做众矢之的，商股不愿受招，官也无所

可督。在这一期间，原有的这一类型企业，出现演变；与这一形式近似的官

商合办，则有一些活动。

1. 官商合办企业

开平煤矿在下文即将提到落入英资手后，直隶工艺局总办周学熙谋求抵制，进而加以收回，经向直隶总督袁世凯请准，于三十三年在开平附近开办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希图能够达到“以滦制开”的目的。创业资本实收银 300 万两，其中官股 130 万两。在总量中占 43.3％。

滦州煤区有 330 平方里，蕴藏丰富、质佳的煤。公司从国外引进先进设

备和技术，1908、1909、1910 年，分别产煤 1.26 万吨和 23.17 以及 35.72

万吨，而向着年产超过 50 万吨迈进。

光绪三十年，云南地方当局向清廷奏准，由官商集股成立个旧厂官商有限公司（官股 48.5 万元，商股 18.1 万元），绩效颇佳。宣统无年（1909 年），

总督锡良把官商合办公司改组为个旧锡务有限公司，官商股本分别增至 100

万元和 76.95 万元，锡厂颇具规模。但受技术薄弱的限制，绩效未尽如理想。

1. 既有官督商办企业的演变

既有的官督商办和官办企业，其经管体制，颇多演变，按原设年代先后顺序，就其有变者叙述如下。

轮船招商局在同治末创设时，名曰商办，实是官督商办，尔后一再肯定着它的官督商办的性质。到了宣统元年，它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了。

开平矿务局自从张翼继唐廷枢任督办，经营不当，屡借外债，终受束缚。英国资本家凭此利用八国联军人侵北京的机会，以“保矿”的名义，要求把该矿“移交”英商未逞，于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强使张翼签订“卖约”，使该矿落入英商墨林公司手里。张翼的私立卖约，擅售公产案发后，直到宣统元年（1909 年）冬，直隶总督陈夔龙奉命办理“收（回）开（平）”交涉。英方凭借其强权“时而恫吓，时而要挟”，“无所不至”地刁难，经半年之久，达成协议，由中国给予 138 万英镑作为赎价赎回。同时规定此价于 30 年期内还清。这也就是说，要是真照此协议办理，在此期内，开平矿将依然控制在英国资本家手里。

英国公司自从控制开平矿务局后，对滦矿和滦矿公司垂涎和嫉妒，英国公司采纳开平总办那森的建议，竟由英驻华公使要求立即停开滦矿，继而用武力相威胁，都未得逞。转而采取削价竟销办法，谋图以此挤垮滦矿，滦矿

与之周旋，终以经受不住低于成本（煤价每吨降至低于成本约 3 元的 1.8 元） 的亏蚀，建议和解。英方不允，却提出将“开平”、“滦州”两矿“联合办理”的方案，日后正是这样，而且是把两矿的管理权、监察权都尽入英国资本家之手的合办——实际是吞并。不过，这已属于民国元年的事了。

唐山细绵土厂由开平矿局总办唐廷枢奉命开办后，虽然是一个独立生产单位，却由开平矿局总办管辖。“开平”被张翼“私卖”给英资公司，它也被包括在内。开平矿局与细绵土厂早年订有合同，其中一款规定，如不愿“合办”，两个月前“知照”就可以解除。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袁世凯奉清廷命派员迅速办理收回开平事宜而委派了周学熙进行交涉。他以上述合同条款为依据，坚持“开平”和细绵土厂是两个企业；“开平”被“私卖”，细绵土厂“系中国官产”，“有独立完全无缺之主权，无论何人不能干预”的原则与英方相交涉，卒于三十二年七月正式收回。旋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并以身兼天津官银号及淮军银钱所总办的职位，先以从这些单位借得的官款在旧厂之东建新厂、购新式窑磨及其他设备投入生产：紧接着招集商股并以新厂实在生产的效益作招引，在不满半年间即招足了预定的银 100 万元的股金。以此资金用以清偿原借的官款；并根据压低了的原厂资产价对老股作为银 10 万两予以清结。这些清偿和清结，只花了 8 个月就完成。三十二年把厂名改定为启新洋灰公司，标志着唐山细绵，土厂由“官督商办”蜕化为完全的“私营”。

唐山细绵土厂之由官督商办转为商办（私营），商办者事实上形同“白手起家”，启新洋灰公司是个典型。其他官督商办企业之演变为商办的，大致都与之类似。

漠河金矿经营一见效果，便遭到官府的苛索，使它无从扩大生产。俄国对此矿久已垂涎，八国联军侵华时，它除了派军参加进犯京津外，又在北陲出兵强占了该矿。屡经交涉，直到三十二年（1906 年）才撤军归还。

漠河金矿在俄军占领期间，对矿局各厂，先是掠夺，继之以破坏。矿局虽说收回，已面目全非，无法生产。从此，直到终清之世，连原貌都一直没有恢复。

汉阳铁厂创设时原为官办，二十二年改为官督商办，所需资本皆系商筹。三十四年，主持铁厂的盛宣怀依据当年清政府所颁布的公司法，把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联合组成汉冶萍公司，又变成为纯商办的企业。

盛宣怀接手管理汉阳铁厂时，代表官方权益的胡广总督张之洞与之商定：过去用掉的官本，从铁路总公司向汉阳铁厂订购钢轨之日起，按厂中每出生铁一吨抽银一两分年抽还（还清官本后，仍照抽，作为对政府的“报效”）。铁厂招股情况不佳，结果由盛宣怀从他主持下的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公司等企业的华商那里，凑集了股本银 200 万两（后又续招股本），主要用作两项投资：一、开采萍乡煤矿，作为铁厂燃料取给地；二、兴建从萍乡至湘江边的铁路，使开采的煤经铁路顺湘江运至汉阳。扩大投资的量超过所集的商股，为资周转，依赖借款来解决。特别是日本，它谋把汉阳铁厂变成发展它的八幡制铁所的矿砂供给地，企图以提供借款把它的大冶铁矿控制在手，一次一次地连续借给，而蓄谋把该公司改成中日合办实际是意图并吞。 “官督商办”这种组织形式的企业，官有督商之权而自己不受监督，假

公济私，侵吞公款，终致弊窦丛生。也有把持一切，不让投资商人过问与他有着切身利害的公司大事。于 是，有些商股，加入了又退出；或随着岁月的

推移，遭到吞蚀。这种情况，决定了这类企业不可能大量向民间吸收资本。这类企业的资本，倡办之初，主要是招集的商股，也有官方的垫款。商股一集有成数，往往需分年抽还官款，有些企业并规定在官款全部抽还后，还须年年提供利润的一定比例，名为“报效”交给政府。官款一抽出，单是商股自感薄弱，企业难以发展。如果向外商借款，罕有不被债权者反手予以控制， 或企图吞并。“官督商办”的诸企业，在这一期间，除了 早已停闭的，其演变，多半向着商办转化，也有变成官办的，以及弄成中外合办或干脆被外国资本所并吞的。

（三）商办

清政府受形势、舆情所迫，提出“振兴实业”的国策，采取鼓励民间创业的措施。拥有货币财富并具有创业精神的人士，为争国权，挽回民族利益， 也为“子孙谋”，纷起投资，终于汇成民营企业初次发展高潮。

按设厂家数和地区分布以及行业作一概述。这一期间的 17 年中，商办工

矿企业家数，共有数百家，在头 10 年中，平均每年 12.3 家；在后 7 年中，

年平均 59.1 家。这些厂家的分布，以省计，最多的三省依次是江苏、广东和

浙江；特别是江苏，在厂家总额中占了一半多。以城市计，最多的 5 个地方依次是上海、武汉、福州、天津和杭州，涉及纺织、面粉、食品、酿造、卷烟、矿冶、机器、火柴、船舶修理等业。开始有了水电厂，供应城市生活需要。现按轻工业、重工业、航运和铁路，分别叙述。

1. 轻工业

商办（或民营企业）集中于创业资本所需较少而见效较快的轻工业，特别是此中的棉纺织业、面粉业及火柴、卷烟等业。

甲午战前和爆发战争当年，已在筹办的裕晋、大纯、业勤和通久源诸厂， 在这次战争过后，先后于二十一、二十二两年，开工生产。张謇基于“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为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中语）的认识，以状元之身，于二十一年在其故乡南通创设大生纱厂，于二十五年投入生产。二十九年，又在崇明创设二厂，三十一年投产。两厂资本，为银 200 万两，为当时商办纱厂中的大厂，在国内纱厂中也列于大型工厂的行列。与大生一厂同时筹设的还有其他一些先后投产，如苏纶（苏州）、通益公（杭州），二十三年投产；裕通（上海）、通惠公（萧山）分别于二十四、二十五年投产。

上述纱厂在创设时，创办者无论是像状元张謇那样的名士，还是绅士、商人，程度不等地都接受了官方的支持或税饷的优惠。此中的裕晋，在设立后不久，被外资兼并。

三十一年起到清亡的七年间，又有裕泰（常熟）、济泰（太仓）、广益

（安阳）、公益（上海）等 10 家新厂建成；连原有的，共计 19 家。投资总

额约达 1040 万元，拥有纱锭数 304024 枚，布机 516 张。

面粉业的发展状况另呈一番景象。在头 10 年里，设厂不多，规模不大。

此中由孙多森等出资 30 万两在上海创设的阜丰面粉厂（二十四年投产），经

营较佳；但到二十六年，日产面粉 2500 包。张謇在南通开设的大兴面粉厂创

业资本不过 2.8 万元。从三十年起，日俄战争时面粉的畅销和继起的“抵制洋货”运动中进口面粉的减少，市情旺发。华商投资于该业的颇多，不只是

对既设的扩大规模、追加资本，新设的也接踵而起；到宣统三年，新设 49

家。和前一期间设立的加在一起，共计 58 家，投资总额为 900 万元。

火柴、卷烟两业，都是新的工业部门。和丰火柴公司（长沙）和燮昌火柴厂（汉口）于光绪二十三年开办，是中国民间资本首设的两家火柴工厂。火柴工业发展迟滞，经八年岁月，增至 4 家。三十一年起到宣统三年，创建

了 22 家新厂。这些家火柴厂创业资本总额 114.2 万元（其中有 7 万余元是官

本）。由于火柴制造较易，投资也少，为接近市场，广泛分布于国内 14 个省份，与纺织、面粉两业之集中于少数省份、城市不同。

民间首设的卷烟厂，是天津华北制造烟草公司。光绪二十四年创设，资本 14 万元，也是当年一流大厂。接着是宜昌一家大卷烟制造所，到三十年共

有六家，三十一至三十四三年间新设 20 家，形成高潮。先后 26 家，共有 147.2 万元创业资本。由于英美烟公司这个跨国公司从二十九年起在中国各地多处设厂，并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使民营卷烟业旋被挤垮。如在上海本来有 6

家，从三十四年起，接连倒闭，只剩下 1 家名为德隆的小厂。

其他涉及针织、造纸、皂烛、制陶、印刷等工业，商办企业都有些创设， 不一一叙述。

1. 重工业

民间投资于重工业的，广泛涉及机器、船舶、修建，矿的开采和冶炼以及建工材料（如玻璃、水泥）等行业。比较突出的是机器船舶修建、矿冶和水电。这里只概括地单记这三方面的创业概况。

甲午战前，民间机器船舶修造，多是小厂、资本少、技术也低。甲午战争后情况顿改，厂家多了，资本多了，技术水平也高了，这一时期新设厂资本在万元以上的超过 20 家；加上不及万元的，该在 80 家上下。20 余家较大

工厂，资本总额近 280 万元。资本最雄厚的是光绪二十八年上海求新机器轮

船制造厂，资本 70 万元。三十三年的汉口扬子机器厂和宣统元年大连的顺兴

铁工所，资本分别为 49 万元和 59 万元。求新造轮船为主，汉冶萍、招商局及长江、内河一些轮船公司，“皆先后向该厂订购船只”，先后造成载重几百吨的小轮船十余艘；兼承造锅炉、引擎、民用机械以及铁路桥梁和客货车等。扬子以制造铁路桥梁、车辆、岔轨为主，兼造冶炼设备等。

矿冶兼指开采和冶炼。采矿尤以煤铁为著。

甲午战前，民间早已表现出了对采矿的积极性，并着手筹办，但几乎多以失败告终。战争结束后，为与当年列强竞夺矿权，投资办矿者竟起，尤以煤矿开采的发展为最显著。一时新兴煤炭等矿 36 余家，创业资本额超过 1260

万元；商办金属矿并冶炼厂新设 21 家，创业资本额 670 余万元。合计 57 家，

资本总额 1930 万元。煤矿中规模最大的是山西的保晋矿务公司和山东峄县的中兴煤矿。前者系赎回英商福公司攫取的矿权于光绪三十四年由山西绅商筹集商股 236 万余元而设立的；后者情况相似，于同年由华商集资 200 万元， 撤消原为中德合办后改为华商自办。还有一家——福建的安溪煤铁矿，也是一家大型企业，创设资本 200 万元。单此三家，资本额超过矿业部门总额的

一半。商办的有色金属矿规模都不大；仅有直隶宣化兴华银矿（资本近 70

万元）和吉林磐石矿务公司（资本 50 万元）较具规模。

这一期间，开始出现了商办冶炼业。上海的三和五金矿物提炼公司设立最早（光绪二十八年），创设资本 14 万元。此后相继设立的有 5 家，其中 3 家都是炼锑。熊希龄、梁焕奎等于光绪三十四年设立的湖南舜昌炼锑公司为

最大，拥资 150 万元；同年杨度集股创办的长江华昌炼矿公司资本 42 万元， 是次大的一家。

商办电力工业开始兴起，而且发展迅速。商办电灯厂以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年）在厦门创设的为最早，是第一家。此后其他城市相继设立，包括宁波、汉口、重庆、镇江、汕头、福州、上海、烟台、苏州、济南、南京、武昌、长沙、长春、齐齐哈尔⋯⋯等几十个中小城市。总计在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900—1904 年）五年间，全国设立的电灯厂 5 家，投资近 65 万元。光绪三十一年至民国二年（1905—1913 年）九年间，新设了 31 家，投资近 1200 万元；其中资本在 10 万元以上、30 万元以下者（不包括 30 万元）

24 家；在 30 万元以上者 8 家。此中最大的是汉口既济水电厂（资本 300 万

元）和武昌水电厂（资本近 280 万元）。

1. 航运和铁路

轮船航运业在甲午战前，已有几家华商集资的轮船公司，但规模小，偏于广州、汕头、上海几个地区，此后 17 年间，面对外资在华航运势力的急剧增长和清政府对华商创设轮船公司禁令的解除，使商办轮船公司取得较快的发展。截至宣统三年，创设资本在万元（包括万元）以上的轮船公司超过 180

家，据其中创业资本有确数可计的 84 家公司的资本总量，为 664 万元。如果考虑到那些缺乏资料而不明实数的近百家公司，以及资本不到万元而数量更多的小型轮船公司的资本，统统估计在内，航运业中私营资本量，可能达 1000

万元。这些公司拥有的轮船近千艘，总量吨位近 3 万吨。公司设置地点，除了位于沿海，南起广州，北至营口。沿内河水系则有梧州、吉林等地。由这些点循航线作辐射，表明两点：一是疏疏落落遍及国内的宜航地区；另一是相对于全国水系在当年技术状况能适航的资源，远未充分利用，丰富潜力还亟待开发。

数百家轮船公司中规模最大、资本在 50 万元以上者是如下 3 家，光绪三

十四年虞洽卿在上海倡集资设立的宁绍商轮公司（资本 100 万元）、宣统二年陈昭常等创办的上海图长航业公司（67.2 万元）和三年由盛昆山等在天津创办的直东轮船公司（50 万元）。在这三家中，成绩尤以宁绍商轮公司为最佳。

铁路 民间有识之士，有力“绅商”，面临垂危国势，提出了一系列言之成理、证诸他国行之有效的办法，一再要求参与铁路的创业；当列强把从中国攫取的筑路特权转化为现实时，警觉于“铁路所至之地，即势力所及之地”，设想出各省各办省境内铁路的主意，既谋用此抵制外国势力的侵入， 更企盼借此发展经济，开通风气。民间参与（或作“商办”、“民业”）铁路业的形式，基本上形成两大类：私人创业和各省集股商办。

个别商人向清廷要求集资修建铁路的，就其著者说，不下十余起。经商部批准立案动工修建的只有如下两起：光绪二十八年，南洋华侨张煜南以“开风气”、“益民生”之心，要求在“物产丰富，地界海疆，近通省会，远达南洋”的汕头至潮州间，投资修建一条铁路。原拟集股 100 万元，实收 300

万元。可是其中 100 万元用的是林丽生（原籍福建，迁居台湾成为日本国籍） 的名字，实际却是日本国资本，使潮汕铁路公司实质上成为中日“联办”。该路于三十年动工，三十二年建成，全长 42.1 公里。

光绪三十年，早岁赴美在该国中太平洋铁路建筑中先后充当工人、管工， 而后开设商号致富，并谙铁路工程的陈宜禧，激愤于“吾国路政，多握于外

人之手”；“心殷桑梓”，决定在其故乡——广东新宁起经冲篓、斗山至三夹海口修建铁路一条。他在向商部请准后，即往美国、香港、南洋的华侨中招股银 275.8 万元。而后回国，亲自勘测设计，突破官府、地方势力的多种

阻挠，到清亡时，工程按原定计划进行；至 1913 年，完成全工，计长 107.3 公里。

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的设立及其造路实绩和结局 当时国内流行一句话： 铁路好像一把剪刀，轨道经过，就把这一国家剪成一块一块。先进的中国人民预见及“铁路一入他国之手之日，便是人民永远服属他国之时”的形势， 奋起展开自保利权，挽回利权的行动。这一行动，既是反对列强侵略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所作出的一次大胆尝试。

光绪二十九年起至三十二年的 3 年间，全国过半数省份，一般由各省负有时望的在籍京官、当地“绅商”，联名向中央政府请准创设各该省的铁路， 先后有 14 起，按时间顺序，为四川、江西、云南、安徽、山西、浙江、福建、陕西、河南、广东、江苏、湖南、广西和湖北。这些铁路公司，绝大部分冠以各该省省名，少数几家，则以路名命名，如云南为滇蜀铁路公司。河南、陕西，分别冠以“洛潼”和“西潼”。所有公司，都严别华洋界限，“不招洋股，不借洋债”，“不准将股份售与非中国人”，否则“股票作废”。对于拟敷设的线路，都以省境为范围，拟制了详略不一的规划和与省外相联络的线路。对所需资金，有个估算或规定，先集股若干等等。各省铁路公司结合各该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除了一般都采取公开招股的一法，又通过多种方式，来筹集铁路创设资本。集股实绩，最多者三家，依次为川路、粤路和浙路，达 5600 万元，超过各省公司集股总额（8860 万元）的一半。由于公司内部以及国内、国外特别是外国侵略势力，直接或间接（通过清政府）的干扰和破坏，能按预期进行、成绩较好的，有浙路、苏路以及粤路；一般不如理想，更多的是迄未建起铁路。建成的线路，总长为 446.9 公里，参看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