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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节 政权机构和政治法律制度
一 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
（一）中枢辅政机构和中央行政体制
清朝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上继承于明代，但根据新的情况有所发展、厘革。此外，由于满族贵族在统治集团中占有主导位置，所以特别在中央政权机构中，确保满族权益不受损害这一原则，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清前中期，属于中枢机构的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和军机处。关于军机处将专题叙述，这里只介绍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
议政王大臣会议导源于关外满族早期社会中存留的氏族制残余影响，由诸贝勒共议国政发展变化而来，其成员均系满族贵族和八旗重臣。他们除赞决军国要务外，兼具一定的参与政务的职能，但又不属于具体执行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进关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有记载说“金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反映出顺康之际他们的权势之盛。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的扩张，必然会对皇权造成损害，而且这种清一色的由八旗王公大臣把持政务的局面，也挫伤了汉族大臣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不利于清朝的政权建设。从康熙中期以后，玄烨便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削弱并限制其权力。自雍正帝建立军机处，各种军政大事，皇帝都径交军机处承办，议政大臣逐渐成了虚名，终于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下谕将其取消。前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兴衰变化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从此结束使命。
清代的内阁制度可追溯到关外皇太极时期。崇德改元（1636 年）前夕， 皇太极在原文馆的基础上，设立内三院，置大学士掌领院事，可说是内阁的雏形。入关后，清廷日常政务大大增加，内三院便承担了转呈一部分题奏本章的任务，并于顺治十五年（1658 年）正式更名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康熙初年，辅政大臣在“循祖制”、“复旧章”的口号下，曾一度恢复内三院名号，直到康熙九年（1670 年）才下诏复称内阁。
内阁设大学士（正一品衔）、学士（从二品衔）若干名。雍正时更设额外大学士，作为大学士的副手（从一品）。乾隆时调整殿阁兼衔，由原四殿二阁，更为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文渊、体仁、东阁）。按定制，内阁掌议天下之政，负责给皇帝起草制诏敕诰，各省和中央部院大臣进呈题奏表签，亦须经内阁票拟，称旨后转发遵行，属于协助皇帝办事的最高中枢机构。所以在清代，很多人把它比之为前代的中书省，将入内阁叫做“登政府”，荣呼大学士为“相国”、“宰执”、“揆度”及“中堂”。在康熙朝内阁职权发挥得最充分的时候，确实也出现过像索额图、明珠等一些权臣。但是有清一代，内阁毕竟只是秉承皇帝办事的一个具体衙门。在清初，规定“大事关大臣（议政王大臣），群事关内阁”。后来，玄烨又视内廷的南书房入值官员为亲信，常使他们讨论政事，草拟诏旨，夺去了内阁的部分权力。自建立军机处，皇帝又常调大学士、学士办事，形成大学士“必充军大臣始得预政事”的格局。内阁成了无首揆办事的空架子，日常所行，不过“秉成例而行，如邮传耳”，作为中枢衙门，已名不符实。
中央的具体办事部门，按其分工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又有清代所独有的理藩院。吏部掌全国文官品秩、铨叙、课考、黜陟和封授；
户部管天下户口、田土赋税、官员俸饷、仓库、钱币等国用，礼部主朝廷礼仪、科举学校、外国贡使交聘，兵部司武官除授、封荫、考绩、军资、军籍、马政、邮传，刑部负责国家民、刑律令和狱断，工部掌工程建筑、水利兴修和钱币交通。当清朝迁都北京后，为增加关外“龙兴之地”的气魄，在定盛京为陪都的同时，又仿明代于南京置行在六部的做法，先后设立盛京户、礼、兵、刑、工五部，任命侍郎主其事，然均系满洲专缺，所司不过当地庄田、旗地租赋、故宫、陵寝养护、祭祀，旗民交涉及邮驿和关门稽察等事。由于盛京僻居关外，人稀地旷，事务简少，与明代南京相差甚远，加上清廷又在该地设盛京将军、盛京内务府和奉天府，职权交错重复，实在无此必要。
理藩院是个专管边疆民族事务的机构，地位与六部相同，始设于崇德元年（1636 年），原称蒙古衙门。随着清朝统治地区的扩展，所有内外蒙古、察哈尔、新疆、科布多、唐努乌梁海、青海、西藏等地的有关军政、司法、宗教、贡赏等事，都归其门下，还兼理与某些国家的交往。设立理藩院，反映了清统治者对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视，同时也表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进至一个新的高度，中央需要专设机构以协调各方的关系。
为补充六部职能之不足，清廷还设有一些机构，如收转直省题本的通政司，传达内廷和外朝信息的奏事处，稽察各部院衙门办理上谕事件的稽查钦奉上谕事件处，缮写文诰敕书的中书科，掌修文史的翰林院，充作文学侍从的詹事府。其监察机构有都察院，处理刑名案件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乐部分别经管祭祀、筵宴、札仪、演乐，太仆寺掌马政，国子监教肄贡监学生，钦天监观测天文、制订历法，太医院司内廷医务并奉派给亲贵大臣、外藩、军队看病。为防止宦官揽政，其宫廷事务由掌管上三旗包衣的内务府负责，又设侍卫处、銮仪卫，为皇帝作警卫仪仗，管理皇族事务的有宗人府。
上述六部和各院寺府监，虽在职权上颇多交叉，但都是并列的独立机构， 各自向皇帝负责。在这些机构中，有的像吏、礼、刑部及理藩院、都察院等， 多掌握要务，与各地方政府有着广泛的联系，且多代朝廷行事，势隆权重， 为防微杜渐，使其不致影响皇帝权力，统治者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在设官方面实行复职制，一满一汉，以满为主，在此之上，又特简管理大臣一员，实行多头牵制。以六部为例，尚书是最高长官，满汉各一， 并列两个首脑，又设满汉侍郎各二，共四人。侍郎名义是副手，但与尚书同属堂官，都可直接向皇帝陈奏请旨，皇帝也常简选他们人值军机处，不存在严格的统属与被统属的关系。为了进行协调，朝廷尝试以亲王或大学士管部务，但他们多不深悉业务，“但听司员立谈数语，即画押而已”，结果常常造成吏胥从中弄权。
其次，在具体职权上，因为很多军政大事都由皇帝直接过问，比起明代各部院，实际要缩小很多。比如吏部，在明代“掌天下官吏选授”，连大学士、尚书等官也有权推荐。清代，大学士至京堂、督抚等官缺出，由军机处开列名单，请旨特简，竞至道府一级官，有的也需钦定，从而取代了吏部很大一部分权力。兵部名义上统管军队，其实所司不过绿营兵籍、武职升转、马政、邮传等事务性工作。清朝最主要的八旗军队，别有系统，兵部根本无权过问。其余各部以及都察院等，行使职权也不完整，常常因皇帝干预而改变原定规例。
再如，由于清朝政府实行“首崇满洲”的政策，反映在中央机构中，尽
管首脑官是满汉并列，可真正权力掌握在满人手中，其他下属要害部门，亦大抵如此。至于理藩院这样牵涉到边疆民族问题的敏感部门，干脆没有汉人的位置。这样做，尽管保证了满人的特权，但也使满汉之间的民族隔阂难以消除，不时引起些磨擦。
（二）地方直省行政机构
清代的地方行政机构，按照不同的统治方式，分为直省制和军府制两种类型。
实行直省制的，大体相当于明代的两直隶和十二布政司地，分省（直隶）、府（直隶州、直隶厅）、县（州、厅）三级，后来在直省和府之间又插入了道这一级，但作用并不明显。另外，京师所在称顺天府，盛京则有奉天府， 单列建制。清初，除京巍地区称直隶，另有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14 省。随后，析
陕西西部 4 府并有关卫所置甘肃省，分湖广为湖北、湖南，江南有江苏、安徽，同时直隶亦因置巡抚（总督）和设布、按两司，具备了省的体制。这样到乾隆初，已有“天下十八省”的叫法。由于各省的辖区有大有小，所领人户、田土、城镇、村庄也多少不等，故省与省之间的府、州、县数也相差很大，加上中间增设、裁并等等，常有不少变化。大体康熙中，全国有府 163， 直隶州 21，县 1157，散州 223，另有府级土司 1，县级土司 118。乾隆中， 府 181，直隶州 51，直隶厅 17，县 1280，散州 173，厅 22，府级土司 3，县级土司 132。在此以后到嘉道时期，府州县建置变动不大，厅级增加较多， 比之前期，直隶厅又增加了 17 个，散厅 34 个。
省以下，府与直隶州、直隶厅处于相同等级。它们的区别在于，府下有州县，府的长官一般不预领民事，而且辖区也大，顺治时，大府领州县可达二三十个。直隶州除领本州事外，同时兼辖 2—3 县或 4—5 县，也有除本州
外只领 1 县的，比府辖区小，事务也相对减少些。直隶厅和厅都设在边境或
内地新开发地区。直隶厅除四川叙永、广西百色各领 1 县，其余均无属县。县和散州、厅并列一级，大致州的位置比较重要或特殊一些，厅亦相似。省有大中小之分，府州县也分有等次。在任命知府时，有一种叫请旨缺，由皇帝点定，便属于头等要府。雍正时，正式确定为要、中、简三缺，按冲、繁、疲、难四字加以划分。“地当孔道为冲”，“政务纷坛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多者为难”。凡四字俱全属最要府或最要州县，三字称要，两字叫中，一字或无字为简。上级派遣官员时，要根据资才情况，分别委授，资格浅的先从简缺做起。
在清代，省以总督巡抚为最高长官，一般总督辖两省，也有辖 1 省或 3 省的，巡抚每省一员（有的由总督兼任）。乾隆以后，设总督的是直隶（兼巡抚）、两江（辖苏、皖、赣）、陕甘、浙闽、湖广（辖鄂、湘）、四川（兼巡抚）、两广、云贵。总督偏重军务，巡抚偏重民政。为了加重权势，总督例领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从一品；巡抚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正二品衔。山西、山东、河南 3 省因无总督，巡抚又兼提督衔，以便于统率省内绿营兵马。此外还有一种专职性总督，叫河道总督、漕运总督， 因为他们无守土之责，只领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是正二品官。
在省级官员中，还有并设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提督学政三
个衙门。布政司长官叫布政使，别称藩台或方伯，负责全省财政和民政事务， 从二品官，除江苏省是 2 人，余每省 1 员；按察司主管官称按察使，掌省内刑名案件和督察官员风纪，故也叫臬台、廉访；提督学政管全省学校、科举， 稽查士习文风。学政官原来按出身有学道、学院之分，后来一律称学院，并加翰林院官衔。
道员原系藩臬二司派遣官，前者称分守道，兼市政司参政、参议衔；后者称分巡道，兼按察司副使、金事衔。大致守道着重钱谷会计，巡道偏管刑名。他们或分守、分巡 1 府，也有分守、分巡 3—4 府州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属于省和府州之间的一级行政组织。乾隆十八年（1753 年），清廷取消了道员兼衔，官阶正四品，正式成为辖属于督抚的实官，在职能上，分守、分巡也逐渐趋向融合。在道员中，还有一种通辖全省，经管某项专门事务的，如粮储道、巡海道、海关道、兵备道、茶马道、屯田道、河工道等， 它们均无守土责任。实际上，前面一类道员，也常兼后面的专职事务，如江苏省分巡苏（州）松（江）太仓道兼领兵备道事等。
府设知府，从四品衔，是管理全府民刑财政、统率所辖州县的长官，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不过因他一般不直接与地方百姓打交道，“若论亲切，又实不如州县”，所以通常称“亲民之官”。知府的佐贰官有同知、通判，分别负责粮饷、水利、缉捕、抚边、江防、海防等事。在府一级政府机构中， 京师所在的顺天府和盛京的奉天府，因地位特殊，在编制上与众不同。首先， 其长官称府尹，正三品，享有向皇帝奏事权，副职叫府丞，正四品。还特简部院堂官中汉大臣兼管顺天府尹事，盛京五部侍郎中一人为兼管奉天府事大臣。其次，这两个府的管辖范围也比一般府大，顺天府领 24 州县，分东西南
北四路，每路各设厅同知 1 员，分管若干州县。奉天府领奉天、锦州 2 府、3 厅、4 州、8 县，实行以府领府。
“天下之治始乎县”。县是清代行政系统中最重要的基层政权单位。县的正印官叫知县或县令，正七品，凡所辖行政、司法、赋税、教化，以及防灾、救荒、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等有关发展生产事宜，都是知县所管范围。县令因直接与百姓打交道，故称“亲民之官”或“父母官”。知县的佐贰官有县丞、主簿，各分管钱粮、户籍、税收、巡捕、河防等事。
知州中的直隶州知州，在体制上隶于布政司，秩正五品，职视守；一般知州辖于府，秩从五品，职如令。州的佐贰官是州同和州判。厅原系知府佐贰官同知、通判派驻管辖的地方，其中辖于布政司或驻防将军、大臣的叫直隶厅，辖于府的属一般散厅，其长官称同知或通判。有的厅同知还领有军队， 设千总、把总归其统辖。
清代的地方基层组织有里甲制度和保甲制度。实行里甲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它来编审户丁，攒造黄册，保证国家的赋役征派。随着清代赋役制度的变化，特别自雍正时全面推行“摊丁人地”改革，丁银摊入地亩或地粮中进行征收，里甲编审失去意义。乾隆五年（1740 年），经户部奏准，决定将原由里甲负责的编查户口的工作，改归保甲组织统计造报。到三十七年（1772 年），正式宣布“嗣后编审之例著永行停止”。至于尚存的一部分提供差役的责职，则为与保甲制度有表里关系的顺庄法所替代。乾隆以后，虽在一些地方仍有里甲组织的名称，但意义和作用都大大缩小了。
保甲制度出现较早，但形成体系、全面推广则在清代，其组织形式、职能及其与乡绅的关系，将在本章第六节中叙述。
（三）边疆行政体制
这里所说的边疆，主要指关外东北地区，内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 以及西南川、滇、黔、桂等省的土司统治区。由于这些地区都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之所，很多传统习俗与内地存在差别，所以清朝政府对他们的行政管理，也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大体除土司区外，都行施军府制，其形式为：
派驻将军、都统、大臣。在清代，设置将军、都统的不限于边疆，但边疆的使命比较特殊，既是军事长官，又兼具行政职能，有时还负有外交使命， 是代表皇帝全权处理各该地区镇抚事宜的。大臣主要指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亦系军职。他们或佐助将军掌划机宜，也有独领一方，通筹全盘事务者。在边疆独领一方的将军、都统有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绥远将军、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伊犁将军，以及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等。设大臣的有：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西宁办事大臣、驻藏大臣等。
在将军、都统、大臣之下，各个地方的管理形式也各不相同。
- 编旗设佐领
这是仿效满洲八旗制度的做法，简称旗佐制，也有叫札萨克制度的。实行这一管理方法的部落和地区有，布特哈打牲部落（在黑龙江）、察哈尔八旗、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巴尔虎部（在黑龙江，另一部分在察哈尔牧地）、达木蒙古（在西藏）、哈密、吐鲁番、乌梁海，以及额鲁特、明阿特、哈萨克、锡伯等部。
- 实行盟旗编制
多数在蒙古地区，包括漠南蒙古（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青海诸蒙古（原不设盟，道光三年起，黄河以北诸旗分设左右二盟）、新疆、科布多厄鲁特诸蒙古，以及不设盟的阿拉善旗、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科布多和硕特旗等。蒙古盟旗组织中的旗，与前面提到的旗相同，既是军事组织，也是行政单位。旗与旗疆界明确，不得任意变更、侵越。旗设旗长（札萨克）， 由清朝政府确定任命，都是有爵位的人。盟起源于盟会。盟的组成是固定的， 设盟长（大札萨克）和副盟长，一般是每隔三年盟会一次，也有隔年一会。届时各札萨克及有关贵族聚集一起，宣读敕书、传达朝廷意旨，操演军队， 检查军资器械，编审丁册，以及清理刑名案件，然后将结果通过理藩院具题， 牵涉军务方面的事，报告所在将军、都统、大臣会办。
- 在新疆维吾尔族中实行伯克制度
伯克是维语“长官”的意思，早在清朝统治新疆以前，业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清廷在沿用这一体制的同时，适当地进行了改造，如划定品级、发给“顶翎”、“钤记”，又废除世袭，规定高级伯克须经朝廷任命， 在俸禄和养廉方面也做了一定的限制。这样做，一方面照顾了上层贵族的固有利益，同时又使中央政府能加以控制。
- 西藏的噶厦治政
在开初，清朝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主要通过和硕特部首领来实现的，在内部则靠由达赖喇嘛任命的第巴（官职名称）以总揽全局。康熙末，清廷废除第巴制，也不让和硕特部首领继续控制政坛，改命由 4 名噶伦组成噶厦（政
府）来加以管理。这中间，又经过多次变化改造，最后确定了在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领导下，四噶伦“公同办事”的制度。参加噶厦的噶伦，1 人是僧官，余 3 名都授三品顶戴。噶伦出缺，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开具合适入选，奏请朝廷补放。
- 土司制度
这是一种利用原部落的统治基础，任命其首领为朝廷官员，并可世代承袭、世守土地、人户的特殊管理方法。实行土司制的地区，除西藏、青海属于军府制，其余都在省的统辖下。与内地的县州统治相比，土司制度具有浓厚的割据性，不利于朝廷政令的贯彻。随着各民族各地区间交往的日趋密切， 因土司各自为政所造成的有形无形的矛盾也愈益明显。故早从明代起，中央政府便不断进行“改土归流”，即任命流官以代替土司。到了清雍正年间， 更大规模地推行这一政策。尽管如此，直到清末，仍保留了相当部分的土司， 而且在某些地方还续有增设。土司分文武两种，文职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归吏部管理；武职有指挥使、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使等，归于兵部。清朝政府为规范土司制度，对土官的承袭、降等授职、官级品衔、贡赋、战事征发等事项，都有明确规定，目的是消除或减少分裂倾向，便于中央统治。
总结清朝在边疆的统治，大体有如下特点：
- 大权集中，小权分散
所谓大权，就是军国外交大权，以及制定法律、机构配置、民族上层分子的爵禄封赏，都得经朝廷批准，通过理藩院协调贯彻，又派将军、大臣等就地绥抚、监督，做到中央政令能切实施行。至于一般地方民刑之事，甚至包括征收赋税、摊派差徭，都由各所在民族头领或官员自行处理，有的还保留了自己的军队，他们在行政、财政等方面所享有的权力，远比内地省府州县要大得多。
- 依据民族特点，循其俗，施其政
这也是基于我国边疆地区民族众多，各民族之间的历史传统、信仰习惯各异这一特点出发的。故在施政中，差不多都套用了该地区该民族旧制的做法，但同时又作了必要的调整、改造，以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有时候，即使同一民族，其施政形式也不一样。如此等等，使清朝统治者可以在较小阻力之下，达到更好的统治目的。
- 厚养头领人物，实行分而治之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前面章节中多有述及，不再重复。
- 在蒙古、西藏地区大力倡导喇嘛教
这一方面适合了蒙藏人民的信仰要求，有利于边疆的政治安定。
- 实行贡赏和年班制度
贡赋是朝廷实现对该地区统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规定边疆各族头领必须定时“贡献方物”，以表“诚服”。同时清廷又通过按爵位、任职发放俸禄，以及各种廪给显示犒劳之情。年班是各部各头领按排定的年头，轮流进京朝觐皇帝，或充当御前乾清门侍卫。开初只限于漠南蒙古各部，以后扩大到喀尔喀、厄鲁特、新疆“回部”，以及四川各土司。与年班相同的还有围班，即对那些因未出过天花，害怕入塞被传染的人员，改在皇帝出塞进行“木兰秋狝”（围猎）的机会，扈从围猎值班。每次年班、围班，各民族上层人士都要向皇帝上贡品，清廷除承担沿途食宿、在京盘桓费用，还可得到
宴请、赏赐，同时还允许随带土特产发卖赚钱。年班、围班制度，也是清朝统治者用以增强民族向心力、巩固清廷在边疆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
二 军机处的设置与职掌
在清朝的中枢机构建设中，军机处别创一格，为以前历代所无。它对有清一代的政治曾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
军机处的创建，与雍正初清廷向西北用兵有密切关系。至于何时成立， 目前学术界尚多分歧。有的学者根据档案资料，证之其他史书，认为雍正八年（1730 年）才有军机处之名。此外，还有四年（1726 年）、七年（1729 年）、十年（1732 年）说。所谓十年，乃清廷颁铸“办理军机印信”的时间， 可能稍微偏晚，四年、七年亦有相当根据，不可简单否定。乾隆继位初，因暂设总理事务处辅佐政事，军机处一度取消，到乾隆二年（1737 年）才又恢复。
当军机处开办初期，所办事多限于军务，以及若干钱谷、河工等事务性工作，比较单纯，后来逐渐发展，到嘉庆时修“会典”，在新加“军机处” 卷中，述其职掌为：“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军机处可奉旨参与“议大政”、“谳大狱”，“稽核兵马钱粮”，“拟定外藩、亲贵大臣颁赐事宜”，以及考订典章制度等等。其中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人事咨询权，“文武官特简者，承旨则进其名单缺单，差特简者亦如之”。其他像大臣换防，文武官和道府记名者，遇缺请旨升补，都由军机大臣先进名单。军机处已成了取代内阁，举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一个机构。
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二职。
军机大臣称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私下俗呼“大军机”，也有尊称为“枢臣”的。凡新进者均冠以“学习行走”字样，待其熟悉称职后， 才奉旨实授。军机大臣无定额，从 3—4 人到 7—8 人不等，最多时至 11 人，
少时也有 2 人的，由皇帝选大学士兼任，也有出自各部院尚书、侍郎者，一切由皇帝旨意为转移，故有“军机大臣惟用亲信，不问出身”的说法。军机大臣的主要责职是承旨、草诏、进单等。
军机章京是大臣的僚属，俗称小军机，开始时一度叫“军机处司员”， 或“军机处司员上行走”。军机章京早时由军机大臣挑补各衙门合适者充任， 嘉庆后确定由内阁、中书科、六部、理藩院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 以及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小京官等人员中，选择“人品端方，年力富强、字画端楷者”进行保送，再经军机大臣考核后，“引见”补用。军机章京员额 32 名，分满汉两班，每班 8 人，日值两班，设领班（达拉密）统率。军机章京的任务是缮写谕旨，登载档册，当政务繁忙时，于每班之外，再增设额外章京若干名。
由于军机处的工作范围涉及到朝廷中的所有大事，所以除皇帝生日或年终数日外，几乎天天都得入值办事。在通常情况下，军机大臣每日寅时（早5 时左右）进宫，卯时前后（相当于早 5 到 7 点）即应召觐见皇帝，有时一天应召数次。应召回值庐后，得赶着草诏进呈，待允准又赶快发出颁布，不得有片刻延误。在清代，很多人都把军机处说成是“内阁之分局”，或“内阁之分支”，这是就其职分而言的。如果分析其性质，两者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在机构归辖上，军机处属于内廷，军机大臣便是“内廷差使”。内阁则
不然，是名符其实的外朝政府，大学士是朝廷正式实官；其次是权力归辖上， 正如有人指出的：“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君，若内阁则权属臣”。既然属君，把它说成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军机处之所以受到皇帝的宠幸，不是偶然的。第一是办事效率高。根据内阁制度，下属官员有事题奏，或皇帝颁发诏旨，都得经过层层机构，辗转交送，要花费很多时间。军机处无此烦琐，大臣们随时承旨，随时草诏办理， 当日事当日结。又有“廷寄”制度，发出的诏旨可径交吏兵部及时发出，减少了中间环节，加快了办事速度。其次是易于保密。军机处地处内廷，受外界干扰少，又严令外官不得擅人值班房。军机处用印在内奏事处向内监请取， 用毕随即按手续交还，这比内阁多处草签票拟、明发上谕，要填密多了。还有，军机处的组成也比较简单，不像内阁有正式衙署，有正式实任官，而是随时简派，不用时即发回原衙门，无拖泥带水之事。最后，军机处办事人员亦采取少而精的原则，连同军机章京，不过三四十人，且有官无吏，无闲员。正因为如此，自有军机处以后，内阁成为闲曹，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了累赘， 并最终遭到废弃，只有军机处一枝独秀，清代专制主义的极权发展，由此亦可窥见其大概。
三 兵制与武备
自清入关到三藩战争爆发以前，清朝的武装力量主要由八旗、绿营和三藩军队所组成。八旗以满族子弟为主体，包括一部分蒙古人、汉人，按牛录
（佐领）和旗进行编制。八旗中，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归皇帝亲领； 其余正蓝、镶蓝、正红、镶红、镶白称下五旗，加上蒙古和汉军共 24 旗。八旗军队被清朝统治者看成是国家依赖的根本，无论在装备或薪饷待遇上，都特别受到优待。顺康之际，其总兵力不会超过 20 万。绿营因使用绿旗、以营为基本单位而有此名。它是清入关后收编明朝降军组建起来的，主要是戍守地方，也承担缉捕、解运、守护、承催等职。编设绿营，既为了实行以汉治汉，也弥补了八旗兵力之不足。顺治时，绿营的兵力曾达 80 万，几经裁减，
也在 60 万以上。三藩军队是指由吴三桂等几个藩王统领的军队，也是一支颇具实力的精悍武装。他们利用清廷命其镇守南国、亲将其军的机会，不断扩充实力，改善装备，包括原定南王藩下兵马在内，各藩王所统兵约有 5—6 万，如果加上吴三桂利用总管云南、贵州两省兵民事务机会，通过安插亲信等手段控制的军队，那么直接间接可动员的兵力当达到十四五万众。
三藩战争以后，军队的构成格局有很大变化。首先是三藩军队被消灭、取消了。其次，绿营军队经过整顿，在编制和驻守、统属等关系上，也有相当改变。绿营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提督，有水路、陆路之分，或水陆兼任。一般一省一个，也有一省设两个的。无提督省分由巡抚兼任。提督下有镇，设总兵官统领，也有水路和陆路。每省有 2—3 镇至 5—6 镇不等。提督可统领总兵，但无权征调。军队征调权归于皇帝，或由中央分寄于地方的文官总督、巡抚负责实施。所以总兵是受提督和督抚双重节制的。此外，他们各都有以营为单位的直属部队，如提督有提标、总兵有镇标、总督有督标、巡抚有抚标。每个首长的标兵由 5 营到 3 营不等。镇以下又有协、汛等驻守单位，分别委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辖领。
清廷整顿绿营，是鉴于三藩叛乱的教训，消除高级将领中存在的拥兵自
重、跋扈自专的行为，以及产生这些行为的客观条件。
- 分一镇为数镇，削弱领兵将帅权力
三藩战争时期，最多时曾设提督 23 员，经裁汰，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只剩 13 员，减少近 44％。至于总兵，主要在于削减领兵数额，同时又用增加协、汛的办法，分散力量。从领兵数看，明万历初，全国设 23 镇，
兵力最少的四川镇万余人，多的可到 8—9 万，其中南直镇竟超过 10 万人。
清康熙中，全国设 50 多个镇，兵数超万人的才 7 个镇，最多的甘肃镇 15730
人，多数只几千人，最少的南澳镇 1200 人。至于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的
直辖兵马，虽有高至万余人的，通常也不过几千人。像抚标，一般 1000—1500 人。与明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 严格实行兵皆土著，将由选派的原则
在明代，像总兵这样的将领，不但领兵众多，且均有私兵，士卒们惟将帅马首是瞻。人清后，对此虽有限制，但顺康之际，兵马倥偬，战火不息， 势难贯彻。不仅如此，有的官员还对此做法加以赞扬。正是这种兵将紧密相依的关系，才造成将领们骄横跋扈，引起历时 8 年的三藩之乱。为了确实抑制将有私兵的做法，清廷利用三藩战争后中央权力增强的机会，于新编“会典”中重申康熙四年（1665 年）题准的：提督、总兵调任擅带营兵的处罚条例。同时又补充，督抚提镇标下，有私设储将、随征戎旗等人役，照徇庇例议处。条例既定，便令行禁止，严格执行。从此，军官召募私兵属于非分， 要遭到追究。
- 严格军政和朝觐请训制度
军政是定期对各级武官进行考核的制度，顺治时已开始实行，但不过虚应故事，等到三藩战争爆发，大家忙于作战，军政一停就是 10 年，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才重新恢复。为了使军政能确实无弊地进行，清廷还陆续出台了纠参条例，对瞻徇情面、庇护私交、草率搪塞，或收受贿赂者，都要分别受到处理。军政的严格行施，也为军官限年更调提供了有效的保证。因为每届军政，优等者升，中平者调，年老有疾者退，触犯法规者纠劾，等于是一次在职人员大调动。玄烨曾说：“武官久任非善事，在昔唐朝藩镇骄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权之故耳”。实行限年更调，正是整顿绿营的重点。朝觐制度是针对提镇一级的高级军官而言的，实际也与军政有关。大学士王熙说：“边疆将帅常来朝见，则晓朝廷法度，不致妄萌邪念”。玄烨更以三藩叛乱为例，肯定朝觐的必要性。他说：“常来朝见，则心知敬畏，如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辈，亦以不令来朝，心生骄妄，以致反叛，此处所关甚要”。与朝觐同等的还有陛辞请训，就是新官在就任前，须向皇帝请示训导。这些， 都是沟通朝廷和高级将领之间联系、加强信任的重要措施。
经过一番整顿，使得拥有 60 万众的绿营军队，消除了搞割据、闹独立的倾向。他们平时戍守地方，战时被征发调遣，成为协助八旗、巩固清朝统治的一个得力的工具。
在康熙年间，清廷还改善了对八旗驻防的部署。八旗军队按驻扎地点， 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称禁旅八旗，驻于京师及临城地区；另一部叫驻防八旗，部署于各省各地。每部各约 10 余万人。禁旅八旗又有郎卫和兵卫之分。郎卫守护皇宫及有关园苑，是皇帝的警卫部队，由各等待卫和亲军营组成， 人数不多，统共才两千数百人，可地位重要，特设领侍卫内大臣统领。兵卫拱卫京师，并组成骁骑、前锋、护军、步军、火器、健锐、神机等营，分别
归都统、统领、总统、管理大臣率领。此外，属于绿营的巡捕五营，也归入兵卫。禁旅八旗遇到战事，亦奉调奔赴前线打仗。
驻防八旗分布在京师以外地区。顺康之际，驻防的重点在京师外围的畿辅一带，以京城为中心，逐渐向外延伸，一直到德州、沧州、保定、太原、张家口等城市。至于其他地区驻防，常因战事重心转移或兵力不足等缘故， 屡有变动。比较确定的有西安、江宁、杭州三地，后来又增加了镇江城外的京口驻防点。随着平定三藩的战争临近结束，直省的驻防体制也逐渐有了明确的设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康熙十五年（1676 年）二月，宁夏提督因兵变遇害，清廷考虑此地属西北冲要，又紧邻蒙古，乃派马步兵 3400 名，委副都统 1 员，以重镇慑。接着康熙十九年（1680 年）和二十二年（1683 年），又确定了福州和广州的驻防，各派将军统领。荆州的驻防是康熙二十年（1681 年）底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决定的，但直到二十三年（1684 年） 才完成调遣任务。根据新的规制，荆州、西安和江宁三处是驻防的重点，荆州居中，西安、江宁分居左右两翼，互为呼应。三地各驻兵 4000，设将军、副都统统率。与此同时，清廷在京畿和关外地区也增加了兵力部署，增设若干新驻防点。及康熙末到雍正时，各省又新设了成都（初设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起设将军）、开封（设城守尉）、潼关（设城守尉）、青州（设将军） 等处驻防。至于清朝政府在边疆的驻防部署，前面已有述及，不再重复。到乾隆中后期为止，计设将军、都统的驻防地共 13 个，以副都统为头领、单独
列为建制的 18 个。八旗军队已经有了一个比较严整完备的驻防网络。它“居重驭轻”，既可时刻监视绿营，又与绿营相依助，确保满洲的首领地位不受动摇。
在清朝前期，八旗和绿营属于正式经制兵，有固定的防地、装备和薪饷， 还有操练、征发、巡逻等任务，是维护地方治安、镇压民众反抗、保卫国防的主力。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非经制兵，像蒙古旗兵、金川番兵、西藏藏乓、土司兵，以及各省民壮、团练等等。这些，主要以维持本乡本土治安为目的， 遇到战事也有被征发的，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它们只是一种辅助兵力。
在维护清朝统治方面，在入关前后，八旗军队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三藩战争时，八旗兵将更迭，老的出生入死者多已老病谢世，新的无作战经验， 加上生活趋于优裕，怠惰厌战，战斗力大大降低。于是只好重用绿营，出了一批战功赫赫的将领。但到了乾隆末年，由于政治腐败，贿赂公行，在军队里也弥漫着任亲信，吃空额，以及不讲训练、钻营取巧。绿营军队也很难在前线冲锋陷阵、为清朝卖命了。嘉庆初，川陕甘豫楚五省爆发白莲教起义， 清朝政府只好起用乡兵进行镇压，以致有“官兵征讨，而乡兵之功为多”的说法。表明作为支柱的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已不堪任使了。
四 律例和司法审判制度
顺治三年（1646 年），清廷颁布了第一部法律典章《大清律集解附例》。名为清律，实际内容差不多全是采自“明律”。以后历康熙、雍正，到乾隆五年（1740 年）颁定《大清律例》436 条，中间共经过 4 次重修，删除了原“明律”中不符合情势的条文，又根据情况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而且在文字上作了相应的推敲。
清律分“名例”、“吏”、“户”、“礼”、“兵”、“刑”、“工”
七大类。“名例”谈一般审判原则和必须遵循的规例。其余都是按门目设定的审判条规。律例并用，是我国传统法制行使中的一大特点，清代则更甚。所谓例，就是把一些具有典型性的案件，经有关官员奏请，下旨确定为条例者。以后遇有类似案件，都可比附援行，作为处理办法。乾隆时诏令清律每隔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所谓小修、大修，就是由刑部负责，将历年新增的例不断添加进去，造成例的迅速膨胀。康熙初有例 321 条，康熙未号称
436 条，雍正时增至 824 条，乾隆中 1456 条，道光五年（1825 年）更多达
1766 条。清廷还规定：“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把例放到比律还高的地位。此外，还有专对少数民族的律例，如“蒙古律”、“回律”、“蕃律” 等。
清律仍保持了前朝的“十恶”、“八议”之法。“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都是“悖伦逆天、蔑礼贱义”之人，属“王法所必诛者”。“八议”是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有涉及八议之列者，有关部门不得“擅自勾问”，如何处理，得请示皇帝决断。清律对良贱、长幼服制关系也十分重视，规定军民匠灶四民为良，即良民，法律上叫“凡人”；奴仆及娼优隶卒为贱，即贱民。贱民犯法，要加等科罪，其中奴仆告发家主，虽所告皆实， 因名分攸关，必置重罪。相反，主人殴打、甚至杀死奴仆，也没有死罪。长幼关系除家庭、家族内部的长幼嫡旁外，还有像在人格上不属于贱民的雇工人，法律上仍称雇主为家长。幼犯长、雇工人犯家长，都要加等科罪，反之则可减等。
民人服罪判决，按案件轻重分为五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五刑”。一是答刑，用小竹板打屁股，分 10—50 板五等；二杖刑，用大竹板，从 60 起
到 100 板止，也有五等；三徒刑，即关押，从 1 年加杖 60，至 3 年加杖 100
五等；四流刑，流放外地，按道里远近，最低 2000 里加杖 100，次 2500 里加杖 100，再 3000 里加杖 100。五死刑，分绞和斩，最重的还有凌迟处死。不同的罪服不同的刑。
清代的最高立法权在皇帝，最高司法权也在皇帝。刑部是代朝廷掌管刑罚政令的中央一级衙门，凡流刑以上案件均归其复审。还有都察院主纠察， 大理寺参与平决，合称“三法司”。犯有绞、斩以上罪行的重犯，得先经“三法司”会勘，再送皇帝审定。
在地方，州县（厅）系初审单位，可以判决户婚田土纠纷及笞杖一类的轻罪案件，较大较重的案由虽能审理，但无判决权。这就要往上转呈，通常是转府，再转臬司；直隶州、直隶厅通过道再转臬司。臬司被称作全省“刑名之总汇”。州县审决中有情罪不符者，由它驳回重断；同时又将州县所呈案件查勘后转报督抚衙门。督抚既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也是地方最高司法长官，徒刑一类案件即可在此定谳，其余再转刑部，死刑报皇帝。民人不服判决亦可向上控告，但得从府（直隶州）、道、院逐级进行，直至京师通政司击登闻鼓鸣冤。违例“越诉”，即使案情确凿，也要受到答刑。
在司法审定程序中，京师因地位特殊，在做法上也有所不同。在都察院属下，设有东西南北中五城巡城御史（每城满汉各一人）和兵马司指挥、副指挥。民人有户婚狱讼和人命盗贼案件，由五城指挥查验，巡城御史听断， 可审结杖罪以下案犯。徒罪以上移送刑部，叫做“现审案件”。“京师现审， 徒犯发顺天府充徒，流囚由刑部定地，札行顺天府起送。”作为地方政权机
构的顺天府，只起听命执行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特别的审理规定。如京师旗人犯罪，轻者归负责警备京师的步军统领衙门完结，徒刑罪以上交刑部问定。内务府掌上三旗包衣，特设慎刑司，审理上三旗包衣案件。畿辅旗人之间，或旗人与民人之间互控，亦归刑部；若涉及土地财产等事则归户部。盛京旗人和旗民交涉归盛京刑部。外省驻防旗人案犯，可至所在将军、副都统衙门审究。八旗宗室，更因身份特殊而另设有专设的宗人府衙门调处。至边疆民族地区案件，均归于各民族行政机构，但流刑以上，得按例呈报理藩院，或会同刑部及“三法司”审定。
清代依前朝旧例，有秋审、朝审制度。这是因为在死罪犯中，除罪大恶极，立定斩绞外，还有相当部分属于一般死刑案犯，需待斟酌复核。清代的死囚审录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四种。情实顾名思义，就是罪情重大确凿，无可饶恕者，当执行死刑；缓决是罪行较轻，像戏杀、误杀、擅杀（指谋杀加功之犯，或只系听从、并无图罪图奸及凶暴情况者）、盗窃满贯等。可矜，凡“情切天伦，一时义忿，与寻常狠斗者不同”而杀人者，以及“擅杀案内拒捕成伤有据”，“杀奸实由义愤者”，可归人此类①。留养，凡独子、或父母老病无人奉养者，可留养承祀。属于后面三类的可得减刑、枷责释放， 或留待来年再定。这就要通过秋审决断。
秋审地方由臬司主持，先从州县开始，对在押人犯审录后，连同招册一并解省（旧案犯可仍押原处）。然后臬司具详，由督抚会同藩臬及有关道府县官，将人犯分成情实、缓决、可矜、留养几类，向皇帝具题。待皇帝批复三法司。三法司再会同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于天安门西侧会审。会审后， 缓决者仍行关押，待来年秋审再定。可矜、留养即免死得到减刑，或责罚后释放。剩下的情实案犯，就要报请皇帝勾定，地点在宫中懋勤殿，故称懋勤殿勾到。届时，参加者除三法司官外，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等。皇帝素服登殿，场面肃穆，目的是显示国家对死刑案件的重视。皇帝根据本内所呈事实，或落笔画勾，或下旨免勾。勾者执行死刑， 可疑未勾者关押，待来年秋审再定。每届秋审的前一天，刑部要进行朝审， 目的是审理京师在押死囚人犯，然后一并呈报皇帝核定。热审在每年阴历小满后十日起，至立秋前一天止，将京师牢中人犯清理一遍，凡非属死罪的笞杖犯者，实行减等决放，含有能宽则宽的意思。
五 学校与科举
（一）学校制度
清代的学校以官学为主，于京师设国学。国学亦称太学或国子监，是当时的最高学府。由清廷任命祭酒、司业进行管理，另有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职。为了表示对国学的重视，又特简有大学士或尚书、侍郎衔者为管理监事大臣。人国子监读书的叫贡生和监生。贡生按选拔途径分为： 岁贡，由地方选送，大致府学岁贡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二岁一人，一正一陪；恩贡，因国有庆典加恩增加的名额；拔贡和优贡，定期定额选拔文行兼优生员充贡；副贡，乡试中副榜者可送监就读。以上统称“五贡”。监
① 光绪《清会典》卷 56，17 页。
生有：恩监，由八旗官学生、算学生汉算学生等考取；孔孟圣贤后裔，由武生、奉祀生、俊秀入监者；例监，由廪增附生或俊秀援例报捐入监者；荫监， 文官在京四品，在外四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都可送一子入监；还有难荫生，指殁于“王事”，或三品以上三年任满勤事而死者，亦均荫一子入学。此外，还有八旗官学和算学的专学。来自外国的设琉球官学，专收琉球国陪臣子弟入学。
入学贡监子弟，分内班、外班两类。内班每班 25 名，六堂共 150 名，均
住监就读；外班每堂 20 名，共 120 名，在外居住，有课时赴监听读。他们都有固定的膏火银两，冬天另拨煤炭银，考试优秀者还有奖银。但学习规章严格，有月考、季考，无故旷课者要受罚。讲课内容是《四书》、《五经》， 与科举需要相适应。学习期限按不同资格，长短不一：恩贡、副贡、廪膳生和难荫生 6 个月，长的像增附生之拔贡生、例贡生 16 个月，由俊秀报捐和恩
荫生 24 个月，最长的例监达 36 个月。学习期满后，经一定资格考试，或通过拣选，可分别授予教谕、县丞、训导、主簿、州判等职，也有选为礼生、史馆誊录及书吏之类。有的则通过乡试、会试而进入仕途。还有像例贡生和例监生，虽难以直接得到职位，但却因有资格，身份上已高于一般平民。
各府州县设立的儒学，也是官学。清朝政府定制，府学置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派教谕，负责教学工作，再设训导一员作为副职。各级儒学统领于驻省的提督学政。学政考核教官，训迪、荐黜学员，还负责岁科考试。进入府州县儒学就读的叫生员。生员由童生考试录取。新进生员称附生。附生经岁科考试后，成绩优良者可依次递补廪膳生（廪生）。廪生由官府发给一定的伙食银两，还能免除丁粮，地方官府以礼相待。此外还有增广生，也享受廪饩。廪生名额是府学 40，州学 30，县学 20，卫学 10。额定增广生的人数，一般与廪生相同。
各级生员均得在学就读，每期进学名额按地方文风高下和钱粮多少，分成大中小三等。据康熙九年（1670 年）题定，各直省进取童生，大府 20，大州 15，中学 12，小学 7 至 8 名。江浙等省，经济发达，读书人多，竟至百人取一，“甚有皓首而困于童子试者”。为了缓和矛盾，朝廷常借庆典、皇帝巡幸其地的机会，施恩增广儒学名额。生员入学后，得按时应月课、季考， 还有学政举行的岁、科考试。岁课有六等黜陟法，考得不好的就要停廪降等， 乃至有废黜为民的危险。科考是专为录送生员参加乡试的考试，更属关系前程的大事。生员尽管在身份上不同于平民，但非经科举或出贡、捐监，还没有做官的资格。在当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所以生员入学的最大愿望是科举入彀，或出贡捐监。
属于私学的有书院和社学、义学，主要是为了补充儒学之不足。书院有“导进人材”、“兴贤育才”之意。在清代，各处都有一两处著名书院。它们都由在任大吏奏准设立，载名于礼部，且有确实经费来源，保证师生们的膏火所需。书院师长经督抚、学臣疏题，可得到朝廷“议叙”。学生优秀者， 学臣也可推荐为监贡生，进入国子监肄业。社学和义学更多的是偏向于教育乡民，散布于各乡各村，其教师也得到免除政府差徭的优待和补给一定的赡养银两，但须接受学政的考查。此外，国家为优遇八旗和满洲宗亲子弟，又特设有八旗宗学、觉罗学、景山官学和咸安宫官学等。它们规制与国学大体相仿，惟隶属关系不同。
（二）科举制度
与明代一样，有清的科举考试亦有乡试、会试之分。
乡试为录取举人而设置的考试，例于省城和顺天府举行。但沿于旧例， 江苏、安徽同考于江南，湖北、湖南合称湖广，甘肃附于陕西，都是合省为一闹。乡试每三年一科，逢子、午、卯、西年的八月为考期。另，逢有庆典， 还特诏加科，叫恩科。当然也有因战争、大天灾，或以“士习敝败”为由而停科或部分停科者。主持乡试的主考官和副主考官都由朝廷特派，一般都选自进士出身的侍郎、内阁学士以上官，又有同考官、监临官、提调官、监试官，例由一定资格的地方官担任。参加乡试的是各儒学出身生员、经学政科考定为前三等的，以及在国子监肄业、经本监官考送的贡监生。由于各省乡试中式名额有定，所以考送的生监也不能毫无限制，清初定 30 取 1，后来逐渐扩大到 50 至 60 或 70 至 80 取 1，最高的是福建省台湾府，竞到 100 至 250 人才能取 1，可见乡试中式之难。清代乡试名额虽有一定，但每个时期根据情况，也时有调整，一般说来，多的省份可达百几十名，少的只有 30 至 40
名。又另有副榜，就是在正榜取中后，再增加若干名，一般正榜 5 名，增取
1 名。副榜在身份上低于正榜录取的举人，也不能参加会试。有的副榜生为了争得好的政治地位，常常在下科再次奋斗。中了举人后，便可以通过拣选、大挑等途径进入官场，但对于更多的科举者来说，他们所向往的，是通过会试得中进士，以求取更好的前程。
会试也是三年一科，定于丑、未、辰、戌年在北京举行，应试的都是各省举人，试期清初定二月，后改为三月。会试除正科外，也有恩科，一般是乡试有恩科，会试亦例必举行。会试的主考官叫总裁、副总裁，由翰林院出身的大学士及一二品官担任。会试名额多数在 300 名上下，也有多于此数或少于此数的，最少时还有不满百名的。会试录取名额开始沿明例以南、北、中三卷分配，康熙末改为按省进行，每省由 20 至 30 名或 10 余名不等，另有八旗子弟名额，目的是照顾旗员和边远省份，不致因文化落后有所遗漏。
会试中式后叫做贡士，第一名称会元，贡士需再经殿试才能得到进士名号。一般在四月举行，原在太和殿丹墀前或太和殿内举行，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起改于保和殿。殿试专考策问，题目由皇帝钦定或圈定。考试的名次最后也由皇帝点定。宣布进士登第名单叫太和殿传胪，仪式隆重，计一甲 3 人， 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称进土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传胪后即颁上谕，授进土及第 3 人翰林院修撰、编修职，其余经朝考后，前列者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人馆进修，落选者各授主事、中书、知县职，分发见习。三年后，庶吉士散馆经考试授官，见习者引见实授。考中进士，就算踏进了仕途的门槛，可以较快地飞黄腾达。这比其他途径得官，条件要优越得多。
乡试和会试除文科外，还有武科。武科考试年份一同文科，科目分内外三场，一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三场策论，中式者叫武举人和武进士。凡各省武生和绿营兵丁，都可赴应乡试。武举及通晓文义的现任营千、把总， 门、卫、所千总，年满千总，则有资格应会试，但年过 60 除外。武科也有专门的满洲、八旗名额，开始于雍正初年，中间一度停罢，嘉庆十八年（1818 年）才又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