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危机四伏与帝国崩溃

一 百日维新与戊戌政变

当瓜分狂潮排空而起之时，一个以救亡为号召的维新变法运动在神州大地出现。这个运动在政治上要求改革政体，仿行西方一些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在经济上要求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建成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国家。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 年 5 月 2 日），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全面地提出维新变法主张，大体上包括“权宜应敌之谋”和“立国自强之策”两个方面内容。前者针对日本侵略提出拒和、迁都、练兵等应急策略，试图达到“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的目的。后者在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建设及文化教育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改制的重大设想。

这次上书并没有被皇帝采纳，但康有为在这次会试中为进士，授为工部主事。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上书，并带领维新派在京津、上海、湖南等许多地方发起组织，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开办学堂，继续进行各种维新变法的准备活动。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康有为赶赴北京，向光绪皇帝上了第五书，痛陈中国面临危机，强调若再不变法图强，“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不可得也”。要求光绪皇帝以俄、日为师，进行变法，明确主张在中国要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等主张。这些内容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理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所知，光绪皇帝颇为所动，欲亲自召见，被恭亲王阻止，只好命大臣传语问话。

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 年 1 月 24 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接受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和张荫桓等五大臣的询问。五大臣中政治观点不一，有守旧派、洋务派，也有维新派，从当时的间话气氛说， 相当紧张，可以说是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守旧派的一场激烈斗争。康有为驳斥了“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谬论，理直气壮地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是占了上风的。但是康有为看到守旧势力对变法的敌视，而光绪皇帝却能对他信赖，他的变法策略出现了重要变化。第一，他的变法理论从原来设议院、开国会，退为只要求开制度局和懋勤殿；第二，由原来的“兴民权”转变为依赖光绪皇帝的“乾纲独断”；第三，他想到了先依靠皇帝变法，如果不成， 则利用军事手段清除守旧派，然后再变法的想法。也就是说，他对和平变法和军事政变都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西花厅辩论以后，康有为又连上两道奏折，并把他所著《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等著作上呈光绪皇帝，请效仿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进行变法。光绪皇帝把康有为的奏折和著作“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

三月二十七日（4 月 17 日），康有为于北京粤东会馆召开保国会成立大会，到会者 200 余人。康有为作了讲演，以胶州事件为契机，开列帝国主义

瓜分中国的 20 件罪状，说明中国已处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因此有必要成立此会，以求保国、保教、保种。与会者无不感奋，会议议决《保国会章程》30 条，《会讲例》19 条。后来保国会又有两次活动。从保国会的章程看，虽具有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但它的活动只是进行一些讲演，其组织形式

散漫无章，所以仍是一个维新救亡的团体，不是政党。然而此会仍受到守旧派的恶毒攻击，军机大臣刚毅要求查办保国会。幸得光绪皇帝出面保护说： “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才免于灾难，然已难于活动，不得不自行解散。

四月初十日，恭亲王奕死。维新派加紧活动，御史杨深秀、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和康有为接连上书请明定国是，以一众心。四月二十三日（6 月 11 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变法。

“明定国是诏”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指出当时的兴革形势，批评守旧者的横加阻挠，质问阻挠者，国家已搞到如此地步，再不改革，“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第二层明白指出，中国古代已有“五帝三王， 不相沿袭”，应因时兴革之说。因此，不能再蹈宋、明积习，“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应该积极参与变法活动。第三层提出一项具体改革指示，即首先倡办京师大学堂，让军机处、总理衙门大臣会同议奏，号召官宦子弟入学。

诏定国是后，光绪皇帝在康有为和其他维新官僚的协助下，发布一系列维新诏旨，至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共达 200 余件。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四个方面。

政治方面，选派王公宗室游历各国；修改各部院章程则例，使之“至善”； 鼓励士民上书言事，不许阻隔；改良庶政；裁撤冗员闲曹，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外省裁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又令旗人自谋生计等。

经济方面，命各省整顿商务，成立商务局；速办芦汉、粤汉、沪宁铁路； 令兼用中西方法，兴办农业；奖励发明创造，准予专利权，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饬办商会，鼓励私人办工厂；于京师设矿务局和铁路总局；令多开沿海沿江口岸，发展对外贸易；于京师设农工商总局；令各省速设农工商分局；命开京西铁路；令京师和各口岸都设立邮政局；令产丝、茶各省议定茶丝章程；命户部依照西法编制国家预算等。

军事方面，谕令陆军改练洋操，整顿编制，精造武器；明令八旗、汉军一律按西法编练，并力行保甲，创办民团；令各省筹款，制造军舰，扩大海军；文教方面，谕令设立京师大学堂，将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其中；令废八股、改试策论；令奖励私人办学，变通武科举考试制度；令各地旧书院兼习中西课程，凡不在祀典的祠庙一律改为学堂，又令各省举办中、小学堂；下令举行经济特科，由各省推荐人才保送京师备考；令筹设水师学堂和铁路、矿务等专门学堂，设立海军学堂；令各省选派学生留学日本；奖励私办农工商学堂；在京师设立医学堂，设立报馆；令设茶务学堂，蚕桑公院等。

在短短的 100 天中，光绪帝撇开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依靠康有为等维新派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改革，发布了这么多的维新上谕，表现了他的紧迫感和坚定性。

这些变法诏令在政治上提倡广开言路，鼓励官民上书言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权政治。光绪帝破格用人，依靠有新思想的青年官员进行变法，是对国家官制改革的创举。在经济上提倡发展工农商各业，提倡民办企业，发布给奖章程，体现了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大计方针。在文教方面，宣布废除八股文，创办新式学校，奖励发明创造。在掖才典章和兴学育人方面有了部分改制的新意。

但是，由于康有为和光绪皇帝等人的历史局限和守旧派的压迫，维新上谕中没有出现变法最根本的内容，即立宪法、设议院、开国会，而代之以较低层次上的开制度局和懋勤殿等要求。事实上，懋勤殿也没有开起来。维新诏旨虽多，真正实行的却寥寥无几。

光绪帝对于中央部院大臣和地方督抚大吏的拖沓和抵制大为恼火，多次传旨申斥。七月初十日（8 月 26 日），光绪帝明发上谕申斥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和直隶总督荣禄。刘坤一受到申斥后，敷衍上了几道响应新政的奏折；谭钟麟仍然不置一词，而荣禄则知道自己与皇帝及维新派的嫌隙已深，便加快了与慈禧密谋政变的步伐。

湖南省的维新运动搞得最为活跃，开学校、办学会、举办实业等许多新政都得到了巡抚陈宝箴的大力支持。陈宝箴的态度一直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光绪帝则多次下旨切责顽固派，表扬陈宝箴，鼓励他坚持定见，不为浮言所惑。

光绪帝深感推行变法而没有变法的权力机构不行。但维新伊始，慈禧就逼迫光绪皇帝下旨：凡文武二品以上官员的补授都要到太后处谢恩，使具备高位和实权的变法机构难以建立。尽管如此，光绪帝还是进行了努力和斗争， 试图摆脱束缚，建立变法的权力机构。根据保荐，他传旨征召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和梁启超等五人。他十分想重用康有为，但受到守旧大臣的反对，只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却给了他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

礼部尚书许应騤、怀塔布数次阻挠部员的改革要求，七月十九日，光绪帝将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代之以维新派的李端棻、徐致靖、阔普通武、王锡善等。第二天，光绪帝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四品卿， 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军机四卿”的攫用，标志变法权力机构的形成。四卿地位虽不高，但他们所处的位置重要，时人以“维新宰相”目之。

维新运动兴起后，清廷皇室和绝大多数满洲大臣极力反对变法，一方面出于守旧，另一方面出于民族偏见。他们认为，改革会使他们建立 200 多年的满族政权瓦解，丢掉他们的特权。军机大臣刚毅所言“改革者汉人之利也， 而满人之害也”，表达了满洲贵族的阴暗心理。这种偏见成为变法运动难以逾越的沟垒。何况在维新志士的议论中确也存在着“反满革命”的成分。谭嗣同就是一个典型。一系列维新诏令都指向取消满族特权，更激化了满汉矛盾。于是，又传出太后将于天津阅兵之时施行废立皇帝的风传。康有为等大感紧张，忙于寻求对策，并计划“招集好将”，武装围攻圆明园，捕杀慈禧太后。另劝光绪帝召见袁世凯，令其诛荣禄，带兵勤王。

守旧派早就作好了反扑的准备。七月下旬，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 维新派康有力等十分兴奋，请光绪帝委他为维新“顾问”。守旧派则十分惊慌，八月初三日（9 月 18 日），杨崇伊上书称，伊藤博文到京“将专政柄”， 坚请太后重新“训政”，使天下“转危为安”。初四日，荣禄也从天津来到北京，与慈禧密谋政变。当天晚上，慈禧从颐和园回皇宫，幽禁了光绪皇帝， 是为政变。初五日，慈禧太后为免出意外，照常安排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和袁世凯。初六日，才公布“重新训政”，至此，百日维新结束，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四京卿和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其他维新派官僚被分别革职，一切旧制恢复。

二 庚子事变与《辛丑条约》

慈禧重新训政后，先想毒死光绪帝，不过没敢贸然行动；后来又说光绪帝患病，如无人异议，就实行废弑。但她的计划遭到国内外各方面反对。到光绪二十五年底，又设计出一个新的废立计划。十二月二十四日，诏以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正式作为皇储，准备取光绪帝而代之。慈禧要求各国公使进宫朝贺，遭到拒绝。这使她极为恼火。从上一年至本年，她所作的各种努力都是为了废掉光绪帝，另立新君。史称“戊己废立”。

就在她的废立阴谋不断遭到列强和李鸿章、刘坤一等内外大臣不认同的时候，“扶清灭洋”的义和神团出现在她的眼前了。

几年来，国内局势的动荡，工业化步伐对自然经济的冲击，再加上外国教会势力的膨胀，给直隶、山东人民的生活增加了不安。处于穷乡僻壤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把动荡不安的原因归结于中国来了洋教堂和洋人，于是，民间“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的练拳“亮拳”开始转变为打击洋人的“闹教” 了。庚子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他们的口号多是“扶清灭洋”、“保清灭洋”、“兴清灭洋”、“顺清灭洋”、“助清灭洋”等，内涵相同， 提法各异。共同点是不反对清政府，反而表示对清政府的帮助和拥护，只是当政府派兵弹压时才抗官拒捕。

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有一个演变过程。光绪二十五年十月，针对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群众“闹教”，她指示地方官要派兵弹压；到了十二月， 她开始允许对义和团区别对待，不再一概视为匪徒，这是宽容政策。这一政策的转变，使一些官员公开同情并接近义和团，对义和团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义和团的精神支柱是“神助灭洋”。这种精神支柱虽表现了宗教迷信色彩，但在科学不发达的国度里，很能得到广大人民的崇信，以至从官到民都认为它的行为符合天意，连清廷当权人物也多对义和团的神功深信不疑。二十六年四月（1900 年 5 月），义和团在畿南“涞水找官”之后，又占领了涿州城。

在朝廷中，亲贵大臣如大阿哥的父亲端郡王载漪和他的叔辈载濂、载澜， 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徐桐，礼部尚书启秀等都主张利用义和团去剿杀洋人。他们在朝廷中树党对太后施加压力。但太后对义和团是否真的忠勇可靠还不放心。因此派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和军机大臣刚毅等先后前往观察。赵在视察之后，明知义和团只是市井之人，以之对外战争，“殊不足用”，但回京后“含糊复奏”，不敢明言；而刚毅则绘声绘色地作了一番表演，使慈禧太后误以为义和团真有神功。

四月末，各国使节及在京洋人预感“最大的不幸事件即将来临”，要求派卫队进京保护使馆。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五月，局势更加对洋人不利，各国公使认为卫队人数太少，成立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首的各国联军，并立即由天津北上进京，引起清廷极大不安。二十日，慈禧太后再次召大臣人官商讨对策。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一种意见主张“剿乱民，以退洋”；一种意见主张利用义和团以对付外人。最后，慈禧太后决定“招团御侮”。慈禧对义和团的政策由弹压到宽容，再到“招团御侮”的转变，也就是

从剿到抚，再到用的过程。

朝廷既已决定利用义和团，义和团遂在京津保地区迅猛发展，且有进入北京的趋势。西摩联军共 2000 人，沿途受到义和团和受义和团影响的部分清

军的阻截，损失很大，被迫退回。各国驻大沽口守军将领决定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二十日这天，向中国大沽口守将罗荣光致送最后通碟，要求于明日两点钟前交出大沾口炮台，否则即开炮轰夺。罗荣光断然拒绝。各国提前即于当日夜 11 时开炮轰击。次日晨，大沽炮台失守。

在太后身边的重臣荣禄希望太后能顾及国际法准则。二十一日，坚请太后准许把各国使节护送到天津。太后也表示同意。但各国使节认为不可靠。延至二十四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径自到总理衙门，准备指责中国违背国际法。在途中被八旗兵恩海枪杀。

这一事件把慈禧推向了悬崖。她及其近臣都感到十分解恨，并更加轻视洋人。一时，从京内义和团到朝内大臣的仇外情绪都膨胀起来。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 年 6 月 21 日），慈禧太后正式向各国宣战。但是宣战的结果除了天津方面有直隶总督裕禄向来自大沽口的各国联军作战外，就是北京的官军和团民向各国使馆和北堂的围攻。由于重臣荣禄和南方督抚如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以及驻海外使节的反对，对使馆和北堂的围攻打打停停，两月不下。

在顽固派大臣如痴如狂地引义和团人京杀逐洋人，并延及和平居民，京内秩序大乱的时候，只有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联元、立山等五个大臣不计个人安危，公开与载漪、刚毅等立异，提出他们的解决时局的方案。慈禧和载漪等对他们极为嫉恨，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前夕，未经审讯即予斩决。是为“五大臣被杀”事件。

二十八日，即宣战后第三天，盛宣怀在上海分别发电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初步提出东南互保纲领。所谓东南互保，是主张在尚未被义和团控制的东南地区实施镇压义和团，保卫外国使馆和教堂，以争取与洋人和解的办法。三十日，刘坤一和张之洞指定上海道余联元为中方代表，盛宣怀为帮办，与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开会，议定东南互保章程九条。第二天把这一约稿电寄李鸿章等沿海沿江督抚和清廷驻外使节，要求他们向各驻在国进行疏通。东南互保的宗旨主要是避免洋兵进入长江，中国的条件是自己承担保护洋人的责任。

西摩的联军于宣战后第五天才回到天津。这时，各国新的联军正在进攻天津。义和团和清军都进行了艰苦地抵抗。六月十三日（7 月 9 日），守将聂士成牺牲于八里台。十八日，联军占领天津，大肆抢掠。

七月初十日，各国联军自天津向北京进发，人数有 1.6 万至 2 万。七月十二日（8 月 6 日），联军攻占杨村。直督裕禄见各军纷纷后退，知事不可为，自杀而死。十三日，清廷授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准备求和。但联军仍在进军。二十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于当夜天未亮即携光绪换上民装逃出西便门。联军进入北京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而后继以私人的抢劫，强奸，屠杀。中国国家文物及珍宝被劫掠无数。

李鸿章和奕劻奉命与联军谈判。但联军故意迁延，从七月联军进京，到第二年七月才正式签约。二十六年十月下旬，中外达成议和大纲。十一月初七月（1900 年 12 月 28 日），清廷承认议和大纲十二条。二十七年七月二十

五日（1901 年 9 月 7 日），清政府全权代表与德、奥、比、西、美、法、英、

意、日、荷、俄等 11 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另有附件 19 款。主要内容为：

第一，清廷派专使至德、日，向被害外交人员的国家代表大清皇帝致惋

惜之意，并为克林德在遇难处立碑。第二，惩办排外的官员，在曾发生排外行动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具有排外性质的组织，“违者皆斩”。如地方官镇压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第三，削平北京至大沽口沿线的所有炮台，北京至山海关间十二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驻兵，对中国实行军火禁运两年以上。第四，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辟为“使馆区”，各国可于此驻兵，中国人不准在界内居住。第五，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第六，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 4.5 亿两，分 39

年还清，年息四厘，本利合计为 9.82 亿两。在此之外还有地方赔款 2000 万

两，因此总数超过 10 个亿，中国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

《辛丑条约》给中国造成的主权丧失空前严重，给中国的教训也极端深刻。自此，清朝统治者完全屈从于外国侵略势力。上自皇太后，下至顽固官绅，过去那种传统的虚骄之气全部崩溃。在西方列强压力下，他们决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签约后，则索性门户洞开而高谈改革了。三慈禧“新政”和“预备立宪”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1900 年 8 月 20 日），慈禧太后在西逃途中，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出罪己诏，承认对这场民族劫难“负罪实甚”。十月初十日，到西安后再次发布上谕，对“酿此大衅”表示“痛自刻责”，并许诺要更新政治。十二月初十日（1901 年 1 月 29 日），颁布改弦更张诏。承认改革的必要性，说：“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罔变之治法。大抵法久则弊，法弊则更”。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 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同月二十五日，再次以光绪帝名义下自责之诏，同时声明三项政策：第一，对外政策以“固故邦交”为重；第二，承认参与东南互保的疆臣为正确；第三，重申改革势在必行。这两道上谕发出后，作为清廷主要支柱的地方疆吏反应仍是冷淡。

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1901 年 4 月 21 日），清廷为了推动变法，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上谕规定督办政务处总揽一切新政事务。其后，督办政务处的督办大臣和参与大臣屡有变动， 袁世凯、孙家鼐、张百熙、瞿鸿禨、徐世昌、铁良等先后都曾参与其事。督办政务处的成立，结束了地方督抚的观望。

三月初七日（4 月 25 日），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提出新政意见 10 条。要点为充实武备、改进财政、开通民智、递减岁科乡试取中名额、增设实学、派遣留学生等等。

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初四日和二十七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连上 3 份变法奏折，时称“江楚会奏三折”。第一折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专言育才兴学，进行教育和考试制度改革。第二折为《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涉及吏治、军事、司法和八旗生计等四个方面。第三折为《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专言在各领域里引进并使用西学和西法等事。

八月二十日（10 月 2 日），上谕命督办政务处按照三折内容，随时设法举办。这样，江楚会奏三折成了清廷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从二十七年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起，到三十一年十一月成立学部止，清

廷革新官制、吏制和法制方面的措施相继出台。

五年内在革新官制方面的新政令共有 20 余道。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

（1901 年 7 月 24 日）谕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二十八年一月十七日，下诏裁撤河东河道总督缺；同月二十七日将詹事府归并于翰林院，并裁撤通政使司；三十日，设京师工巡局。四月命肃亲王善耆为步军统领兼管工巡局事务。二十九年七月，设商部，以载振为尚书。八月裁路矿总局，所有事务归于商部通艺司。九月，设财政处，命那桐、奕劻、翟鸿禨办理户部财政处事务。十月设练兵处。十二月设商标注册局。三十年八月栽并内务府司员。十一月，裁撤湖北、云南两省巡抚，由湖广、云贵总督兼管。三十一年六月，裁撤盛京户、礼、兵、刑、工五部侍郎缺。同月裁广东巡抚， 以两广总督兼管。八月裁奉天府尹兼巡抚缺，改奉大府丞为东三省学政。九月，诏设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赵秉钧为左右侍郎。十月，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英、严修为左右侍郎，并将国子监并入学部。官制改革的目标在于裁并旧机构，增设新机构。

同时在革新吏治方面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省案卷、去书吏、汰差役； 停止捐纳实官；废除题本制度；裁“陋规”定为“公费”等。

从光绪二十八年起，展开法律革新工作。二月，诏令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以供开馆编纂。四月，命沈家本、伍廷芳参酌各国法律，修订现行律例。七月，命刘坤一、张之洞采择各国矿务办理情形，议订章程。二十九年三月，谕令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十月，颁布了第一部具有法律性质的《奏定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鼓励华人办路，有维护主权之意。本年十一月，颁布张之洞等厘订的《学堂章程》计 16 册，成为我国第一

部比较完整的近代教育法规。十一月，又批准了商部制定的《商会简明章程》计 26 款。十二月，颁布《大清商律》。三十年二月，商部厘定的《公司注册章程》获清廷批准，鼓励中外商人自由发展工商业。五月，商部奏定《矿务章程》38 条，体现了鼓励民族资本，保护国家资源的宗旨。修改大清律例的工作也有进展，废除了凌迟、充军、刺字等非人道的刑制，至三十一年，批准沈家本等所奏，将大清律例中过时、重复、无关及过苛律条删去 344 条。

清廷的官制、吏治和法律方面的革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朝野上下多指责为形同具文，并无实际。或谓：“徒以媚外人而欺吾民也”。因此， 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一些驻外使节和纣疆大吏从自己的得失出发，呼吁清廷实行立宪。

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905 年 7 月 16 日），清廷两次发布上谕，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八月二十六日（9 月 24 日），五大臣出发，清廷送行。

10 时许，革命党人吴樾于正阳门火车站炸五大臣，仅伤及载泽、绍英， 吴樾自己牺牲。五大臣行期推迟。九月二十八日，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出国考察政治。

十一月十一日（12 月 7 日）戴鸿慈、端方偕熊希龄等自北京出发，二十三日自上海乘船赴美。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离美赴欧，经英、法、德、瑞典、挪威、奥匈、俄、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于十月三十日返国。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于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从北京出发，十二月二十日从上海出国，赴日本、美、英、法、比利时。李盛铎留为驻比利时公使。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载泽和尚其亨等回到上海。六月三日回到北京。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905 年 11 月 18 日），即五大臣出洋考察

政治的前 18 天，清廷谕令政务处五大臣筹订立宪大纲。二十九日，清廷耐人寻味地下达两道谕旨：一是诏令各省督抚严禁革命排满思想；二是谕令政务处五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选择各国政治与中国体制相宜者，斟酌损益，编纂成书，候旨裁定。在以后的 8 个月中，清廷的主要活动是组成考察政治馆班子和阅看考察政治大臣的考察报告。三十二年六月中下旬至七月初，清廷频繁召见出国四大臣，其中召见端方 3 次，载泽 2 次，戴、尚 2 人各 1 次。四大臣都说中国应该及时立宪。慈禧虽然“动容”，但仍指示反复讨论。清廷内部立宪与反立宪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吵。端方强调立宪可以给人民“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达到杜绝革命的目的。载泽在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七月初八、初九日，清廷举行廷议，辩论激烈。拥护立宪者为奕劻、徐世昌、张百熙、袁世凯；反对立宪者为孙家鼐、荣庆、铁良；有条件地支持立宪者为瞿鸿禨和载沣。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诏旨，声称立宪的原则是“大

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立宪的日期不能预定，须“视进步之迟速， 定期限之远近”。十四日，颁布筹备改革官制上谕，并任命载泽、袁世凯等14 人为编纂官制大矩。十六日，官制编纂大臣在颐和园开第一次会议。越二日，官制编纂馆在海淀朗润园成立。八月初一日（9 月 18 日），官制编纂大臣厘定官制编纂宗旨 5 条，上报清廷。

改革官制事关各级官吏的既得利益，因此许多官员激烈地反对改革。经过 40 余天的争吵，九月十六日奕劻等奏上议定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内容包括内阁官制、各部官制、各部官制通则、各院官制、军谘府官制、阁部院官制节略、法部节略、资政院节略等。新的中央各衙门以内阁为首；以下为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与内阁平行的机构为资政院、审计院、军谘府、都察院、大理院。共计 11 部 4 院 1 府。这样，军机处不废自废。但 3 天后，中央官制

正式发表时，照旧用军机处，不用内阁。再经宣布新授各官，在军机大臣 3

人中有满 2 人，汉 1 人；在各部尚书 11 人中有满蒙 6 人（其中皇族 4 人），

汉 5 人。亲贵揽权的迹象暴露出来了。

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1907 年 7 月 7 日），官制编纂馆根据各省意见，

厘定了限期 15 年一律通行的《各省官制通则》，计 34 条，突出司法与行政的分离。同日清廷批准，谕令各省改按察使为提法使，增设巡警和劝业两道， 裁撤分守分巡道。当月，任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并首先在东三省进行地方官制改革，废除旗民两重制，加强对地方的治理。

修订法律的工作也在进行。三十二年撰成《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5 章260 条；三十三年编成《大清新刑律草案》总则 17 章 389 条，分则 36 章，

新律例 1066 条。因大量吸收欧美法律条款，并采用陪审制度，各省督抚多认

为难以通行。经反复修改，将总则 17 章定名为《大清现行刑律》，颁布施行。

三十三年七月初五日（1907 年 8 月 13 日），清廷把原来的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该馆围绕预备立宪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调查国情；第二，统一核定各部院、各省所定单行法及行政法规；第三，筹备议院并厘定宪法。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8 月 27 日），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资政院大臣溥伦等会奏宪法、议院法、选举法大纲及九年逐年筹备清单。同日清廷降旨批准。

钦定宪法大纲分为两部分，对君上大权的规定用了 14 条，对臣民的权利

和义务的规定用了 9 条。第一次从法律条文上宣布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居住权、言论著作权、集会结社权、人身安全权，公民的纳税义务也纳入法律轨道了。但大纲着力于保护君权，甚至扩大君权，是公然违背历史潮流的。清廷的立宪动机大白于天下。

四 军事制度的演变

清廷在咸同国内战争之后，鉴于八旗和绿营兵的彻底腐败，不得不将湘淮军等一部分乡勇留驻于较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称为防军。同治九年（1870 年），清政府下令裁减勇营，经多次裁减，湘系防军只留刘松山等部 1 万多

人，左宗棠部湘军因在西北作战，没有裁减。李鸿章的淮系防军盛时达 200 多营，到光绪四年（1878 年）减至 80 多营，到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中日甲午战前仅剩 49 营约 2.1 万多人。

防军不归兵部直接统辖，由个人招募。清廷为了达到制约目的，从原来的绿营兵中挑选一部分官兵，配以洋枪洋炮，聘请洋人教练，称为“练军”。但练军的营制饷章全仿湘军制度。

防军和练军很快都腐败了。到甲午战争时，参战的部队大部分溃败。为了维持统治，内外臣工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要求建立一支新式武装。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正月，胡燏芬开始在天津小站练兵，共成 10 营， 步、炮、马、工 4750 人，号“定武军”。十月初三日（11 月 19 日），清廷

决定由袁世凯接办，共 7000 人，称为“新建陆军”。在北洋编练陆军的同时，

南洋也组建了“自强军”，由张之洞从两江总督卫队、护军营中挑选士兵 2600 多人，进行新式训练，营制饷章都仿德国。

戊戌政变时，新建陆军已初具规模。政变后编入荣禄的武卫军，称右军。武卫军的各项章程都以武卫右军为准。武卫右军扩展到 1 万人左右。义和团运动期间，袁世凯曾带兵赴山东镇压。二十七年，李鸿章死，清廷调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他的部队超过 2 万人。

袁世凯接受清廷的指示，拟定募兵章程，为即将实施的新政服务。袁世凯乘机再次扩军。二十八年四月（1902 年 5 月）编成北洋常备军左镇。次年编成北洋常备军右镇。二十九年七月，清廷命铁良到保定编练京旗常备军， 至三十一年编成。

清廷为了加强新军建设，于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903 年 12 月 4 日） 成立练兵处，派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练兵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实权操于袁世凯之手。

光绪三十一年春，全国新军统一番号，京旗常备军定名为陆军第一镇， 移驻京师；其余五镇都是袁世凯所练。至此，北洋六镇全部成军。常备新军的编制分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各级军官，军称总统，镇称统制，协称协统，标称标统，营称管带，队称队官，排称排长，棚称正副目。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北洋六镇共有兵力八九万人左右。

袁世凯手握重兵，皇族不满。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 年 11 月 6 日）， 清廷决定兵部与练兵处及太仆寺合并为陆军部。因“陆军部总持军政”，袁世凯被迫交出第一、三、五、六镇归陆军部管辖，仍掌握第二、四两镇兵权。

三十三年，清廷以明升暗降方法，任命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尚书，撤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位，袁世凯被迫交出第二、四镇兵权。至此，他虽全无兵权，但仍暗中操纵北洋各军。

三十三年七月，清廷提出在全国建立 36 镇（师）的计划，按省分配，立定年限。具体方案除京师 4 镇、直隶两镇已经编练完毕外，奉天、黑龙江、

吉林、浙江、福建各为 1 镇，限两年完成；山东、山西、陕西、新疆各为 1

镇，限 3 年完成；江苏、湖北各为 2 镇，限 3 年完成；河南、安徽、江西、

湖南、热河、江北（指苏北）各为 1 镇，限 4 年完成；广西、广东、云南、

贵州、甘肃各为 2 镇，限 5 年完成；四川 3 镇，限 3 年完成 2 镇，另一支由

度支部和陆军部统筹拨款。这次大规模的编练新军，完全仿北洋 6 镇的制度进行。扩建新军的经费少数由国家拨款，其余由各省督抚就地筹款。各省多以筹款困难，迟迟进行。到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止，全国只编练成 14 个镇， 18 个混成协，4 个标，1 个禁卫军。

在确定建立 36 镇后，清廷又确定了广设军事学堂的方针，规定军事学堂

分为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等 4 级。在正规学堂之外，清政府还要求各省成立速成陆军学堂，并在省城成立讲武堂。另派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

三十三年（1907 年）六月，清廷着手将各省绿营和团练等杂牌军编练为巡防营，作为后备兵和地方警卫部队。巡防营的编制分为步兵和马兵两部分。到辛亥革命前后，各省巡防营达 155 个。

在编练陆军的同时，清廷也颇注意于重建海军。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 十月，向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是为甲午战后中国海军中最大的军舰。同年，在德国订购“海筹”、“海容”、“海琛” 3 艘巡洋舰，这 5 艘军舰是清海军最后一次向外国购买的大型战舰。此外，

清政府在国外订购了辰、宿、列、张 4 艘雷艇，在英德订造了飞霆、飞鹰两

艘驱逐舰，在德国订购了海龙、海华、海表、海犀 4 艘鱼雷艇。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清廷授叶祖珪为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为帮统，置海军统领衙门于天津紫竹林。海军成立后，曾力遏意大利乘火打劫索租三门湾的要求；派海军到南洋新加坡、爪哇等地保护并慰问华侨，受到热烈欢迎。三十一年（1905 年），萨镇冰继任为统领。

三十四年十月，载沣摄政，成立海军部，命其弟载洵控制海军。宣统元年（1909 年）五月，清廷命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事务大臣，将南北洋舰队归并统一，以程壁光为巡洋舰队统领，以沈寿堃为长江舰队统领。同年，载洵与萨镇冰赴欧洲考察各国海军。宣统二年，命载洵为海军大臣， 谭学衡为副大臣，萨镇冰为海军统制，定海军人员官阶如陆军之三等九级。在海军舰队中派人一些满人以取代汉人为军官。这些满人不仅没学过航海技术，甚至汉字也认识不多。纯为监督汉人。

萨镇冰出任统制后，设统制部于上海，统制巡洋和长江两舰队，着手进行整顿。编巡洋舰海圻（海天舰先已触礁沉没）、海容、海琛、海筹、建威、通济、飞鹰、舞凤、联鲸等舰及湖鹗、湖鹏等四鱼雷艇为巡洋舰队。以程璧光为舰队统制。编楚豫、楚泰、楚观、楚谦、楚同、楚有、江元、江亨、江利、江贞等炮舰为长江舰队，以沈寿堃为统制。

五 考试制度的改革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两代，它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不少有识之士，对科举制度学用脱节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特别是从明朝开始，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之后，更是受到人们的抨击。八股文之害，明末清初已有人说得惊心动魄，甚至说八股文断送了明朝的江山，用讽刺的手法虚拟了一个故事，说有人以“礼单”贴于朝堂上曰：“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期间，认为“八股文章， 实于政事无涉”，曾一度停试八股，改用策、论、表、判。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疏主张废除科举制度，说：“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 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选拔真才实学之道。”“今之时文，徒托空言，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

舒赫德反对科举的理由，说得一针见血。维护科举制度的人，也把维护的理由说得一针见血，例如鄂尔泰就说过：“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

道咸以后，不断有人对科举制度提出改革的建议。有人奏请开制器通算科，有人奏请设立通译学堂着重教授西方语言文字，有人奏请开算学科，有人奏请停止武科，有人奏请武科改试洋枪，有人奏请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有人奏请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 有人奏请武场停试刀石改试枪炮，有人奏请乡会试第三场及各项考试策论宜专问时务。各种意见，纷纷扬扬。这些对科举制度的小改小革，均遭礼部议驳。唯一被采纳的改革是光绪十四年（1888 年）乡试，总理衙门开算学科， 取中举人一名。这是我国科举制度实行西学与中学同考的开始。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也就是戊戌变法那年，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 朝野上下，空前高涨。维新派人士的改革方案中，科举制度是改革的重点对象。他们认为变法的首要之举，在于废八股、罢科举、兴学校。中过进士的康有为就向光绪皇帝力陈科举之弊，把八股之害说得惊心动魄。他说：“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之前， 就已采纳臣下的奏请，于二月二十六日（3 月 18 日），诏武乡试自光绪二十六年、会试自二十七年、童试从下届开始，一律改试枪炮，裁去默写武经一场。在“百日维新”期间，更是接二连三地下诏，对科举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五月初五日（6 月 23 日），诏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 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五月十八日（7 月 6 日），诏令嗣后一切考试，一律不用五言八韵。七月初三日（8 月 19 日），诏令嗣后一经殿试，即行授职， 停止朝考并罢试诗赋，亦不凭楷法取士。

好景不长，八月初六日（9 月 21 日），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不久便下令恢复乡、会试及岁科考旧制，仍用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并停罢经济特科。又诏武场童试及乡会试均仍照旧制，按马步箭刀弓石等项，分别考试。科举制度的改革，暂时成为昙花泡影。

但是，改革的潮流是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即使像慈禧太后那样顽固保

守而独揽大权的人，面对政治改革的潮流也不得不把她两年前视为悖逆祖法而宣布废除的一些新政，付诸实施。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1901 年 8 月29 日），下诏自明年起，改革科举，乡会二试，罢时文诗帖，废八股文，以经义、时务、策论试士，停止武科。八月初二日（9 月 14 日），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再令各直省省城与府厅州县设立学堂。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 年 3 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以科举阻碍学校，奏请递减科举。“请俟万寿恩科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 年 9 月 2 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废科举、兴学校，大臣们接二连三地吁请，慈禧终于宣布：“兹据该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著即自丙午科为始， 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丙午”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在此之前为庆祝慈禧七十寿辰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举行的癸卯恩科乡试和三十年（1904 年）举行的甲辰科会试，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乡、会试。

为贯彻上谕中“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的精神，此后还举行过一些低层次的考试，不过那已经是科举制度的尾声了。

六 宣统继位后的政局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 年 11 月 14 日），体弱多病，被幽禁多年的光绪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病逝。前一天，慈禧太后指定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同时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本日宣布以溥仪为嗣皇帝，以摄政王载沣监国。二十二日，慈禧太后也病逝于仪鸾殿。十一月十一日（12 月 4 日），溥仪在太和殿正式登极，改元宣统，载沣以监国摄政王身份开始主持朝政。

慈禧太后君临中国四十余年，是实际上的女皇。她的死，使清廷骤然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权力真空。新的继承者面临的是社会动荡、朝野不安， 革命风潮迅猛发展，立宪声浪日见高涨；而统治集团内部却又分崩离析，外有跋扈督抚，内有擅权王公的危局。支撑这一危局的载沣却是一个自幼生长于深宫，养育于保姆之手，既不知民间疾苦，又不懂治国方针的贵族。他才具平庸，缺乏政治经验，之所以被慈禧太后定为监国摄政王，不仅在于他的儿子被立为嗣皇帝，还在于他的嫡母是慈禧的妹妹，他的妻子是慈禧亲信荣禄的女儿。外重内轻的局势使载沣特别担心自己的政治地位不稳固。因此， 他竭力从法统和实力两个方面来巩固和强化摄政体制。在十一月二十日（12 月 13 日）颁布的一个文件中，特别规定摄政王有裁定军国政事及黜陟赏罚大权，并代皇帝统帅海陆军之权。

但是，实际上要把大权完全集中于自己的手里还有很多障碍。

重兵在握，权倾当朝的袁世凯是他急迫要排除的力量。载沣对袁世凯疑忌已久。作为光绪帝的胞弟，他对袁世凯在戊戌时期的行径早已恨之入骨， 对袁世凯近年来日益煊赫尤其愤嫉。十二月十一日（1909 年 1 月 2 日），他在一番策划后，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为理由，令袁开缺回籍。

接着，又大力扫荡袁的党羽。进而把军权集中于皇族。他设立禁卫军， 以载涛、毓朗、铁良为训练大臣，并申明禁卫军专归监国摄政王调遣。宣统元年筹办海军，派善耆、载泽、铁良专司其事。并任命亲弟载洵为海军大臣， 而后又设立军咨处，以载涛、毓朗等管理处务。这样，最高军事权力就完全为皇室掌握了。

他还努力从制度上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和财权。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1909 年 1 月 11 日），清廷颁布了《清理财政章程》，在中央设清理财政处，在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从而把各省的财政置于中央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宣统元年十一月（1909 年 12 月）又设立督办盐政处，以载泽兼任督办大臣， 将各省督抚视为利薮的盐务税款的稽收权完全收归中央。二年冬，又谕令撤销各省督抚所兼的陆军部尚书或侍郎职衔。但所有这些政策，都由于各省督抚的强烈抵制而一再受挫。

载沣罢黜袁世凯和集权皇族，排斥汉族地主官僚的行为表明，满汉地主阶级长期合作的统治已出现重大裂痕，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激烈化和表面化了。

为了消弭人民革命、敷衍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要求，载沣重申已于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许诺的预备立宪决定，通令各省务于宣统元年内设立谘议局，九月，各省谘议局开局议事。二年，中央设立资政院，九月，资政院开院议事。

按资政院院章规定，资政院是为以后的上下议院预立基础的，设总裁 2

人，副总裁 2 人，均由皇帝特旨简派王公大臣、三品以上大员充任。资政议员分为钦选与民选两部分，各为百名，资政议员每年开常会一次，所有议决事项都要请旨裁夺，军机大臣及部院大臣也可以对议决各事驳回复议。各省谘议局议员的选举资格限制也颇苛刻，已将绝大多数民众，包括中小地主和商人都排斥在外。而且，各省督抚“有监督谘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并于谘议局之议案有裁夺施行之权”。显然，资政院和谘议局都不是民意的代表机关，顶多是附属于清政府的咨询机构。

尽管如此，资政院和谘议局的成立，还是为立宪派提供了一个开展活动的合法场所，创造了组织和扩大政治势力的机会和形式。因此，立宪派以极大热情参加了两院的选举活动。在一番紧张的活动后，各省谘议局的议席多数落到了立宪派及与立宪派联系密切的官绅手中，各省谘议局议长多为立宪派把持。例如，江苏为张謇，浙江为汤寿潜（后为陈黻宸），湖南为谭延闿， 湖北为汤化龙，四川为蒲殿俊，奉天为吴景濂，直隶为阎凤阁，山西为梁济善。在资政院里也由于钦选议员不知立宪为何物，立宪派则处于左右局势的地位。

各省谘议局从开局议事起，就形成了以议员为一方，以督抚为另一方的冲突。督抚们不把谘议局放在眼里，议案送交督抚审核，常常没有回音。谘议局议员们则以民意代表自命，向督抚争权，指斥省政的弊端。反对督抚侵越谘议局权限。宣统二年，各省谘议局发动了 3 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正当第 3 次国会请愿的时候，中央的资政院开会了。立宪派议员与各省谘议局呼应，要求速开国会，并请求从速组织责任内阁。

九月二十三日（1910 年 10 月 25 日），又有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的 18 名督抚、将军和都统联名奏请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

清廷再也无法漠视了。十月初三日（11 月 4 日）发布上谕，宣布缩短预

备期限，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事先改订官制，组织内阁。

不料清廷许诺设立责任内阁，又引起了守旧大臣们的一片反对。他们担心这样会架空君上大权。为此，保全君上大权成为设立责任内阁时王公亲贵们费尽心机的问题。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1911 年 5 月 8 日），清廷发布了

由宪政编查馆和会议政务处拟定的内阁官制 19 条及暂行办事章程 14 条。按此文件的规定，内阁完全是对皇帝负责，从议事到人选都由皇帝一手控制。在随后的任命中，内阁 13 人内，汉族官员仅为 4 人，在其余的 9 名满人中， 有 5 人是世爵宗室，1 名是觉罗，另一名是普通宗室。就是说，满族贵族占了内阁的多数，其中皇族又占了多数。因此被人称为“皇族内阁”。谕旨一发表，舆论哗然。立宪派万没想到几年来奔走呼号换来的是这样一个皇亲贵戚当国的“责任内阁”。于是，匆匆赶到北京的各省谘议局第二次联合会的代表一再向清廷上书，申诉皇族内阁不符合君主立宪的原意。却遭到清廷的严词申斥。

清政府的断然拒绝，使立宪派心灰气沮，发表《宣告全国书》称：“希望几决矣”。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彻底破产。

七 孙中山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孙中山（1866—1925 年），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又号逸仙，后以中山名世。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 年 11 月 12 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幼入塾读书，教师为洪杨中人士，受其影响，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后赴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受欧美式教育。光绪十八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二十年赴天津向李鸿章上书，提出改革变法主张，遭冷遇， 乃愤然放弃改良思想，投身反清革命。同年十月二十七日（11 月 24 日）， 于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次年至香港成立香港兴中会，并制定章程 10 条。组织广州起义，事败，亡命海外。二十二年在英国被清政府诱捕，脱险后始以革命家驰名于世。二十三年，至日本，结识日本朝野人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等，领导恢复和发展兴中会的活动。曾一度谋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合作。全力领导惠州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

二十七年到三十一年间，中国民主革命的形势迅速高涨。反对列强掠夺的爱国运动如拒法、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路矿权的斗争波及全国， 参加群众达数十万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新增革命报刊《浙江潮》、《国民报》等 30 余种，出版革命书册 60 余种。涌现出一批革命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如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产生了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等一批革命团体。

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对领袖的需求。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象越来越被广大革命者所认同。

三十一年，当孙中山在欧美建立革命组织，而受到热烈欢迎时，又被中国留日学生的各革命团体邀请来到日本。他也深受革命发展的鼓舞，积极倡议把分散的各个革命团体联合为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这一倡议得到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各革命团体领导人的支持。六月二十八日（7 月 30 日），各革命团体代表 70 余人，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七月二十日（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到会

者百余人，通过同盟会《总章》及《军政府宣言》，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总部设于东京，下设执行、司法、评议 3 部。在同盟会之下设 9 个支部， 其中 5 个设于国内，4 个设于国外。十月，同盟会总部创立机关报《民报》， 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 16 字纲领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即三民主义。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同盟会实质是一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先后进行了 10 次规模较大的反清起义。分别是：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湘赣边境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三十三年四月广东黄冈起义；同年四、五月进行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七、八月又进行广东钦州、廉州起义；十月又进行广西镇南关起义；三十四年二月至四月，由黄兴指挥进行的钦州、廉州、上思起义；同年三、四月举行了云南河口起义；宣统二年正月进行的广州新军起义；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另有光绪三十三年进行的由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和秋瑾等领导的皖浙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锻炼了革命党人， “前仆后继，意气弥厉”，“经一次失败，多一次进步”。八 危机四伏的清末社会

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 10 年里，中国社会危机四伏。

首先是中国的边疆险象丛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七月初，沙俄以护路为名出动了 10 万大军人侵中国东三省。《辛丑条约》以后仍赖着不走。沙俄独占中国东北并觊觎朝鲜，引起了同样对这一地区怀有野心的日本的强烈不满。因而爆发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战后，日本夺得了俄国原在东北南部的一切权益，威逼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合同，夺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特权；通过它的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路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殖民控制；制造“间岛事件”，全力夺取中国延吉地区的大片土地。沙俄在战后失去了东北南部，则专力加强对北满的控制和掠夺，以中东路为动脉，通过一系列章程、合同，大量汲取关税、土地、矿山、森林等方面的特权。此外，在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合流处的 700 公里中俄边界上继续蚕食中国领土。

多年来，沙俄采取挑拨离间的卑鄙手法，分裂蒙古与祖国大家庭的关系。宣统二年夏，沙俄借机派兵进入蒙古首府库伦，并照会中国外务部，公然提出不准中国在外蒙古驻兵和移民。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 年 12 月 1 日）， 沙俄一手导演了外蒙古的所谓“独立”。当日，俄军出动，把库伦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将清廷任命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遣送出境。第二年，俄国又肢解了中国西部领土科布多城。

位于外蒙古西北的唐努乌梁海，总面积达 17 万多平方公里，历来是中国领土。在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的同时，俄国内阁又专门讨论了吞并乌梁海的策略，确定增加驻军，进行兼并的办法。民国元年二月十一日，驻华代办谢金急电主张应“立即占领乌梁海边区”。十七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批准占领。越年（1914 年），沙俄正式占领这一地区。

不甘落后于沙俄的英国，也一直在进行着以其殖民地印度为基地的侵略我国领土西藏的活动，也使清政府穷于应付。

其次，城乡群众的抗暴斗争连绵不断。《辛丑条约》以后，广大群众因

反对摊派洋款，掀起层出不穷的抗洋差、抗赔款、攻教堂事件。仅光绪三十年到三十四年（1904—1908 年），“闹教”的地方就达 35 处之多。

城乡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也风起云涌。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全国达90 余次；次年达 160 余次；越年达 190 余次。在江苏、浙江、湖南、江西、奉天、湖北、河南都发生了抢米风潮。工人罢工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从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1901—1911 年）的 10 年间，工人斗争达百数十起。遍及全国的抗暴斗争动摇着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宣统三年，清廷升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不久，他推出一项新政策：“铁路国有”。当时，中国人多认为外国人掌握中国的路权，就等于掌握了中国的命脉。而盛宣怀的所谓“国有”政策是想把铁路干线从已经允许民办的状态收归国有后，转交外国人去办。这一政策颁布 10 天后，盛便与英、美、德、

法 4 国银行团签订了川汉、粤汉铁路的借款合同。这一来，清政府卖路的真

面目大白于天下，立即受到湘、鄂、粤、川 4 省人民的反对。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人民都集会，研讨对策。四川保路运动声势更大。五月二十一日（6 月 17 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 2000 余人在成都开会，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 推蒲殿俊和罗纶为正副会长。其后，各州县纷纷响应，会员达数十万人。七月，川督赵尔丰对同志会进行镇压，逮捕了蒲殿俊、罗纶和张澜等领袖人物， 开枪打死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惨案。从而使保路运动发展为同志军武装起义。

九 帝国的崩溃与民国的诞生

当湘、鄂、粤、川四省保路运动进入高潮时，湖北的革命组织积极策划武装起义。八月十八日（10 月 9 日），起义指挥部参谋长孙武制造炸弹，不慎爆炸，起义计划泄露。总指挥蒋翊武发出紧急命令，通知当晚 12 时起义。这时，总部却被清军包围，军事委员刘复基、彭楚汉等被捕，蒋翊武逃走， 革命党人名册被搜去。当晚，湖广总督瑞澂夜审，次日，将刘、彭和杨洪胜等杀害。随后，清方关闭城门，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八月十九日（10 月 10

日）晚 7 时，武昌新军工程营革命党人熊秉坤等首先起事，冲向楚望台夺取枪支弹药。守库的革命党人打开库门响应。新军各营和军事学校的学生闻风起义。起义军攻占总督衙门，占领武昌。二十日晚和二十一日晨，汉阳和汉口的新军也举行起义。

八月二十日（10 月 11 日），起义军代表和绅商代表成立湖北军政府， 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改号为中华民国。

在武昌起义胜利的影响下，九月初一日（10 月 22 日）湖南和陕西宣告独立；九月初二日，江西九江独立；九月初八日，山西独立；初十日，云南独立；同日，安徽江北各处纷纷独立；十三日，上海独立；十四日，贵州独立；十五日，苏州独立；同日，浙江独立；十七日，广西独立；十九日，福建和广东独立；二十一日，海军降服民军；二十三日，山东独立；十月初七日，四川成都独立。此外在北方如东三省、直隶、河南、新疆等地都爆发了响应起义的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第四天，摄政王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决定起用袁世凯。八月二十三日（10 月 14 日）上谕授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袁世凯并不出山，提出 6 项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

1. 宽容此次事变之人；（4）解除党禁；（5）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6）须给予充足之军费。

半月后，清廷被迫接受袁的第 5 条要求，于九月初六日（10 月 27 日）

授袁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对袁的第 2 条要求仍未表态。故袁仍坐观事变。九月初九日，清廷下谕改组内阁。十一日，袁世凯才同意出山，由彰德南下誓师。次日，清廷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十三日，公布宪法信条 19 条，放弃皇族对内阁的控制。这些信条的颁布，并没有缓和革命派的情绪，改变清廷的险恶处境，却使袁世凯借以取得了组阁的全权。二十三日（11 月 13 日）， 袁世凯由湖北前线回到北京，组成了第一任袁氏内阁。

袁世凯对民军实行又打又拉的策略。八月末，袁派人向民军谈判议和。民军方面态度坚决，不愿就范。十月初七日，清军攻陷汉阳，炮轰武昌军政府。于是，民军主和派抬头。十三日早开始，双方开始停战。当第三次停战协议签订的时候，双方决定会谈地点迁往上海。

二十八日，北方代表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举行正式会谈。这以后主要围绕国体问题进行谈判。十一月初一日（12 月 20 日），双方达成原则协议：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倒清廷者为大总统。

正当袁世凯准备作大总统时，十一月初八日（12 月 27 日），南方 17 省代表却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三日，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十分恼怒。南北和谈几乎停顿。孙中山告其决不食言。袁遂转而逼清帝退位。

隆裕太后接到他的逼位奏折，接连三天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应否退位问题。除奕劻等少数人赞成外，满族大臣多数反对。十二月八日，段祺瑞等北洋 46 名将领联名电奏清廷，要求共和。接着，一些未独立省份的督抚也通电要求共和。

初八日这天，又发生了少壮派亲贵的领袖人物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的事件，致使满族亲贵胆颤心惊，作鸟兽散。隆裕太后见大势己去，于十六日， 授权袁世凯全权与南京磋商条件。二十五日（1912 年 1 月 12 日），清廷发布退位诏书，表示顺从民意，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至此，统治中国 260 多年的清朝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