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15 世纪以前，在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进入 16 世纪以后，当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向东方实行殖民扩张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比如农耕工具、天体观察、人体解剖和火炮铸造等方面，已经开始落后了。当时国防尖端技术主要是造船、航海、冶铁、火药，这几项本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骄傲，这时候也开始落后了。

清入关并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扩张的时候， 也正是中国开始由先进变为落后的时候。这是清入关后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中国和西方列强虽然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落后还不算太远。是否认识到这种挑战，以及能否成功地因应这种挑战，关联到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是一如既往，保持领先地位，屹立于世界富强民族之林，还是停滞落后，沦落为列强刀俎上的鱼肉。不同的结局虽在一两百年以后才见分晓，但命运的挑战却在清兵入关之时。

人操舟而我结筏

横渡印度洋实现洲际航海的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造船技术之精巧，航程之远，复航次数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远非几十年后称霸海上的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强国所能相比。但明成祖派郑和远航的目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不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所以明成祖一死，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就被视为“弊政”。自郑和以后，不再建造远洋巨舶，连下西洋的档案也被隐匿、销毁了。从此，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停滞甚至倒退了。

明清两代政府为了对付东南海疆的敌人，采取了禁海政策，严峻时甚至“无许片帆入海”。这种禁海政策延续了几百年。这几百年，正是欧洲各国奖励航海的时代。欧洲列强掀起了以掠夺殖民地财富为目的的航海探险高潮，各国竞相扩展海外贸易，争夺海上霸权，寻找新航线，开扩新市场，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热。航海热又刺激天文、数学、力学、历法、地理测绘等领域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各项科学发明，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奖励。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明清两代朝野上下均无海权观念。政府严厉限制民间海外通商，不许建造大型海船，禁止远洋航行，扼杀了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造船和航海事业。康熙年间的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者千余艘，这本是振兴中国造船业的一线希望。就因为其中半数卖与外国，以为这会危及大清江山而感到犹豫和恐慌，终于下令禁止。造船和航海事业衰落，海军建设无从谈起，万里海疆实际上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

大约在雍乾之际，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行业是棉纺织业。棉纺织业又推动了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发展，各主要工业部门纷纷用机器代替手工操作。蒸汽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 解决了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动力，使工业生产如虎添翼。到 19 世纪 40 年代， 蒸汽机已取代其他动力。用蒸汽机驱动的机床相继发明，开始了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新阶段。

1785 年（乾隆五十年），英国建成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至 1796 年

（嘉庆元年），已有大约 300 台蒸汽机应用于工业，到 1825 年（道光五年） 就增加至 1.5 万台。蒸汽机除用于工业外，同时也用于航运革新。1790 年已有载客的轮船。1821 年一艘 400 余吨的轮船首次横渡大西洋成功。至 1830

年（道光十年），汽船达 300 艘，约 3 万吨。

1830 年斯蒂芬逊所发明的火车正式用于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的铁

路。钢铁和煤炭工业也飞速发展。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铁产量为 2 万吨。

1806 年（嘉庆十一年）增加到 25 万吨。到 1850 年（道光三十年）每年可产

250 万吨。煤产量在 1816 年（嘉庆二十一年）为 1600 万吨，到 1856 年（咸

丰六年）跃增为 6500 万吨。

继英国之后，法、德、美、俄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这时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

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诩，也确实在文化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但当西方各国大兴思想解放的时候，中国正在大兴文字狱。以荒诞的推理，判定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字有罪，而处以重刑并罪及亲友，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取证又是捕风捉影，以至人人自危，避祸惟恐不及。读书人的智慧和才华，被禁锢在小而又小的牢笼里。在这种极端沉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不能理智地去思考问题， 不敢就任何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不敢在任何场合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谈吐著述，远离现实，或潜心于考据，或诚惶诚恐地做些颂扬君上圣哲的文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思想控制之严，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正当中国厉行思想控制的时候，西方各国一大批划时代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纷纷涌现。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 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 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都是这一时期问世的。他们以自己的学说，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而这时的中国，仍在沿袭八股取士制度。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是科举必考的内容。科举制度造成知识分子非孔孟之书不读，并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独立思考。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官僚队伍，是由那些背诵儒家经典和擅长八股文、试帖诗的人组成的。陈腐的意识形态，狭隘的精神生活，畸形的知识结构，使他们不能睁开眼睛看世界。他们还自以为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已经充分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充实自己。

康雍乾三朝，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盛世。这个盛世，如作纵向比较，比以往任何一个盛世都毫不逊色，但作横向比较，已经落后西方很远了。这时西欧、北美一些国家的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发展，并以同样的速度建立强大的武装，加速海外殖民扩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国落后了，而且是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落后了。左宗棠说过“人操舟而我结筏”的话，如果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发展速度也很适宜。两种不同的发展速度，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命运，将长期落后于西方，并陷入落后挨打、挨打更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鸦片输入中国，由来已久，最初只当药用，输入数量不大，清初大约每

年 200 箱。从雍正开始查禁，但禁而不止。后来英国商人把大量鸦片通过走私输入中国，吸食的风气日盛。“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进口竟达 4 万箱。鸦片大量进口，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价猛涨。它不只是耗尽个人的精力和财力，且如林则徐所说：“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不但亡家，实可亡国”的可怕后果，促使道光皇帝决心从严查禁。

清政府决心从严查禁时，国势已日益衰弱。禁烟只是根据国内情况作出的决策，对禁烟可能引起的英国的反应，并未作出充分的估量，更未在外交、外贸、国防上周密地筹划对策。既不知己，尤不知彼。这种情况使清政府在新的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处于毫无应付能力的地位。清政府也缺乏坚定不移的对策，忽“抚”忽战，摇摆不定。既要征调军队开赴前线，又担心军费开支超越了国库承受能力。既不甘心丧权辱国，表示要决一死战，又怕外战引发了内乱，不敢奋战到底。小胜便骄傲，稍一受挫便惊惶失措，最高决策者也缺乏应付西方列强的心理准备和政治智慧。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的弱点充分暴露，威信大损。数千英兵蹂躏沿海各省，威胁京津，深入长江。鸦片战争终于以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告终，割地、赔款、开商埠、片面最惠国条款、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丧权辱国已极。当时人惊呼为“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个英国人由此得出结论说：“富饶的清帝国宁愿任人宰割而不敢用武力抵抗。”

英法两国为了扩大鸦片战争中攫取的权益，看准了清政府不敢用武装抵抗的弱点，各自寻找借口，组成英法联军，侵占天津，攻入北京，洗劫、焚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到热河，清政府被迫答应了英法提出的一切要求。西方列强的侵略，从此接踵而至，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更是一蹶不振。

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倒给了东邻的日本一次深刻的教训，从此发愤图强。而在中国，执政当局依然苟且偷安，相信一纸条约会带来“万年和平”。少数知识分子中倒有忧心国是、放眼世界的人，如林则徐、魏源、梁廷枏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林则徐是当时清政府大员中，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在鸦片战争一结束，便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大胆否定，要承认“夷”也有“长技”，要善于向一切有“长技” 的“夷”学习。但《海国图志》在清皇朝统治下的中国并未受到重视，正如左宗棠所说“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真正受到重视的是在东邻的日本。这个历来被人们瞧不起的岛国，经过明治维新以后，短短的三四十年之间，由落后的小国一跃而成为雄霸东亚的强权，并参与西方列强对远东地区的殖民争夺。清政府真正感到震惊的是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焚掠御苑， 这才认识到“夷”确有“长技”可“师”，部分督抚和中央大员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兴办洋务以求自强。

从“天朝无所不有”到“师夷之长技”，这个认识过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这个认识又主要是从战败中得来，对战败的认识又主要归结为武器

不如人，因此向西方学习是从学造洋枪洋炮开始的。

强邻环列，虎视鹰瞵

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识的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各国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又开始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识的新的技术革命。电力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动力，并进入家庭生活。

发电机、电动机、远距离输电技术的发明，使炼钢、化学和其他工业部门，以及铁路和水上运输、邮电通信，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钢的质量提高， 产量猛增。英、美、法、德四国的钢产量，1860 年（咸丰十年）仅 24 万吨，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增至 2355 万吨，40 年间增加了 97 倍。

电力和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加速了铁路和交通运输的变革，世界的铁路长度由 1870 年（同治九年）的 21 万公里增加到 1900 年的 79 万公里。化学

工业的建立是 19 世纪末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又一重大突破。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兴旺，加速了石油化学工业的产生。1870 年世界石油产量只有 80 万吨，1900 年增至 2000 万吨。电报、电话，特别是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发明，把相距遥远的人们紧密地联结起来。

在英、美、法、德四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俄国和日本也急起直追，而中国则被西方发达国家更远地抛在后面。落后挨打，挨打更落后，更落后就更要挨打，中国已陷入可悲的恶性循环之中。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等特权，而是要求直接占领土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独占市场和殖民地。

“师夷之长技”只着眼于技术，不求政治革新。虽然建立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政治上依然是君主专制，官场上依然是腐败成风。积弊积弱的中国，并没有通过一场求富图强的自强运动真正的富强起来。几乎是同时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在迅速强大之后，于 1894 年（光绪二十年）发动了侵华战争，即甲午之战。中国按照西方坚船利炮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陆军也不堪一击。中国之败，与其说是败于军事，不如说是败于政治。战后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日本强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勒索战争赔款白银两万万两。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

中日甲午战后不久，一场争夺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狂潮出现了。这场狂潮是从俄、德、法三国借口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有功，向清政府邀功索赏开始的。俄国是瓜分中国的急先锋，很快就夺得了在东北地区修筑和经营铁路的特权，并租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东北三省实际上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广东、广西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国则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国彼此承认和互相开放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大家“利益均沾”，实际上是要其他国家都向美国开放自己的势力范围。

甲午之战促进了中华民族新的觉醒，有识之士纷纷指出：洋务派那种枝枝节节的改革无补于大局，非革新政治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有康梁的变法维新运动。维新派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醉心于日本式的拥立皇帝进行变法。可是慈禧太后一个政变，光绪皇帝反倒做了瀛台的囚君， 康梁成了亡命海外的游子，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一切仍由慈禧太后一人独揽

权柄。

教士教民，倚仗帝国主义势力，欺压中国人民。民教冲突，由来已久， 而且势同水火。特别是甲午战败后反帝爱国思想的昂扬，混杂着排外情绪的滋长，由广泛的反洋教运动发展起来的义和团，到处打击帝国主义，到处焚教堂、杀教士教民、拆铁路、毁电线，乃至仇恨一切洋事洋物。光绪二十六年，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个国家联合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八国联军蹂躏京津及华北，甚至东北，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辛丑条约》，勒索四亿五千万两赔款，年息四厘，再加上各省地方性赔款， 约等于清政府 12 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西方列强中“瓜分”、“共管”的论调甚嚣尘上，正如兴中会宣言所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见效于接壤，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与康、梁的变法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不同，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则认为中国病根在君主专制，而清政府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于是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结束清入关以来 268 年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