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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一 康熙整顿吏治
自顺治初年开始，由于统治区域急剧扩大，各级政府机构都需要用人， 以至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官员利用朝廷要他们举荐人才的机会，呼朋引类，狼狈为奸，造成整个官员队伍素质低下。另一方面，长年不断的战争， 也使统治者无法认真思考吏治问题；战争造成的严重财政困难，使得清政府对各级官员的要求，降低到只是保证赋课的足额。再加上不断裁扣衙门公费和实施低俸制等等原因，助长了贪风的炽盛和吏治的败坏。
顺治十年（1653 年），顺治帝到内院了解吏部大计官员的情况，对查出的赃官之多，感到吃惊，说：“贪吏何其多也，此辈平时侵渔小民，当兹大计之年，亦当戒慎。”康熙帝自亲政以后，对吏治问题十分关注。他不止一次地谈起吏治与民生的关系。十二年（1673 年），他与大学士熊赐履讨论治国之道时说：百姓生活不得安宁，关键在于吏治不清，假若长吏贤明，百姓自然安宁。他又针对魏象枢所上请求严饬吏治的奏疏说：“这所奏事情切中时弊”，要求有关部院“会同详议具奏”。
长达 8 年之久的平定三藩的战争胜利结束，为康熙帝整饬吏治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为了加强人们对整饬吏治重要性的认识，康熙帝还不时举出明亡的教训。他说：要避免“蹈明末故辙”，“军队固宜豫设”，但更重要的还是“专任之官得其治理，抚绥百姓时时留意，则乱自消弭”。三十六年（1697 年） 四五月间康熙帝因追歼噶尔丹巡视山西、陕西等省，亲睹各级官员恣意横暴的情景，不禁大为震惊。他召集大学士们谈话说：“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今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
康熙帝采取了几项措施整顿官僚队伍，现分述如下。
首先，充实和严格了考核制度。按清承明制，对文职官员实行京察、大计之法。京察用以考核京官，大计用以考核地方官。考核的标准是才、守、政、年四格。每格又分三类，才分长、平、短，守分清、平、浊，政分勤、平、怠，年分老、中、青。但在清初大规模的战争时期，考核常常流于形式， 而且也不定期举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二月，清政府颁布了平定三藩后的第一个大计结果，从此以后，每隔 3 年，定期举行。
其次，严惩贪官，是康熙帝整顿官僚队伍的重要措施。二十年（1681 年） 八九月间，康熙帝巡视京畿，曾当着一些知州、知县的面训示道：尔等皆亲民之官，须忠勤守法，爱惜百姓，方为称职。若肆其贪残，贻害地方，必依法严惩不贷。有一次，康熙帝与大臣讨论秋审人犯时说：“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二十四年（1685 年）刑部等衙门会审山西巡抚穆尔赛一案，康熙帝又指示：穆尔赛身为封疆大吏，“贪酷己极，秽迹显著， 非用重典，何以示惩，应即行正法”。他还说：“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 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为了鼓励人们纠参贪官，康熙帝还下旨恢复被辅政大臣停止了的“风闻弹纠之例”。自康熙二十年（1681 年） 至四十五年（1706 年）的 26 年间，共解职、降革巡抚、总督 48 人，其中 6 人与贪赃有关。占整个降革官员的很大比例。说明康熙帝在位的前期，惩治贪官，是言出法随，说到做到的。
第三，表彰清官。康熙帝整饬吏治的活动中，费力最多，最具特色的是
表彰清官。大规模表彰清官，也是在平定三藩之后。他有时命令九卿詹事科道荐举清廉官员，有时命令督抚布按等官推举居官清廉者。这种荐举清官的活动，进行过多次。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荐举的基础上，康熙帝还亲自表扬清官。据粗略统计，从二十年（1681 年）以后，经他亲口表扬的清官约二三十人，著名的有山西永宁于成龙、汉军镶黄旗于成龙、格尔古德、陆陇其、彭鹏、张鹏翮、李光地、汤斌、陈瑸、王隲、吴琠、张伯行、萧永藻、富宁安、赵申乔、施世纶等。永宁于成龙在大计时曾被“举为清官第一”，入觐时，康熙帝当面称许他：“你是当今第一号清官。”
第四，实地考察，慎选官员。康熙帝说过：“为政之道全在得人”。“务使德胜于才，始为可贵”。康熙帝所说的“得人”，也就是通过实地考察， 遴选“德胜于才”的清廉官员。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一份秘密报告中，曾对此作了生动的叙述。他说： “在平息一切叛乱及辽阔的帝国实现和平之后，皇帝就立即致力于建立正常秩序，纠正在战争期间因一时疏忽而造成的偏差，制定严明的法律，保证国泰民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最为重要的是任命德才兼备的、忠诚老实的官吏担任朝廷及各省的要职。这时皇帝所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进行慎重的物色和挑选，以及使被确定的人忠于职守。”白晋还说：“皇帝为了选拔重要官员，尤其是各省巡抚们所费的苦心，及为了监督他们行为而费的心机，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康熙帝自己也说：简任督抚，“必详加察访”。又说：若“督抚清廉，则属员交相效法，皆为良吏”。他还把州县官和巡抚、布政使等省级官员相比较，认为州县官劣，造成的危害不过方圆百数里；巡抚、布政使通同妄行，则合省都要遭殃。实际上，州县的很多私派，大抵皆由“督抚布按科派所致”。
二 巡视各地，考察吏治民情
巡视各地，考察吏治民情，是康熙帝政务活动的重要内容。他常说：“朕观前史，凡事皆坏于隐匿。”自古人主多厌闻盗贼水旱之事，下面的属员为迎合上官和朝廷之意，常常层层隐瞒欺骗，以致出现像“隋扬帝时处处起兵， 尚未之知”，“明代盗贼情形俱隐匿不报，造贼已及门尚然不知”的情况。他说：“凡事由微至钜，预知而备之，则易于措办。”“朕于各省大小事， 但欲速闻也。”要了解各省的大小事情，只在皇宫里看看臣子们的题奏，或利用朝觐、陛见的机会听听各地官员的报告，是绝对不够的。这就要求皇帝走出皇宫，到各处去了解情况。康熙帝曾说：“臣下贤否，朕处深宫何由得知，缘朕不时巡行，经历之地，必谘询百姓，以是知之。”又说：“古人之君，居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者多，朕于各处巡行，因目击之故，知之甚确。”由此可见，康熙帝巡行各地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康熙帝的巡行活动，从他亲政之初便已开始。但把巡行当作重要的政务活动，还是在平定三藩以后。大约从二十年（1681 年）起，几乎每年要外出两三次到四五次。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他的 6 次南巡，另外还有 3 次东巡，
2 次西巡。他先后到过的地方，除畿辅、内外蒙古和关外盛京、吉林外，还
有山西 7 次，山东 6 次，江南 5 次，浙江 4 次，陕西 2 次，河南 1 次。康熙帝出巡活动是相当频繁的。根据统计，从二十年（1681 年）到六十一年（1722 年）的 42 年中，康熙帝每年出京时间超过 200 天的有 11 次，100 天以上的
24 次，最少的也在一个月以上。
康熙帝的出巡，每次的目的和侧重点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归纳起来，不外如下几个方面：
- 察访民情
康熙帝在出巡时经常说的要察访民情，或叫作“观览民情”，或叫作“巡省民生风俗”，“察访民间疾苦”。他沿途留心查看农村的庄稼，城镇铺面， 甚至居民的衣着。除了沿途观察外，还向当地官员了解，利用官员们迎驾送驾，或到行宫请安的机会，“密询百姓生业，地方事宜”。康熙帝很讨厌有些官员报喜不报忧的做法，所以他要到各地巡视，了解真实情况。
- 考察吏治
这也是康熙帝出巡的重要内容。他表彰的清官、好官，很多情况是在巡行中了解到的。他夸奖三河知县彭鹏，是因为在谒陵途中，亲耳听到他的官声甚好。他赞扬张鹏翮，也是在南巡中访问浙江所知。三十六年（1697 年） 五月，康熙帝从西北问到北京，深有感触他说：官员贤明与否，与百姓休戚相关。朕一人住在深宫，很难遍晓。此次巡行山陕等省，原来听说官声很好的，实地一看，才知不是一回事。他说：所以会产生此种情况，原因就在于上下隔绝，不能通达。故不断巡视走访，对澄清吏治，大有好处。
- 笼络知识分子
为了笼络江南知识分子，康熙帝在每次南巡时都作出种种姿态，如增加府县学入学名额，对于致仕或给假在籍的绅缙，更是抚慰备至，亲赐御笔诗词，有的还授以官衔。一些受过谪戍或因故革免的士子，也趁机向皇帝献诗求见。对于他们，康熙帝也不加歧视，甚至命登御舟和诗作赋。康熙帝还乘巡视之机，在江宁三谒明孝陵，祭奠这位明朝皇帝；又特至曲阜，瞻仰孔庙、孔陵，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对于其他忠臣名士的祠庙，如周敦颐、陆秀夫、宗泽等，在途经时也不忘赐匾颂扬，以表示他对儒学和忠孝节义的倡导。
- 修治河道
他多次亲临黄河河岸，勘察督理河工，以及对京畿永定河的治理。
- 抚慰蒙古
康熙帝继承乃祖乃父之意，采取与蒙古结盟的政策。他每次出塞，都要会见各地的蒙古王公贵族，给予大量赏赐。还经常莅临下嫁于蒙古的公主府第，表示关怀。他曾在巡行途中对扈从诸臣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又说：“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
- 围猎练兵和检阅各地驻军
康熙帝每次出塞或到关外祭祖，总要到广阔的山野草原，从事围猎活动。有时几乎是连续不断地进行。比如三十年（1691 年）四月，他出塞行多伦会盟礼，在来回的 40 多天里，共围猎 27 次。围猎是满族人民在关外的传统习惯，既是生产活动，也是军事训练。除了围猎练兵外，康熙帝还在行巡时， 检阅各地驻军。
- 谒陵、祭祖和进香朝佛
康熙帝的三次东巡和每年一两次前往遵化，就是为了祭奠祖宗陵寝，宣扬以孝治天下。他五次去山西五台山，“亦寓绥藩之意”。
康熙出巡，是比较节俭的。每当出巡，一般都要下诏，告诉官员、百姓，
他和随从们的沿途供应，皆由在京有司备办，不取之于民间。在现存的清代档案中，有一份康熙帝东巡时内务府准备膳食供应的详细清单，可以证明沿途供应不取之于民的话，并非邀誉之词。为了防止扈从官兵扰害百姓，还随带科道官，以便及时稽查。
三 实行“乾纲独揽”
（一）御门听政
康熙帝从其亲政之日起，便坚持“御门听政”。所谓御门听政，就是皇帝到乾清门，接见臣工，处理政务。三藩战争期间，特别是战争的头几年， 由于有许多军政大事急待与大臣们商讨处理，有时一月内得听政二十七八次，而且每天天还没亮，皇帝便已御门听政。三藩战争结束之后，康熙帝见部分大臣有倦怠之意，便及时发出诏谕，命令大臣们各尽职守，每日凌晨启奏，不要因为“天下少安，四方无事”而心生懈怠。又有大臣建议减少听政次数，康熙帝告诫说：“若必预定三日、五日以为奏事常期，非朕始终励精之意也。”康熙帝经常外出巡行，旅途中仍坚持听政和批阅奏章。二十三年
（1684 年）十月，康熙帝南巡，驻跸于沂州（今临沂）大石桥，原定 3 日递到的奏章，未能按时送到，他一直等到深夜。并告诫随驾阁臣说：奏章关系国家大事，最为紧要，朕在巡幸之处，奏章随到随看，未尝稍有稽留。前次递送奏章的官员因迟延受到严重惩处，此番奏章为何又至今未到？今日奏章不论何时到来，尔等即时进呈，朕半夜也要起来批阅。他经常头一天巡行回京，次日清晨便不顾旅途劳累，按时御门听政。
康熙四十年以后，听政次数较前明显减少，但每月至少一两次，多则八九次，视政事繁简而定，不因年老力衰而废弛御门听政。
康熙帝对任用官员一向比较重视，在决定前，凡不熟悉的，总要向大臣们征询意见。他曾说：“朕除授官员，必问诸大臣”。在与大学士、学士们讨论奏章时，康熙帝除直接面谕决断外，常向大学士、学士们频频发问，鼓励他们“各抒己见，共相参酌”。康熙帝对此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说： 政务关系国计民生，最为重大，必须处置极当乃可。朕详阅奏章，每有所疑， 必咨询尔等，务求处置至当耳。他还对一些在讨论中不肯直率发表看法一味随声附和的官员提出批评，表示“朕从来不惮改过，惟善是从”。起居注官在评述此事时说：康熙帝“晚入宫中阅览本章，每至夜分”，“内有关系用人、行政、刑名、钱粮要务，必折出，着扈从内院诸大臣请旨商酌。复奏之时，皇上必和颜虚衷，俾诸臣各尽其意，然后皇上始行独断。”这就是说， 康熙帝“和颜虚衷”，要大臣们畅所欲言的最终目的是“独断”，即所谓“谘于廷议，断自宸衷”。既是皇上“独断”，大臣参加讨论，备谘询而已。不少官员，特别是受到压抑的汉族官员，常常采取听命唯诺的态度。在讨论时， 总是用“诚如圣榆”、“圣谕诚然”或“皇上睿见极当”等一类话来回答皇帝。尽管康熙皇帝不断对此现象提出批评，说“并非必以朕言为是”，但在专制政治下，大臣们听命唯诺的现象是无法改变的。
（二）设置南书房
南书房的建立，大约是在康熙帝亲政以后。起初不过是皇帝读书和讨论学问的场所，后来逐渐演变成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参与机密的重要办事机构。
当顺康之际，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然握有很大的权力，不但参与重大军政决策，而且严重干扰内阁处理日常政事的职权，甚至连皇帝的权力也时受掣时。康熙帝自拘禁鳌拜后，一方面逐步削弱、限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同时通过坚持御门听政，让大学士、学士们参与讨论奏章，使内阁较正常地发挥效能，以树立皇帝的权威。康熙帝还深深地感到，要加强决策的准确度和提高办事效率，还需要建立一个常侍左右的顾问班子。南书房便被看中。十六年（1677 年）十月二十日，康熙帝以“观书写字”，需用“博学善
书者”，提出要在翰林内选择人才，“常侍左右，讲究文义”。经内阁和翰林院会商，第一批荐举了张英等五人。其后又陆续选进高士奇、陈廷敬、叶方霭、励杜讷、王士祯、徐乾学、王鸿绪、戴梓、厉廷仪、张廷玉、魏廷珍、方苞等人。这些被选人南书房的人，平时除与皇帝讨论学问外，更重要的是参与机密，撰拟制浩，同时还谘询庶政，访问民隐。他们秉承康熙帝的旨意， 在参与平定三藩、倾劾权臣明珠等重大政务中，出了不少力。康熙帝于三十年（1691 年）五月，谕令翰林院、詹事府和国子监三机构，要它们“每日轮四员人直书房”，以便皇帝“不时谘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自康熙中期以后，参与中枢决策重任的，有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龚自珍曾作过如下评述：“康熙中有议政王大臣而无军机大臣。大事关大臣，群事关内阁，撰拟谕旨则关南书房。南书房之选，与雍正以来军机房等。”康熙帝把中枢权力一分为三，三者之间既各有分工， 又互相掣时，最后都集中于皇帝。
四 纷纷攘攘的储位之争
康熙后期，清朝统治集团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是所谓储位问题。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康熙皇帝的几个儿子，还牵涉到皇亲国戚和满汉文武大臣，甚至对康熙后期及雍正朝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储位之争
康熙帝一共生了 35 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 20 人。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
三日（1676 年 1 月 27 日），康熙帝学习汉族嫡长子继承制的历史经验，册立不满两岁的胤礽为皇太子。康熙帝十分爱护胤礽，自幼便在各方面进行精心培育。“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康熙帝又挑选一些最有名的学者，如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等做他的师傅，辅导他读书。胤礽也很有长进， 通达义理，通晓满汉文字，而且精于骑射，很得父皇欢心，认为“其骑射、言辞、文学，无不及人之处。”随着胤礽长大成人，其所作所为，渐使康熙帝失望。特别是在康熙帝前后三次亲征噶尔丹期间，胤礽留京代理政务的种种表现，使康熙感到他缺乏忠君爱父之心，才干又很平庸，政务长期壅积不能及时处理，而且日益骄纵。从此，胤礽失宠。
在胤礽周围，集结了一批拥戴者和依附者，形成了一个太子党势力。这
个势力的中心人物是索额图。索额图，满洲正黄旗人，辅政大臣索尼的儿子， 任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曾三次从康熙帝征噶尔丹，权倾朝野。胤礽与索额图私结朋党，图谋不轨。康熙帝采取果断措施，拘捕索额图，交由宗人府看管，不久病死。索额图的党羽，或处死，或囚禁，全部剪除。但胤礽不思悔改，专擅威权，变本加厉，与康熙帝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四十七年（1708 年）九月，康熙帝被迫废黜太子。太子废黜后，立即引起诸皇子之间对储君位置的争夺。康熙帝的长子胤禔，长期受康熙帝重用，多次从征噶尔丹。年长于太子，因系庶出，未立为太子。胤礽被废后，他不惜采取一切卑污的手段，谋求储君的位置。他用邪术诅咒太子胤礽，并建议康熙杀掉胤礽，康熙帝非常气愤，怒斥他是“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决定革去王爵， 并加以幽禁。康熙帝第八子胤禩，在太子胤礽被废后，也参与了储君位置的争夺，并受朝臣举荐，康熙帝断定这是结党潜谋，予以严厉申斥。
皇太子位置虚悬，引起诸皇子之间拼命争夺，康熙帝深感不安，忧郁成疾。康熙生病期间，胤礽日夜侍奉，惟诚惟谨，似有悔改之意。康熙帝乃于四十八年三月，复立胤礽为皇太子。胤礽复立，储位纷争暂时沉寂。但胤礽并未真正悔改，他更加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很快又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新的太子党势力。康熙帝又一次将党附皇太子的人或处以绞刑，或予以幽禁。胤礽的党羽剪除后，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 十月，再次将皇太子胤礽废掉，并把他圈禁起来。康熙帝痛哭流涕他说：“今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宏业。”经此波折之后，康熙帝决心不再册立太子，也不许朝臣奏请再立太子的事。
在这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有三个皇子失败最惨，一个是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一个是皇长子胤禔，另一个是皇八子胤禩。他们三人都是才能出众的皇子，有的是为了巩固已经到手的皇位继承权，有的是想夺得虚悬的皇位继承权。他们野心勃勃而又锋芒毕露，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结交党羽， 培植亲信，而且都是背着父皇暗中活动，使康熙帝感到他们居心叵测。于是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剥夺了他们取得皇位继承权的任何可能。
这时，最有希望成为皇位继承人的是皇十四子允禵。允禵原名胤祯，和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帝）是同母兄弟。允禵也是一个才能出众的皇子， 皇九子胤禟就说他“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们兄弟皆不如”。当康熙四十七年第一次废太子时，康熙拘禁胤禩，允禵受胤禟之约，甘冒父皇盛怒， 祈求宽恕身罹重罪的胤禩。但康熙帝知道，允禵与胤禩只是友善，没有结成同党。在这次储位斗争中，允禵基本上没有卷进政治漩涡。
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底，入侵西藏的准噶尔部策零敦多卜军杀拉藏汗占领拉萨，控制西藏。五十七年秋，又将色楞、额伦特率领的清军全部消灭。清军失利，全国震惊，西北、西南地区相继告警。康熙帝毅然于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让他担负起进军拉萨，收复西藏，直捣伊犁，解决准噶尔问题的艰巨任务。这项任务涉及青海、西藏和西北地区的安危和清朝统治的稳定。允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师西征，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康熙帝特地为他创造了条件，使他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树立起超越其他皇子的威信。
抚远大将军彼授予极大的权力，礼仪规格也很高。其出征仪式之隆重， 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其纛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允禵本是
贝子，出征伊始就受到亲王待遇，称大将军王。还有一批皇室成员随允禵出征，说明康熙帝已将培养与使用皇室年轻成员的重任交与允禵，也说明允禵深受康熙帝器重。
驱准保藏战役取得全胜，恢复了清朝江山的完整与统一，是继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以来，清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允禵所建立的卓越功勋， 使他在朝廷内外享有极高威望。这一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皇位继承人非允禵莫属。
（二）建储新方针的酝酿
太子两立两废，康熙帝产生了强烈的自愧自责心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考虑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而是冷静地总结、思考如何选择皇位继承人。一个崭新的建储方针，经过了十几年的长期酝酿，才有一个清晰的眉目。但康熙建储的某些新想法，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废黜太子之后不久。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年）九月废黜太子，十月康熙帝对惶惶不安的群臣说：“今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已有成算，但不告知诸大臣，亦不令众人知。到彼时，尔等只遵朕旨而行。”这里包含有两点新的设想：第一，皇位继承人由康熙皇帝自己全权决定，不受他人干预；第二，公开发布之前严格保密。
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十月，再次废黜皇太子胤礽之后，康熙帝对群臣说：“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 断不致贻累于尔诸臣也。”这说明康熙帝选择皇位继承人的新设想已趋成熟。
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二月，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请册立太子，康熙帝召集群臣宣谕，谈了他的建储设想。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冬，康熙帝就建储问题秘密地征询了皇子和重臣的意见。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发表了著名的“长篇谕旨”，这篇谕旨据康熙本人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是一篇带有嘱咐后事性质的谕旨。这篇谕旨也谈到了他的建储设想。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君臣又谈到了建储问题。康熙晚年这几次涉及建储问题的谕旨，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立储大事，朕岂忘怀”，“立非其人，关系匪轻”。表明建储要十分谨慎。
第二，当年为皇太子“所定一切仪注，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惭，实由于此”。“大无二日，民无二王，名不正则言不顺，今于未立太子之前，当预将礼仪议定”。这是从礼仪上摆正了皇帝与储君的关系。
第三，“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总结历史经验，过早地册立太子，难免结党营私之弊。
第四，“今欲立太子，必能以朕之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坚持择贤而立的原则。
第五，储君人选由皇帝全权决定，不容任何人干预。群臣表示，“伏愿皇上遂行乾断”。这可以避免拥立者和反对者纷争不息，形成朋党。
第六，针对有的大臣奏请立储分理政务一事，康熙强调指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否定了立储分理政务的建议，从而摆正了皇帝与储君的关系， 避免皇储矛盾。大臣们表示，“皇太子在皇上左右，禀承皇上指示，赞襄办理”。
这些都是立储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储君人选严格保密，因而可以称之为秘密建储计划。
正当这个秘密建储计划酝酿成熟之际，西藏战局风云突变。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康熙帝任命最有希望成为皇位继承人的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代替自己亲征，这是利用机会对未来储君进行考察、锻炼和培养。当抚远大将军正在西部前线指挥作战的时候，康熙帝于六十一年（1722 年）十一月七日一病不起，还没有来得及就皇位继承人明确裁定，便于十三日去世， 时年 69 岁。
五 康熙后期吏治败坏
康熙帝自平定三藩后，曾大力表彰清廉，惩办贪污，整顿吏治，成效卓著。但到 40 年代，开始逆转，50 年代以后，每况愈下。而康熙帝愈到晚年， 为政力求宽和，事事强调宽容和平，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在五十年（1711 年）三月的一次谈话中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安得全无过失者。”和他以前大力提倡廉洁自律不同，现在对那些不能严于律己的官员却网开一面，竟然说：“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至一般送人礼物，接受“规礼”之类，“大可不必深究”。他还说：即“廉吏”“亦非一文不取”。江宁织造曹寅建议裁省两淮盐课陋规银，康熙帝立即密批道： “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在另外一件朱批中，他又说：“外边汉官有一定规礼，朕管不得。”
康熙后期吏治废弛，首先表现在各级衙门懒散，行政效率低下。有些政务，皇帝下旨九卿集议，他们却“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或假寐闲谈，迟延累日”。本来很快能办好的事，非得拖延许久才行。这种情况，正如有的官员指出的，他们满脑袋装的就是功名利禄，“时时只顾身家，刻刻只虑子孙”，什么“国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毫不相关”。
康熙后期吏治废弛的另一表现是钱粮亏欠严重，财政状况恶化。由于官员政纪松弛，又缺少有力监督，从州县到省，挪移、侵欠钱粮习以为常。五十二年（1713 年）康熙帝在述及各省官员承办钱粮征收情况时说，当时只有张鹏翮作浙江巡抚、马齐任山西巡抚，能全完七年钱粮，其余各省都未能全完。据雍正初年诏谕清理各省积欠钱粮的统计，积欠最多的是江苏，自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共欠库银 881 万余两，相当于该省两年半的田赋额。
其次是山东逋欠 300 余万两，浙江 100 余万两，其他省份也是十几万到几十万两。在地丁欠项中，向有官欠、民欠之分。官欠就是官员挪移拖欠，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贪污了。民欠则是百姓没有交足钱粮而拖欠下来的。雍正时， 直隶巡抚田文镜说，所谓积欠，“半亏在官，半亏在役，而实在民欠者无几”。
吏治败坏还表现在贪污成风。四十八年（1709 年）五月，康熙帝与大学士们谈话时，曾说：“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他还说：“近闻四川官员惟陈瑸操守尚清廉，其余地方官横行加派，恣肆者甚多。”当时官员贪污的通常手法是借收钱粮之机征收火耗。火耗本来就是一种额外派征，但因清朝官员实行低俸制，只靠正俸无法维持生计，所以康熙帝也沿用惯例，默许官员用火耗银作为日用补贴。他还多次表示，征收些微火耗乃寻常之事，并说火耗加一加二便算清官好官。所以加三加四已属平常，多的到加七加八。
京官贪污，另有办法。比如户部，常借地方官奏销钱粮时做手脚，“不
给部费则屡次驳回，恣行勒索”。武官贪污的通常办法是吃空粮。雍正元年
（1723 年）雍正帝曾说：“天下绿营兵丁，大率十分之中有二三分为空粮， 为专阃大臣及将弁所侵冒。”雍正初年揭发出来的贪赃数十万两至上百万两的大案件，都是官员们利用康熙帝为政宽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互相串通， 上下勾结，公开或半公开进行的。
六 雍正帝即位
康熙帝猝死，最有希望成为皇位继承人的皇十四子允禵远在西部前线， 皇四子胤禛却出人意外地取得了皇位。
爱新觉罗·胤禛，康熙帝第四子，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 年12 月 13 日）。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太子再立时，皇三子胤祉被封为诚亲王，胤禛被封为雍亲王，皇五子胤■被封为恒亲王。康熙帝在世时，诸皇子中得到亲王爵位的仅有这三人。
康熙后期，胤禛在朝中的地位、声望与胤祉不相上下，并不受父皇特别宠信。真正受到父皇信任和重用的，是抚远大将军允禵。允禵身负重任，在朝廷内外的威望，如日中天。“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禵”的舆论，也正在传播。
康熙帝晚年患有多种慢性疾病，还可能患有致命的心脑血管疾病。在他去世前，无论是皇子，或是王公大臣，一律不予接见，服侍他的只有贴身近侍与太监。有记载说：弥留之际，急召皇四子胤禛速至，又召允祉、允祐、允禩、允禟、允■、允祹、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清圣祖实录》这个记载，已有学者作了详细考证，完全是虚构的。①
在这一关键时刻，扮演重要角色的是步兵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步兵统领负责拱卫京师，尤其是当皇帝居住畅春园时，步兵统领必须驻守近旁， 负责警卫。康熙帝深夜猝死，与外界几乎隔绝，第一个得知这一消息的大员是隆科多。隆科多手握重兵，他与哪位皇子合谋，哪位皇子就能登上皇帝宝座。在这紧要时刻，他选择了胤禛。经过一番匆忙的策划，由隆科多扮演面授传位遗诏的角色，并通知众皇子立即赶到畅春园，告知他们父皇猝死并宣布所谓的“传位遗诏”。这时北京城郊内外“铁骑四出”，事已至此，众皇子也无可奈何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十一月二十日，胤禛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雍正元年，颁诏天下。由于胤禛与隆科多合谋取得帝位，事出仓猝，密谋不周， 以致漏洞很多。雍正即位以后，花了很大的气力堵塞这些漏洞，但是越堵越漏，《大义觉迷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雍正元年（1723 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见朝中要员，向他们宣布秘密建储决定：将皇位继承人的名字，“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同时“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雍正帝的秘密建储计划，显然是他父亲秘密建储计划的丰富和发展。两者的共同点是：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择贤而立，对储君进行暗中考察与培养，对储君人选严格保密。雍正帝的丰富和发展在于：把秘密建储一事公之于众，把写有储君名字的密旨存放地点也公
① 详见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载《清史论丛》第 4 辑。
之于众，还另备一份随身携带。这样就弥补了康熙帝秘密建储计划的严重缺陷，防止皇位觊觎者矫诏自立。
在清代，皇位继承方式几经变迁，由最初的王大臣议立过渡到遗诏立储， 汲取了预立太子的惨痛教训之后，历经康熙帝草创又由雍正帝充实，最终确立了秘密建储制度。这是皇位继承制的新突破，否定了两千多年来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它的新意在于扩大了选择继承人的范围，在众多的皇子中不分嫡庶长幼，择其贤能者立之。而且从实践上看，雍正后 100 多年几次皇位转移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平稳地完成的，没有出现争夺皇位的大动乱。秘密建储制还可以避免嫡长子继承制的明显缺点，诸如生下来就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从小就受到臣下奉承谄媚，很难有发愤图强的进取心。密建皇储则不一样，谁是继承人只有皇帝一人知道，可以暗中进行考察和培养，有可能刺激诸皇子去建功立业。但是，这毕竟是走上了穷途末路的君主专制制度自我完善的一种努力。任何一个英明的君主也未必有眼力在诸皇子中选择一个贤德的继承人，而昏庸的皇帝独自秘密选定的继承人，绝不可能是适宜的人选。这就给野心家提供了“窥窃神器”的机会。清代后期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七 雍正帝加强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控制
雍正帝即位伊始，便从清除朋党、削弱诸王与旗主权力、推行密折制度等方面入手，大力加强皇权。这场斗争，仍是储位斗争的延续，打击的对象， 是以往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对手或帮手。在反对皇太子胤礽的活动中，为首的胤禔和胤禩受到惩处，其他如胤禟、胤祥、允禵诸皇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胤禛见风使舵，博得康熙帝好感。此后，反太子的诸皇子，形成两个集团。胤禩、胤禟、胤■形成一个集团，实力雄厚；胤禛、胤祥形成另一个集团，实力相对较弱。允禵与胤禩、胤禟相好，但不是该集团成员。二废太子后，这两个集团围绕着储位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较量，彼此积怨很深。胤禛即位以后，胤禩、胤禟集团作为主要政敌，被清除的命运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雍正二年（1724 年）四月初，雍正帝在诸王面前指责胤禩，“于皇考时， 毫不逊顺，恣意妄行”。同月，胤■因“不肯前往奉差地方”，擅自于张家口居住，被“革去王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胤禟被宗人府参奏。这个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开始遭到清算，阿布兰、苏努先后被革去贝勒。
雍正三年七月，胤禟被革去贝子；十二月，允禵被革去郡王，降为贝子。雍正四年正月，胤禩、胤禟、苏努、吴尔占被革去黄带子，从宗人府除名。随后胤禩、胤禟被圈禁，并将二人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满语狗、猪之意），以示侮辱。五月，拘禁允禵。六月，宣布胤禩罪状 40 款，胤禟罪状
28 款，允禵罪状 14 款。八月十四日胤禟“病故”，九月初十日胤禩“病故”。同月，雍正帝降旨，允禵、胤■均免其一死。实力雄厚的胤禩、胤禟集团， 以及与胤禩、胤禟相好的允禵，是雍正即位后面临的最强有力的反对派，所以必须彻底清除。
在处理胤禩、胤禟集团的同时或稍后，雍正帝又向年羹尧和隆科多的势力开刀。
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很有才干，深受康熙帝器重。康熙四十八年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升四川总督兼理巡抚事，六十年改任川陕总督。康熙猝死、雍正即位之际，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乘机发动
叛乱，企图“独占青海”，恢复和硕特部对西藏的统治，形势十分严峻。雍正元年十月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叛乱迅速平定。年羹尧又规划善后事宜 13 条，经雍正帝批准后施行。这次胜利，对新即位的雍正帝是极大的支持， 提高了他在朝内外的威信，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年羹尧得到雍正帝的多次褒奖，于是忘乎所以，恃功骄纵。军中及川陕用人，不经奏请，自行决定， 称为“年选”。他以这种方式拉拢一批人，形成一个新的宗派集团。他目无君上，凌辱同僚，甚至令总督、巡抚跪道迎送。对皇帝派往军中的御前侍卫， 竟“作奴隶使令”，“为伊坠镫”。这是雍正帝所不能容忍的。雍正三年（1725 年），以其“怠玩昏愦”，调任杭州将军。一群看雍正帝眼色行事的官员， 纷纷劾奏揭发。雍正三年十二月（1726 年 1 月），以 92 项大罪，勒令自缢。
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康熙末，官至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 掌握京师警卫武力。圣祖临终时，由于他处在特殊的地位，为胤禛夺得皇帝宝座立下了头功，备受雍正帝尊重，称之为“舅舅”，多次夸奖。雍正帝对年羹尧说：“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雍正初，任总理事务大臣、吏部尚书。所用官员，不经奏请，任意决定，有“佟选”之称。隆科多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但自雍正三年以后逐渐失宠，并受到雍正帝的指责，被解除步军统领职务。后来又以党附年羹尧、徇庇查嗣庭获罪，削太保、罢尚书。五年六月，揭发出他私藏玉牒的罪行。十月，以 41 条大罪，判处永远圈禁。第二年死在畅春园圈禁的场所。
胤禩、胤禟集团以及年羹尧、隆科多势力的相继清除，是在雍正帝的统治地位已经巩固的情况下进行的，而这一系列措施又进一步巩固了雍正帝的统治，强化了皇权。
自皇太极即位以来，诸王和旗主的权力不断受到抑制，皇权不断在加强， 但直到雍正帝即位初期，诸王和旗主还保留一些特权。尤其是在下五旗中， 旗员与管主的隶属关系依然存在。加之下五旗诸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与胤禩、胤禟集团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对胤禛即皇帝位并非心悦诚服。这是雍正帝所不能容忍的。
雍正元年正月，为隔断王公大臣之间的联系，雍正帝下令严禁上三旗大臣侍卫等“在诸王门下行走”。七月，雍正帝规定，诸王选用旗下人员，必须列名请旨，并不许惩治旗员。十月，雍正帝又降谕：自今以后，凡没有封号的诸王、贝勒等，即直呼其名。雍正二年九月又下令，凡宗室、觉罗等佐领，向在各王门下者，一律撤出。通过一项项十分具体的措施，逐步废除王公贵族享有的特权，同时又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权威。
雍正元年给事中硕塞奏称：八旗都统在满语中称固山额真，意为旗主。额真二字，关系重大，非臣下所可滥用，请予修改，以定名分。雍正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将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昂邦”是满语“臣”的意思， “固山昂邦”即“旗的大臣”。这样一改，就明确了君臣主仆名分。只有皇帝一人可以称为“主”，即使是一旗之主，和皇帝的关系也是君臣关系。各旗虽各有旗主，各旗之人只知有君上，不知有旗主。
雍正帝加强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控制，打击诸王与旗主，限制并剥夺他们的种种特权，是雍正帝加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步骤。
八 雍正、乾隆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
（一）雍正初政
康熙后期，施政片面追求“宽仁”，不免失之松弛放任。其后果是吏治废弛，贪污成风，钱粮大量亏空。这种情况，雍正帝在即位之前，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在他即位后的一个月，便下令全面清查钱粮，严惩贪官。凡有亏空，三年之内必须如数补足，不许向民间苛派，不许隐瞒掩饰。凡属贪赃枉法者，“确审具奏，即行正法”。又于雍正元年（1723 年）正月十四日，成立会考府，由恰亲王允祥等人领导，凡一切钱粮奏销事务，都由会考府审核。会考府权限很大，直接对皇帝负责。清查亏空，严惩贪官，一开始就遇到重重阻力。各省督抚寻找种种借口，推倭拖延，掩盖真相。雍正帝态度坚决，一再表示，“朕今不能如皇考宽容”。对于贪官的惩办，铁面无情。上自皇亲贵族，下至督抚布按，不少人被革职抄家，以其家产赔补亏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雍正帝好抄人之家的说法。如贪官将赃物窝藏在亲友家，则连同亲友家产一同抄没。畏罪自杀的贪官，仍令其亲属赔补，不能以死抵赖。总之，既要使贪官在法律上受到制裁，又不能让这些人在经济上得到好处， 还要保证亏欠归还国库。通过以上种种措施，打击了贪官，澄清了吏治，扭转了亏空，从而强化了中央集权。
（二）建立军机处
雍正帝建立的军机处，是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军机处在皇帝的严密控制下，职掌机要。军机大臣常侍皇帝左右，负责奏折文书的处理及谕旨的撰拟，一切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内阁也无权过问，有效地维护皇权的高度集中。有关军机处的设置和职掌，我们将在本章第二节中详细叙述。
（三）进一步完善密折制度
由雍正帝进一步完善的密折制度，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又一表现。奏折的出现大约在康熙二十年代或更早些（一说始于顺治年间），开始并不机密，后来才要求保密。密折的妙用，康熙皇帝一语破的：“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惧修省矣。”当然，臣工不可借密折挟制上司，上司亦不得借密折吓诈属员。密折制度有明代锦衣卫和东厂作为皇帝耳目的功用，而避免了它们作为皇帝爪牙残害臣民的弊端。密折制度是皇帝与部分臣工之间非正式的秘密联络形式。奏折必须本人
亲手缮写，“词但达意，不在文理上之工拙”。写好后装入特制的匣内，直接送达皇帝手中。不像题本、奏本那样要经过贴黄、票拟、录副等繁复的手续，也不必经过通政司和内阁。皇帝亲自批阅，虽忙至深夜，绝不假手于人。康熙帝右手有病时，宁可用左手写，也不令人代笔。所以保密效果好，传递速度快。
在康熙二十至三十年代，密折还只是少数几个亲信特享的权利。康熙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已扩及到所有在京大臣和地方督抚了。到雍正时， 大幅度放宽臣工专折具奏的特权。谁有资格密折奏事，不是凭官员的品秩， 而是根据他与皇帝的亲疏而定。只要取得了密奏权，他与皇帝的关系，除了君臣的关系之外，还增加了一层特殊的关系。雍正帝准许提镇藩臬亦可用折
奏事，不经督抚，直达御前。这样督抚便有所顾忌，事无巨细，均不敢对皇上隐匿。
雍正帝完善密奏制度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缴还朱批谕旨。先皇帝康熙的朱批谕旨，要立即全部缴回。雍正朝的朱批谕旨，在发还具折人诵悉后，一律缴回，不许抄写、存留、隐匿、焚弃，违者从重治罪。
雍正帝更严厉地强调保密，凡有密奏权的人，无论是对自己所撰奏折的内容，或是皇帝朱批的内容，都要互相保密，不许传看，不许探问，否则， “概照泄露军机律治罪”。雍正帝常在朱批中写道：“不密则失身”，“少不密，后悔莫及”，“稍露则祸随之”，要求严格保密。
密折制度使皇帝可以及时地、准确地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使皇帝得知不少从普通题奏中无法得知的情况，提高了宫廷的决策效率，同时也强化了君主的权力，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扩大。
乾隆十三年，谕令废止奏本，奏折遂正式取代了奏本。光绪二十七年， 明令废除题本，奏折又取代了题本。
（四）乾隆初政
雍正十三年（1735 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在圆明园患急症突然去世。虽然事出仓促，但由于有秘密建储制度，所以顺利实现了皇帝权力的平稳转移。八月二十七日，颁雍正皇帝遗诏于全国，九月初三日，弘历即皇帝位并向全国颁布登极诏书，大赦天下，改明年为乾隆元年。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为辅政大臣。旋以“辅政”一同不妥，改为总理事务王、大臣。
乾隆帝即位之初，在“宽严并济”思想指导下，对其父雍正帝的某些过于严厉的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雍正帝曾对康熙末年参与储位之争的一群同胞兄弟，给予残酷的打击，其中不少人被迫害至死，不少人长期监禁。乾隆帝即位之初，立即用比较宽厚的政策予以纠正，缓和了十分尖锐的皇室内部矛盾。对于其他一些罚不当罪的政治遗案，予以复查。他还反复晓谕： “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机轴，从前避忌之习， 一概扫除。”似乎要在思想文化界造成一种宽松活泼的环境。
（五）打击允禄朋党
乾隆二年（1737 年）十一月，总理事务处撤销之后，总理事务大臣康熙第十六子允禄又担任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管理内务府事务。乾隆三年果亲王允礼病死后，允禄成了在朝任职的惟一宗室重臣。不少宗室，群相趋奉。“日甚一日，渐有尾大不掉之势”。乾隆帝不能容忍宗室贵族中这种离心倾向，决心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制止。对于一些“结党营私，往来诡密”的宗室贵族，给予无情揭露和沉重打击。革除允禄所有职务，其他相关人员也分别严加审问，此后，乾隆帝又加强了对宗室贵族的控制，十八年（1753 年）， 明颁谕旨。禁宗室诸王与臣下往来，并命令各部院及八旗衙门各录此旨于壁， “庶诸臣触目惊心，远嫌自重”。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的宗室，则严加惩处。经过乾隆皇帝的反复整顿，宗室地位下降到了清初以来的最低点，乾隆皇帝的专制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六）清除鄂、张朋党
鄂尔泰与张廷玉，原先都是雍正帝的亲近重臣，乾隆帝继位时的总理事务大臣。但他们两人都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地位，分立门户，各结朋党。聚集在鄂尔泰周围的有庄亲王允禄、公哈达哈、军机大臣海望、湖广总督迈柱、河道总督高斌、贵州巡抚张广泗、四川巡抚鄂昌、工部尚书史贻直、御史仲永檀、学政胡中藻等。趋附在张廷玉周围的，据乾隆六年（1741 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的统计：“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外间舆论动云，桐城张、姚两姓， 占却半部缙绅。”甚至一些威高震主的说法流传到了朝鲜：“阁老张廷玉负天下重望⋯⋯彼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
对于鄂、张两人私结朋党的问题，乾隆帝采取了较为温和但毫不妥协的态度。先是一再告诫他们，私结朋党为国家所不容许，同时采取种种措施， 限制并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贬抑他们的地位。
（七）整顿八旗军政，提倡清语骑射
经过清初以来特别是康、雍两帝的大力整顿，到了乾隆时期，八旗下人对于各旗旗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基本解除，皇帝成为公认的八旗共主。
乾隆皇帝特别注意突出自己在八旗中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在他看来， 由于八旗和皇室的特殊的历史关系，所有八旗下人乃至八旗官员都是自己的“世仆”。汉官对皇上依例称臣，但八旗子弟则必须自称“奴才”，否则就是对皇上的不敬。八旗官员奏事一律自称“奴才”，不自称“奴才”的八旗官员，有时严厉呵斥。二十三年（1758 年）以后，他又多次谕令，满洲大臣奏事，“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尽管如此，许多八旗官员仍以“奴才之称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不分公事、私事，概称奴才。
由于受汉族文化的长期影响，不少八旗子弟、八旗官员甚至八旗王公对于满洲旧俗已逐渐淡忘，不懂满洲语言，不善骑射。乾隆帝对此十分关注， 他多次告诫八旗子弟，“骑射我朝根本”，“清语尤为本务”，要求大家“学习骑射，娴熟国语”。并且规定，清语骑射是满洲举人会试、官员升黜和宗室王公承袭爵位的必备条件。
（八）四出“巡幸”
为了“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乾隆皇帝进行了频繁的巡幸活动。据统计，从他即位起到他去世前，各种巡幸活动不下 150
次。其中拜谒东、西两陵及关外三陵 66 次，巡幸避暑山庄及秋狝木兰 52 次，
巡幸明陵、盘山及天津等地 14 次，东巡曲阜 8 次（3 次为途经），南巡江浙
6 次，西巡五台 6 次，巡幸中州 1 次。
在乾隆帝的各种巡幸活动中，对其加强统治作用尤为突出的是，巡幸避暑山庄、秋称木兰、盛京谒陵和六巡江南。
巡幸避暑山庄和秋狝木兰始于乾隆六年（1741 年）。除几次因故中止外，
基本上是每年一次，每次都要两个月以上。因而乾隆皇帝在位期间，避暑山庄成了清朝政府的第二政治中心。它在维护国家统一、团结各少数民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出关谒陵也是重要的巡幸活动。东北是清朝先世发祥之地，加之地处边防。为了缅怀太祖、太宗创业之艰辛，追念开国功臣们的不朽业绩，乾隆帝先后 4 次出关谒陵。在每次出关谒陵之际，他都视察边防战备。乾隆帝非常重视东巡谒陵，在他第三次谒陵时曾发布谕旨，把东巡谒陵作为定制要后世子孙永远遵守，否则就是乱臣贼子。
在乾隆帝的各种巡幸活动中，影响深远的是巡幸江南。从乾隆十六年
（1751 年）起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止，对江浙地区进行了六次巡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乾隆下江南。乾隆在一路巡幸中，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政务活动，如蠲免积欠、扩大学额、赏赐拉拢沿途官员、祭扫明孝陵和沿途历代名臣祠墓、视察黄淮运河疏浚情况和浙江海宁海塘工程。但是，乾隆帝在南巡期间大肆挥霍，不但耗费了国家的大量财富，也对吏治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乾隆帝晚年对此有所悔悟，曾告诫他身边的大臣吴熊光道：“朕御临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九 大兴文字狱
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社会里，因文字触禁而获罪，或执政当局借文字罗织罪名以清除异己，史称文字狱。文字狱在明清两代都曾一度盛行，而以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最为严酷，而且一朝胜过一朝。总计这百余年间，发生了上百起文字狱案。
清代最早的文字狱案，可以追溯到顺治年间。顺治四年有释函可的《变纪》案，顺治五年的黄毓祺诗案和毛重倬的八股文选本只署干支不用清代纪年的案件。
康熙朝两起著名的文字狱案——庄廷鑨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因涉及敏感的南明史问题而酿成骇人听闻的文字狱。
庄廷鑨以重金购得朱国桢所著《明史》，请人加以删削润色，并补写了天启、崇祯两朝史事，于顺治十七年（1660 年）冬刊成问世，冒称是自己的作品。明末有许多史实，是清政府所忌讳的敏感问题。清政府发现此书后， 大肆搜捕屠杀，广泛株连，凡与此案有关的都难以幸免。“庄氏史狱”于康熙二年（1663 年）结案。庄廷鑨已于六年前去世，仍被破棺碎骨。他的父亲庄允诚病死狱中，也被碎尸。作序人被凌迟处死，首先举报的人也以藏书罪处斩，出资助刻的富户满门抄斩。其他如买书人、卖书人、刻工、刷匠均被处以极刑。对此案查处不力的汉官以“知情不发”或以“失察故纵”的罪名也被处斩。
康熙朝另一次著名的文字狱案，是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是戴名世的文集，其中引用了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有关南明史的记述，并使用了弘光、隆武、永历年号。在《与余生书》中，发泄了对亡明的怀念之情。康熙五十年十月十二日，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参奏戴名世。康熙帝立即指示刑部严审。于是一场文字狱便由此兴起。经过九个月的审理，刑部判定：戴名世“应即行凌迟”，已故方孝标“应■其尸骸”，戴、
方两家之亲属判处立斩和给功臣家为奴者数百人。康熙帝觉得打击面太宽， 谕令除戴名世处斩外，方孝标子孙方登峰等免死遣戍黑龙江，其他涉及此案的有关人等俱从宽免治罪，“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帝恩威兼施地处理了这起文字狱案。
顺、康两朝的文字狱，其共同特点是镇压具有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
雍正朝 13 年，文字狱案之多，超过了康熙朝 60 年，据不完全统计约有
20 起。雍正朝最初几年的文字狱案，多与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有关，旨在清除朋党。
雍正四年（1726 年）的汪景琪《读书堂西征随笔》案，是为了打击谄附年羹尧朋党而罗织成的文字狱案。雍正帝认为此书“悖谬狂乱”，下旨将汪景琪立斩枭示。同年的钱名世颂诗案，也是为打击谄附年羹尧朋党而罗织成的文字狱案。
雍正四年的查嗣庭案，是为了打击隆科多而罗织成的文字狱案。有人指控查嗣庭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时所出试题有悖逆倾向，雍正帝下旨搜查他的寓所，搜出两册日记，雍正帝认为日记中有“讪谤文字”。查嗣庭病死狱中， 下旨戮尸枭示，其子被判斩监候。
雍正七年（1729 年）的谢济世注《大学》案。谢世济被控为毁谤程朱， 雍正帝认为其意不在毁谤程朱，而在“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是借用古语“拒谏饰非”影射现实，“令充苦差以挫折之”。
陆生枏的《通鉴论》，不过是一本读史笔记，雍正帝却认为是“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罪大恶极，即于军前正法。
有些纯粹吟风咏月的诗句，也被罗织成罪。如徐骏的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认为是“于诗文稿内造为讥讪悖乱之言”，被判斩立决。
雍正朝的文字狱案往往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有许多案件是由荒诞的推理罗织成罪的。真正谋反有据的，只有曾静一案。湖南生员曾静派遣弟子张熙，带亲笔信赴西安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起事反清。张熙向岳钟琪宣传反清理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并列举雍正帝谋父、逼母、杀兄、屠弟等十大罪状。事败，曾静、张熙被捕入狱。经审问，查出曾静的反清思想来源于已故理学大师吕留良的著作，对雍正帝的指责来源于已故的雍正的弟弟胤禩、胤禟余党之口。雍正帝以违背常理的方式处置此案。曾静、张熙犯有谋反大逆罪，证据确凿，却免罪释放。创立反清理论的吕留良被剖棺戮尸，他的家属、学生或斩首、或流放，处分极严。与此同时，雍正帝编辑《大义觉迷录》，全书 4 卷，内收雍正上谕 10 道，审讯词及曾静、张熙的口供，后附曾静《归仁录》一篇。雍正七年刊刻，发给各州县学，向臣民宣讲。其目的在于借此肃清反满言论的影响，消除关于他非正常继位的种种流言。其效果却恰恰相反，乾隆即位后，列为禁书。
乾隆帝继位之初的十余年里，鉴于雍正朝文祸蔓延之风，有意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造成一种宽松、宽容的政治气候。乾隆皇帝一再表示要放宽思想文化方面的限制，强调“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并批准刑部的建议， 凡举报别人诗文悖逆讥讪，查无实迹者，一律以诬告反坐治罪。他曾自豪地说：“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事实确是如此，十余年间， 以思想文字入罪的案子，几乎没有发生过一起。这种比较宽松的局面，一直
延续到乾隆十六年（1751 年）的夏天，一件奇特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的出现，风云突变，文字狱骤起并迅速形成高潮。自乾隆十六年至乾隆四十八年，共有文字狱案约 130 起。
乾隆十六年，社会上秘密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这份长达万言的奏稿，指斥乾隆皇帝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乾隆帝下令追查，发现这份伪造的奏稿竟然传遍了全国各地，“连街上脚夫都知道的”。这件事使乾隆帝神经紧张，预感到自己面临着一种未可估量的统治危机。为此，他改变了继位初期的宽容政策，采取比雍正帝更为严厉的手段加强专制统治。
乾隆朝的文字狱五花八门，所加的罪名也愈出愈奇。用最荒唐的逻辑推理，胡乱引申作者原意，只凭想象断定作者动机，使一大批人受到迫害。在受害人当中，既有一般生员、塾师、举人等中下层知识分子，也有宗室贵族及政府官吏，此外还有商人、僧侣、江湖术士等。在许多案件中，除罪及作者的直系亲属外，举凡与作者有师生、朋友、上下级、同学、同乡关系，甚至偶有诗文唱和的人，凡收藏、买卖或曾为该书刻字、作序、参与校订的人， 都受到株连。
乾隆帝制造文字狱的手法是十分卑劣的。乾隆二十年（1755 年）他亲手制造的胡中藻文字狱案，为此后各地官员制造文字狱树立了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榜样。比如，他在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中摘出“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说“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督学广西时，试题中有“乾三爻不像龙说”。乾隆皇帝牵强附会地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下旨：胡中藻“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
对江苏东台县举人徐述夔，也使用类似的手法，罗织罪状。徐的《正德咏怀》一诗中有两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一柱楼诗》中有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认为“壶儿”系“胡儿”之谐音，“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有去本朝兴明朝之意”。于是徐述夔父子便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而被开棺戮尸，其孙子徐食田，为该书作跋的毛澄，校订者徐首发、沈成耀，审理此案不力的江苏布政使陶易，东台县知县涂若龙以及陶易的幕僚陆炎等，一律处以斩监候。
王锡侯《字贯》案，也是乾隆朝的一桩典型的文字狱案。江西新昌举人工锡侯作《字贯》一书。因删改《康熙字典》被人举报，乾隆帝以他的书中不避圣租、世宗及本人名讳，指为“大逆不法”，下令斩立决。
乾隆朝的文字狱，打击对象竟至扩大到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他们的疯言疯语竟成了定罪的证据。以灭绝人性的酷刑——凌迟、杖毙， 处死缺乏清醒意识的疯汉。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数量之多，罗织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过了康雍两朝。
文字狱不仅使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及其家属亲友以及无辜株连的工匠商贩，惨遭杀害和流放，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取证又是捕风捉影，以至人人自危，避祸惟恐不及。读书人的智慧和才华，被禁锢在小而又小的牢笼里。在这种极端沉闷的社会环境下， 人们不能理智地去思考问题，不敢就任何政治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不敢在任何场合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谈吐著述，远离现实，或潜心于考据， 或诚惶诚恐地做些颂扬君上圣哲的文字。歌功颂德的文字，偶有不慎，也会
招来杀身之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思想控制之严，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十 乾隆晚年的政局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对于秘密建储制度，表现过犹豫和动摇，他甚至一度想退回到立嫡立长的老路上去。经过乾隆初年建储过程中一段曲折之后， 他才回到他父亲确立的秘密建储制度上来。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对于年已 63 岁的乾隆皇帝来说，建储一事己是刻不容缓了。就在这一年，他写了建储密旨，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这个建储密旨，严格保密达 28 年之久， 所以始终没有发生像康雍之际皇室内部为争夺皇位而骨肉相残的情况。
当初，乾隆皇帝即位时，就焚香告天，立誓在位 60 年后，到他 85 岁时，
一定传位皇子，归政退闲，不敢超越康熙帝在位 61 年之数。乾隆六十年（1795
年），他已经做了 60 年的皇帝，而且又是 85 岁高龄的老人，到了该履行 60 年前的誓言的时候了。而且年老力衰，实难应付繁忙的国务活动。这年的九月初三日，乾隆皇帝向全国臣民公布了建储密旨，并决定第二年举行传位大典。嘉庆元年（1796 年）正月初一日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鼓乐齐鸣， 由大学士 2 人恭导皇太子至乾隆皇帝御座前俯伏在地，由乾隆皇帝亲授“皇帝之宝”，嗣皇帝率领群臣向乾隆皇帝行九叩大礼，恭送已成太上皇的乾隆皇帝起驾还宫，嘉庆皇帝则御殿登极，接受文武百官朝贺。
乾隆皇帝改称太上皇，名义上禅位，却不愿完全“归政退闲”，并在实际上掌握最高决策权。明确要求嗣皇帝“以朕之心为心，以朕之政为政”。他在传位时就已决定，将那些因体力不支难以继续进行的各种祭祀和礼仪活动交由嗣皇帝办理，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仍由乾隆皇帝说了算。用乾隆皇帝自己的话来说：“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乾隆皇帝退位之前，对他几十年的政绩，颇为自得。浮夸和挥霍日益严重，万寿盛典，一次胜过一次。由于健康状况恶化和年老昏聩，对于各项国务的处理，也失去了往日的智慧和勤谨。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虽无寸功但工于逢迎、善窥人主意旨的和珅登上了政治舞台，并迅速成为权倾朝野的显赫人物。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出身寒微，早年卒业于咸安宫官学。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进入内务府，因口齿伶俐，应对敏捷，深受高宗宠爱，不久即授三等侍卫。乾隆四十年后，更是官运亨通，职务越兼越多，权力越来越大。历任户、兵、吏部尚书，理藩院尚书，曾充四库馆、国史馆正总裁。为人精明，善于体察高宗旨意，成为乾隆皇帝身边不可缺少的心腹。朝廷上下，“人皆侧目”。嘉庆二年（1797 年），乾隆皇帝又擢升和珅为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刑、户三部事务。至此，和珅所兼职务，几乎遍及行政、文化、军事和京师治安等许多方面。和珅与一些懵懂无知的满洲贵族相比，他算是多少能背诵些《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也懂些时事政治的人物了。而与汉族大臣相比，他既能通晓满汉文字，又能粗通蒙古、西番文字。因此遇有重大军政决策，他都能“承训书谕”，自然使乾隆帝感到格外满意。和珅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一方面与皇室联姻，一方面将一批亲信党羽安插到中央和地方的各个重要位置上。一时间，“内而公卿，外而藩阃，多出其门”。和珅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贪赃纳贿，
大肆聚敛，甚至公然截留进献皇帝的贡品。”四方进贡之物，上者悉入珅第， 次者始入宫也。”和珅还利用乾隆皇帝年老昏聩，乘机从他手中窃取权力。如清代奏折制度规定，奏折向由皇帝亲自拆阅批示，其内容他人不得过问。自奏折制度创行以来，历来如此。而和珅却公然下令，各部院衙门和各直省督抚，凡有折奏，悉具正副两本。副本先送军机处之后，始将正本上奏。这一规定的推行，表明和珅弄权僭越，已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和珅利用乾隆皇帝传位之后两代皇帝权限不明的机会，玩弄权术，打一批，拉一批。在军机处和内阁中，凡是靠拢嘉庆皇帝或是不依附自己的，一概伺机陷害。嘉庆皇帝也不得不忍气吞声，虚与委蛇。嘉庆帝待和珅，不露声色，有事奏太上皇，反托和珅代言。左右对此不以为然，嘉庆皇帝假意斥责说：“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事，汝等何可轻也？”和珅还将其心腹吴省兰安插在嘉庆皇帝身旁， 名义上是为皇上录诗草，实际上是“觇其动静”。“上知其意，吟咏中毫不露圭角，故珅心安之。”
十一 嘉庆初政与和珅伏诛
嘉庆初年，清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因有太上皇的震慑之威而被抑制，但社会底层的愤怒却因政治腐败而日益强烈。当时，四川、湖北、陕西等省教民高呼“官逼民反”，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朝廷派八旗、绿营兵进剿，劳师糜饷，收效甚微。加之和珅一味投合太上皇好吉利的病态心理，与前线将领共同作弊，频频假传捷报，不断从老迈昏聩的太上皇手中骗取赏赐，而白莲教徒则越剿越多，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的统治。
嘉庆三年，已届 89 岁高龄的太上皇，不时显现出一些老年性痴呆病症状，朝廷上下虽然谁也不敢明言此事，但朝鲜使臣在给他们本国政府的报告中却作了生动的描述：“太上皇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而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凌晨，太上皇握着在身边侍疾的嘉庆皇帝之手告别人间。乾隆帝崩逝后，尊谥纯皇帝，庙号高宗。嘉庆皇帝布告天下，大办丧事，从此名正言顺地行使起皇帝的权威。
乾隆帝崩逝的当日，嘉庆帝命和珅参与总理乾隆帝的葬仪，先稳住和珅， 然后不露声色布置制裁和珅的力量，并授意给事中广兴弹劾和珅。至初八日， 嘉庆帝召集群臣宣读乾隆帝遗诏，随后立即当众命令两位皇兄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出马，由勇士阿兰保仗剑随行，逮捕和珅及依附和珅的福长安， 将他们革职下狱，在京家产均经查抄。凡和珅把持的各枢要部门，皆被嘉庆帝的兄弟子侄或心腹亲信所接管，并恢复了被和珅破坏了的密折陈奏制度。正月十八日，嘉庆帝令和珅自尽。十九日，为稳定朝廷内外大小臣工疑惧株连之心，嘉庆帝特颁谕旨：“和珅任事日久，专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达， 若不立除元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今已明正其罪，此案业经办结。因思和珅所营衙门本多，由其保举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员，奔走和珅门下，逢迎馈赂，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连及多人，亦非罪不及众之义。” 嘉庆帝声称，和珅种种贪默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实为其贻误军国重务”，“凡大小臣工，无庸心存疑惧”。“即有从前热中躁进，一时失足，但能洗心涤虑，痛改前非，仍可勉为端士，不致终
身误陷匪人。特此再行明白宣谕，各宜凛遵砥砺，以副朕咸与维新之治。” 这个安民告示一出，大小臣工心中有了底，情绪稳定下来，又继续为朝廷尽力了。
嘉庆帝制裁和珅，在政治上维护了皇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经济上的收益亦颇富饶。查抄和珅的家产，实际上成了一次财产的转移。北京城里，街谈巷议，说和珅财产有 8 万万两之多，而且广泛流传着“和珅跌倒， 嘉庆吃饱”的童谣。和珅究竟有多少不义之财，查抄之后的下落，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帐。
嘉庆帝所处的时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时代。嘉庆朝上接乾隆之盛大， 下连道光之衰微，它既有盛世之余辉，也呈露了衰世之迹兆。太上皇崩逝， 嘉庆帝亲政后数日之间，不失时机地将他父亲的宠臣和珅予以严厉制裁。这一大快人心的肃奸英举，本来可以成为力挽狂澜、改变衰颓政局的良好起点， 然而它的作为及其结果，只是高层统治集团内部一场争权夺利的火并。各级官吏对诸般政事只知敷衍塞责，因循怠惰，带兵的大臣与将领更是寡廉鲜耻， 营私自肥。这样，兵不堪用，民不聊生，百弊丛生的清朝犹如江河日下，险象环生。就嘉庆皇帝个人而言，他并不乏聪明才智，亦勤于政事，对“因循怠玩”的官场风气深恶痛绝，也曾发布过痛斥弊端的谕旨告诫群臣。但是他既无彻底变革的决心与魄力，也无驾驭群臣的手腕，对有胆识的大臣反而求全责备，无法用其所长。面对政治腐败、内乱蜂起、高层和底层危机四伏的现实，并不庸碌的嘉庆帝却是束手无策。嘉庆元年（1796 年）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历时 9 年，波及 5 省，人力、物力的耗费不可数计，国家元气大丧。而吏治败坏，上行下效，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兵制紊乱， 军纪废弛，更是腐蚀和瓦解了清朝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