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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节 中外关系
一 早期中俄关系
在清朝初年的中外关系中，最令清政府棘手难办的，是对付不断侵扰我国东北边疆的沙皇俄国。
（一）沙俄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和我国军民的反抗
（1）沙俄早期殖民扩张
清初的东北地区，即山海关外，北越外兴安岭，东至于海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那里的居民，是若干少数民族部落。他们人数不多，分散居住在山林之中和江河之畔，靠畜牧和渔猎为生，辛勤地开发着祖国的边疆。
俄国地处欧洲，自古不与中国接壤，中俄的接触是俄国殖民扩张的结果。1581 年，俄国势力开始向东扩张。万历初年其势力越过乌拉尔山，未年
已席卷西伯利亚，渗透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崇祯初年其势力进至乌第河流域，建立了雅库次克城。到 17 世纪中叶，俄国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 新兴工商业的 出现，加快了国内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从此，沙俄进入殖民扩张高峰期，开始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的东北地区，蹂躏中国少数民族居住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的貂皮资源也遭到侵掠。
17 世纪中叶俄国东侵之时，正值明清之间争夺辽东的紧要关头，双方都无暇顾及沙俄势力的侵扰，中国政府未能组织有效的反击，当时的抵抗多是当地少数民族自动发起的。俄国由此得知中国在黑龙江流域防御空虚，继续派遣更多的哥萨克进行侵略。
（2）我国军民的反抗
波雅科夫等人的入侵 1643 年 7 月，雅库次克统领戈洛文派出了由波雅科
夫率领的 153 人的队伍，这是沙俄第一支侵入黑龙江地区的，“远征队”。这支远征队装备齐全，目的也很明确：向黑龙江地区居民征收毛皮实物和寻觅银矿、铅矿和铜矿。11 月中旬，他们闯入精奇里江中游达斡尔人的居住地。在头人多普狄乌尔的辖地，波雅科夫一伙受到热情的接待后，竟给头人多普狄乌尔戴上枷锁，扣为人质，进行敲诈，索要粮食，遭到村民们的拒绝和反抗。在莫尔迪奇村，波雅科夫手下的人绑架了头人多西、科尔帕和多瓦利亚， 敲诈了 10 头牛和 40 筐燕麦，还要强行进村抢劫。村民们愤怒还击，沙俄 70
人的队伍被打死 10 人，打伤 50 人，残部狼狈窜逃。这是当地居民第一次自
发地武装抗俄。此后，沙俄匪徒又在黑龙江江口绑架 3 名费雅喀头人，索要貂皮。
1644 年暮春，侵略者在精奇里江下游遭到了达斡尔人有组织的抗击，未
能实现他们登岸的企图。在松花江江口，这帮匪徒派出一支 25 人的先遣队探
路，遭到当地虎丘哈人围歼，只有 2 人脱逃。有的地方，居民听说俄侵略者要来，就转移人畜，并将搬不走的东西付之一炬。由于供应不济，这伙凶残成性的强盗竟靠吃人肉为生，在一个冬季吃了 50 个当地的达斡尔人。从此， 在黑龙江流域人们都称沙俄侵略者是“可恶的吃人恶魔”（也有人称其为“罗刹”）。波雅科夫一伙既不敢在一个地方多停留，也不敢从原路撤回，匆匆东窜，1645 年夏逃到海上。翌年，波雅科夫带着剩下的 33 人、绑架的 3 个
费雅喀头人及一大批貂皮，返回雅库次克。
哈巴罗夫的入侵和当地军民的反击波雅科夫回去后向主子报告：黑龙江地区人口稠密，盛产粮食和貂皮，派 300 人就足以征服这个地区。巨商出身的哈巴罗夫听到后自告奋勇，自费组织一支远征队，并要寻找一条新的、更近的路线通往黑龙江。
1650 年初，哈巴罗夫率领 70 名哥萨克人，侵入中国领土，闯入我国达
斡尔人拉夫卡伊的辖区雅克萨。雅克萨有 5 座城堡，早在沙俄侵略者到达之
前就迁徙一空，剩下几座空城。俄军在第 3 座城堡驻扎。当天，前来探察军情的拉夫卡伊赶到雅克萨，向侵略者提出质问并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哈巴罗夫要求达斡尔人交纳实物税，拉夫卡伊立即严辞拒绝。哈巴罗夫一无所获， 恼羞成怒，下令四处搜捕，拷问中国居民。当他们得知达斡尔人已向中国皇帝进贡，中国人有强大的军队，并用火器、大炮作战。哈已罗夫胆怯了，留下斯捷潘诺夫一伙留守，自己回雅库次克求援。哈巴罗夫声称还要招募 6000
人才能征服该地区，但上司只配给他 21 个军役人员和 3 门大炮，临行时交给他一封转递给中国皇帝的信件。9 月，哈巴罗夫再次闯入黑龙江。
斯捷潘诺夫与哈巴罗夫新招募的俄军汇合攻打雅克萨。经过半天多的激战，达斡尔人终因力量悬殊，伤亡重大，俄 国人强占了中国的雅克萨城。
1651 年 9 月底，哈巴罗夫又率领一帮匪徒闯到黑龙江下游的乌扎拉村， 准备过冬。1000 多愤怒的赫哲人和女真人趁哈巴罗夫外出抢鱼，留人不多之机，手持刀剑，袭击了俄国人的营盘。哥萨克人发觉后，凭借有力的地形和武器，打退了进攻者。
被击退的居民向清朝驻宁古塔章京海色报告了俄军的暴行。顺治九年二月十五日（1652 年 4 月 4 日），海色奉朝廷之命，与俄军在乌扎拉村开战。清军在达斡尔、女真、费雅喀、赫哲等族人民的支持下，趁俄军酣睡之机， 用大炮炸毁俄军军营的 3 处城墙，打死俄军 10 人，打伤哈巴罗夫等 70 余人。海色麻痹轻敌，命令部众只准生擒敌人，不准杀害。因此，战场形势大变， 中国军队遭受枪弹射击，仍不准还击。清军损失太大，被迫撤离。
乌扎拉村之战是中国政府军对沙俄侵略者的首次战斗，也是中国军民第一次武装联合抗俄之战。当时，恰值清政府正全力对付郑成功和西南地区农民军，抽不出兵力来支援北方的抗俄斗争；但清政府果断下令让地方官打击扰边的侵略者，足以表明清政府对辖地之内统辖权的重视。
乌扎拉村之战以后，哈巴罗夫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马上撤离阿枪斯克冬营逆江逃窜，途中虽遇到援兵，但哈巴罗夫惊悸未消，一口气逃到精奇里江江口。
1653 年春，哈巴罗夫因一再与同伙发生冲突，被解职押送回国。
斯捷潘诺夫的入侵和清政府所采取的对策接替哈巴罗夫的是斯捷潘诺夫，他首先遇到的是粮食的困难。黑龙江地区经沙俄侵略者的骚扰、抢劫之后，居民四散，田园荒芜。同时，清政府对东北边境战事以密切关注，开始征集军队，加强战备，准备围歼入侵之敌。
由于在黑龙江抢不到粮食，1653 年 9 月，斯捷潘诺夫一伙侵入松花江江口抢粮，次年春，他又再次闯入松花江。这时，清政府命令轻车都尉明安达礼统兵征罗刹，并调朝鲜兵 100 名协同作战。两军在松花江相遇，战斗从 6
月 16 日开始，交战 3 天，俄军受到重创，斯捷潘诺夫率残部仓皇出逃，奔往呼玛尔，准备过冬。
1655 年明安达礼奉命再次征讨，开赴呼玛尔。3 月 23 日，清军抵达呼玛
尔堡，在城外击毙 20 名伐木造船的匪徒，接着又打死企图突围的俄军 87 人。
10 天之后明安达礼因担心粮饷不继，下令撤离呼玛尔城堡。
顺治十四年（1657 年），清政府派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在尚坚乌黑打败了一股沙俄侵略者。第二年，再派沙尔虎达率军 1400 人，其中包括 200 名朝鲜兵，再度征剿。7 月 11 日两军相战于黑龙江、松花江汇合处，500 多俄军有 180 人临阵脱逃，270 人被击毙或生俘，斯捷潘诺夫也被击毙。
顺治十六年（1659 年），清军先后收复了雅克萨，拆毁了沙俄侵略据点呼玛尔堡。
顺治十七年（1660 年），宁古塔昂邦章京在古法坛林（今伯力以北）附近，伏击沙俄侵略军，俄国人弃舟登岸败走，被斩首 60 余级，淹死者甚众。至此，流窜于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全部被肃清。
（二）中俄早期外交
沙俄进入殖民扩张高峰期后，其在抢占通往西欧出海口的扩张中遇到了波兰、瑞典和土耳其等几个劲敌的阻碍，对东欧的交通也受到了邻国的限制， 所以极力试图从亚洲打开一条通路，并将中国视为未来一大市场。因其经西伯利亚向东方扩张遭到中国军民的联合抵抗，沙俄便改变招数，在默许、纵容哥萨克掠夺西伯利亚的同时，派遣使团来华。
沙俄政府的第一个使团是巴依科夫率领的使团。这一使团负有商业和外交双重使命，首要目的是探察中国的情况和打开贸易通道。
巴依科夫使团于 1654 年（顺治十一年）7 月从托博尔斯克出发，1657 年 3 月经蒙古人中国，历时约两年。当时的沙皇也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只把中国看作博克格汗小国。巴依科夫按沙皇训令拒绝叩头，并扬言要亲自见皇帝呈交礼物。中国理藩院官员以西方做法或许如此，但不合中国礼节，予以断然拒绝。当时，清政府已得知这批蛮横的俄国人与侵扰东北边境的罗刹是同伙，对他们在东北的胡作非为提出指责。但巴依科夫百般抵赖，不承认扰边的俄国人与俄国政府有关系。
巴依科夫被理藩院官员搁置不顾达 5 个月之久，清政府最后决定不令朝见，不接受贡物，遣其回国。9 月 4 日，俄国使团被驱逐出京。巴依科夫在外交上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却按沙皇训令获得了大量有关中国军事实力、关税、人口、财政状况以及经济财富等情报。
沙俄政府不满意巴依科夫使华的结果，于 1658 年（顺治十五年）又派佩尔菲利耶夫为使、阿布林为助手率团来京。该团于 1660 年 6 月到京，呈交了
200 卢布的礼物和一封给中国皇帝的信，信中建议双方建立外交及商务关系。由于信中采用了俄历纪年，特别是“语多不逊”，引起大臣们的愤慨， 但皇帝还是以宽宏大量的态度接待了他们，命令贡物照收，量加恩赏，并设宴款待，但皇帝未予接见。佩尔菲利耶夫此行的贸易利润是 100％。
1669 年（康熙八年），由阿布林率领一个商团带着 4500 卢布的货物抵
达中国。他行跪拜之礼，获得贸易许可。这次他挣了 18700 卢布，获利达 315
％。
就在沙俄频频遣使来华之时，俄国在黑龙江的侵略活动也有增无减，甚至逐步升级。
1665 年（康熙四年）亡命徒切尔尼果夫斯基纠集 84 名罪犯逃窜到雅克萨修建城堡，骚扰中国少数民族部落，掠夺人口。康熙六年（1667 年）收买已经隶属清朝的索伦部佐领根特木尔叛逃俄国，并阻挠清军的征讨。康熙十三年（1674 年），又将雅克萨划入沙俄尼布楚辖区。
沙俄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骚扰和侵略，引起边疆军民的极端愤慨。清政府决定采取措施收复失地。康熙八年（1669 年）年底，清政府派遣使者到尼布楚，索还逃犯根特木尔，要求俄国停止侵略活动。第二年春天，再次派人重申这一要求。在清政府敦促下，俄军于二月下旬派出米诺万诺夫来京，递交了一份要求清政府向沙皇政府寻求保护，并称臣纳贡的侮辱性文件。由于无人通晓俄文，清政府竟友好地接待了他们。
康熙十四年（1675 年），沙俄政府又派尼果赖率领 160 人的庞大使团来华，次年抵达我国。清廷派礼部侍郎马喇负责接待。马喇对沙俄的侵略行径提出质问。尼果赖百般狡赖，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自由贸易等 12 项要求。
康熙帝因尼果赖来自远方，同意暂免跪拜礼，在太和殿予以接见，并当面索要逃人。因沙俄不肯归还根特木尔，不久，康熙帝失去耐心，下令将尼果赖斥出北京，限他立即离开中国。
尼果赖回国后，沙俄继续侵扰我国边民，终使清廷不得不采取武力措施， 进行自卫反击。
（三）中国政府的反击
- 反击的准备
沙俄在东北的侵扰，迫使清廷加强东北防务。顺治十八年，将盛京昂邦章京改设为镇守辽东处将军（后称盛京将军）。宁古塔昂邦章京改设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后改称吉林将军）。康熙帝亲政后，于康熙十年（1671 年）， 东巡盛京祭祖，曾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与他研究防范罗刹的措施。随后， 将边地各族，进行军事编组，编为“新满洲”（包括赫哲和库雅拉人）和“布哈特八旗”（包括索伦、达斡尔和鄂伦春人）。加强整饬训练，充实边防。
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中国南部的三藩之乱业经平定，帝国内部日趋稳定，已可顾及东北边疆。同年，康熙帝第二次东巡，在吉林乌拉望祭长白山，泛舟松花江，接见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等人，了解边情，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九月，又派副都统郎谈、彭春到达斡尔、索伦地方，佯装猎鹿，侦察雅克萨城的地形、地势和水陆交通。翌年正月，郎谈、彭春回京奏称，派兵 3000，即可收复雅克萨城。十月，康熙帝任命萨布素为“镇守瑷珲等处将军”（即黑龙江将军），统辖松花江以西，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从此，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将军鼎足而立，黑龙江城（瑷珲）成为边陲重镇。
为了保证军需供应，康熙帝下令做了如下准备：组织水陆联运。沟通辽河、松花江、黑龙江三大水系，形成纵贯东北全境的水上大动脉。筑仓储粮， 实行屯垦。在运输关键处筑仓储粮，派人经管。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 在黑龙江实行屯垦，委派官员监督耕种。又在东北广设官庄，每庄壮丁 10—
20 人不等，每人每年交纳粮食、草料，以供军需。
为了保障通讯，还设置了驿站。清朝原在北京至吉林之间设置了驿站，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下令设吉林至黑龙江城的驿站。这条驿路将黑龙江城与北京联结起来，为东北三将军驻地通向京师的干线，俗称大站。康熙帝还令设置从墨尔根至雅克萨的驿站。这段路南联卜魁，经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入喜峰口，直通北京，全长 2300 里，设 25 站，俗称蒙古站。这是传递奏折的专用线。前线军报，由此路飞递京师。
加强水师。清政府原在吉林乌拉设有船厂，已造战船 40 艘、江船数十艘。
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令户部尚书伊桑阿带领工匠，前往吉林船厂，又造 100 艘新船，同时修理旧船。船上装有神威将军炮、威远炮、龙炮、子母炮。另调擅长水战的福建水师将领林兴珠率藤牌兵前往吉林，就近训练水师。
- 雅克萨之战
康熙帝在加紧整饬边防的同时，于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令理藩院晓谕俄国，“倘执迷不悟，留我边疆，彼时必至天讨，难免诛罚”。对此建议，俄方无回音。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康熙帝任命都统彭春为主帅，调京营八旗约 600 人、福建藤牌兵 420 人，连同在黑龙江城驻防兵 2000 人，共 3000 人，对俄作战。布哈特八旗和蒙古部落负责侦察敌情、安置驿站、供应军需。
五月二十二日，清军抵达雅克萨城，分水陆两路列营，准备强攻。二十四日，沙俄从尼布楚来援的援军顺流而下，企图冲进城中增援，被藤牌兵格杀大半。二十五日，双方大战。清军用炮火击毁城中塔楼、教堂、仓库、钟楼。清军持盾牌、藤牌进攻，阵亡 150 人。俄军只有 450 人，已伤亡百余人， 兵力大减。二十六日中午，清军在城下积薪，准备烧毁木城。以托尔布津为首的俄军只得打出白旗，发誓不再侵犯中国领土。清军遣回战俘，另有 45
人携妻子自愿留在中国，后被安置在盛京。被俄军俘获的 160 名中国人均获解救，被送回原地。清军焚毁雅克萨城，撤回黑龙江城。
俄军退后，盘踞在尼布楚的督军弗拉索夫，又派托尔布津率兵 800 人返回雅克萨，筑城设防。翌年，康熙帝命萨布素、郎谈再次督兵收复雅克萨。六月，清军大举攻城，托尔布津被炮火击毙。俄军寡不敌众，龟缩城内，到寒冬来临之时，城中只剩 150 余人，能站岗的不超过 15 名哥萨克和 15 名少年。
这时，俄军派使臣到北京，要求解雅克萨之围，进行边界谈判。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四月，清军撤出雅克萨。双方的争斗转入外交领域。
（四）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1686 年初，俄国任命御前大臣、将军戈洛文为全权大臣，组成谈判使团。沙皇秘密训令使团：“两国应以黑龙江为界，否则就以左岸支流比斯拉特河
（即牛满河）或结雅河（即精奇里江）为界，再其次以雅克萨为界。但俄国在黑龙江及其支流有通商的权力。”妄图通过谈判，侵占中国边地。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五月，康熙帝命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组成谈判使团。康熙帝谕令索额图等：“朕以为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照此“画定疆界， 准其通使贸易。”六月，使团行至克鲁伦河附近，遭到蒙古准噶尔部的阻击， 退回北京。后经两国重新协商，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八日（1689 年 8 月 22 日），在尼布楚正式开始谈判。
在尼布楚谈判中，中俄使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戈洛文诬蔑清军挑起战
争，提出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无理要求。索额图当即严加驳斥，指出俄国侵略了中国的领土，中国才被迫自卫反击，并严正声明：鄂嫩、尼布潮（楚） 系我国所属毛明安诸部旧址，雅克萨系我国虞人阿尔巴西等故居，后为俄国所窃据。俄国应归还侵占中国的领土。索额图遵照康熙帝的密谕，坚持必须收复雅克萨，戈洛文则坚持以结雅河为界，拒绝交回雅克萨，谈判陷入僵局。清朝使团担任翻译的耶稣会士张诚（法国人）、徐日升（葡萄牙人）等，在会下往返协商，从中斡旋。经过 16 天的谈判交涉，七月二十四日（9 月 7 日）， 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签字。条文共六款，主要内容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侵略和逃人的处理、中俄往来贸易的规定等等。
关于东段边界的划分，条约明确规定了以流入黑龙江之卓尔纳河（即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又规定外兴安岭（即石大兴安岭） 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划界问题留待后议。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了重大让步： 将贝加尔湖以东（包括尼布楚）直至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的原属中国领土让给了俄国，以换取俄军撤出雅克萨；俄国在额尔古纳河南岸的寨堡，也必须迁至北岸。条约又规定严禁彼此越界入境，收容逃亡者，以减少边界争端。签约后，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贸易互市。
《尼布楚条约》是清政府与外国缔结的第一个正式条约，清政府收回了被俄国侵占的部分领土，阻止了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俄国由此合法占有了中国的尼布楚地区。《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继续划定了两国中段边界。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俄国派遣义杰斯出使中国，谈判贸易问题。清政府准许俄国商队每隔 3 年来北京 1 次，每次不得超过 200 人，免税贸易 80 天。俄国政府的商队，由此得以向中国倾销西伯利亚的毛皮，并采购茶叶、缎布运回本国，获利很大。
签约以后，清政府又陆续在边境地区设置卡伦，并规定了巡边制度，以巩固边防。
二 中国与西方殖民国家的交往
16 世纪初，西方人开始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早来华的是葡萄牙商人。后来，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人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勾结中国海盗，武装走私，强占中国沿海岛屿作为对华贸易的中转站。17 世纪 40 年代，欧洲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老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展开竞争，并竟相向世界各地扩张。他们接踵东来，蚕食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海上贸易的权力。当时，中国仍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有力量抗拒来自海上的侵扰。中国和西方的接触和冲突已在所难免。
（一）中国与西方殖民国家的早期交往
明正德六年（1511 年），葡萄牙商人占领马六甲。正德九年，到达广屯岛，这是葡萄牙人初次抵达中国。正德十二年，8 艘葡萄牙商船来华，有一使者同船而来。经中国政府批准，使者由广州到达北京。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葡萄牙这样一个国家。此后，葡萄牙来船不断，和中国军民屡起冲突。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一些自称来进贡的外国人，以贡船遇风为借口，要求在澳门海岸晾晒贡物，葡萄牙人趁此机会入居澳门。4 年之
后，葡萄牙人在澳门建造房屋，又贿赂明朝官员，缴纳租金，擅修炮台，并设官管理，窃据为殖民地。从此，至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为止，葡萄牙人利用占据澳门之便，基本上阻止了荷兰、英国等殖民国家来华贸易的企图，垄断了对华贸易。
继葡萄牙人之后来华的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最初接触是在马尼拉。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殖民地。明嘉靖三十六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派人来华，中国福建总督热情接待，但拒绝其久留布教。后来，西班牙殖民当局两次在马尼拉大批屠杀华侨，但是，受殖民地经济的吸引，迁往的华人犹未减少，西班牙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靠他们运输。
荷兰的殖民扩张略晚于葡萄牙和西班牙，1595 年，荷兰探险队到达东印度。1602 年荷兰的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东印度公司”。1619 年他们占领爪哇的雅加达，改名巴达维亚，并以此为大本营四处扩张，逐步建立了海上霸权。荷兰船只多次到澳门、澎湖活动。明天启二年（1622 年），有 15 艘荷兰船攻打澳门，登岸 800 人，损失三分之一后退却，后来占领了澎湖群岛，筑城设守。天启四年，明军攻澎湖，荷兰人从澎湖撤到台湾。此后，便占据了台湾，作为对华贸易的中转站。
在殖民扩张的浪潮中，英国殖民者也来到了亚洲。明崇祯十年（1637 年），5 艘英国船结队抵达澳门，遭到葡萄牙人阻挠，后来强行开进虎门。虎门炮台的中国驻军开炮拦截，英舰还击，闯入广州。广州当局允许他们卖掉货物，载走糖和人参。
明清之际，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的阵营得到巩固和加强， 对进一步发展海外殖民贸易的要求更为迫切。这时的葡萄牙、西班牙虽然已经丧失海上霸权，但仍固守原来的殖民据点，并全力维护已经得到的殖民利益。新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已开始或正准备进入中国。
（二）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的交往和贸易
- 与西班牙的接触
崇祯末年，从菲律宾来的西班牙使臣在回国途中暂住福州，恰逢清兵南下入闽，派人将他们送入北京。清政府于顺治四年（1647 年）赏给使臣衣帽缎布等物，赠敕谕一道，送其归国。此时的西班牙由于经历了 30 年战争的失败，以及葡萄牙（曾被西班牙兼并）宣布独立，国力每况愈下。马尼拉殖民地的经营主要靠每年从墨西哥运来的银元维持，康熙四年（1665 年）后，每年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银元补贴是 200 万元。这批银元大部分通过那些去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从菲律宾又流向中国，中国商船是中西贸易的主要运输者。西班牙当局为避免银元流入中国，限制马尼拉其他人来华贸易，以后也没有再派使者来华。
- 与葡萄牙的关系
葡萄牙由于占据澳门，也是与清政府接触较早的国家。最初，葡萄牙与南明政权保持密切联系，有不少葡萄牙人曾参加桂林守城战和东南沿海抗清武装。后来，葡萄牙发现局势的发展对南明不利，便决定改变策略，改与清政府打交道。
清兵占领广州的头几年，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只经销一些粮食和食品等。清政府下令禁海，尤其是下令迁海以后，澳门贸易受到严格限制。康熙二年
至三年（1663—1664 年），广州当局俘获 7 艘葡萄牙商船，葡萄牙为此行贿2 万两白银才得放还。康熙五年（1666 年）又有 6 艘商船被清军击毁。
康熙六年（1667 年），葡萄牙派遣使臣玛讷撤尔达聂带着一封国王署名的信，抵达澳门。由于使臣坚持要面呈皇帝，引起广州当局的不满，一再推迟赴京日期，挨到康熙八年年底（1670 年 1 月）才登船北上，五个月后到京。在京期间，使臣玛讷撤尔达聂不幸染疾，康熙帝派御医登门探诊。葡萄牙使臣身体康复后离京回澳，途中旧病复发，在山阳县（今淮安）逝世，清政府派江南布政使负责料理后事。葡萄牙使臣此行正值海禁期间，对澳门贸易并未起促进作用。但自葡使所带 5 船货物交易后，不时有葡萄牙商船暗中往来
贸易，并与藩王尚可喜建立了联系。葡商每年收购价值 30—40 万盾的中国丝运到巴达维亚，又从巴达维亚运来大量胡椒，从中获利。
康熙十一年（1672 年），葡萄牙人从传教士处得知康熙皇帝非常想得到一只狮子，便设法从莫桑比给送一只狮子到澳门，康熙十七年八月（1678 年9 月）送抵北京。虽然狮子到京不久便死了，但葡使提出与广州进行正常贸易的要求得到了重视。自康熙十九年（1680 年）后，清政府放松了对澳门的贸易限制，中葡贸易基本恢复正常。
- 清政府与荷兰的关系
与清政府往来密切的另一个西方国家是荷兰。17 世纪 40 年代，荷兰已基本控制了亚洲贸易，但在对华贸易中，它们占领的台湾不如葡萄牙控制的澳门近便。特别是中国商品在对日贸易中所占的优势，使荷兰急欲开辟对华直接贸易渠道。中国明清鼎革，荷兰人认为有机可乘，便从巴达维亚派使来华。
顺治十年（1653 年）初，荷使来到广州，见到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交涉通商。巡抚李栖凤见使臣既无表文又无贡品，严辞拒绝。两位藩王也劝使臣回去告诉巴达维亚总督，遵照中国的规矩携带表文和贡品，乘便贸易。使臣表示愿意马上派人回去备办表文和贡物，并请允留几人暂住省城。顺治皇帝以无表无文，诚敬不昭，拒绝通纳。
顺治十二年（1655 年），荷兰的巴达维亚总督又遣使来华。使臣携带总督给顺治皇帝的信件和给两藩王的书信。在给皇帝的信中，荷兰人明确要求“凡可泊船处准我人民在此贸易”。使臣留京期间，受到礼部宴请和顺治皇帝的召见。使臣所带的礼物相当丰厚，欲借此表达要求通商的迫切心情。顺治皇帝错误地把使臣提出的自由贸易，看作是请求“朝贡出入”，下令将贡期定为 8 年，员役不过 100 人，止令 20 人到京，所携带的货物在驿馆交易， 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交易。
郑成功收复台湾，荷兰殖民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沉重打击。巴达维亚评议会曾几次派船来华与清廷相配合，共同攻打台湾，均未成功。三月壬辰（5 月 1 日）康熙皇帝为了奖励荷兰人，同意他们每两年来华贸易一次。在清代历史上，由皇帝特地批准贸易期是罕有的，国家间的往来通常只称贡期，这次充分体现了康熙皇帝对联合攻打台湾的高度重视。
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政府又把攻打台湾提到议事日程，闽督姚启圣提出再次联合荷兰攻打台湾，并得到康熙皇帝的批准。姚启圣派遣的使者于康熙十八年（1679 年）十一月到达巴达维亚，荷兰总督按东南亚亲王的规格接待。商谈中，荷方提出按每船每年 10 万盾计费，先付钱再出兵。清使不敢作主， 于次年五月回国。此后清军厉兵秣马，单独攻打台湾。
早期的中荷贸易，多被郑成功集团控制。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采取低税政策吸引华商，只要交 550 里尔便可免除在爪哇贸易的各种盘查和麻烦，但每年只有一两只船到巴达维亚。荷兰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或靠台湾转运，或赖澳门葡商贩运。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加强对海上活动的限制，中荷贸易出现一个冷淡时期。康熙八年（1669 年），公司改变了以往限制贸易的政策，鼓励巴达维亚的荷兰市民和华侨来澳门贸易，每年约来船 10 余艘。
- 与英法的交往
清初，英法两国与中国政府虽元正式官方往来，但一直谋求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当时，他们的对华贸易受到葡萄牙人的阻挠。顺治元年七月（1644 年 8 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了一艘商船到澳门，受到敲诈，贸易结果并不理想。顺治十五年（1658 年），又有两艘商船到达广州，因被索以重税，未卸货而还。英国人另找门径，康熙九年（1670 年）与郑氏集团达成协议，在厦门和台湾两地贸易。据 1678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调查报告统计，贸易额曾
高达 5 万元（3 万元硬币和 2 万元货物）。清廷统一台湾后，英国与台湾的贸易，才告一段落。康熙二十年（1681 年），英国的厦门商行关闭。尽管这样，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在想方设法打通对中国大陆贸易的渠道，康熙十年至十六年（1671—1677 年）年间，多次派船来澳门要求贸易，均因葡萄牙的阻挠而未获成功。
法国除顺治十七年（1660 年）派一艘船来广州外，很少有船来华贸易。
（三）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和西方各国的对华渗透与影响
清初，清政府对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采取的固定模式，包括国家之平等、外交代表之交换、与派往国国家元首直接接触及两国间与国民间的贸易毫无了解。在处理对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政策，也就是沿用传统的宗藩观念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整个对外政策也是依据这个指导思想来制定的。
当然，清政府在具体问题上，还是有若干变通的。顺治四年八月（1647 年 9 月），两广总督佟养甲向朝廷建议：禁止外国人人广州城贸易，但允许商人载货到澳门贸易，这个建议得到批准。允许外商在澳门贸易是以“通商裕国”为理由的，其目的主要是补充当地政府经费的不足和解决沿海一带因战争而造成物资匮乏的困难。这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的。通商裕国，在清初对外政策中得到体现，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遗憾的是这种利用外贸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新苗头，在连年战争环境中，却被那种用封锁沿海贸易作为制裁敌方的政治斗争手段所淹没了。顺治十三年六月（1656 年 8 月），清政府认为郑成功力量的存在与沿海人民的支持有关，下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同时还勒令地方官严厉查处，地方保甲互相检举。这个禁令也使葡萄牙、荷兰等国扩大对华贸易的企图更难实现了。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台湾回归，全国统一为止。
清初，在清政府实行的禁海、迁海政策，限制对外贸易和交流的同时， 欧洲殖民势力在亚洲进一步扩张，并逐步地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在亚洲的大国地位。
历史上，在殖民势力东来之前，中国作为亚洲大国，曾在亚洲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帮助和保护弱小国家，调解国家的纠纷，是亚洲一些国家
的政治屏障。各国也纷纷主动遣使进贡，接受中国的保护。自从西方殖民势力东来后，它们在亚洲抢占领土，掠夺原料，干涉弱小国家内部事务，亚洲的和平环境受到威胁。清政府忙于国内战争，逐渐地丧失了对弱小国家的政治保护作用，它的国际地位也受到影响，逐步下降。
其次，殖民势力东来后，在亚洲建立起殖民据点，并通过殖民据点逐步加强对殖民地的统治。而这些弱小国家主权旁落，无法与中国进行正常的往来，取而代之的是殖民帝国借亚洲国家之名，如荷兰就打着噶喇吧的旗号， 与清朝继续交往。这样，这些亚洲国家与清朝的外交活动，被殖民国家用作扩大贸易、为本国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工具，清朝与这类国家的交往性质， 也发生了变化。
再者，殖民势力在亚洲所经营的殖民据点诱使中国沿海人民纷纷外流， 移居到马尼拉、爪哇等殖民地区从事垦殖、贸易等活动。即使在海禁森严之时，也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迁往这些地方。除了某些政治因素外，这些殖民地区商品经济活跃、贸易繁荣，为那些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又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华侨，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此外，急需劳动力的殖民主义者采取了优惠贷款、减免人头税等措施，鼓励华侨移入，大大地吸引了中国沿海居民。种种迹象表明，清政府对此已难以控制。传统的统治手段，在殖民势力的冲击下，已失去了往日的魅力。
这种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对清政府的统治已构成威胁。但这时的清朝统治者，对此却毫无觉察。
（四）中英贸易的发展和英国使团来华
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原始积累到工业革命的历史转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逐步走向衰落， 后起的英国，则在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成为西方国家的霸主。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因此垄断了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从雍正朝开始，中西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贸易规模的扩大，商品结构的变化，封建外贸体制的健全， 使中西贸易成为这一时期中西关系的主流。围绕着贸易出现的中英政治势力的接触与冲突，构成了 19 世纪中西政治斗争的前奏。
这一时期的中西贸易主要是海上贸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政府开海贸易，设闽、粤、江、浙四海关，从此，中西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茶叶、生丝和土布。西方国家从对华贸易中，获得大量利润。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最后几年，仅茶叶贸易一项，就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和公司的全部利润。而外国商船运来的货物，除转口贸易的香料、毛皮在中国市场获利外，西方生产的大宗机制产品却打不开销路，英国机织棉布不敌中国土布物美价廉，毛织品不适宜在炎热潮湿的南方销售。中国大量出超。英国商人不得不支付白银填补巨额逆差。乾隆、嘉庆间（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自广州流入的白银每年约为 100 万至 400 万两。英商为了弥补贸易逆差，扩大贸易地盘，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清政府对此十分警觉，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 朝廷关闭了闽、粤、浙三海关，广州成了惟一的中西贸易口岸。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东印度公司派洪任辉率领船队驶抵天津，上书朝廷，要求放松贸易限制，允许在宁波通商，增开天津口岸。清政府严厉
拒绝，并由两广总督颁布《防范外夷五项规条》，进一步限制外商。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英国国王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派遣凯思卡尔特为使臣，到中国交涉通商事务，并谋求建立外交关系。使臣在中途病死。五十七年（1792 年），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以祝贺乾隆帝83 岁寿辰为名使华。这次出使活动经过精心的安排，费用由东印度公司支付。
全权特使马戛尔尼勋爵在英国是有声望的贵族，他长期在东方任职，并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使团随员中，还有秘书斯当东爵士（兼代缺席时的全权特使）、使团卫队司令本松上校以及医生、机械技师、测绘员、画家、炮兵、步兵、工匠、仆役等。他们还特地购置了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军械、车辆、船只模型等礼品。使团分乘皇家战舰“狮子”号等五艘船只， 于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十一日（1792 年 9 月 26 日）从英国出发，经过十个月
的航行，翌年六月十八日（1793 年 7 月 25 日）抵达天津大沽。
使团经由北京转赴热河，八月四日（9 月 8 日）到达热河行宫。十日（14 日），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在万树园御帷觐见乾隆帝，递交国书。他们还出席了宴会及祝寿的娱乐活动。觐见之前，马戛尔尼曾与清朝大学士和珅因礼仪问题发生争执。乾隆帝对此比较通融，客气地召见了英使，而马戛尔尼也当众三下跪，表现得十分礼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
英国国书提出要求派遣使臣常驻北京和扩大通商，乾隆帝对此不快，决计尽快礼送英使出境。八月十七日（9 月 21 日）英使启程返京，八月二十九日（1O 月 3 日），清朝颁赐国书和札品，示意英使回国。马戛尔尼急忙开具说帖，提出六项要求，要求允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贸易；准许英商像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附近的一处海岛让给英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在黄埔附近的长洲岛建筑一所医院，供水手疗养等。乾隆帝颁发敕谕， 驳斥英使的要求，称：“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 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朝廷同时谕令沿海督抚戒备英人骚扰。
九月三日（10 月 7 日），马戛尔尼一行从北京出发，由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几乎纵穿中国腹地，到达广州，于十二月九日（1794 年 1
月 10 日）自广州回国。
使团虽然未达到通使、通商的目的，却探察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情况，沿途收集了中国自然资源、水文地理、风俗民情、宫闱内幕，为英国日后侵略中国做了资料准备。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散商因向中国走私鸦片而大发其财，实力日增。东印度公司受到来自国内的散商和西方其他国家商人的挑战。为了继续垄断对华贸易。嘉庆十三年（1808 年），英军借口对抗法国，强行登陆占领澳门。因清廷态度强硬，英军被迫撤退。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阿美士德作为英国的另一大使，来到中国。这一使团仍以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为出使目的，副使是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斯当东。斯当东是马戛尔尼使团斯当东爵士的儿子，曾作为马戛尔尼的侍童随同来华。在斯当东的坚持下， 阿美士德拒绝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嘉庆帝大为恼火。英使头天晚上至京，第二天一大早就被驱逐，沿运河南下，经广州回国。虽然如此，使团仍然不虚此行，所过之处，凡山水、城郭、人物、花木、鸟兽，均绘图带走。
嘉庆帝原本打算用停止贸易来惩治英国，但被两广总督劝阻，并未施行。他对英国垄断对华贸易的企图有所了解，并为此谕令两广总督：“此次该国贡船来往经过浙洋，并未寄旋，其意似专意来天津贸易，以遂其垄断之谋。该总督等设法将伊国来京之意，严行杜绝，使之不萌此念，即来亦不能径达， 方为妥善。”嘉庆帝因礼仪纠葛而斥退阿美士德使团，是不明智的。广州单口贸易制度是不可能阻止英同为继续垄断对华贸易而进一步采取行动的。
三 传教士来华与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
西方传教士是怀着献身宗教，改造异教徒的热忱踏上中国的土地的。他们以传教为主要任务，同时也不能不在政治上为本国政府的殖民利益服务。为了方便传教，他们炫耀和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成为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康熙皇帝服膺于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对一些耶稣会士宠信有加。作为一个精明的统治者，他既要利用传教士的技艺为其服务，又要求他们服从于中国的理学伦常，这就不能不与罗马教廷发生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冲突。天主教在中国度过短短的“黄金时代”之后，又陷于寂寥。
（一）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明末最先来华的传教士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他历经艰险，直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病死在离广州 30 里的上川岛，也未能进入内地传教。随后又有几名传教士相继来华，均被拒之门外。
耶稣会士在无法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对来华传教的方法进行了探索。沙勿略提出应当派有学识的传教士到东方传教。传教士范礼安继承了这种主张。他巡视东方传教工作后也向罗马耶稣总会提出：到中国的传教士，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风俗文化。罗马耶稣会总会根据范礼安的报告，决定采取科学知识作为来华传教手段，把会规订得很严，入会的人必须具备一门专长，才被允许学习神学。特别对派遣来华的会士挑选得非常严格，要求他们在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因此这些人不但被誉为西方的“进士”，他们自己也以“西儒”自居。
万历八年（1580 年）耶稣会士罗明坚随葡商至广州，向两广总督陈文峰献上贵重礼物，获准暂居暹罗贡使的驿馆。万历十年（1582 年）罗明坚应两广总督的邀请到总督驻地肇庆长住。不久，他向新任总督郭应聘献自鸣钟等礼品，获准在肇庆建立教堂。次年利玛窦也来到肇庆。
明末清初人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分为三个时期：即以利玛窦为首的万历朝开创时期，崇祯、顺治朝的修历时期，以及康熙朝的御前活动时期等。
- 开创期
罗明坚、利玛窦在肇庆建立的教堂，名为“仙花寺”，教堂大厅内陈列西洋镜、自鸣钟等西洋奇器，墙上悬挂著名地理学家奥代乌斯绘制的西方世界地图。这幅地图引起了肇庆知府王泮的兴趣。王泮请利玛窦翻译此图，于万历十二年（1584 年）秋刊刻出版。从此，王泮和耶稣会士交往频繁，联系密切，经常邀请他们到衙门会面，私下允许他们自由传教，甚至邀请他们到他的家乡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开教。
利玛窦发现介绍西方文化和学术最能吸引中国的文人学士，于是，他尊
重中国的风俗习惯，改穿儒服，研究《四书》、《五经》，援引孔子言论阐述教义，拜访和结交中国朝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意大利姓名玛泰奥·利奇加以汉化，改为姓“利”，名“玛窦”，字“西泰”，故中国士大夫尊他为“利先生”、“利子”。利玛窦还援引天主教教义傅会理学的伦常， 允许教徒祭天、祭祖、祭孔。清初的一些耶稣会士都遵从利玛窦的方式，称之为“利玛窦规矩”。
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利玛窦随同兵部待郎石兴赴京未成，从南京迁居江西南昌。万历二十六（1598 年）八月进入北京，两个月后退居南京。他在南京结识了许多学者名流，如徐光启、李贽等。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再入京师，向万历皇帝进献天主图像一幅、报时自鸣钟等西洋贡品，被允许留在北京建堂传教。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在宣武门建北京会院（后称南堂），从此终日与公卿士大夫相周旋。其中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阁臣的过往也很密切。后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因竭力推崇天主教，被称为中国护教史和开教史上的三大柱石。
利玛窦还和一些东林党人来往，使其中一些人成为他的朋友和信徒。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葬于阜成门外。
- 修历期
由于利玛窦做了较好的铺垫，耶稣会士渐渐地能够参与朝廷的一些活动了。崇祯帝即位后，启用徐光启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聘用耶稣会士推算历法，在宣武门内首善书院设历局，编《崇祯历书》137 卷。崇祯皇帝亲题“钦褒天学”匾额，褒奖耶稣会士的修历工作。
清政府建都北京后，汤若望、南怀仁又先后担任钦天差监监正。当时的一些传教士为了能与皇帝和满洲权贵接触，还刻苦学习满蒙语文。顺治帝特别宠信汤若望，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一说因孝庄皇太后认汤若望为义父），免去三跪九叩之礼，加封他为三品太常寺卿，赐“通玄教师”尊号。顺治帝经常与汤若望谈论朝政和天象问题。后来，又授予通政使，加封光禄大夫。
汤若望向清廷上书，提出旧历有大谬七条，请求派人实地测验他所推测的日蚀是否准确，希望采用按西洋新法制定的《崇祯历书》。顺治元年（1644 年），八月丙辰朔，日蚀，摄政王多尔衮命大学士冯铨率领钦天监官员进行实地观测。结果，汤若望的新法预测准确，而大统、回回两法，俱有误差。于是，清廷决定采用《崇祯历书》，历书封面刊刻“依西洋新法”五字。这就是顺治二年（1645 年）颁布的《时宪历》（统称“农历”）。汤若望由历局聘请的专家，成了朝廷命官，开创了传教士直接掌管钦天监的先例。清朝所以采用新法，除了其果然精确外，当时改朝换代都要颁行新历，另定正朔， 区别于前朝，以表示“天运已新”。汤若望的改历建议正好附和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故受到顺治帝、多尔衷的种种优待。这次改历，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次历法改革。
顺治十六年（1659 年）五月，江南徽州官生杨光先作《摘谬论》一篇， 批判西洋新法，又著《辟邪论》三章，攻击天主教为邪教。次年又向礼部递
《正国体呈稿》，认为《时宪历》封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康熙三年（1664 年），杨光先在辅臣鳌拜、苏克萨哈支持下，向礼部上《请诛邪教状》，并进《摘谬十论》、《选择议》、《与许侍御书》等，指控汤若望等制造妖书，邪说惑众，潜谋造反。
从九月二十六日开始，吏、户两部及其他大臣会审，汤若望和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及钦天监官员、教徒李祖白、潘尽孝、许之渐等被传讯到礼部大厅审问，为时 12 天。汤若望已 73 岁，猝患痿痹，口供由南怀仁代替。
十一月十二日又进行第三次会审，前后长达 40 多天。十二月二十七日，吏、户两部判决：汤若望错定皇子殡葬时刻和地点，罢钦天监监正，打入监狱； 钦天监官员之附教者李祖白、宋可成等五人斩首；废除《时宪历》，恢复《大统历》；禁止中国人信天主教，散居各地的耶稣会士押送澳门。后来，由于孝庄太皇太后出面干预，汤若望才免于流徙，获释出狱，后病死。
康熙四年（1665 年），清廷授杨光先为钦天监监副，八月升为监正。杨光先把监内精习西法历算的 30 多名监官全部题参免职。他既不懂西方历算， 又不通中国传统历法，却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大统历恢复后屡出差错，不得不换用回回法，并起用对历法茫然无知的吴明恒为钦天监监副，推算仍不准确。
康熙帝召杨光先、南怀仁在宫中当众测试天象。南怀仁使用西法每次测算准确，而杨光先既不会计算，又不能做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试验。康熙七年十一月，内阁大学士图海、李霨等 28 人奉命率领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等
到观象台，预推正午日影。经 3 次实地测验，南怀仁准确无误，杨、吴二人均有误差。次年正月，又令他们同时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 结果南怀仁的推算测试都准确，吴明烜均有误差。康熙帝决定复用时宪历， 任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康熙十二年升为监正。又请了一批耶稣会士入监， 从事天文历法工作，改造北京观象台，制作天文仪器，为制订中国的历法做出了贡献。
杨光先从宽免死，发遣回籍，行至山东，疽发背而死。
- 御前活动期
历法之争使年轻的康熙皇帝对西方科技知识兴趣大增。他后来回忆历法之争时称“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于是，康熙帝一方面在经筵学习儒学，一方面延聘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等轮番进讲自然科学知识。每天进讲两三个小时的功课，风雨无阻，先后坚持 10余年之久，即使在西郊畅春园避暑，也未中辍。康熙帝还让皇室子弟跟他同时学习。有时他亲自给予弟和大臣讲课，以检查自己的理解程度。他喜好代数几何，经常把学到的几何知识用于实践，与传教士一起到各处去测量，就连率兵亲征噶尔丹，也不忘用投影法测量地形。直到晚年，康熙帝还一再强调“历算之学果然好”。他对西方语言、音乐也有兴趣，曾让传教士白晋等人在宫中教自己和皇子们拉丁文，并命徐日升等编撰乐理书籍《律吕正义》。康熙帝对有才能的传教士非常器重。他曾两次到南堂看望传教士，并书 “敬天”匾额赐给该堂。在历法之争中表现突出的南怀仁更被委以重任。因三藩叛乱和沙俄入侵，康熙帝命南怀仁铸造大小红衣铁炮 120 尊，分送前线，
发挥了较大的威力。后来，南怀仁又仿造命中率较高的欧罗巴式炮 320 尊， 康熙帝亲临芦沟桥观看试放，大为赞赏，当场赐给南怀仁御用貂袍，晋封工部侍郎衔。南怀仁死后，谥“勤敏”，举行盛大的送殡仪式，他是惟一死后得到谥号的传教士。
有的传教士还参与了清政府的对外交涉活动。清政府派遣使团赴尼布楚与俄国谈判，张诚、徐日升曾被任命为使团译员，在谈判中往来于双方之间。白晋曾被任命为中国皇帝的钦差，去欧洲延聘人才。
康熙帝信用耶稣会士，对天主教也相对宽容。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 他发布上谕，罗列了传教士的一系列功绩，为天主教正名，称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令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这就是所谓的“康熙保教令”。于是，传教士均“奉旨回堂”。
康熙保教令颁布后，天主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各地的教堂也越建越多。到了康熙晚年，教堂已由初年的 159 座发展到 300 座。教徒也有 25 至 30 万
人，遍布全国 15 个省区。北京地区的传教土每年要为 3000 人受洗，上海每
年有 1000 至 1300 人入教，仅崇明岛就有教徒 3000 人之多。在教徒中还有皇亲国戚，八旗将领。如宗室苏努、德沛，国戚佟国器、佟国维等人。康熙朝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较快时期，也可以说是天主教在清朝传播的黄金时期。
（二）礼仪之争和清政府禁教 “康熙保教令”颁布后，天主教势力日益强大。以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
天主教托体修会之一的多明我会，联合圣方济会，坚持宣传上帝是至高无上
的惟一主宰，攻击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是对教义的背弃。双方都上书罗马教皇，互相指责，这就是所谓“礼仪之争”。
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新任教皇格勒门德十世断决：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实属异端，应予禁止。铎罗携带禁止异端的禁令前来中国。康熙帝传谕：慎无扰乱中国，来华的西人必须谨守法度，劝铎罗返回。铎罗返回途中行抵南京，竟然擅自公布教皇谕令，要求传教士和中国教徒遵循。康熙帝对铎罗抗旨很恼火，将他押送澳门。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又传谕各国传教士：“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康熙五十八年（1718 年），罗马教皇格勒门德十一世正式公布了禁止异端的禁令。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罗马教廷派遣教士嘉乐携带“禁约”（即所谓“七条禁约”）来中国见康熙帝。禁约规定，在中国之西洋人和中国天主教徒，不许用“天”字，不许祭孔子、祭祖宗，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如不遵守，依天主教规处罚。康熙帝接见嘉乐，驳斥说：“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只可禁得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可禁也”。并明确宣布此后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流行，传教士除去会技艺之人留用外，其余均回西洋。嘉乐被斥离去。康熙帝随令广东等地禁止天主教。一些传教士陆续离华返国。
应该指出的是，康熙帝虽然宣布禁教，但执行的并不严格。一些留在中国的传教土仍然在各地活动，发展门徒。
（三）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及影响
为了传教的需要，耶稣会士从西方携带大量的科学文化书籍来华。如继利玛窦为中国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氏派遣金尼阁返欧洲，募集了大批图书，于万历四十六年和邓玉函等 22 位耶稣会士第二次来华，带来图书 7000 余部。当时，西方的天文历算、物理化学、地图测绘、音乐绘画，各种知识均传入我国。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天文学之外，要属地图测绘学和数学。
从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士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地图和世
界地理知识，并且传入西方最新的测绘方法。利玛窦为了奉承万历皇帝，测量了北京、南京、杭州、广州、西安等地的经纬度，绘制了一幅迎合中国传统观念的世界地图，把中国画在地图的中央。从此，西方的经纬度制图法， 有关 5 大洲和 5 带（热带、南北温带、南北寒带）的划分传入了中国，并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提高了中国的地图绘制水平。庞迪我专门为明神宗绘制了 4 幅世界分洲地图，图的四周加上文字说明，略志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物产的概况，称之为《海外舆图全说》。后来艾儒略根据利玛窦的世界地图， 又于天启三年（1623 年）撰《职方外纪》6 卷，当年在杭州刻版印刷。此书分天下为 5 大洲，既有地图，又有详细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文字。崇祯年间， 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在实地精密测量的基础上，依靠明代陆应肠的《广舆记》、徐霞客的旅行日记等有关中国方舆志的文献和图书资料，综合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长期观测研究的成果，绘制出大量手稿，于顺治十一年（1654 年）在返欧的旅途中完成了《新世界图》、《中华帝国图》和《中国新地图册》。前两幅是大型地图，共 8 页，1654 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后者是 1655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地图集，共 17 幅，附有 171 页文字介绍（可称“地
理志”），末附日本国地图 1 幅，一度被认为是关于中国地理学方面的最完全、最准确的著作。因此，德、法学者称卫匡国是西方“研究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由传教士和中国学者一起组成了一支测绘队，开始大规模勘察全国地理，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地理实测。他们运用当时西方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和梯形投影法，费时 10 年，终于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绘制成康熙《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之一，曾多次翻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成为直至近代中国地理学与地图学的依据。
数学在西方被视作科学之王。耶稣会士的来华，传入先进的数学知识， 为我国数学填补了许多空白。特别是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的《几何原本》， 是一部介绍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平面几何学的系统著作，大大丰富了我国几何学内容。利、徐又合译了《测量法义》和《测量异同》两部应用几何书籍。利氏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第一次向我国数学家介绍了西方笔算之法， 自加、减、乘、除、乘方、开方到比例级数等等，并附有练习题，不但弥补了中国传统筹算、珠算之不足，而且这种笔算法一直沿用到今天。另外，有罗雅各著《测量全义》，介绍西方三角术，计算圆周率至小数点后 21 位。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圜容较义》，专论几何学中圆之内接、外接问题；顺治时薛凤祚与穆尼阁合泽《天步真源》，第一次介绍了西方的对数。这些数学知识是新的科学成就，对中国来说也闻所未闻的。
康熙时期，在数学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学者，当首推王锡阐和梅文鼎二人。他们在算学中比较了中法和西法之异同，既申明了古意，又补充了西法之不足。康熙帝对数学也有一定造诣。他曾传授梅文鼎之孙梅彀成从西方传入的借根法，并告诉他西洋人称之为“阿尔巴达”，译言“东来法”。梅彀成研究天元术，重新发现了明代已经泯灭不彰的代数学，使其复显于世。又， 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在吸取了西方有关知识后，取得了不少成就。如明安图研究割周密率，用连比例方法，把中法二等分一段弧，与西法所传三等分一段弧相结合，从而证明了传教士杜德美求圆周率的三个公式。此外，他又发现了六个公式，合为有名的“九术”，写出了他的名著《割圆密率捷法》。
总之，康熙年间传教士从西方传入了一些科学技术知识，这些科学技术
知识虽然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但大体反映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新水平，这对突破笼罩中国学术界的刻板的八股、空疏的理学，无疑是有益的。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科技成果和新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推广到民间，并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应用，而多半是为了满足以皇帝为首的少数人的兴趣和要求的，即为宫廷服务的。
（四）中国学术著作的西传及影响
耶稣会士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又把我国的古代文化和科学知识介绍给西方世界。耶稣会士翻译的中国古代著作范围很广，包括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刘向《列女传》、《历代名贤传》，朱熹《劝学篇》、《通鉴纲目》，以及《孔子传略》、《孙吴兵法》和音乐、舞蹈、宗教、天文的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康熙二十年（1681 年）耶稣会士柏应理回欧洲时，一次即带回中文书籍 400 余册，并于康熙二十六年在巴黎刊印其《中国之哲学家孔子》。耶稣会士卫方济以拉丁文译《四书》及《孝经》、《幼学》，还以拉丁文著《中国哲学》。这些研究中国经学的著作，都于康熙五十年由巴拉革大学图书馆出版。除此之外，卫匡国于顺治十五年（1658 年） 发表了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十卷》（亦称《中国历史概要》）、中国现代史——《鞑靼战纪》（又称《鞑靼同中国的战争》）、《中国耶稣会士纪略》（亦称《中国教友人数和质量简报》），以及带有自传性质的《卫匡国行实》等。康熙四十年（1701 年）龙华民发表了《关于中国宗教的几个疑问》。
18 世纪，欧洲出现了耶稣会士们编辑的多达 15 卷本的专谈中国的巨著：
《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回忆录》。再有，传教士还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磁力与大体有关的理论，以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国家制度和艺术的情况，对欧洲近代思想和哲学，特别是启蒙运动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成就也大量传入欧洲，欧洲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曾看过卜弥格于顺治十二年（1655 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及《中国医学及脉经》等，他的著作中提到中国的科学成就和动植物学情况的有 104 处之多。在建筑方面，中国古老的土木建筑和园林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此时也传入西方，并影响！西欧的建筑风格。传教士马国贤把承德避暑山庄的镌版带到伦敦，给当时西欧建筑设计和装饰艺术输入了一股新风气。康熙九年（1670 年），法王路易十四按照传教士有关中国建筑的描写和附图，营建了著名的托里阿诺望瓷器馆。这座宫殿的外表装饰着彩釉陶瓦，宫内收藏大量的中国青花瓷器，庭院里种植着中国运去的桔树，看上去古色古香，颇具东方建筑神韵。除此之外，传教士还把中国古老的架设铁索桥的技术传到了欧洲。中国两轮车上竖帆的作法也是此时传到欧洲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传教士的介绍，汉学在西方被人们接受，并逐渐发展成独立的学科。从中国返回欧洲的耶稣会士，也因此成为第一批著名的汉学家。
四 中国与亚洲诸国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大国，在亚洲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与东亚、南亚诸国关系十分密切。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与中国有密切的民间往来，如日本；另一种属于中国的藩属国家，如朝鲜、琉球等国。
（一）与日本的关系
明清鼎革之际，南明各政权和地方抗清武装纷纷派人到日本，寻求军事援助，均遭拒绝。清朝初年，清政府实行海禁，中日交往减少。郑成功与日本继续保持贸易关系，在日本铸铜，用永历钱，购买盔甲、器械等物。他的船队也装载生丝、丝织品、砂糖、药材等为日本人所喜爱的中国商品输入长崎，并将日本的铅铜转运到菲律宾、安南、暹罗等国。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兴造洋船，装白糖、鹿皮等物，运往日本，继续从中日贸易中获利。
除此之外，大陆的商人也不断冲破清政府海禁的限制。私自从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驾船转道或直航日本。据日本资料统计，康熙初年，平均每年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有 31 艘，最多时一年可达 40 多艘。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日本贞亨元年），清朝政府取消禁海令，允许沿海商民出海贸易。于是，一度受到影响的中日通商贸易很快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势头。康熙帝对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是十分看重的。当时他除考虑用对外贸易的税收，解决驻扎在东南沿海地区清军的饷银以外，还想借输入日本“洋铜”，补充国内铸制铜钱原料之不足。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康熙帝令福建地方官派官船 13 艘运载台湾的砂糖，去长崎进行贸易。在康熙帝的支持下，开海后仅仅 4 年时间，驶往长崎的中国商船就增长了 8 倍多。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驶抵长崎的中国船 24 艘，康熙二十四年 85 艘，康熙二十五年 102 艘，康熙二十六年 150
艘，康熙二十七年 193 艘，赴日人员 9128 人。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开海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的 31 年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共计 2446 艘（其中没能进行交易而返航的商船 356 艘），平均每年 76 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管理对日贸易商船出海，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至康熙四十年（1701 年）间，清政府逐渐把对日贸易的管理权交给了宁波、南京（即江苏）两海关，由其专门监督管理。从此，上海（属南京海关）、乍浦（属宁波海关）成为对日贸易的基地。
为了安顿中国商人和船员，日本当局于元禄二年（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在长崎郊外十善寺村的地方建成 300 坪，能容 5000 余人的“唐人屋敷”， 即“唐人馆”或“唐馆”。当时，这些中国人还在长崎建起了天后堂、观音堂、幽灵堂，以及崇福寺（即福州寺）、福济寺（即漳州寺）和兴福寺（即南京寺）等所谓唐三寺。
当时，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生丝、丝织品、糖、药材、书籍和文房四宝等。从日本运回的商品除铜外，尚有“俵物”（用草袋子装的水产品， 如海参、鲍鱼等）、硫磺、漆器等。
康熙帝对于中日贸易及日本国的情况十分关心。例如，他从宁波铜商处得知日本政局不稳，有可能再次演变成侵犯中国的军事行动，当即面谕苏州织造李煦会同江宁织造曹寅、杭州织造敖福合等秘密派专人赴日调查。赴日之人得出日本不会兴兵犯境的结论，回国后专门向康熙帝面奏此事。
中国开海后，江浙闽粤等省商船纷纷驶往日本，贸易额骤然上涨，致使日本的金、银、铜等大量外流。日本政府为了控制贵金属流失，采取了贸易限制政策，规定唐船贸易额为 6000 贯，荷兰船贸易额为 3000 贯。康熙二十八年（日本元禄二年，1689 年），规定今后唐船每年春秋两季各 20 艘，夏季 30 艘，全年共 70 艘。后来又规定每年再增加 10 艘，共计 80 艘。日本正德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幕府当局又颁布了“正德新令”，即实行信牌贸易制。其中规定只有领到信牌的商船，来年才能允许来日本贸易， 没有信牌的商船一律不准迸港。中国的一些船主为此发生了一些纷争，中国政府特地批准中国商船可以持日本颁发的信牌进行贸易，但规定信牌不得私自持有，回棹时须交给海关保存。于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后，中日长崎贸易又活跃起来了。
康熙年间，中日两国除了有密切的经济交往外，文化交流也相当频繁。德川家康将军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崇尚儒学，他的继承者也受到影响。在幕府将军的倡导下，中国文化在日本影响很大，汉学地位显赫，极受重视。特别是江户幕府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统治时期，进一步推广儒学，在幕府中设立儒官，儒学被视为“官学”。日元禄四年（康熙三十年，1691 年），德川还下令在江户修建孔庙（即今东京汤岛圣堂），亲临讲解《论语》。并亲笔题写“大成殿”匾额，悬挂在圣堂大殿内。当时日本人对康熙帝极为敬重， 尊其为“上国圣人”。康熙年间传入日本的《六谕》，经日本学者荻生徂来附以训点，由室鸠巢译为日文，以《六谕衍义》书名刊刻发行，遍布全国， 广为流传。同时，康熙帝的训谕《十六条》也以《圣谕广训》的书名，在日本刊行。此时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迅速在武士阶层普及，并几乎为武士所垄断，从此儒学与僧侣分离，改变了以往名僧即名儒的状态。
中国学者朱舜水东渡，也直接影响了日本儒学的发展，朱舜水，名之瑜， 字鲁玙，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曾几次赴日，最后定居日本。他渊博的知识和对儒学的精深造诣使不少的日本学者为之折服，纷纷拜他为师，形成了程朱理学的一支水户学派。其组织倡导者就是德川家康的儿子水户藩主德川光。他尊朱舜水为宾师，在水户建立了“彰考馆”，聘请著名学者编撰书籍、研讨学问，从而形成学派。他还组织人员编写了《大日本史》。
在康熙年间，中国的文学、绘画、建筑、陶瓷、医学、风俗习惯和宗教对日本也有较大的影响。中国的文学书籍大量流入日本，特别是明清小说， 如《三国演义》、《西汉通俗演义》、《春秋列国志传》、《唐国志传》、
《皇明开运英烈传》和《剪灯新话》等，在日本朝野广为流传。中国的白话小说和评论小说对日本的近世小说（即“读本”）产生了较大影响。近世小说吸取了中国小说的营养，创作方法、情节、构思和主题的设定等，多是在中国小说的基础上加工或重新创作而发展形成的，从而开创了日本近代文学的新篇章。另如，在宗教方面，日本一度不振的佛教，由于明末清初福建黄檗山名僧隐元隆琦赴日，并在德川家纲和大老（官职，在武职中仅次于将军） 酒井忠胜的支持下在京都附近的山城宇治，修建了黄檗山万福寺，开创了日本的黄檗宗。后来福州黄檗山慧门使者高泉性激，为了庆祝隐元和尚 70 寿辰，于顺治十八年（1661 年）赴日，并留在日本成为黄檗山第五祖。黄檗宗传入日本，振兴了日本佛教，它对日本佛教的禅宗、临济宗以及曹洞宗均产生了影响。
康熙年间，日本文化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本出版的书籍如
《吾妻镜》等，是商船带到中国的，颇为中国学人所重视，中国学者研究日本的风气比以前更浓。此外，日本的歌舞艺术也对中国戏剧创造产生了影响。例如曹寅在其剧作《太平乐事》（康熙帝在南巡时曾看过此戏）中就曾用“寄语”（即用汉字注日语发音的方法）编写了第八出《日本灯词》，此戏曾受到清代大戏剧家洪升的称赞，说它“怪怪奇奇，古所未有，即以之绍乐府余音，良不虚矣”。曹寅创作的《日本灯词》无疑是 16 至 18 世纪，日本文化与文学艺术西渐中国大陆，推动中国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一个生动的实例。
（二）与朝鲜等国的关系
清朝初年、清政府和朝鲜、琉球、安南（今越南）等周边国家，继续保持着政治上的“宗藩关系”。
所谓“宗藩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封建君臣关系在国家关系中的体现。按规定被册封的藩国，必须定期向清廷献纳贡品。如每当旧皇帝去世， 新皇帝登极，或重大节庆（如冬至、元旦、清帝万寿节）之时，藩国均要派使节到中国或告哀，或请求册封，或表示祝贺。而清政府则在某种程度上有维持藩国正统统治秩序的义务。为了显示清帝国的宗主国地位，清廷除颁布敕谕诏旨、派遣使节到各国册封外，还要赏赐各藩国国王和各级朝贡使臣大量物品。
各藩国的内政、外交，清廷一般不加干涉，更不在藩国派驻官员和兵将。清廷与琉球、朝鲜、安南以及一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 与朝鲜的关系
在历史上，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比较密切，中国对朝鲜格外优待，如允准朝鲜使团全班人马一起人京、觐见皇帝排在他国之前等等。至清初，与朝鲜关系开始有些芥蒂，其原因是入关前，满洲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朝鲜低下， 再加上皇太极两次入侵朝鲜，朝鲜当局基于对明朝政府的传统感情，虽然对清政府表面上恭顺，内中却大为不敬。
三藩战争期间，朝鲜的反清情绪曾一度有所抬头，但经审时度势，还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此外，两国还因参农越境挖参和边境划定等问题，曾引起交涉，但由于两国当局彼此谅解，并未发生大的摩擦。这一段时间，总的说来两国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朝鲜在京城专门建筑了慕华馆，用来招待清政府使节。每次清政府使节赴朝时，朝鲜国王都要亲自接见；朝鲜使节来华也同样受到了中国当局热忱款待。中国的官员、士大夫们常常陪同他们游览， 逛琉璃厂，购买汉籍和文物等。当时两国为了加强交往，还专门培养了不少通晓对方语言的翻译人员。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朝鲜国王李渊患眼病， 康熙帝得知后，特派侍读学士阿克敏等带去中药空青，到朝鲜进行慰问。
两国间的经济交往也很密切。除了双方的“封贡”贸易外，中朝人民还在边境互市，互通有无。当时清廷准许在会宁、中江（今义州）、庆源等地进行定期贸易。中国运往朝鲜的物品有丝绸、棉布、谷物、汉文书籍和文房四宝等；朝鲜运至中国的有金、银、水牛角、貂皮、鹿皮、水獭、腰刀、铜、硫磺、麻布和高丽纸等。
两国人民不但平时互通有无，每当遇有困难，也经常相互支援。朝鲜李朝肃宗二十四年（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朝鲜全境发生天灾，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清廷得知，派遣吏部待郎陶岱率大小船 110 余艘发仓米 1 万
石赈济，并许朝鲜买米 2 万石。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还从陆路向朝鲜赶运粮谷，支援朝鲜人民渡过难关。为此康熙帝还特别撰写了《御制海运赈济朝鲜记》。
政治和经济联系的加强，促进了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的书籍在朝鲜大受欢迎，上至国王，下至百姓，无不喜爱。1668 年，朝鲜皇帝李渊因患眼疾， 下令将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抄写成大字以便进览。边市贸易中也以中国书价最高，康熙初年一部《明季遗文》就可以换一头牛，这充分说明朝鲜对中国文化的重视。
中朝关系的发展，一直得到清统治者的赞许，他们把朝鲜列为对外交往的榜样，对朝鲜格外优待，还不时宣称，要把往来之国“与朝鲜一体优待”。
- 与琉球的往来
顺治四年二月（1647 年 3 月），清兵平定浙江和福建后明确表示：如遇琉球、安南、暹罗（今泰国）、日本等国来进贡，地方官员要热情款待，并立即上奏。因此，清兵人闽后发现明末来华的琉球、安南、菲律宾三国使者， 立即护送进京，给予优待和赏赐。同年七月又颁诏广东，要求接纳从暹罗、安南派来的使者。接二连三的谕旨，表明清政府急欲在邻国中树立起新朝的威望。由于当时东南沿海战局不稳定，邻近各国对清政府仍持观望态度，来者不多。
顺治八年（1651 年），顺治皇帝要求琉球交还故明敕印。1654 年 4 月， 琉球国中山王尚质遣使来京进贡，受到清政府的热情接待。清廷厚加赏赐， 派兵科副理事官张学礼为使，带着敕印、赐谕出使琉球。由于清郑交战，清使直到 1663 年才到琉球。第二年，琉球又派使者来华。尔后，隔年一次，渐成定例，贡道由福建入京。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清政府派出使臣再次出使琉球。
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清朝政府以海宝为正使、徐葆光为副使到琉球册封尚敬为国王。当时派往琉球的使臣均从翰林院的官员中选拔。中国每次出使琉球的封船均为 2 艘，约四五百人。每当中国使节的船只驶进琉球国的那霸港，该国国王均派大小彩舟百余艘出港迎接。琉球国王还特别在那霸港盖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天使馆”，其“屋宇皆如中国衙署”，专门用来接待中国使臣。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中国册封副使徐葆光在馆内院中种植大榕树 4 株，成为中琉人民友好的见证。
琉球国遣华使团大约每两年一次，一般船舶 2 艘，乘员在 150 至 200 人左右。正使、副使多由该国高级官员担任。为了接待琉球使团，清政府特在福州建筑了“柔远驿”和“进贡厂”（贮存贡品处）。每当琉球国使团到福州城外时，福建地方官都要到宾馆迎接，设宴款待。使团部分成员随同正、副使，由福建地方官陪同进京觐见，其余留在福州附近从事贸易或滞留学习。琉球国还有不少留学生随使团来华，他们有的到北京国子监读书，名曰“唐监生”；有的就在福州当地学习，名叫“劝学人”。
琉球国王经常以方物向康熙皇帝“进贡”，同时康熙帝也要回赐大量礼品。按照朝贡条例，贡船可以附带货物来华进行贸易，享受免税待遇。当时琉球向中国的输出品有马、硫磺、红铜、螺壳、牛皮和海产品，此外还有一些转口商品，如苏木、胡椒和日本折扇等；从中国运回的货物主要有生丝、绸缎、铁制品、陶瓷、书籍、玳瑁、药材、糖以及文房四宝等。
当时琉球与中国沿海各地，经常有遇难船只漂流到对方领域，对此双方
均给予多方照顾，修理船只，补给淡水、米柴，送其返国。琉球国还将每年漂流到其境内的中国船记录在案，送给中国福建地方官查验。现已汇集成书， 公开出版，名为《历代宝案》。
由于交往增多，中国文化也在琉球得到传播。康熙九年（1670 年），琉球紫金大夫金正春请立孔庙，获得批准，于两年后建成。庙中设孔子塑像和神位，庙制俎豆礼仪俱遵照会典。1683 年，又建关帝庙，塑关公像以供祭祀。从此，中国流行的文武圣庙在琉球也受到崇奉。
在中国学习的琉球人更是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了回去，如琉球人传莫、真知 2 人曾在福建学画，师事王调鼎、谢天游等，颇得闽派真谛，学成归国后，成为琉球国王宫中著名的画师。
- 与暹罗和安南等国的关系
清初，与中国保持官方往来的还有暹罗和安南。
顺治十年（1653 年）暹罗首次遣使来京。这是除朝鲜外亚洲第一个主动来使的国家，使臣受到清政府的热情接待。因暹罗来使是从暹罗湾乘船到广州的虎门，沿途受东南沿海抗清力量的干扰和影响，极不安全，暹罗只能于康熙三年、七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不定期地派使臣到中国。康熙三年，使臣不幸中途病故，康熙皇帝下令江西布政使致祭，并置地营葬，立石封识。台湾统一后，海道平静，暹罗才循三年一贡之制，正常遣使来华。
这个时期的安南，由黎氏把持政权，但曾与黎氏争夺王权的莫氏并没有被彻底击败，还占据高平一带。莫氏力量较弱，期望尽早地争取到清政府的同情和支持，以加强自己的地位。顺治十六年九月（1659 年 11 月），莫氏集团的莫敬耀派人到广西南宁投书表示臣服，要求授敕印。两年后，莫敬耀死，清朝政府授其子莫元清为安南都统使，但认为都统使不宜授印。黎氏集团的黎维祺知道莫氏已先向清朝臣服，也于顺治十七年九月（1660 年 10 月） 奉表进贡，以图争取清朝的认可。1663 年，安南黎氏再次遣使进贡。同年， 国王黎维棋去世，清政府派使臣出使安南致祭。
1666 年，经清朝多次催讨，安南交出明永历所赐敕印，清政府又派使臣到安南册封黎维禧为国王。
康熙年间，安南名义上虽仍由黎氏家族执政，但实际上由南北两个封建集团分别控制着。北方是郑氏，南方是阮氏。
为郑氏牢牢控制的黎朝则作为越南统一的象征与清朝保持着宗藩关系。清廷承认并册封黎氏为安南国王；统治越南南方的阮氏政权（即广南国）， 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曾遣使由海路赍国书贡品往广东求封，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现愿望。
康熙年间，中国和安南之间使节往来不断，联系频繁，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康熙二年（1663 年），清廷规定每三年朝贡一次；康熙四年（1665 年），规定安南贡道由广西太平府入境。康熙七年（1668 年），规定每六年朝贡两次，从海路入境，每次贡船不得超过 3 艘，每船不
得超过 100 人，到北京的员役不得超过 20 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
康熙帝又下谕旨，规定六年朝贡两次，使臣 3 人，行人 20 人，永为定例。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安南国王去世，康熙帝遣使赍敕封安南国世子黎维禧为安南国王，并赐故安南国王祭文、银绢，谕令嗣后照此例行。
安南对于清政府稳定西南局势，也能积极配合。清政府为了肃清南明残余势力和防止吴三桂等三藩之乱的叛军进入安南，曾照会安南当局，要求帮
同缉捕“海盗”。安南政府果然遵照要求向清政府移送俘获人员，并得到奖赏。
在此期间，中越两国除封贡贸易外，民间市场贸易也很活跃。这种贸易大致可分为陆路与海路两种。由于海上无关山阻隔，同时船舶的载运量也远比车拉马驮和肩挑要多。因此，海上贸易的数额远比陆路贸易额大；而陆路贸易主要是边民间相互交易的小额贸易，以日常生活品为主。当时中国的主要输出品是布匹、绸缎、衣物、纸张、陶器、铁锅、颜料、茶和药材等；输入品主要以大米、槟榔、胡椒、冰糖、砂仁、竹木、香料和海产品为主。同时，安南使节进京时也常常携带部分商品从事贸易。他们征得清政府同意， 在江宁（今南京）等地大量购买丝织袍服、采章等物，有时一次的交易额竟达白银万两之多。当时安南境内康熙通宝与安南本国所铸铜钱通用，由此可见两国经济交往的频繁。
由于两国人民长期以来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明末清初之际，有不少明朝遗民逃到安南。大批中国人的来到，带来和传播了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与当地劳动人民和睦相处，共同生产和生活，为安南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例如，康熙十八年（1679 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大约有 3000 多名“义不事清”的劳动人民，在明朝遗民杨彦迪和陈上川等率领下，分乘五六十艘船只，乘风破浪，历尽千辛万苦，在安南南方（即当时的广南国地方）靠岸。当时的广南王阮福让这些人到其辖地的南侥（今嘉定地区）去开垦处女地。这些华侨不辞辛苦，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垦地造屋， 很快就把荒野变成了良田，并在此创建了一座新兴城市——边和城。不久， 安南人也渐渐向这里聚集，彼此建立起友好关系，共同开发这一地区。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边和城地区人口猛增到 20 万人左右，成为当时安南南方地区的一个经济和文化中心。
康熙年间，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很密切。此时，虽然西方殖民主义的势力正在加紧向这些地区渗透，影响了当地各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发展，彼此的关系有时受到阻隔。但是，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是割不断、分不开的。特别是菲律宾、咬■吧（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南掌（今老挝）和缅甸等国，中国商船和商人，一直和他们往来频繁。
大批华侨生活在东南亚各地，他们长期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亲如兄弟， 不畏艰辛，勤于劳作，与当地人民共同为发展所在国的经济和文化做出了贡献。例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左右，广东雷州人郑玖，率领 1000 多名华侨在柬埔寨河仙地区开荒生产，并创建了河仙城。华侨还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劳动人民，很快使该地从一个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之区发展成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富庶地区，并成为当时柬埔寨的一个大港口， 素有“小广东”之称。又如在康熙末年，在巴达维亚地区，就有华侨 10 多万人居住，他们与当地劳动人民共同促进了该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康熙年间，华侨在东南亚地区生活，不仅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付出了自己的血汗，而且对入侵该地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例如，康熙元年（1662 年）和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居住在菲律宾吕宋岛的华侨与当地人民一起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抗西班牙入侵者的斗争，给了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