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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节 太平天国与各地各族反清起义
清政府在嘉庆朝以 10 年时间镇压了白莲教起义，抗清斗争一度处于低潮。待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同一年，湖北崇阳由天地会人监生钟人杰以抗粮为契机倡首起义，成为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后规模最大的暴动。全国各地“民变”事件，嗣后接连发生。反清暴动规模有大有小，总次数超过百数。涉及地区极其广泛，而以湖南及其与粤、桂两省交界地区所发生的最为频繁。
经过 8 年酝酿，民间揭竿而起的行动终于发生。太平天国以其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要求变革旧社会，推翻清政府，倡言建立一个符合皇上帝意志的人人丰衣足食的地上天国。同时，各地各族人民，在同样的政治经济形势下， 受太平天国的激励和影响，为保卫生存权利，也相继展开反对清政府的暴动， 终于汇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坚的反清大起义。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生命，厉行镇压，时间持续长达 24 年，卒使国中到处残破，生产萎缩，经济倒退，使国家实力陷入“虚耗之极”（李鸿章语）的境地。
一 太平天国的兴亡
太平天国的兴起得追本溯源于“拜上帝会”（“会”或作“教”）。“拜上帝会”由洪秀全发起、冯云山附议而组织起来的。它的创设日子难以确定， 根据其日后行事推定，该在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之间。它声称传播“上帝真道”，实则探索并实践改造社会和救国救民的道路，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斗组织。
洪秀全（1814—1864 年），广东花县人，他出生于“力农为业”的家庭； 幼人家塾，攻读《四书》、《五经》。如同当年一般士子那样，本拟定科举一路，晋身仕途。可是，他屡次应试屡次落第，始终是个童生。愤愤然发誓： “等我自己开科取天下士吧！”一个偶然场合，他得到一本当年基督教的布道书——《劝世良言》，潜心研读，若有所悟，立志斩除妖魔，尽除人世间的不平和痛苦。冯云山（1815—1852 年）也是广东花县人，是秀全的表弟。他出身于本属“家道殷实”又“中落”的家庭。和洪秀全一样，“自幼诵习经史”，也屡试不第，对科举制度和清政府都有不满。他在和洪秀全共读《劝世良言》中，支持并参与创立“拜上帝会”。
洪、冯创设了“拜上帝会”，吸收一些至亲好友加入后，即“出游天下”。虽说“专心致力于传教事业”，实是亲身参与社会实践，为“唤醒英雄”作准备。洪出游几个月后回到老家，连续著书，主要有《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这些篇章，运用不少宗教词汇，抒发了他的意志：崇正黜邪，去私立公；尊上帝，废妖魔；从正已做起，进而正家、正国、正天下，这些，构成他的救国救民、除旧更新的理想，并成为发动太平大国革命的理论基础。
冯云山在洪秀山“出游”期间，广泛考察广西浔州等地的山川形胜，民情风习，深入“人迹罕至”常有“土匪作乱”的紫荆山区。他以一家塾师为掩护，用“布道”形式，启发唤醒周围贫苦大众，该铲除人间的一切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信奉上帝。经过两年时间，他终于把紫荆等山区广大劳苦大众两千余人（约占整个山区人口的半数）转变成为拜上帝会的会众，影响所及，
则远及于这些山区之外，从而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一）军事：从“旗开得胜”到战略进攻的停止
- 全田起义和定都南京
道光三十年（1850 年）七月，拜上帝会为准备起义，动员各地会众齐向广西桂平金田村集中；同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 1 月 11 日），洪秀全、
冯云山等人鉴于各地会众大体已聚集于金田，利用祝贺洪氏 38 岁生日的时机，“祭旗”誓师，成立太平军，发动了武装起义。
十二日，太平军向东推进 30 里，控制“郡城咽喉”的江口圩重地，几次击败前来围攻的清军。它在粉碎清廷的所谓“直捣贼巢”、“扫穴擒渠”的战略的同时，于咸丰元年（1851 年）二月初，向武宣、象州进发。军行途中， 洪秀全于二十一日正式登极为天王，并建立五军主帅制，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和石达开四人依次分别为前军、后军、右军和左军的主将，以利于加强领导，推进革命战争。
清廷在清军屡战屡败之余，担心出现所谓“群盗分窜”、“扰及邻省” 的局面，三月初九日任命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驰往湖南、广西交界地方，督办防堵事宜。又命蒙古都统巴清德，满洲副都统达洪阿随往协同办理。这三人一受命共同制订并经清廷同意的对付太平军的战略，是步步进逼，聚而歼之。
太平军面对强敌，力作苦战，为保存和发展自己，在反击获胜的间隙， 于六月初回师金田休整。七月中，再从这里向永安（今蒙山）进发。闰八月初一日，攻下永安州城。大平军在据守的半年多时间里，开创新朝——太平天国，或简作“天朝”——封王建政。天上洪秀全下诏分封五王，即：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依次分别为西王、南王、北王和翼王。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把权力集中到杨秀清一人身上。这固有利于推动当时军事形势的发展，却也造成日后君臣权力倒置的后果。
清军对永安采取包围战术，企图困死太平军。太平军经与清军作了 200 天的浴血搏斗，于同治二年二月弃城突围，目标为攻取桂林。同月底，兵临桂林城下，但屡攻不下，四月初一撤围北上。十六日克全州。南王冯云山在攻战中遭清军炮击，旋牺牲，太平天国丧失了一位极为重要的领导人。
太平军的决策，顺湘江经永州（今零陵）衡阳，直指长沙。军行至蓑衣渡，中湖南永州知州江忠源伏兵的阻击。太平军在仓促应战中，遭到从起义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将士伤亡近千，辎重尽弃，乃放弃原定计划，改循湘江东岸北上。在五月初起几个月里，太平军转战在湘南地区，在一路攻占（旋又主动放弃）道州、桂阳、郴州等地同时，广泛吸收穷苦百姓、会党群众， 扩大队伍。七月，全军经过整编，面貌一新。杨秀清建议向长江流域进军， 并制定当前的战略：“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 据为根本。”日后攻战实际，基本上据此展开。
太平军挺进湖南，在它的攻战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之相辅而行，对清政府发动政治攻势。太平天国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 发布《奉天讨胡檄》等三个文件，发出了推翻清政府统治，“扫除妖孽，廓清中夏”的号召。《讨胡檄》中历数清政府的罪恶：“凡有水旱，略不怜恤， 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
“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同时严正声明：“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激励“四民人等”，“同心同力以灭妖”， 为推翻清朝统治“共立功勋”。
萧朝贵在太平军于七月初攻占郴州后，奔袭长沙。太平军兵临长沙城下时，驻守清军早已增集兵力备防。萧朝贵难施奇袭战术，转行强攻，不幸阵亡，使太平天国又丧失了一位“勇敢刚强，冲锋第一”的主将。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全军驰援，五次进攻长沙未克，至十月十九日撤围，向宁乡、益阳进军。
二十二日，太平军抵益阳，“获得民舟数千”，即“顺流而下，过临资口而出洞庭［湖］”。十一月初三，不战而得岳州。又征集数千民船，并起出 170 多年前吴三桂留下的大批大炮、军械。于是，从岳州启程，一派“千船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气势，“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直趋武汉。清军望风披靡，太平军于十二日占汉阳，十九日占汉口，十二月初四攻下武昌。这是太平军起义以来攻下的首座省城。
太平军既攻下武汉，声威大振。在这里论功封赏、度岁休整。领导层经一度审议，旋即决定按既定战略方针行事。三年正月初三日，太平军放弃武昌，由杨秀清率众号称 50 万（战斗员约 10 余万），以石达开为前导，“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沿江而下。
太平军之由武昌向江南进军，以水路为主，大王与东、北、翼三王率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等由水路进发；林凤祥、李开芳、胡以晃等统带部众循江岸陆路并进，兼行护卫。
清政府震惊于武昌的失守，加上对太平军行动的捉摸不准，深感防不胜防又不得不到处设防。就顺流而下江南说，它设定只是太平军的可能行进的一路，尽其一时所能，任命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督带兵勇三千，负责江防。屡战屡败的清军，此时一闻太平军行将到达，便不战而逃。这样， 太平军于十一日克九江，十七日克安徽省城安庆，二十七日水师前锋占领江苏江浦石碛镇，次日陆路先锋进抵南京聚宝门。二月初，翼王、北王所统太平军主力，顺流蔽江而下，分泊于上河、下关等江面，并决定采取“穴地攻城”战术，以北城仪夙门旁城墙为突破口，初十日拂晓攻陷了时称江宁的南京城。接着，太平军除在南京城外设防以堵御向荣所率清军的追击，又分兵东下，于二十二、二十三两日，分别攻占镇江和扬州，由罗大纲、吴汝孝和林凤祥、李开芳镇守，以屏蔽南京，形成犄角之势。
天王洪秀全等天国领导人在南京军民跪迎中，于二十日进驻南京城，以原清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并决定定都于此，并改江宁名为天京。
- “扫北”、西征和卫护天京
太平天国既定鼎天京，可是，举国土地基本上都还是处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下一步怎么办？在军事上，制定了关系全局的战略，分兵三路：第一， 以精锐守卫天京，部署兵力五六万。第二，“扫北”，即发大军北伐，用兵约 10 万。第三，西征。日后事实证明，这个战略的重大失误在于，分散了自己的兵力，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最后都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
“扫北”，即北伐。既定战略目标是直取北京后移师取山西、甘肃，并南入四川等地。
太平天国以李开芳、林凤样为“扫北”主帅，制定的进军方案是分中、东、西三路北上。中路由李开芳、林凤祥亲自指挥，东路、西路分别由朱锡
银、黄益芸和吉文元指挥。北伐全军从浦口出发，预定中路经滁州径直北上； 东西两路为两翼，北上作战；谋求能疾速挺进，对攻下城镇，采取弃而不取方策。
咸丰三年四月初，“扫北”军出征。东路出师不利，溃败于六合，一部分退至天京，一部分由朱锡银率领至滁州，与李、林部会合一起北上。中路经乌衣直上滁州，克临淮；遭清军堵截，改与西路靠拢北上。这样，三路并成一路，形成孤军挺进。由于远离基地，且是无后援的孤军。这样的方略， 与日后惨败，很有关系。
北伐军全军从浦口出征起，到五月初进入河南境，拟从刘家口渡河，取道山东直指京师；因遭清军堵截，改循南岸西向，逼近省城开封；复西进至郑州、荥阳，到达黄河渡口汜水镇，太平军赶紧抢渡，未及渡毕，清军追至， 未渡部分被迫由许州、临颖南返。清军报称，这支部队全军覆没，事实上则有一部分汇集于已克安庆的西征军中。已渡的部队是主力，于六月初，占领温县、武陟，进攻怀庆（今沁阳）。围城两个月，反被包围，于八月全力突围。北伐军胶着、滞留于怀庆，是一失策，使清廷取得从各地厚集兵力的时间，为自己增加了进攻京津地区的困难。
太平军既不能由怀庆经大丹河、顺卫河而至直隶，改行西向，绕道济源， 进入山西境，连克垣曲、曲沃、平阳至洪洞；又遇清军堵截，转而东向，经屯留、黎城复人河南境，于涉县进入直隶。
太平军在直隶境内，几乎以日克一城的气势，连陷诸州县，如武安、顺德等等，直逼近距省城——保定不到数十里的深州（今深县）。清廷闻讯举朝震惊，特派胜保为钦差大臣，又任命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军力强弱的悬殊使太平军既难以北上，乃东南向献县，复受阻折，往交河，经南皮攻下沧州。太平军在这里以自己前锋精锐牺牲四千的义愤，却迂怒于百姓，下令屠城。结果，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此后到各地，百姓出于恐惧和愤怒，并在清方的策动下，屡作抵抗，屡使太平军陷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太平军旋弃沧州，经青县于十月占领静海、独流镇，前锋直抵天津城西10 里，被清军包围于静海、杨柳青、独流之间。清军日夜以重炮进攻，太平军以兵力日削，援军又无讯息，经几度试探，在突围、被围的反复中，冲至献县、阜城，一路遭清军截击，吉文元战死。咸丰四年四月，太平军南撤至东光连镇。李开芳、林凤祥两人商定：林据守于此，李从正东冲出，期与可能有的援军联络后回救连镇。事实是：林率部在重重包围中，煮皮质刀鞘充饥，掘一切野菜果腹，拚死抵抗清军，至五年正月失守。守连镇的太平军几乎全被屠戮，林凤祥不久在北京就义。李开芳突围后一直没有遇到前来接应的援军，至高唐，在州属冯官屯被围据守。清军以屡攻不逞，从东昌（今聊城）引运河水灌淹，遂陷李部于绝境。李开芳本人旋被押解到北京受刑。
林凤祥、李开芳所率数万精锐的北伐军，经 25 个月艰苦卓绝的奋斗，最后全军覆没。李秀成后来检讨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十误”中把“扫北”的失败，列作首误。这有一定道理。
西征的战略目标，是夺取长江中游各地，作为天京屏障和供给基地，进而经略四川，与“扫北”军会师。首批西征大军近万人在赖汉英率领下，于三年四月下旬乘船离天京上驶。五月初克安庆，旋人江西境，十六日占南康， 二十日开始围攻南昌，久攻三月不克，八月二十二日撤围。赖汉英被革职，
召回。
石达开奉命赴安庆一带安民，并主持西征全局。他调遣南昌撤围的西征军一部以加强安徽方面的兵力，另一部则于同月二十八日攻克九江后进攻湖北田家镇，并于九月中旬连克黄州、汉口、汉阳等地。十月初，石达开命西征军东撤，除以部分兵力退保黄州、蕲州一带外，以重兵进攻皖北，连克桐城、舒城，进逼庐州（今合肥）。十一月，石达开回大京，秦日纲前往安庆代理。十二月十六日，太平天国以太平军攻克庐州（今合肥）为标志，在安徽 20 多个州县安民，建立了政权组织。
接着，太平军加强对湖北、湖南的进攻。
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太平军大破黄州外围清军，十九日，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六月初二日，再克武昌。在此期间，分兵两路，一路西向，攻占宜都、枝江、宜昌；一路南下，虽于三月先在岳州，后在靖港大败清军方面的湘军，但旋为后者所败，使进攻湘潭的重兵，几乎全军覆没。败退岳州的太平军见湘军大举北犯，命令进占常德，华容的部队，与先已从宜昌南下的部队会师东撤以待敌，结果又连连失利。七月初一，太平军再失岳州。这些战役的失败，不仅被迫从湖南全境退出，而且还影响到整个军事斗争的全局，由胜利进军逆转为一再失利。
守卫武昌的太平军闭城作消极防御给予湘军以从容人围并廓清江面太平军水师船只的机会。八月二十三日，太平军撤离武昌，汉阳守军于同时撤出。天国中枢急命秦日纲赶紧在田家镇一带部署防守，又从安徽调遣兵力投入反攻，但都被湘军所败，后者乘胜东向，迫近九江。
石达开再次受命主持西征全局，亲赴湖口部署防御。十一月下旬，湘军主力围攻九江屡战不胜，转攻湖口。十二月中，逞霸江上的湘军水师长龙舢板百余只冲人鄱阳湖，石达开指挥太平军给以拦腰一击，把它分割为内湖、外江两支，并以火攻焚毁外江湘军水师船只几尽，使之溃不成军，取得了从湘潭遭到全军覆没以来的首次胜利。二十五日，太平军再以小艇袭击湘军外江水师的残部，并掳获湘军头子曾国藩的座船，而给予湘军以沉重一击。
太平军在湖口、九江一带连战连胜、痛惩湘军之余，突然向湖北境内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咸丰四年除夕，太平军进攻广济，清驻军五千不战而溃。次年正月初，太平军第四次占领汉口、汉阳。下旬占兴国，形成会攻武昌态势。二月中，太平军三克武昌。石达开令韦俊固守，自己则亲率大军征取江西。从同年秋到第二年春这一期间，太平军连连得手，江西全省十三府中的八府四十多州县，成为“天国”所占所治之地。
西征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
天京护卫原属头等大事。杨秀清坐镇天京，军务则由韦昌辉统率。
当太平军从武昌直下江南时，清廷把太平军手下败将、提督向荣特任为钦差大臣，跟踪而来，扎营于南京郊区孝陵卫，并迅即组成所谓江南大营。太平军占扬州后，原署河南巡抚时授钦差大臣的琦善，率兵进驻扬州城外帽儿墩，扬言伺机反攻，组成所谓“江北大营”。奉命协助这个大营的，还有一大批满汉官将，如新任漕运总督福济、署漕运总督查文经、署四川总督慧成、革职刑部侍郎雷以諴、都统西凌阿、副都统托明阿、德兴阿等等一大批。朝令这群官将悉受琦善节制，事实上琦善无法，也无能节制。所统马步兵虽有二三万，可是多无战阵经验，又北兵不习南方水土，因病缺员甚多。统率江南大营的向荣对太平军只是一个徒有“尾追”之能，缺乏招架之力的主将；
江北大营在实质上又是乌合之众——无论官将、士卒，都似“乌合”的一群， 当时连清方的识者都认为其“难成大事”。
江南成营后，北从长江南岸的石准桥起，沿栖霞、尧化门、孝陵卫、秣陵关、溧水等地南至东壩，构成一道沿城东山地、城南秦淮河、石臼湖、固城湖的由北而南的防线以威胁天京。江北大营组成后，当太平军主动要撤而取得扬州，再进攻瓜洲、镇江、金山，便都被太平军所击退。此后便一直株守于大营。面对如此顽敌，太平军在长时间中不予扫荡，在策略上是一失策。使此两营，形成长期扼制天京的态势。
咸丰五年，清廷命令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帮办向荣军务，率部与江南大营部分军力，进攻镇江；杨秀清才先后抽调西征中的秦日纲、石达开率部东援， 集聚于南京附近的栖霞、龙潭一带，与围攻镇江的清军对峙。继由陈玉成破清水师防线，与镇江守将吴如孝部会合。咸丰六年二月底，太平军发起总攻， 从镇江内外夹击清军，大败之，胜利会师；次日，又在扬州方面发起攻击， 踏平清军江北大营大小营盘 120 余座，再占扬州。五月，杨秀清又决策摧毁清军“向营”，并下军令状：“不奉令者斩”。此时，石达开从西征军抽调的主力已由皖南芜湖、金柱关赶到天京北郊，即与得胜回师驻于燕子矶一带会合一起，共 5 万余人，于十七日会攻江南大营。次日，天京守军也出城投入战斗。不只是解了镇江之围，且攻破了江南大营，使清军狼奔豕突，溃逃四方。主帅向荣及其骁将张国樑和福兴等率残部退至丹阳。向荣忧愤交加， 旋即死于丹阳。清廷即赏加张国樑提督衔，任命为江南大营总统，收拾残余， 又使这个江南大营败而未亡。
这是一次胜利。但此役就全局说，只是太平军为巩固政权而展开的战争中以曾屡失戎机后的一次迟到的胜利。
- 天京事变及其直接政治、军事损害
咸丰五年起至六年上半年，太平军在赣鄂两省连连获得大胜。它把这时主力敌军——湘军主帅曾国藩困于南昌，把他的水师打得七零八落，将他骁将阵毙的阵毙（罗泽南）、气死的气死（塔齐布），把江西土地占有过半。长江江面从武汉到天京，通行无阻，又继之以突破江南大营。可是，这些军事的胜利并没有成为太平天国巩固已建立政权的保证，反而激化着太平大国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终于酿成被时称为“内证”或被后人称为“天京事变” 的惨剧。从此，在其发展过程中于军事上虽也有战役的胜利，总的趋势是由兴旺的巅峰向着败亡的深渊加速度地滑落。
上文提到，太平天国任命杨秀清为军师受权节制全军，使洪秀全虽位居天王，一切军政实权，实集中于杨秀清一人手里。杨另有一系列宗教性头衔， 如“劝慰师”、“禾乃师”。“赎病主”等等，且拥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权。他的尊呼仅比有“万岁”之称的洪秀全少一千岁（“九千岁”）。他上朝奏事，可“立于陛下”，不必下跪。一旦“天父下凡”，他来“代言”，虽身为天王，也不得不匍匐在他的跟前。他在天京的居处——东王府，其规格与大王府相埒。当年天京居民从官殿的规制上，就有“不辩谁臣又谁主”之谣。洪秀全从一个失意书生被推戴为天王，志得意满，在革命队伍内部，又安于被给予神化，特别是在进入天京后，更沉湎于宗教、宫廷生活。于是，军政大权，全集于杨秀清。“一切号令，均自伊出”，洪秀全几乎没有起什么太大作用，“画诺而已”！
杨秀清富于谋略，且有干才；性阴沉，多猜疑；建都南京后，天国军政
大权既尽落其手，从此专横独断，为所欲为。“定鼎”当年冬，秀清假借天父下凡，即代传神旨，严责天王有错，要杖责天王四十下，不许韦昌辉、秦日纲代为受杖，到底逼得洪秀全自称遵旨，跪伏愿杖。杨秀清假托神意，闹此一着，既显其威势，更暴露出他藐视洪秀全的天王权威，潜具取而代之的野心。此着得逞，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对其他各王，更任意斥责。如第二年曾到北王府，“杖昌辉数百”。众多受者“积怒于心”，只是“口顺而心不息”。
六年上半年，太平军既连连获胜，杨秀清认为时机已至；在派遣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离开天京分别前往赣、鄂等地扫荡清军之际，于七月十五日， 在闻讯清军主帅向荣死后第六天，又假传“神旨”，要洪秀全亲至东王府加封他为“万岁”。他意欲何为已昭然若揭。秀全方才惊醒，急召韦、石、秦率师返天京救驾。八月初，韦昌辉带精兵数千抵天京，人谒天王，决意当夜诛杀杨秀清；他在前往刺杀时，不遵当初“杀东王一人，杀其兄弟三人”的约定，野心勃发，除杀了东王全家，还杀了他的部属，秀全无力制止，无可奈何地徒然慨叹东王“部属”何辜，竟被滥杀！
太平天国领导层的“内讧”，从此开始。
石达开一回天京，也责备韦昌辉的滥杀。韦昌辉不只不肯倾听，反而盛气相待。石达开揣摩到有可能不利于己，一回家，即暗越城墙，潜返驻地安庆。果不出所料，韦当夜即围攻翼王府，尽杀其妻、其子。韦昌辉专擅横暴， 甚至于率兵包围天王府。
洪秀全至此被迫诏近畿军队人卫，十月初，韦昌辉在天京军民的“同心” 收拾下，终被擒杀。洪秀全即令将韦的首级送石达开军营，并召之人京。石达开一到天京，促使洪秀全处决参与诛杨密谋及在天京滥杀的秦日纲及陈承镕；腥风血雨的天京事变，才告终结。
洪秀全经过这次起自内部自我残杀，才从深邃的宫殿中走了出来。为了使太平天国事业能够继续下去，他一面召石达开人朝佐理政事，一面又深予戒备，重用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分别封他们为安王和福王。企图依靠这两个纯属乡愚的自家兄弟建立一个领导核心，监视石达开。想用血缘关系来建立他的统治权威，导致了石达开的出走。石达开一去，使太平天国出现了“朝中元将，国中无人”的严重政治危机。
石达开临出走时，飞檄所部准备出发，又运动其他部队加入。咸丰七年八月，他即率军渡江，随行者有数万人。他率部历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去南、湖北、四川九省，终归覆亡，饮恨大渡河边。大队精兵悍将脱离太平军主体而行动，带给太平天国事业的损害之重是难以估计的。天京事变，被清方利用作为“乘其内乱，次第削平”的绝好机会。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等督率湘军，加强了对武汉的围攻，又乘胜进攻黄州、广济、大冶等地，截至六年十一月底，使湖北继湖南之后成为湘军的又一后方基地， 不再是太平天国的米粮之仓了。在此期间，清军在江西也连续发动进攻，从八年四月江防重镇九江易手起，到八月，太平军在该省的最后一个城市吉安也落人清军之手。安徽、江苏方面在清军加强攻击下，皖南重镇宁国继皖北要地庐州之后，于六年十一月失守。在江苏的天京附近，太平军在七年五六月间连失溧水、句容等地后，曾被击溃的清方江北、江南两大营又再建了起来。同年十一月，拱卫天京的镇江、瓜洲守军，在坚持了 4 年零 8 个月之后， 在援军的接应下撤出。到十二月，清方江南大营再次进逼南京近郊，“筑造
土营，挑挖长濠”，使太平天国的京城复陷于重围。
- 战略守势中的战役胜利和受阻
天京复陷重围困境之后，太平军为缓解这一局面，再也难作战略进攻， 而转入战略守势。虽有战役的胜利，终难解脱被动的态势。
洪秀全在石达开出走后，选拔陈玉成、李秀成等分别为前军、后军主帅， 并封为英玉和忠王。李秀成为解除“京围”，亲率 5000 人由芜湖等地渡江， 攻取和州等县，与陈玉成、李世贤部会合，于八年八月，大败德兴阿、胜保等所部马步兵于浦口；继而攻占六合、天长和扬州（旋自动放弃），再次把江北大营摧毁。接着，英王陈玉成与忠王李秀成率部与清军激战于三河，歼灭湘军 6000 人，文武官员 400 人，大获全胜。
不过，浦口的胜利，只是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通路。为拔赊江南大营， 洪仁玕、李秀成决定采取“围魏救赵”战略，即出兵进攻该大营后方杭州， 乘清军出兵救杭，转乘虚袭击该大营。按此计策，李秀成率部从浦口至芜湖， 由皖南入浙，连克安吉、长兴、吴兴、武康，于十年二月袭破杭州。江南大营果然大举出兵驰援。李秀成急返天京进攻大营，在与驻守天京的太平军内外夹击下，尽毁其营堡，官兵死亡万余。大营主帅钦差大臣和春自杀，总统江南提督张国樑败逃中溺死河中。天京之围，随着江南大营再次摧毁，完全解除。
太平军既摧毁清方江南大营，洪仁玕与陈玉成、李秀成等集议下一步的出击部署，决定进取长江下游，也就是天京迤东的苏常一带。
咸丰十年闰三月，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受命从天京出发，经句容， 不过 50 天，势如破竹，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宜兴、昆山、太仓、吴江、青浦至松江，并进入浙境攻占嘉兴等地，这就是说，江苏省的长江以南地区，除了上海附近地带，加上浙西一府，都成为太平天国管治的地区。
太平军力攻上海，上海的英法驻军应清政府的“协防”要求，起与太平军对敌，不只是“协防”，而且还出击东下的太平军。美国无赖华尔又受清政府雇佣，组织洋枪队参加中国内战。太平军进取上海一举，面对这个新增的外敌，受挫受阻。
其时，天京屏蔽的安庆告警。太平军又决定西征，商定的军事计划是： 李秀成从南路即由皖南的石埭黔县，入江西至湖北；由陈玉成统率北路从皖北入鄂，直趋武汉；杨辅清沿长江南岸趋赣北；李世贤经徽州人赣东；刘官文、赖之鸿攻祁门湘军大营，以作牵制；并期于十一年春会师武汉，然后顺流而下，解安庆之围。战争实际则是另一种结局。南路、北路基本上如期于该年二月、五月，逼近武昌。可是，在这里，正像东征中到达接近上海时那样，在英国领事巴夏礼干预下，终未把武昌夺取到手。李世贤部至赣东原拟渡鄱阳，经南昌至湖北，却于同年八月在乐平为清军左宗棠部所败，经玉山， 退入浙江。原期牵制湘军大营之师，未能成功。
李秀成在此役征战途中得悉安庆失守，乃退兵至江西，与原随石达开出走至广西折返至江西的朱衣点、吉庆元、汪海洋等所率部众结合，于同年秋， 分兵两路入浙。在衢州，与李世贤议定，李秀成等为一路，目标是攻取杭州， 破绍兴各县；李世贤为另一路，攻打温、台、处三州和宁波等处。日后行动， 基本上按上述部署进行。截至同年年底，太平军攻取了浙江的大半州县。
李秀成等攻取杭州，军势臻于极盛；部署分师五路，水陆并进，进攻上海、松江。虽然截至同治元年一月底，这五路分别到达吴淞、泗径、松江、
南桥和高桥，对上海形成了多路包围的态势，可是英法军队公然与清军联合一起，与太平军作战。太平军经半年苦战，终未达到自己的目的。加上形势的突变，李秀成率军进攻上海、松江的作罢，标志着太平军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主动出击作战的结束。
（二）社会经济结构的理想和实际
洪秀全集中农民的思想意识和意志、愿望，利用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些词汇，汲取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杂揉成他独有的充满神学色彩的政治理论。他认定世间所有的人，在“皇上帝”这个“大共之父”面前都是平等的，彼此间不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不可有“尔吞我并之念”；又认为世间“一切物类”都是“皇上帝”所创造，也理该归“皇上帝”所有，并由它“统一运用”。太平天国的天王既自许是，也被拥戴为“皇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这样，理该归“皇上帝”所有和“统一运用”的“一切物类”，自然该由天上“所有”和“统一运用”。
洪秀全坚信天上有“天堂”，由此引申地上也有“天堂”；为资区别， 他把地上天堂称之为“小天堂”。太平天国以“小天堂”作为人间幸福生活的理想境界和追求的最终目标，激发太平军将士为之奋斗、献身。
太平天国既定鼎天京，这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们误认为革命大功基本告成，已经跨入了“小天堂”。虽则如此，这个“小天堂”毕竟虚无缥缈，并未具有任何实际的含义，形势迫使他们对于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必须作出一个能够顺应社会进步、时代发展趋势，并体现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答案。
- 理想蓝图
太平天国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就重建中国对其社会经济结构，先后提出过二个蓝图。一是《天朝田亩制度》，一是《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在定都南京当年，首次刊刻；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等方面，但以经济结构、土地制度为核心，故以“田亩制度”作为这一蓝图或纲领的题称了。
太平天国以“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作为指导原则，对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的土地，明确规定“归上主”即“皇上帝”所有；落到实处， 也就是归天王所有；或简单他说，设想实施土地“王有”制。
天下所有“王有”的土地，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平均使用，也就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具体办法，将“天下田”，按产量多寡，分成上中下三级九等，“好”、“丑”搭配地以家庭为单位，算其人口多寡，不论男女，十六岁以上者分给一份，十五岁以下者减半。若以人口为准，土地在“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反之亦然。务期天下人使用的土地量，能臻于均匀，即“田产均耕”。
在“有田同耕”的基础上，于必要时作适当调剂，务使余缺互补，丰荒相通，以期达到“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实现“元处不均匀， 元人不饱暖”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
为期求实现上述目标，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每个社会成员既分得有权使用的土地，就应力田生产，勤者奖，情者罚。为保障社会成员的生活之源，确定产品剩余部分归公的原则，“凡当收成时”，除留足其“每人所食
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不单对农产品是这样，对其他副业、手工产品等，也这样处置。这就是所谓“凡麦豆芒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全社会所“余”产品“归国库”，用求保障与生产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实物，如政费、军费以及满足为全社会共同需要（如文化、教育） 和民间婚丧等特需、孤寡老人暨丧失劳动能力者的生活保障等等的供给。
《天朝田亩制度》中设想的社会其运行，亟有赖于拥有绝对权威者的作用。与此相关，与改革田制居于并重地位的是乡官体制。
太平军从开始成军时，就有比较严密的军事编制。据《太平军目》：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 五师为“军”，最上则有全军统帅，派出“总制”、“监军”指挥各军。金田发动起义起一路征战的胜利实践，在构想新社会的蓝图时，便仿这个军制来制定新的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结构。
根据这个蓝图，把社会基层结构的最高一级，名之为“军”。每 13156 家设一军帅；次一级名为“师”，设五个师帅；再次名“旅”，每“师”设五“旅”，“旅”各设旅帅。“旅”下为“卒”，设卒长，每旅统五卒长。“卒”下为“两”，设两司马，每卒统四两司马。“两”下为“伍”，设伍长，每两统五伍长。每一伍长各统四伍卒。“凡设军以后，人家添多”至五家，“另设一伍长，添多二十六家另设一两司马”；以此类推，直至添多 13156家“另设一军帅”。
上起军帅，下至两司马，由本地人出任，名日“乡官”。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指望由乡官为轴来运行，从而赋予乡官以极大的权威。连最基层的两司马只管辖 25 家居民，但权力之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此相关，规定乡官除了人选条件必须遵守、奉行太平天国的制度、法令并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外，其产生方式，规定每年由下而上地逐级递上“保举”，最后由天王裁定“调选”。
“两”在社会改革设计中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最基层单位。它的首脑“两司马”，统管组成“两”的 25 家的经济生活，督率每个成员以家庭为一生产单位，从事农业、副业的生产。手工等匠作限定于农闲“治事”，乡官拥有赏勤、罚情之权。掌握国库，对成员家庭中遇有特殊而必需的需要，从国库拨给通天下一式的定量钱谷，以资应用。对难以自食其力的孤老废疾者，也这样以资赡养。每“两”设一礼拜堂，两司马在这里主持教读“两”中童子
《圣经》和太平天国官书。逢礼拜日，“两”中所有男女俱往那里听他“讲道理”。每家规定一人为伍卒，两司马在有警时“统之为兵”，无事时则“督之为农，耕田奉上”。各家或有争讼，由两司马处理；若解决不了，则逐级上报，直到军帅，由他会同“典执法”判断曲直是非。既经判决，上报县级守令监军，再逐级上报，直至天王，作出“或生或死，或予或夺”的最后裁决，然后发交军帅执行。此外，两司马对“两”中的“贤”者“良”者，负有供中央遴选的保举任务，举得其人受赏，反之受罚。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久已存在要求平分社会财富的思想。太平大国的
《天朝田亩制度》，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均耕” 土地的方案。广大贫苦农民渴求保障最低限度的生活，憎恨贫富悬殊，产生平均主义思想。《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他们的这一思想，事实上否定了包括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内的一切土地私有制，但同一制度规定农民耕耘所获， 除预留必要的口粮后的全部产品，全交“国库”。在此分配制度下，即使五
谷丰登所保证的“饱暖”，也只能限于必要限度的最低水平；就是佃农，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利益。情况较佃农为优越的其他农民，势必不只得不到更大利益，反而会遭到或大或小的损害。所设计的社会经济生活，包括一旦选出便不虞罢免监督而拥有绝对权威的乡官体制，实际是把农民千百年来过惯了的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给以理想化，并拟把由 25 家组成的“两” 的农村使之永恒化。历史表明：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自然经济，必须有商品经济作为补充。商品经济在中国早已有了发展，太平天国却仍要把自然经济理想化，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必将造成的后果是生产力的倒退而不是前进，这将是完全背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暴露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性。
从根本上说，一个充满平均主义、禁欲主义以及搀杂着宗教信仰所编撰的理想蓝图，是没法付诸实现的。
《资政新篇》，撰著者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咸丰九年，他从香港到广州，乔装商人，经江西、湖北辗转到达南京。他期许自己在“善辅国政， 以新民德”上，能为太平天国效些心力，以“事有常变，理有穷通”为指导思想，强调“审时度势”，“因时制宜”，提出了题名《资政新篇》的治国建议。洪秀全目击天京事变后人心涣散，领导核心分崩离析的困境，谋求重振革命形势，赞赏洪仁玕的志趣，即封他为干王，并“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的同时，对《新篇》中建议的诸项，给予几乎全盘的肯定；又“旨准颁刻”，使《资政新篇》成为太平天国设计改造社会经济结构的又一纲领性文件。
洪仁玕就当时在香港的见闻，概述了当年各国或盛或衰的大势，实质上提出了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来重新组建中国和中国社会。
《资政新篇》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诸方面，都提出了革新建议，对经济问题，尤作了着重的论述。它倡导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如铁路、轮船、机器制造等等，以求全面发展工商农矿各种生产事业。
《新篇》主张制定奖励个人发明、保障专利的政策；并鼓励“财主”积极投资“大有利商贾土民”如银行等企业。若用洪仁玕所拟另一文件中用语，他认为能这样才叫做“善用财帛”。
《资政新篇》中主张，应“准富人请人雇工”，“禁卖子为奴”；该强制“游手偷闲”的游民和不事生产的“富贵”人统统“归于正业”，使之“自食其力”，“自养其身”。换言之，《新篇》主张加强劳动立法并采行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
洪仁玕肯定当时西方国家拥有“技艺精巧”的事实，在对外关系上抨击“闭关自守”的做法，奚落若这样做是“浅量者所为”；并警告势必将自食有如“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的恶果。《新篇》中制定了中外交往原则：睦邻、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贸易交往。对来华外籍人士，约法两章：一、严禁携带禁物如鸦片之类人口，“走私者杀无赦”；二、技艺精巧并志愿为中国献策效力者，以“不得毁谤国法”为前提，准人内地“教导我民”，但不得擅入内地。外国臣民在华已设的企业等资本主义势力，承认其存在，但必须作好准备，与之竞争并深信定有把握竞而胜之，期望“与番人并雄”。
《资政新篇》的内容，体现出了突破了农民思想的局限。它虽体现了农民要求有地可耕的愿望，但设计了有悖社会发展规律、不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废除私有制的《天朝田亩制度》。主张保护私有、承认“财主”的存在，
鼓励富人雇工生产，客观上谋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但毫未触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这样，它既不能结合革命的现实需要，虽然“旨准颁行”，而文件精神难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即使在太平天国军政首脑中，也遭到“皆不屑看”的漠视了。
- 社会经济实践
太平天国提出了重建社会、创建新国的蓝图，一时间虽曾力谋付诸实践， 也作过部分尝试；实践证明难以行得通，遭到百姓对平均主义的抵制，便自然地逐步回到现存政治、社会运行的旧轨道上。洪秀全对“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原则的旨准，标志着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国策纲领推行的结束，尽管《天朝田亩制度》此后还再次颁刻。《资政新篇》中所敷陈的“邦法”和治国需“法善”的“法”，如主张澄清吏治、实施民主、发扬舆论、改革恶俗、破除迷信，等等，确实都属于该实行的“善”，可是在军事倥偬中，实难以实行。但所提出的“邦法”，虽当年不被众所识知，却是在中国最先提出的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表明着有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早意向。
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起源于武装起义之前。道光三十年秋，洪秀全、冯云山作为“拜上帝会”会首，号召各地会众向金田村会合，适应起义的需要，会众须把自己的财物上缴于公库，并由公库供给会众的生活需要。第二年十月，并正式定名为“圣库”，形成为一种制度。
会众团聚一起过着公有共享生活，保障了原是贫苦农民、饥饿大众出身者的物质需要。对他们来说，获得“同食同穿”、“一律平均”，确乎像登上了“天堂”，享上了“天福”。不单取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激励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进而对于巩固和壮大起义队伍、坚定斗争决心说，都起着积极作用。
不过，起义队伍毕竟主要是由小私有者的农民和农村无产者所组成。圣库制度把他们结成一体，却并不能根绝他们的私有观念。而且，不单是一般成员有此观念，就是领导人物也难例外。洪秀全被拥戴为天王后屡颁诏旨， 或由其他领导人（西王萧朝贵）以他名义告诫起义者：“有银钱须要识得破， 不可分尔我”；“各宜为公莫为私”，“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财物，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这些告诫，使分散的农民群众在圣库制度下组织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强有力的战斗集体，也折射出小私有者的私有观念一再在冲击着圣库制度。
洪秀全颁布的《永安破围诏》里，一面要求“同心放胆同杀贼，金宝绸帛在所缓”。紧接着许愿，一旦成功，“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 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暴露着整个起义队伍思想上的尖锐矛盾：接受圣库制度，目的在于取得更多财富！这又无异于表明圣库制度在它开始实行时，就内含着自我否定的破坏因素。
太平军从咸丰二年春永安突围到首次攻下武昌不过一年期间，队伍急剧扩大，从三四万人激增到号称百万。洪秀全等领袖人物，利用宗教、迷信和军令纪律，有可能一时约束几万人、十几万人以至更多一些人的私有欲望， 却终无力改造数达百万众的私有观念。私有观念事实上一直起着作用。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洪秀全命令，“通军大小兵将，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带黄金， 尽缴归天朝圣库”。否则，“一经察出，斩首示众”，反映出了这点。此后随着军事上的接连胜利，在军事缴获、强制征发来源充沛的情况下，私有观
念且急剧膨胀起来。就将官说，他们最初在广西境内与清军转战时，与战士过着同样生活，缺粮时共同食粥，缺盐时共同淡食。可是一到长江中下游诸大城市，一变而动心于“繁华之区，锦绣山积”，“盛饰”驻地，并用缴获之物，“创设卤簿仪仗”，坐上往日官衙的“绿蓝围轿”。左右攀比，上仿下效，竟相追求。军中新老兄弟，始则“爱衣饰华美”，渐至于“插戴满头珠翠”，终至于珠玉佩环，“悬带于腰项襟袖之间”。产生的后果，不只是人各“为私”泛滥，“私藏秘积”现象日益流行，而且出现了等级差别明显化的倾向。
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四月攻下扬州，终于公开宣布：“准新旧兄弟腰金五两”，绝对禁止私藏财宝变为允可限量私有；意味着“为公”原则遭到破坏。
太平天国领导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这点，而且陶醉于胜利，蔽于多如“山积”的物资，以为尽可“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作为物质基础，反而决心把公有原则推广到整个社会。这个精神，体现于同年底刊刻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的，便是有关“国库”的规定种种；见之于行动的， 是继在武昌、扬州两地一度设置男馆、女馆，分别安置城中居民，无论贵贱， 平均配给日用油盐衣食之后，在南京，也设立“男营”、“女营”，安置全城居民的男性、女性，计口配给粮食，维持生计。可是，南京居民对这种生活方式，甚不习惯，更不满意，怨声四起，或做消极抵制，或相率逃亡。
圣库制度由于并非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上，而是凭借所缴获征发的物资，势难持久，事实上也难以坚持下来。天国当局虽未明令废止， 在天京的实践中，以四年诰谕中承诺一待推翻清政府，家人“仍然完聚”， 潜向着恢复一家一户的家庭生活，否定过圣库制型生活转变。
此后，社会上不再推行，只是在军政行政系统中仍在实行，始终用圣库之名；若与社会上局部推行过的公有共享制度作比较，根本上是迥不相同的另一回事。
公有共享原则，曾经促进起义参加者的万众一心，紧密团结。但绝对平均的圣库空想，和植根于小农经济的私有观念，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单是这一矛盾的发展，太平天国也必将陷于失败。
太平天国设计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中，乡官体制具有重要作用。这一体制，在天国治区内设置了；不过，名虽为“乡官”制，实则向着传统社会的保甲制度演变，终至成为这次革命内溃原因之一。
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取得南京，一路攻下许多城池，占而不守；建都南京之后，林凤祥等率师北伐，疾趋北上，仍是克而不守，进行的都是没有根据地的战争，自然也就说不上建置乡官了。
咸丰四年，石达开到安庆主持南京上游军政大事，在所克之地，注意于设官建政。每占一地，立即限令当地居民举出乡官，以利于安民，以求能尽速从军事管制转变为民政管理，使不致阻滞军事的推进。此后，直至太平天国败亡前夕，都沿袭此例办理。
西征中最初建置乡官，一度严格依据《天朝田亩制度》办理，责民五家设一户〔伍〕长，二十五家公举一两司马，直至一万二千五百家立一军帅。可是，按诸实际，扞格难行，旋未执行，改按居民聚落地界区分成类如前、后、中、右等营，分设乡官，或沿袭传统的村、镇、都、图来区划，也不一定以五的倍数进级从而一军也未必恰由一万二千余家组成。
乡官的产生，原定由民间“公举”，最后听天王“调选”。这是一种不胜繁琐的程序，只是体现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制度。在紧张的战争年代，这个程序势难执行，事实上也没有执行。总的趋势，日渐放松，从最初“申送” 中央，一改为“呈报”省级军政当局，再改为各地举出乡官，具报备案即可。
“公举”在中国村落体制中原不陌生，是推举管事人的一种传统方式。怎么举法，因时因地而异，多种多样。参加“举”乡官的范围，受历史条件制约，都比较窄，局限于乡里中少数人物中来进行。这种“举”，有采取“拈阄”办法的；更多的则是在村落中原头面人物间经过熟筹利害，安排某人出头而被“推定”、“举”出的。
乡官人选，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选率先欢迎、投奔太平军的来充任，基本上符合组织原则；但不一定要求出身于“力农” 者，这种变通，也基本合理。问题在于，最先接触、欢迎太平军的人，固有真心投奔革命的，更多的是随着大势所趋而来的；抱有贰心、首鼠两端的也不在少数。因此，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太平军在各地面临需就地筹饷的情况下，对乡官人选，颇有意于组织、利用旧时绅耆、富室，原任里正、图正以及流氓无产者为己效力，以备征取不足时，责他们或以私财抵偿，或迫使他们敢于不择手段地追缴。所谓“不论贤，不论能，但呼富人强趋承”。这样，实任乡官遍及管辖区中各阶级、各阶层，或各行、各业以及无业、失业的人。
富绅之流一般说来对太平天国原具有或多或少的贰心；里甲以及流氓无产者辈，又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太平天国对这些人利用之而不加改造，且倍加倚重，终使自己在政治上付出了难以估计的严重代价。
出任乡官者的动机，多种多样，很不一致。有很多出于真诚拥戴太平天国的，不论哪种出身的都有其人。在革命形势左右下，“靡然从风”的更不在少数，出发点又各不相同，有为“保全身家”、“保邻里”、“为乡党” 的，也有“求免再三”而不得，或防“辞则招害”以及“为糊口计”的。等而下的，则是别具用心者。他们或艳羡于当乡官能“多得利，且势耀”，怀着谋“号令一乡”，作威作福野心，百般钻营而得逞的。最后，敌对分子也难免有所混人。他们的真心，在“藏以待时”，“以待官兵”作内应。这最后一种人与其前三类，则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乡官制度事实上并非如原设计建置于废除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原赋予的职责从而有很多无须执行或无从执行。面对战事倥偬，安民和保障后勤，成为乡官的两大职司。建置了乡官，也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如安集流亡、配合太平军镇压敌对分子、维护治安、制裁地方歹徒的劫掠作恶等等，对稳定辖区秩序，都起着作用；进而促进正常社会生活的恢复，培育革命的物质力量。
保障后勤，主要有二：向民间派差和征收税捐。各地乡官奉命行事，由军帅逐级下派至两司马；再由两司马将所征银两，逐级上缴，以至军帅，再转给地方当局，据记载：往往“一呼百应”，“咄嗟立办”，或“督民充役趋事”。至于临时派差、派物，乡官“率奔走恐后”。这些，显然是乡官制的积极作用。
退一步说，太平军建置了乡有，设所征取，太平军可通过乡官这一系统， 谕令及民，有可能减少，以至避免采取直接的征发手段，极有利于贯彻执行太平天国所要求的“民守民道，兵守兵规”这一政策原则。
随着总的革命形势的日趋衰颓，征赋派差的越来越重和越来越频繁，使某些乡官固有的劣根性在天国当局从力能控制尚能受到约束，演变成元力掌握以至失却控制能力，乃似沉渣泛起。乡官之“暗压孤弱，欺诈百出”，“重征厚敛”，谋求“浮余入己”的不少。
民间对某些乡官的贪读恶行，积愤不平，暗中咒骂他们在于“虐齐民、灭祖德”的坏事。郁积一久，发为行动，什么都干出来了，或殴打乡官、拆毁官局，甚至私刑、暗杀以泄愤。这些行动，针对的是具有劣迹的乡官，太平天国则也为之付出了民心散失的政治代价。
太平军在征战途中，始终号召“商者商而贾者贾，尽可乐业以如常”； 并以严明军纪，保障着商人和商业。如从广西向长江流域进军时，太平军人“遇途卖酒浆者，饮之罄，辄投以钱”；所到之处，“买饭求浆，多给市值”； 或“照常市价，无有短少”。北伐中军经涡阳，“市不易肆”；西征中，在安庆，一度征集沿江船只备用，后知系“皆任贩运以通有无”的商船，为避免“货源立竭”的“坐困”，旋即发还原征船只；东征中太平军“人市购物， 遵市价，不强取”。“给价公平，决不短少”⋯⋯等等。这些保护了商人和商业的行事，既有利于保障军民的需求，也促进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展开。
太平天国所设想的新社会经济生活，是均匀分配，自给自足，不需要商业以资流通；无视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一定都南京，凭革命权威，天国当局即宣布废除商业，即：“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并采取了相应措施。这种作法，既非科学地认识世界的产物，也不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之，立即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和引起社会不安。天国当局有鉴于此，予以调整，转向听任商业的存在，进而明确承认商业的必要。如西征军主将赖汉英以翼王石达开名义，明文宣布“一切贸易，无容闭歇，免致采买无向，自迫其乱”。过后，太平天国在颁行的《醒世文》中，要求普天下周知：“百般贸易俱可做，烟酒禁物莫私营”。这样，太平天国治区除了南京因始终处在清军包围态势的特殊条件中，宣布“天京乃定鼎之地，安能妄作生理，潜通商贾”（事实上并没有禁绝）外，支持、扶植商业，成为自己的方针政策。由于处在内战的非常状态，太平天国支持、扶植商业的政策，期求实现
的目标，除了发挥商业所固有的流通物资、调节有无的职能，另含有招民交易作为“安集流亡”的一着，和通过商事活动，以便获取清方的情况报道。另以政令规定，为防止清方奸细混迹商场，提醒经商者：凡是置办货物，上下客商，尤须询明来踪去迹；设若遇到踪迹不明的可疑人员，决不准轻易容留，提高警惕，借资防范。
太平天国对商业，由最初的一度废除，旋即给以积极的支持和扶持，终于取得了不单“利民生”，而且“裕国课”的效果。
（三）财政——筹饷征税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迈上武装夺取政权的征程，保障供给与军事斗争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且相辅相成。军事进展的顺利与否，每每影响物资供应的盈绌；饷糈的充裕与否，又常影响军事行动的开展。取给之道，又势必与民间利害息息相关。若能善取、慎取，无论在质和量上都能合情合理，则既能赢得民间的理解，并获得积极支持；设若情况相反，则难免使民间的向往
之心散失。太平天国为保障军需、国用的补给，因应战争条件的变迁，基本上通过两大渠道来取得。一是直接的军事征发，包括来自战场上的缴获，接收原清地方政府的库藏以及向民间采取类似“打先锋”、迫“贡”等方式； 二是在《天朝田亩制度》刊刻后不久，为解决天京对财物的急需，更为了缓和某些地区民间对平均主义政策的抵制，采取了照旧征取田赋和税捐的做法。
- 缴获和征发
太平军最初与清军转战于广西各地，总的说，胜多败少。清军火器精、粮饷足；太平军战而败，无所失；清军败，它的精良火器、充足粮饷，即被缴获为战利品；攻下一些州、县城池，地方府库所藏，自然也为太平军所有。待出广西，北上两湖，折而东下，直至南京，一路清军不战自溃。伴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遍地金银粮米，任其载运”。截至围攻长沙时，保障供给有余，除油盐足用外，还储粮“十万余（石）”；且可用以散赈贫困大众。克武汉三镇，接管了清方的武库、仓廪所藏全部军用、民需物资；又截获清户部刚从南方各省所征敛来的饷银 127 万两，接收湖北省库银 100 万两等等。至九江、安庆等地，缴获的库银、制钱、仓米，以及炮位、军械，难以计数。攻克南京后所接收的物资，据事后清方署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若按白银计， “不下数千万〔两〕”。太平军接着取扬州、克瓜洲，除了尽获清军防守两地的军械、军装暨漕运总督库藏实存银 100 余万两，还缴获了碇泊于此的满载漕粮的千只漕船和漕粮。
清军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厉行所谓“坚壁清野”的战术，在与太平军接仗时，每每滥肆破坏。尽管如此，太平军只要得胜，或多或少总有缴获。其著者如，四年西征军克江西饶州，得漕米万余石、仓米千余石；六年，再克扬州，缴获清军江北大营所储大量军装、器械以及粮、钱、用物。十年再破清军江南大营一役，缴获饷银 200 万两。东征中，攻常州，缴获清军存米
4 万余石，火药数十万斤，储银七八十万两。攻克苏州、杭州以及宁波、象山等府县地方，都获大量银钱赀财。缴获，是太平天国为保障自己供给的一条重要渠道。
筹饷的另一渠道是向民间实施直接的征发。太平军从金田起义胜利起直到临最后失败，一直采行着这着。在转战广西，进军湖南、湖北各地，军行所至，有需要和可能时，即向富家征发钱谷财物。到武昌，明令有“金帛珠玉者”，统统拿出来以助饷需；接着，补充以强制措施：太平军“三五成群， 见高门大楼，闯然而入。衣物银钱，器具粮食”，一概取走。民间之被抄有姓名可考而且著名者，如在历任云贵、湖广总督等高官程矞采家里，督促他家的家丁抬出“元宝银 60 万两”、“其余锭件金珠无算”。太平军攻下南京， 作了一次全面“搜妖”行动，尽查抄了官宦家庭财物，在下扬州前后，先收下扬州地方富商江寿民在漕运总督但明伦示意献出的数十万两的“求和”白银，接着进入扬州，没收城内豪商、富室的财物，“不下千万厚赀”。
嗣后，太平军从民间强制征发，继续作为筹饷的重要一着，但有特定名称：“打先锋”。这种行动，每在既攻占州县城池于经略四乡中展开，既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显示革命威势，镇慑残敌，更在征发财物其对象主要是富室和典当铺户。这在咸丰初年很明确。如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至湖北大冶，“觅絷富民，拷取财物”，或“勒重金”取赎；次年至黄州，“搜刮富姓大家”；在麻城，“尽封富室绅富”；同年，至江西高安，征发所及，
以“典铺大户为甚”；
1855 年再至，“仇视官绅，苛勒绅富”；
1856 年克崇仁，扣押财主，“逼财赎命”；同年克奉新，“刮富户金帛， 多者数千，少亦数百”；如此等等。进入同治初年太平军在苏、浙两省，固仍以富室、大户为主要目标，变得也广泛及于穷民、贫户了。除了迫令富户“纳款”，必使“尽献所蓄”而后止外，也出现贫者也“无有免”者的情事。如在浙江丽水，富者“仓廪皆罄，贫者亦升斗无余”，表明了这一点。
“打先锋”对象扩大同时出现的是行动次数的无度。太平军初期，对象限于富室，行动也有节制，在每占一地后实行一次，数日即止。到了后期， 则失之于滥。在某一地“打先锋”，并不限于占领该地几日中展开，而在占领期间，如数月，而“逐月至乡”行动其后果，既阻滞着一地之由军事管制转入民事治理的进程，又使已属“安民”之地仍动荡不宁。至于某些地方军政当局，为求贯彻某种军令、政令，也不乏以“打先锋”作为一种强制手段的，更成为一种暴政。
太平军军行所经，从最初起，各地群众时有自发劳军之举，以枣栗灯鸡
（谐音：“早日登基”）作彩礼，诚申其早日成功的愿望；更主要的在贡献财物以助饷需。这种行动名之为“进贡”。
太平军攻克武昌，把群众的这种行为制度化，设进“贡”公所，收受“贡” 礼。自发的贡献并辅之以一定程度的强制，也就是根据不同对象，在收受贡礼上，天国当局作出不同的对待。对于一般居民，出乎拥戴真情，并不在乎礼之厚薄，有了即可。即使只贡献一盘米，或再压上百钱、千钱，收后便给“贡单”，予以保护。至于那些半心半意或虚情假意而又是富商、官绅，则“责贡甚严”，也有指名或不指名地“促”贡、“劝”贡。设有冥顽不灵或敢于违抗不贡的，则“一经搜出财货”，严惩不贷，甚或处以“阖门斩首” 之刑。通过这些程度不等的强制方式，有受“促”、或被“劝”而终于贡出“黄金多至数百两者”。
“迸贡”既作为筹饷体制的一种，嗣后，即一再采行。量既可观，而且更具有及时予太平军以补给的优越之处。
与“打先锋”一样，“进贡”在执行过程中，也在渐变着。从最初到后来，虽基本沿袭成例但又有一些变化。就对象说，在最初，明确以“户”或“众户”为对象；到了后来，日益由人而转以地为对象，如某“都”、某“图”， 或“城乡”居民。这样，“进贡”从作为个人或众户对太平天国的“向化” 的一种表示，渐而质变为太平军对某一地方的摊派。贡之予以“招”、予以“促”，原是重责富户助饷的一种委婉说法，而今“招”、“促”某地进贡， 弄到底便成为整个村镇贫富皆须负担了。如咸丰十一年（1861 年）在浙江慈谿，“勒限各乡，按都图进贡”，贡额多寡，“以村落大小，户口贫富为差”； 在诸暨，勒限进贡情况，也是这样。于是贡物的量虽因图而异，村各不同； 就同一村，同一“图”的居民说，一般便形成殷户、富商等以“洋钱元宝” 进献；贫家则只得搜罗鸡、豕、鱼肉、菜蔬为贡了。相对于贫富迥殊的负担能力说，前者未必负担重了，后者的负担程度，很可能反有过之而无不及。
太平天国在各地军政当局，为宽筹经费，或应付某种军需，不定时地征取或摊派，名曰“军需捐”，也有别称之为“大捐”或“特捐”的；至于用“借饷”、“助饷”等名目来征收，实质上只是“大捐”或“特捐”的另种说法。“大捐”对象本来专指富人，到了后期，除了仍以富人为重点，却也
渐变以某地为对象。以致居此地者，富户固出捐银八千、三千、二千不等， 穷困农户，也受摊派，按钱文计，“或数十，或十数，或四、五数”。
“大捐”捐到只有制钱四五文，所谓“大”、所谓“特”便失却了意义， 再也说不上是对豪绅、富室的一种打击手段。
- 田赋和税捐
太平大国既定都南京，在政略上决定开疆拓土，保障太平军的供给单靠缴获、征发，原是不稳固的，难以持久的；为保证百万队伍的衣食军需，并巩固新建的政权，有可能也有必要另辟一能经久不绝的财源。太平天国在所设计的社会经济规划难以实施下，从咸丰四年起，采取“照旧交粮纳税”的办法。
交粮之“粮”是土地税，也就是田赋。交纳手续，基本上沿袭旧例，征取对象是土地所有者，即“业户”或“粮户”。个别地方有过特殊规定，如在浙江奉化，对有田不过五亩的免征。适应战时的非常情况，若业户流亡在外，为使征取有着，采取“着佃代完”，即由佃户代“业户”完纳；也有因经过战争，地权不明，田亩界址不清，便以实际耕种者为稽征对象，即不分“业”“佃”，随田纳粮。
太平天国在所管辖区内，征取田赋，虽说“一切皆因旧章”，对田赋税率，总期能有所减轻，事实上在前期也确能做到这样。在皖赣鄂三省辖区中， 纳粮情况，“种一石”，终岁责交钱 1000 文，米 3.6 石；也有交熟禾五斗、八斗的。据太平天国遗存的一纸“纳米执照”来计算，在安徽桐城地方，每亩年交钱粮不足银一钱、米五升五合。后期在苏、浙辖区，虽然政策依然， 迫于形势，事与愿违，总的趋势逐年增加。
清政府田赋之苛，原是“不在正额，而在额外”。额外的苛敛量，与正赋比较，地各不同，从数倍到 10 倍不等。太平天国针对此弊，严禁额外浮收。这样，太平天国在征取制度上尽管照旧，可是在征取量上，即对正赋酌减若干。如上祛除浮勒，使民间负担减轻，转而乐于输将，作用所及，田赋征额反而易于征足。连敌方人物，虽蔑称“贼假仁义使地方相安”，也不能不承认能“善取之，轻取之”，终于产生“民渐有乐于相安”的效果。这种状况， 一直维持到咸丰末。
由于革命形势逆转，天国当局谋求突破增加着的军需、国用的支出和减少着的财源所形成的困境，期望通过增重赋额（包括正赋和附加）来解决， 而设想许多“附加”或“附捐”的名目。其结果：耕种五六亩的一个佃农， 每年需交附捐银 1.5 两左右。这对于贫穷的佃户说，是过重的负担，就是对那些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说，负担也是不轻。另一件遗存文物据其数字核算， 附加达到正额的 5.5 倍，这是相当重了，造成民间无论贫富陷于无一不困的境地。
税，有对手工业征税，如榨坊，其项目很少，为数不多，且略。主要是商税，又分种种。
关税。在商业、交通要地设置内地关，先后在武昌、武宁、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南京以及无为都设过关。不过，这些地方多数或属战事频仍之处或时受战事影响，虽设关，“无暇榷税”，或商贷无多，税收似有实无。只有无为、太平两关，日收税银较多。但究有多少，已难查考。咸丰十一年底太平军于浙江宁波一度设过海关——天宁关，但不过半年，宁波重入清军手，此关也不存在。
卡税，此税原无名，以其设卡征税，故名卡税。它与清军为就地筹饷的厘金雷同。
卡在一个地区的设置无定数，总趋势是日益增多。税率参差不一，既地各不同，又时有差异。卡税，是天国后期一项重要财源。各地军政费用，主要指靠此项。
无论坐商、行贾，除了须交“凭照”费，即执照费，还有营业税，简作“捐”。细分成日捐、月捐、股捐等名目。前两者按营业额计征，演变成按店的大小来计数；如有按营业额每千收五十文捐的，也有大店日收三百钱、小店日收十文的。股捐则按资金多寡征取，捐率大致为 1％，如“千金本， 日捐十千”等等。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为严查好究，保障社会秩序，即采取发给凭照如门牌、船凭等措施，未见有收费记载；其后，酌量收费。门牌收费无定数，在江、浙辖区，量力多寡来征取。多则银洋成千、成百，少则一二角，一般是一二元；也有兼收钱和米的。某些地区另作规定：贫户无力完者，由富户代纳。船有船凭，按船只的大小，“出钱千百不等”。
个别地方，开征过房捐、丁口捐，如在浙江海宁，一度每人征 200 文；
在嘉兴，房屋每间日捐 3 文。
税捐和田赋一样，后期征课日渐加重，终致“派款不息，数额大小不等”。在辖区内部，“富户不堪其求，率皆规避”，或外逃他方。一般老百姓和农民大众，更“被累不堪”。太平天国受形势制约，别无良策，乃加多征课名目和加重征课量，即使一时增加了一些收入，但付出的代价是人民离心！
（四）天国的败亡和余部的溃灭
太平天国未能也不可能提出重建国家、改组社会经济结构的切实可行的有效方案，难免遭到民间因失望而离心的结局。天国领导者既拿不出能使国家真正改变成为“新天新地”的方策，便只能逐步回到本拟予以革除的旧秩序的运行轨道，而且在某些方面，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理想的乡官体系很美妙，实际的表现不然；赋税制度的实际也是这样，而终成为导致“内溃” 的因素。军事的战略方面，也差失一着。所有这些，是太平天国总难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巩固下来的根本原因，也使其敌方——清政府掌握了予以摧折的机会。
咸丰十年（1860 年），清廷任命曾国藩署（旋实授）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继而又给以钦差大臣使命，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皆归节制，督办江南军务。
安庆扼南京上游，曾为太平军西征军大本营所在地。它在太平天国治区， 是仅次于天京的政治军事重心。
曾国藩受命督办江南军务，总结了积年与太平军为敌的经验教训，形成了“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的战略思想。他对太平军东征一举，置于次着，率湘军分三路全力进攻安庆并于四月合围。洪仁玕同样深知安庆在地理上居于天京“锁钥”的重要位置，轻弃既定战略， 改行发动第二次西征，设想经皖北入鄂，直趋武汉，再顺流而下，以解安庆之围。实战结果，太平军既受阻于武昌，安庆终被清军所得，失去了天京前卫的“锁钥”重地。
清军既得安庆，曾国藩更自信他的战略之可行。他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方略，对太平军的东征、西战，能抵制则抵制，难以抵制就不力争；而坚定地实施对南京的大包围策略，以期最后实现攻占南京城，全歼太平军， 为清政府摧毁与之对峙的国中第二政权。
曾国藩谋求实现其战略目标制定了战争策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老无功而溃退，何如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他在分别命令曾国荃、李鸿章回湘、皖两省募兵增强湘淮两军后，于同治元年（1862 年）部署了对太平军发动兵分八路的全面进攻。这八路由北而南的序列是：
（1）安徽巡抚李续宜率部从湖北进驻六安，进攻颍州（今阜阳）；（2）荆州将军多隆阿部进攻庐州，控制皖北；（3）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湘军 2 万沿
长江北岸东进；（4）同知曾贞干率部 5000 人由池州、铜陵攻芜湖；（5）兵部侍郎彭玉麟率长江水师顺流东下，策应两岸陆师的进军：（6）提督鲍超部由江西入皖南攻宁国（今宣城）；（7）浙江巡抚左宗棠率所部从江西攻浙江；
（8）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 6500 人由江运上海，会同英法干涉军和已驻在的清军进攻合围上海的太平军，而后西进。此外，道员张运兰所部湘军数千人据守皖南，防止浙江太平军入赣，兼作“游击之师”；江北的袁甲三、李世忠等部，统归曾国藩节制。实际军事行动基本上如所计划地展开。
同年五月间，曾国荃所率湘军，包围了天京。
南京从被围起到陷落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李秀成虽调集散在各地诸王， 如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纳王郜永宽等十余王，率部多次反攻，策划解围，都未成功，南京却被愈围愈紧。李秀成注意到城破是或迟或早的问题，认识到与其坐待灭亡，不如“让城别走”，放弃江南，转入内地。洪秀全负气痛斥说：“你要外去，听你的便”；“你不扶，有人扶”； 我的“天兵比水还多，怕什么曾妖！”
咸丰三年春，天京被围得粮食奇缺，饥民向李秀成哀求设法，秀成请示天王，秀全答道：吃“甘露”（或“甜露”，实指草团）便可度日。秀成不忍饥民饿死，暗中放民出城十三四万人；但城中饥民饿兵仍多，于是抢劫、杀人之事不断，秩序日趋混乱。洪秀全知大势已去，身患重病却拒绝服药治疗，于四月二十七日去世。他死后朝臣拥立其长子贵福继位，为幼天王。
城外湘军从此起加紧挖地道，装火药。六月十六日，地雷爆发城垣倒塌20 余丈，湘军源源涌入，城中变成一片火海，南京终被攻破。李秀成护卫幼天王从缺口突围，不久被俘、被杀。
天京破后，近畿太平军被消灭无遗。散驻各地的也失了政治重心。除了赖文光部与捻军联合在西北地区活动外，从浙江退出驻于赣粤边的李世贤、汪海洋部，人福建攻占了漳州、龙岩及其附近地区，最后于同年十二月底（1865 年 1 月）被闽浙总督左宗棠所率湘军镇压。其他余部零星，也都遭到同样命运。
二 各地各族反清起义的兴起和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在道光末勃然兴起，全国各地各族对清政府怀有怨望的民众受太平天国革命的激励和影响，并趁太平军打乱了清政府勉强维持着统治平衡的局面，也先后树起反清的义旗。它们虽各自行动，互不联属，事实上
形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坚的全国人民大起义。矛头所及，使清政府一度陷入濒临灭亡的境地。
“拜上帝会”在广西境内展开反清斗争同时，派遣会众进入湖南，宣传“世将大乱”。太平军一进入湖南，全省震动；既有聚众近千，“散布告示”， “放炮祭旗”，谋举义旗的；也有“结党横行”，遥应太平军的；还有聚众号称“二万余人”，“敛费聚粮，铸炮制械”，“扑县城营盘”的；如此等等，不可胜数。咸丰二年底，太平军进军湖北，鄂南群众奋起响应，有提出“免征漕粮”，“复国安邦”口号，“戕弁毁署劫狱”的；也有聚众四五千， 千余人不等，自称“太平天德都督大元帅”以暴动；或与太平军潜通消息。太平军攻下武昌并折而顺江东下，浙江、福建两省震动。浙江各地“素无恒产恒心”的广大劳动大众，或“树立旗帜，歃血拜盟”；或设官建号，潜通太平军。就福建说，最著者如在台湾“风谣四起”中，凤山、台湾和嘉义各县接连发生暴动，集众四五千，沿途附从者“不能悉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小刀会在刘丽川等人率领下武装起义，占领上海；青浦周烈春等领导的抗粮群众，遥与呼应，质变为造反，下宝山、川沙、南汇各县，“直扑太仓州城”。浙江乐清有瞿振汉（或作振海）率领黄岩、太平（今温岭）两县贫苦大众 2000 人，名曰“红巾军”，自称督理大总裁，一度攻进县城。余姚则有佃农黄春生等组织各村农民共立“十八局”，发动起义等等。分军北伐的太平军，至皖北，附近各地暴动起义队伍，大大小小，“遍处皆是”，“几难以数计”。到达河南，河南大震；到达山东，山东也大震。暴动群众，或“散发披面”，仿放大平军的装束，既袭击清军，也“报复团练”以打击地主武装势力。鲁南原有名叫“幅军”的武装势力，在北伐军两进山东省境之后，屡仆屡起，或“纷扰郓濮，纵横矩野”，或“驰吞东阿，蹂躏阳谷”。直隶境内，南起邯郸，北至承德，西起太行山麓，东至滨海州县，以及腹地如保定以至北京城郊，到处出现所谓“逆匪过境，土匪滋起”的局面。
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突破了清政府勉强维持着的统治平衡；在各省、各地突然兴起骚乱、暴动、揭起义旗的氛围中，闻风而起形成较大规模的义军势力，一时有南“会”北“捻”之称。这个“会”，指的是“三合会”。咸丰四年，广东各地“三合会”乘该省库储空虚、兵力外调的机会，“约期起事”，“各股蜂起”。陈开、何禄为首两支，首先发难：占佛山、克东莞， “众号十万”。李文茂以广州北郊江村为基地，联合南海、番禺、花县等地会众，起义呼应。“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西至梧州，北至韶州，东至惠潮，南至高廉”，并攻下湖南的郴州、桂阳、茶陵三县城。一时广州被围， 省中各地“商贾绝迹，文报不通”，“楚粤往来之道”，“节节梗阻”。陈开被尊为“盟主”，以“太平”为年号，发号施令；公开宣布，他们与太平天国分处于岭南、江南，同以推翻清政府为斗争目标；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是“遥奉节钺，坐拥旄旌”；自称“洪兵”，或作“红兵”。广东地方当局利用香港英方的军火、粮食接济，才解红兵对广州之围，进而镇压他们在广东的势力。但三合会势力并未消失，除了分支（合计不下万数）分别进入湖南、江西，大部加入太平军外，陈开、李文茂等转进广西，据浔州；控制浔江左右各州县广大地区，于六年建立政权，国号“大成”，与清军对峙，并与黄鼎凤等相联合，一直坚持到同治三年（1864 年）。
长时期以来，河南、山东农村，盛行拜捻风俗（捻纸为龙，制成龙灯）， 巡行各地以祈福禳灾，渐及安徽、特别是在皖北民间。它的起源，有人说起
于康熙年间（1662—1722 年），有人说起于乾隆末。捻以数十人至一二百人结成一股，形成捻党，“年丰则少靖，岁歉则横行”，“直是饥民聚而求食”。太平军的北伐和西征部队，先后进入安徽，在“戎马蹂躏，千里无人烟，田畴荒秽，民无所得食”的情况下，从捻者日众，开始与官为敌。颍、毫两州所属的捻，以张洛行、龚得树等为首；皖、豫两省交界地带，则以李昭寿（八年降清后改名李世忠）为首；“分股数十”，小者数十人，大者数百人，号称数十万。五年秋，各支捻众齐集毫州，公推张洛行为“大汉盟主”，一称大汉明命王，决定建立大汉国，以雉河集（今涡阳县治所在地）为根据地。这一行动，标志了捻从分散的行动，向着比较有领导的统一组织转变。咸丰九年，捻军从豫东、鲁西分道四出，形成东捻、西捻两大主力，继续反清斗争，直至同治七年（1868 年），才最后归于失败。
四川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被称为“尤完富”的省份，“协济”外省饷需。为此，地方政府“征敛苛重”，省内关卡林立；官绅串通，朋比为奸， 对贫困大众任意敲榨勒索。榨取不遂，便诬良为盗，任意残杀。如此恶政， 使境内原有的“啯”（又作“啯噜”）的队伍，日益壮大。它的活动，也从滋行不法，拒捕伤官，向着进攻府、县城他的反清方向转变。在此动荡形势下，蓝朝鼎、李永和依托秘密会党，于九年初冬在毗邻川境的云南昭通牛皮寨发动反清起义，称“顺天军”；旋即进入四川，六天中连克筠连、高县、庆符三县，附从者从最初百余人迅速扩充到 10 万之数；若包括所谓“裹胁啸
聚”者在内，最盛时，几达 30 万人。
云南、贵州、陕西、甘肃以及新疆则出现了少数民族为主的暴动和起义。云南在外省协饷不至，本省矿业停顿的情况下，统治危机严重，社会经
济更陷入难以支持的困境。地方当局在此形势下，增强对民间的压榨，在常赋之外，屡有临时摊派，括得全省“民穷财尽，产破家亡”，人民怨声载道！
同治三年，镇南州（今南华县）彝民杞彩顺等以不堪官吏欺压，聚集彝、汉各族人民发动暴动。第二年，元江一带久旱无雨，五谷不登，哈尼族群众在田四郎等率领之下，展开了抗官的武装斗争。五年，镇南州鲁贯石起义， “戕土州判”，转战于楚雄一带。同年，回、汉两族豪强为争夺石羊银矿， 发生纠纷，“辗转相仇”。地方官的“回强助回，汉强助汉”，致事态更趋严重，最后质变成为反清的武装斗争；在临安、大理两地形成两个中心，两股势力。临安的一股以马汝龙为首，率所部三围昆明后接受清政府招抚于同治元年（1862 年）倒戈成为清军的“总兵”。在大理的以杜文秀为首，于咸丰六年秋建立政权，以“迄西”（即云南西部）为根据地，与清政府坚持斗争达十六年，余部又坚持斗争两年，直至同治末年共十八年。
云南在回民义军的冲击下，一片动荡；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为反对地方政府的暴虐苛敛，也纷起暴动。与回民起义交织一起，使整个云南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由于其中主力是回民起义，特别是杜文秀在大理建立了政权，因而人们把这次起义浪潮，统称为回民起义。
太平军金田起义后三年间，清政府在贵州加重征敛，也激起了动乱。咸丰四年春，独山布依族农民杨元保激于官方苛敛，“宰牛聚众”，发动起义， 从而揭开了苗民起义的序幕。第二年，台拱苗民派代表向地方当局请愿，要求减免最近几年新加的赋税。黄平知州黄某前往查办，不仅拒绝苗民的合理要求，反而“拔刀逼写照旧输将甘结”；并以否则，先杀你相威胁。苗民被激不得不反。张秀眉揭竿起义，“千里苗疆，纷然蜂起”，在本省南部、东
南部、西北部和中部，掀起了总称为苗民起义的巨大风暴。
早在四年秋，在黔北桐梓，杨凤（龙喜）等反对地方官“贪虐”、“浮征”，以抗粮相号召，武装起义。参加的主要是以农民为主的汉族群众。咸丰八年，聚居黔西南回民受云南回民起义影响，在张凌翔、马阿图、金万照为首率领下，组织反清义军。他们发难于普安，攻取新城（今兴仁县）后作为根据地，取得云南曲靖回民义军的支援，转战数百里，一度在黔西南地区攻克城池十余座。
综计在 1854—1873 年 20 年间，贵州省内各起义势力仅规模较大者就有
54 起。加上太平天国部的五进五出，终使清统治下的“全黔糜烂”，“局势鼎沸”！其中尤数苗民张秀眉所领导的义军势力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深远。贵州这次起义浪潮，被概称为苗民起义。
陕西、甘肃（包括今宁夏与青海）两省和新疆地区，在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和苛重赋役压榨下，民间暴力反抗，久已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同治元年（1862 年）春，在太平天国陈得才部与捻军结合，从豫西西向人陕西和赖文光部从湖北进入陕西汉中使“全陕俱震”的形势中，回族大众为争取生存权，于同年年中，举起反清义旗。一时间，东起同州，西至华州（今华县）， 在渭南一带，形成“所在骚动”的局面。继而陕北地方，又纷起暴动，使全省陷于一片动乱之中。陕回后被清军击溃，分南北两路转入甘肃，与甘回联结一起，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甘肃西宁地方回民，当陕西回民发动反清起义时，也展开了反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清政府调集大军逼陕西回民义军入甘；甘肃的不同地区、不同教派的回民，全都被逼造反。主要集结成为五支。各支活动的中心地点和为首者姓名是：（1）银川、灵武一带，马化龙；（2）平凉、固原、甘谷一带， 穆生花；（3）西宁、循化一带，马朵三；（4）临夏，马占骜；（5）酒泉， 马文禄。其中声势最大的是马化龙一支。这支起义军与陕回相联络，与其他各支相呼应，在几乎整个同治年间（1862—1873 年），时而西进、时而东出， 时而反抗、时而就抚，纵横全省。汉族广大群众在兵燹不息，徭繁赋重下， 也群相揭竿而起，而被官方斥为“土匪”。这样，在所谓“回股林立”中， “土匪”又“交错其间”，终使甘肃“通省沸腾”，境内除秦州（今天水） 一地外，处处燃烧着反清的起义怒火。
在社会经济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陕甘起义回民的“潜赴伊犁煽惑” 中，新疆之被称为“诸回”的维吾尔等族大众也闻风骚动。同治三年，维族农民在托乎提尼、牙孜哈里等人倡率下，在库车发动起义；顿时，天山南北各地群众纷起响应，或抢劫库存机械，杀毙兵丁，或焚毁粮台，攻城杀官。他们的矛头最先针对清廷派驻当地的军政大员——伊犁将军，各都统、参赞、办事大臣等；后者几乎全部死尽，继任官员受阻不得前往，只能遥领。
这时，栖息于域外浩罕部落的阿古柏以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和卓为首，乘机侵入南疆，并于同治六年（1867 年）建立哲德沙尔（意谓“七城”） 汗国，更使全疆不宁，并使局势更形复杂化。
三 二十四年国内战争后社会经济的破坏
全国各地先后恢复平定之后，社会经济状况无一不是残破不堪；局部地区，更成一片废墟。
例如，长江中下游原是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是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地区；因而破坏严重。如江苏南部地区，索以农业发达、商业繁盛著称，在地稠人密的条件下，历史地形成了“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的景观。太平天国失败后，这里变成为“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苏、常两府所属各县的“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连阡累陌， 一片荆榛”。“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苏北的徐州、淮安等府县， 曾是捻军活动地区；清军镇压捻军后，一片破败景象。萧县“阖邑残破无完堵”，沛县“村落尽成灰烬”。截至 70 年代初，江苏抛荒土地，“凡数百万亩”。
浙江“夙称饶富”，经过战争，“膏腴之地，尽成荒瘠”，“凋瘵已甚”！ 全省“田土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民间田器毁弃殆尽，耕牛百无一存，谷、豆、杂粮、种子，无从购觅”。省会杭州及其附近地区，“数里一见人，十室九无屋”；府属临安、新登、于潜、昌化和湖州府属的长兴、武康、孝丰、安吉各县，处处“室庐尽成灰烬，田野久已荒芜”；往往数十里不见人烟。
江西也“凋敝异常”；特别是沿长江一带，数百里间，不闻鸡犬声。安徽通省破坏严重，从安庆往皖北的宿、毫一带，“千余里间，人民失业，田庐荡然”。田地荒芜，耕种无人；“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从东流至江西彭泽，“沿江数百里，人烟寥落”。凤阳、定远等县，“环视数百里内，蒿莱弥望，炊烟几绝”。从凤、颍东至江苏的徐、泗，西北至河南的归、陈各府属，“旷土闲田，比比皆是”，“几于千里废耕”。
华北平原上曾经“被兵”的地区，同样“村落丘墟”。山东、河南各省“田亩荒芜”、“庐井零落”，“民之颠连而无告者，所在皆是”。就是京师附近的“畿内”各地，也是“邑里萧索”、“调敝不堪”。豫东与安徽毗邻地带，“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皆无入烟”。
太平军首义省份的广西，全省“工商失业，田地荒芜”；“庐舍为墟”， “百姓流离转徙，不安其生”；地方十分凋敝。桂林府属永福至思恩府属迁江的五六百里间，官马大道两旁，“绝少人烟，遍生榛莽”。
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的苗、回等族起义被镇压后，地方残破程度， 同样严重。
在贵州，统省“地鲜完善，民尽流离”。在黔东北的遵义、绥阳、湄潭、余庆、龙泉（凤岗）地方，“往往竟日无人烟，田土大都黄茅白骨充塞”， “耕种者十不一二”。思南、铜仁府属各县，“榛莽成林”。黔东各地，“村市瓦砾，田亩荒芜”。苗族聚居地区绝大部分的苗寨被夷平了；仅存的一些也只是丁弱寨小，难以自存的寨子。贵州社会经济本不发达，经过十余年的动乱，更倒退若干世纪，陷于“草昧无异”！云南在各族人民起义被镇压后， “疮痍遍地，调敝情形，不堪言状”。全省物产，原以农、矿两业为主，战时及战后，农不归农，特别是滇西一带，尤其严重。矿业方面，官逃丁没， 峒废山封。在咸丰八年至同治十三年的十七年间，没有炼出过一斤铜，也没有炼出过一斤铅。经营一百余年的采矿业，全被废弃。
西北地方，在陕西、甘肃两省，当回民起义被镇压后，“地方调敝，甚于东南”，“死者既暴骨如莽，生者复转徙之他”；“千里萧条、弥望焦土”。如三原本是一个富庶县份，在乱后，县属原“五百余村，仅存东里菜、王二
堡，余则屋宇尽成灰烬，田园尽为荆棒”。“犁耙锄锤之器”尽毁，“牛马骡驴之畜”俱失，“水渠无不堵塞”，庄房无不残破”，“耕作之资全无”。西南汉中府一带原来也是该省的富庶之区；经过战乱，“郡城内屋字尚不足十分之二”。“其余一片草莱，荒凉满目”。总之，全省土地，大部废耕。甘肃“变乱十余年，被祸惨烈，甲于天下”。该省原来“耕与牧交资”之区， 经过动乱，“牛羊尽矣”！“回产既无人耕牧，汉产亦多荒芜”。川原耕种不过十之三四；旱地无过问者。统省景貌，“千里荒芜”；特别是甘东北的平凉、庆阳、固原、泾州一带，“祸害之惨”和“萧条残破”程度，尤为“天下所无”！
新疆地方幅员辽阔；除了戈壁，膏腴之田遍及天山南北两路。南疆的塔里木河及其上游喀什河、叶尔羌河、和田河一带，农业繁盛。在动乱中，所有水渠失修，多被破坏，事定后，“渠多壅废”，致“地皆荒芜”。奇台、济木萨（阜康）、喀喇沙尔、乌鲁木齐、昌吉、绥来（玛纳斯）等地一带， 境内有不少大片地区，水草丰饶，牲畜充牣，向设有马、驼、牛、羊诸牧厂
（场）；天山北路本来牧业繁盛，动乱前，牧厂畜群达数万头。动乱中，“官厂荡然无存”；动乱后，只留得“数百匹”。矿业方面，在 19 世纪之初，在“官本商资竭力兴作”之下，经半个多世纪的经营，“金、铜、铅、铁、煤厂，纷布林立”，动乱中全遭破坏；矿夫四散，年久积水漂没，厂基遂废。有人说，从 18 世纪中以来百余年间，民间屯垦成绩，几乎完全消失。
即使未曾被兵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也受到严重的损害，北部边陲的蒙古，特别是漠南，是个典型。清廷为镇压大起义，动员、调遣了大量的蒙古兵，还有马。作为兵源基地的漠内东三盟——哲里木、昭乌达和卓索图—— 和锡林郭勒等盟及喀尔喀诸部落。一再征丁、派马，使本区的生产力，无论是人是畜，都大受损害，终于呈现出“民力已竭，游牧者寥寥”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