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外国在华投资的扩张和中外贸易

光绪宣统两朝，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光绪前期，主要是商品输出，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资本输出居次要地位；甲午战争后，列强攫取了在华设厂、筑路、开矿的条约特权， 于是在继续扩大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的同时，把重点逐渐转向资本输出，列强在华投资急剧膨胀。

一 甲午战争前列强对华投资

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与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相关的部门，如贸易业、航运和船舶修造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等，投资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资本数额不大。尽管如此，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华早期资本输出已经开始。

（一）商品输出的扩大和资本输出的早期发展

进入光绪朝，外国对华商品输出有了较大增长，光绪十年（1884 年）后尤为显著。十一年对华商品输出为 8820 万海关两，比元年增长 30％。二十年达 16210 万余海关两，又比十一年增长 84％。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年的十年间，外国对华商品输出总值 107191 万海关两，相当于同治朝最后十年的 1.7 倍。

外国对华商品输出主要是鸦片、棉织品、棉纱及其他工业品。光绪初年， 上述商品在中国进口商品中所占比重在 67％以上，此后略有下降，但 90 年代上半期仍维持在 50％以上。与此同时，毛织品、五金、火柴、煤油、糖等其他工业品也开始打入中国市场。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的工业品倾销市场。

西方列强在不断扩大对华商品输出的同时，也开始进行资本输出。沿海通商口岸最先成为外国资本输出地，最早的一批外国商行、轮船公司、码头、银行、保险公司和工厂企业，就是在那里设立的。截至同治十一年（1872 年）， 外国在华各类非法企业已有 343 家，光绪八年增至 440 家，到甲午战争前夕

已达 580 家。其中银行、保险业 18 家，航运业 13 家，工业企业 67 家，贸易

业 241 家，代理商 86 家，各类店铺旅馆 89 家，其他 66 家。另据统计，光绪

二十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折合美元 1.19 亿元。其中贸易业 4195 万美元，

占总额的 35％。其次为银行、保险业，合计金额 3409 万美元，占总额的 28.5

％。工业只占 11.9％。这时的银行、保险业和航运业都是直接为贸易服务的， 说明商品输出是这一时期外国对华经济侵略的基本手段。

（二）外国在航运、码头和铁路修筑等方面的投资活动

海上和陆上交通运输是西方列强进行商品输出的必要条件。19 世纪 70 年代，世界航运业由于船只普遍为采用暗轮（螺旋桨）的铁胁船、钢质船所取代，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刺激外国轮船公司向中国的沿海和内河渗透、扩张。

随着对华贸易的日益扩大，兼航和专航中国口岸的外国轮船公司不断增加。

60 年代以前，主要是英国的大英轮船公司独占对华远洋运输，到光绪初年已形成大英和法兰西火轮公司、英国海洋轮运公司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后， 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多家公司投入对华远洋运输，有的还在中国吸收华人资本，招股扩充。据不完全统计，到 90 年代前半期，先后约有 20 家外国远洋轮船公司通航中国。

外国资本在中国沿海和内河非法经营的轮运业，也早在 50 年代就开始

了。至 60 年代初，仅上海外国洋行中，有轮船航行于长江和沿海口岸的，就

不下 20 家。光绪二十年以前，总计先后约有 50 家以上的外国洋行在中国经

营过轮船运输，先后设立过 20 多家轮船公司。到 90 年代前半期，仍有近 20 家外轮公司和洋行在中国经营沿海和内河航运业务。

外国在华航运业中，规模较大、资本雄厚的是美国旗昌、英国怡和和太古三家轮船公司。旗昌公司属旗昌洋行，资本额的 1/3 系中国人投资，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曾一度操纵长江的航运业，后于光绪三年高价售与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太古公司成立于同治十一年，属太古洋行。成立之初，仅有木船 2 艘、轮船 4 艘，但发展很快。在甲午前的 20 年间（1874—1894 年），

船只吨位由 6 艘、10618 吨增加到 29 艘、34543 吨，分别扩大 3.8 借和 2.3

倍，这还不包括这期间失事的 9 艘轮船和近 1 万吨吨位。怡和公司设立于光绪七年，是由怡和洋行的华海、扬子两轮船公司合并组成。该公司成立后发展迅速，光绪九年至十九年的 10 年间，轮船吨位由 13 艘、12571 吨增至 22 艘、23953 吨，几乎增加了 1 倍，仅次于太古。两大公司垄断了当时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业。

外国在华航运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外国在华保险、码头和堆栈业等领域的投资活动。旗昌、怡和、太古 3 家轮船公司都分别经营或代理保险、码头和堆栈业务，而且获利丰厚。

外国在华航运保险业的发展，沉重打击了中国原有的帆船运输业。许多华商因外轮公司有航运保险而不再雇用帆船。早在 60 年代就有记载说，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失。到光绪前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列强图谋修筑铁路、发展陆上运输的活动，也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开始了。

60 年代初，英国的一些重要工商团体即一再要求其政府从缅甸修筑铁路伸进云南，打开中国的“后门”，并着手勘察线路。同时有人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个庞大的铁路建设计划。同治四年（1865 年），一名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外修筑了一条长约一里的小铁路，但不久被拆除。十一年，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发起建筑从吴淞到上海的铁路，并成立“吴淞铁路有限公司”。光绪二年（1876 年）建成通车。吴淞铁路的修筑，一开始就遭到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的激烈反对。清政府慑于人民的反抗和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于次年买回拆毁。此后，西方列强仍不断向清政府游说，图谋在华修筑铁路，但直至甲午战争前夕，进展不大。

（三）外商非法设立的船舶修造和加工企业

外国在华航运业的迅速发展推动着船舶修造业的兴起。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年）英商建于广州黄埔的柯拜船坞是第一家外资修船厂。此后，外国在广州和香港的船舶修造业发展起来。进入 70 年代，外资船舶修造业逐渐由

黄埔转移到香港、九龙。光绪初年，港九地区先后出现 8 家船厂。其中以英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规模最大，经多次扩充兼并，该公司逐渐垄断了港九地区的船舶修造业。

上海是外资船舶修造业的另一个中心。50 年代中期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北移上海，船舶修造业兴旺起来。

60 年代前五年上海就先后有 9 家船厂出现。其中较大的是英资祥生船厂和美资耶松船厂。两厂分别设立于同治二年和三年。建厂后即大肆扩充兼并。到光绪十七年（1891 年），分别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祥生有资本 80 万两， 耶松资本也达到 75 万两。

除广州、香港、上海三地外，福州、厦门、汕头、烟台、天津等地，也都有外商投资兴办的船舶修造业。

随着外国对初级产品需要的迅速增加，外国开始在华投资兴办出口加工工业。光绪前期，此类加工工业以砖茶制造和机器缫丝为主。此外还有制糖、制革、轧花、榨油制饼和打包等。

砖茶制造和贩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汉口是当时最主要的茶叶贸易中心。同治二年，第一批俄国商人来到汉口，很快控制了茶叶贸易并自制或监制砖茶。从 70 年代开始，俄商先后将原设于湖北崇阳、羊楼峒等茶叶产地的顺丰、新泰砖茶厂迁往汉口，并由原来的手工生产改为机器制造。又新建阜昌砖茶厂。这是当时汉口最大的砖茶厂，雇工达 2000 人。这 3 家茶厂都在九江设有分厂。阜昌的分支机构更遍布九江、福州、上海、天津、科伦坡、莫斯科等地。光绪三年，汉口已有外商砖茶厂 6 家。福州也有五六家外商砖茶厂，只是规模较小。

外商开办的缫丝企业出现于 60 年代。咸丰十一年（1861 年），怡和洋行在上海设立怡和纺丝局，有丝车 100 部，并扩至 200 部，但因营业不佳， 几年后停闭。德商宝兴洋行于光绪三年在烟台创设的缫丝局，数年后也因负债歇业。四年创办的旗昌丝厂，实际上才标志着上海机器缫丝业的开始。次年，怡和洋行重建怡和丝厂；公平洋行设公平丝厂。90 年代，机器缫丝业掀起高潮，至甲午战争前夕，先后设立的外资缫丝厂有英商纶昌、美商乾康、法商信昌、德商瑞纶等。

外商投资兴办的制糖、制革、轧花、榨油制饼、打包等加工业也为数不少，其中较大的有光绪元年由怡和洋行在香港创设的中华火车糖局，八年由香港太古洋行开办的太古车糖公司，七年英商建立的上海熟皮公司，十四年日商建立的轧花公司，等等。

二 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投资的扩张

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虽有初步发展，但尚无条约依据。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帝国主义取得了在华投资的条约特权。从此，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迅速膨胀，在中国的加工制造业、矿冶业、运输业的投资急剧扩张，中国成了帝国主义的重要投资场所。

（一）投资设厂权的攫取和在加工制造业中的扩张

甲午战争及其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不仅使日本从中国掠夺了巨额战争赔款和台湾大片中国领土，而且使它和其他列强攫取了在中国的投资设厂权。条约规定，日本可以在中国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任便进口机器和在中国境内购买生产用品、销售产品，并享受税收上的优惠。这就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提供了合法的条约依据。

外国资本取得在中国境内进行工业投资、设厂制造的“合法性”以后， 对华资本输出规模愈来愈大，工业投资增长速度愈来愈快。据不完全统计， 甲午战后至清皇朝覆亡期间，外资兴办各类工矿企业达 147 家之多，内制造

业 101 家，公用事业 17 家，矿冶业 29 家。其中日本和俄国的投资增长速度

最为突出。日本在华设厂 43 家，俄国设厂 39 家，合计占外资厂矿总数的 55.8

％。

作为甲午战争前外商主要投资项目的船舶修造业，甲午战争后继续发展。香港黄埔船坞继续垄断华南地区的船舶修造业，利润丰厚，光绪二十五年的公司公积金比二十一年增长 3 倍。在上海，垄断船舶修造业的祥生、耶松两船厂于二十六年合并组成耶松船厂公司，又并入新设的和丰船厂，资本骤增 557 万两，成为东方最大的船业垄断组织之一。同年又有英商瑞镕船厂的成立。三十三年，日本神户川崎造船所接收俄商在大连的船厂，发展成为东北最大的船厂。

棉纺织业是甲午战后外国投资的重点领域。仅三十一年就有英商怡和、老公茂、协隆，美商鸿源和德商瑞记等 5 家纱厂开业。5 厂共有纱锭 16 万枚， 占当时华洋纱厂总锭数的 40.6％。此后又有日商的上海纺绩公司、日信纱厂、内外棉纺绩公司三厂和怡和洋行吞并的公益纱厂等一批外资棉纺企业相继产生。这时日本在棉纺织业中的投资扩张最为显著，而其基本手段是兼并、收买原有的华商纱厂。

面粉、烟草业是甲午战后新兴的工业部门，也是外商投资热门。光绪后期和宣统时期，各地先后创办的外资面粉厂达 43 家。以俄商最多，占 37 家。

这些面粉厂主要集中在哈尔滨、汉口、上海三地。其中哈尔滨占 26 家，使东北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面粉工业基地。烟草工业主要为英商英美烟草公司（光绪二十八年成立）和日商东亚烟草株式会杜所垄断。

此外，外商投资的加工制造业还包括榨油、酿酒、火柴、木材、皮革等行业。甲午前那种仅仅投资于少数工业部门的 情况己不复存在，外国资本已渗透到全部新式工业部门。

（二）列强对矿冶业的渗透

早在咸丰年间，列强就积极谋求在中国取得采矿权，但直到甲午战争前夕，未获成功。中国采矿权的丧失是在甲午后，先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 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承认法国在中国西南地区有优先采矿权，接着是二十四年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和二十六年的《山东华德矿务公司章程》， 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铁路的同时，相继同意德国在铁路沿线 30 里以内和 30 里以外享有采矿优先权。在这前后，俄国也取得了东北铁路沿线的矿产开采和垄断权。

德俄上述开矿特权的取得开了一个新的恶例。此后，外国在中国获得某

一铁路修筑权的同时，也自然取得了该铁路沿线地区的矿产开采权。

光绪二十四年和二十八年，列强先后掀起了两次掠夺中国矿权的狂潮。截至清皇朝覆亡，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各类矿冶企业有 29 个，投资额达

4967.9 万元。其中英商 9 家，实力最雄厚，规模最大，投资 3793 万元，占外商投资的 76.4％，其次是日商、俄商和德商。

外资掠夺的矿冶企业主要是煤矿，也有少量金属矿。而这些外资煤矿几乎都是中国原有的老矿。例如抚顺、华德、开滦、临城、焦作、井陉、本溪湖等七大煤矿，都先后被外商以“合资”、“合办”等手段掠夺。抚顺矿是东北最大的煤矿和油母页岩矿，光绪二十八年加入俄国华俄道胜银行股份， 日俄战争后，日本声称该矿为俄国财产，强行收归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经营。该矿所属的电力、冶炼、机械、制油等企业，均落入日商之手。开平、滦州煤矿是西方列强以“合办”方式吞并华商煤矿的典型例证。先是英商垂涎开平矿厚利，通过贷款渗入该矿。到二十六年，英商借八国联军侵华之机，强迫将该矿售予债权人墨林公司，并不断加以扩充。煤产量由二十八年的 80 万吨增加到宣统三年（1911 年）的 143 万余吨，成为最大的外资煤炭企业。同年，开平矿与滦州矿联合组成开滦矿务局，统归英商经营。英商福公司是英国资本势力专门从事中国矿产掠夺的侵略机构。光绪二十三年成立于北京。该公司先是企图攫取和垄断山西全省煤铁开采，因遭到该省绅民强烈反对未果，后又将势力伸进河南焦作煤矿，专在河南经营。

迄至清末，外国资本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机器采煤业，外资和中外“合资”煤矿产量占中国机器采煤总产量的 70％以上。在外资煤矿产量中，以英商所占比重最大，但呈下降趋势，而日商煤矿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金属矿产方面，外商投资的矿厂有 11 家，其中 6 家是俄商、英商以“合办”名义控制的东北矿。其他金属矿，除宣统三年日本大仓财团所营本溪湖煤矿开办的庙儿沟铁矿和本溪湖煤铁公司外，其余经营状况都不太好。

（三）外商在水上运输业中投资的扩大

甲午战争后，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通商口岸数量倍增，地域分布更广， 内河航行权完全丧失，这些都为列强在华水上运输业中投资的扩张创造了条件。

长江航运一直是各国争夺的重点。这一时期，老牌的英商太古和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继续垄断长江航运，并将其势力扩大到津沽海河、两广西江等内河航道。日本对华航运业的渗透起步较晚，但甲午战后异军突起，扩张迅速。《马关条约》使日本获得了英国长期追求而未能到手的川江航行权。二十四年，日本大贩轮船公司开辟长江航线，两年后又增辟沿海航线。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日本邮船、大东和湖南等 3 家日资轮船公司相继成立，分别从事或垄断长江航线、上海、苏州、杭州间航线和湖南湘江的航运。二十九年的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允许日本轮船公司在内河两岸任便租用栈房、码头，使日本在华航运企业获得了更大的特权。

日本轮船公司对华航运业的渗透，一开始就得到其政府的财力支持。三十二年，大阪、邮船、大东和湖南 4 家公司合并组成日清轮船株式会社，总

部设在东京，下设上海、汉口两个分公司和广州、南京、重庆、长沙等 9 个办事处。它是以日本政府为后盾的航运托拉斯。在长江水域，日清和太古、

怡和三足鼎立，并在轮船吨位上居首位。

在东北，日本和俄国都加速了对航运业的渗透和扩张。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专设航运部，投巨资垄断南满航运业。俄国在获得中东铁路建筑权后，光绪二十三年以载运铁路器材为由，迫使清政府同意其轮船由黑龙江、松花江进入中国内河，次年又取得辽河及其支河航行权。俄国于二十一年和二十六年先后成立了黑龙江商船公司和中东铁路附属中东轮船公司。直至终清之世，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三江航运，始终为俄国所垄断。

在光绪前期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本国资本轮船运输业的发展，外商在中国航运业的独占地位有所动摇。甲午后，外商投资扩张加速，投资额由光绪二十年的 1334 万美元增加到清亡后不久的民国三年的 4680 万元，20 年间增

长了 2.5 倍。中国轮船吨位的比重，一度上升后，又呈下降趋势。光绪六年至十年（1880—1884 年），华轮吨位比重最高曾达 27.1％，但到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 年）已降到 15.9％，而外轮由 72.9％上升到 84.1

％。

各国在华航运势力的力量对比也在变化，英国轮船吨位虽然仍占绝对优势，但其比重在到达光绪二十一年的 70.8％的顶点后，开始下降，到光宣之交已降至 45％以下。而法国、德国和日本则呈明显上升趋势。日本尤为突出， 光绪二十一年，日本轮船吨位仅占 0.4％，到光宣之交已超过 20％，宣统三年达 23.9％，已远远超过中国本国的轮船吨位比重。

三 世界市场支配下的中外贸易

从同光之交到清皇朝覆亡，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和美国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西方发达国家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增长和对外扩张政策的加速推行，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经济面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钢壳轮船的采用，海底电缆的敷设，大大改善了国际贸易的条件，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被进一步卷入了世界市场的网络之中。

（一）清末对外贸易概况和发展趋势

光绪宣统时期，尤其甲午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国际环境的变化，导致了贸易国内环境和贸易本身的变化：随着帝国主义的加速扩张和对华侵略的深入，中国的贸易和关税自主权日益丧失殆尽。光绪二年和二十二年，洋货内销子口税单和土货外销三联单的使用，相继由洋商扩大到华商。这既是洋商倾销洋货、搜购土货减税免税特权的恶性膨胀，又使他们得以凭借子口税单和三联单制度而将华商进一步控制在自己手中。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演变，世界性的托拉斯组织开始侵入中国，主宰贸易走向。同时， 贸易内部的专业分工进一步发展，以往那种集贸易、航运、银行、保险等于一体的贩运贸易方式逐渐解体，航运、保险、银行各自专业独立发展。随着电讯、交通运输的变革和银行业的兴起，中小洋行大量增设，洋行势力空前膨胀，其内部竞争也更加激烈。为了占领和扩大市场，越来越多的洋行，尤其是世界性托拉斯组织，对华商进行赊销、贷款预购，在华商中建立庞大的分配和销售组织，通过遍布各地的分配中心和代销店，把洋货一直送到最小

的零售商贩手中。所有这些加速了这一时期外贸商业网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扩大。

清末中外贸易增长迅速，宣统末年与同治末年比较，贸易总值增长了近5 倍。这种增长以甲午战争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受到农民家庭手工业的抵御和内地运输条件的限制，贸易增长速度相对缓慢，20 年间只增长了 71％；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获得了在华投资设厂权，对华投资迅速增加。资本输出刺激和带动了贸易的发展。贸易增长速度加快，16 年间增长了 171％，年均增长速度比前一阶段快 1 倍多。其中进口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出口。尤其是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对华资本输出的同时，加强了工业品的倾销，洋货进口值赶上并超过了土货出口值，贸易由甲午前的出超转为甲午后的入超。而且入超额迅速增大。甲午前，中国外贸出超额年均约860 万海关两，甲午后才 10 多年时间，年贸易入超额已达 1 亿多海关两。

贸易的地区分配和国别结构，也在变化。同治末年，贸易中进口的 70％ 和出口的近 60％集中在华中，华南次之，而华北、东北合计不到 3％。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扩大和通商口岸的增辟，到宣统时，华中所占比重已降至 50

％左右，而华北、东北已升高到 20％以上。外国资本正向北方地区的广大市场推进。国别结构方面，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变化同样十分明显，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逐渐丧失，而日本所占比重迅速上升， 美、俄、法、德等国也呈攀升趋势。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和列强对中国市场的争夺

光绪宣统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进出口商品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品种大大增加。从海关统计表看，上海的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分别从同治末年的 180 多种和 80 多种增加到宣统未年的 850 多种和 400 种左右，天津分

别由 100 多种和 50 多种增加到 800 多种和 400 多种。新增品种虽有一部分是由于分类比前明细，但更多的还是新货种的加入。新品种的不断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贸领域和市场的不断扩大。

伴随新品种的增加，进出口商品结构、各主要进出口商品所占比重也在发生变化：

进口商品中居前两位的是鸦片和棉纺织品，合计占进口总值的 40％—70

％左右。光绪十一年（1886 年）以前，鸦片居首位，年进口值 3000 万至 4000 余万海关两，此后由于国内罂粟种植扩大，进口减少；棉纺织品进口则稳步增长，十一年后取代鸦片，占据首位。煤油、染料和机器等是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发展起来的重要进口商品，所占比重迅速提高。烟草、西药、火柴、肥料等生活消费品进口增长也很迅速。从商品性质看，生产资料所占比重有所上升，由同治十二年（1873 年）的 8.1％升高到宣统二年的 17.6％，它反映了外国对华资本输出和中国新式工业带来的市场需求新变化。消费资料的比重有所下降，不过其比重仍高达 80％以上，中国进口商品结构以机制消费品为主体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

出口商品中，居前两位的是生丝和茶叶，合计占出口值的 35％—75％左右。80 年代中叶以前，茶叶年出口值 3000 余海关两，居首位，此后由盛转衰。生丝出口在光宣年间基本上呈持续增长趋势。甲午后取代茶叶，占出口首位。光绪初年后，棉花、豆类、皮毛、芝麻、植物油、草帽缏等相继成为

重要出口商品，增长很快。宣统三年，豆和豆饼已占出口值的 12.7％，超过茶叶居第二位。全国豆类、植物油、羊毛、牛皮、烟草、草帽缏等六类商品的出口值比重，也由同治十二年的 0.6％提高到 20％以上。锡、铁、煤等矿产原料的出口也有显著增长。从出口产品的性质看，这一时期，中国出口商品以农产原料和手工制品、半制品为主的基本格局仍然未变，但其中农产品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手工产品比重下降。前者由同治十二年的 2.6％上升到宣统二年的 39.1％，后者则由 58.3％下降到 28.3％。出口贸易的殖民地性更加明显，中国日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榨取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基地。 19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和资本主义各国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西方列强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变得比以往更加激烈和错综复杂。其中以棉纺织品和煤油等市场的争夺最为突出。

老牌资本主义英国曾长期垄断中国洋布市场，但从光绪初年开始，英国的垄断地位遭到美国的挑战。美国凭借原料丰富的优势，在中国市场廉价倾销粗棉布，占领了粗布市场。荷兰和日本也相继加入中国市场竞争。进入 20

世纪，日布对华输出增加尤速，所占比重由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的 2.6

％增至宣统三年的 23.1％。而英国也极力恢复和扩大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 其比重由光绪二十六年的 15.4％回升到宣统三年的 60％，而美国则由 63.5

％降至 16.3％。煤油市场的角逐则主要在美国、俄国、荷属苏门答腊之间进行。先是美国煤油进入中国，独霸中国市场，光绪十四年后，俄国打破了美国的独霸局面。甲午后，荷属苏门答腊煤油也进入中国市场，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但三十三年后，俄油突然消失。美油和苏门答腊油又开始角逐，形成不相上下的局面。

（三）中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

在世界市场的支配下，进口机制消费品和出口农矿产原料、手工产品的中国对外贸易，是一种典型的殖民地型贸易。在贸易过程中，西方列强总是把它们输入中国的机制品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而把中国出口的农矿原料和手工制品的价格压低到价值以下。因而这是一种典型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出现，除了中西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差异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外，还受到进出口价格决定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进出口价格决定权的变化，主要发生在 19 世纪 70 年代。进口价格方面，随着西方各国工业革命的相继完成，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工业品的生产成本降低，输入中国的工业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使中国手工业失掉了价格主动权。出口价格方面，70 年代以前，丝、茶等出口价格基本上由国内市场价格决定。导致价格升降的主要因素是年成丰歉。70 年代后，由于印度、锡兰茶叶的竞争，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丧失，生丝也由于日本蚕丝业的崛起而大受影响。再加上海底电缆敷设和电信革命等因素加强了外国资本操纵国际市场的地位。这样，丝、茶出口价格不再受农民生产成本和国内市场行情的制约，而是完全由国际市场支配，在国内的收购价格，则直接由外国洋行操纵。

中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在其长期趋势上表现为不断扩大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

光绪宣统时期，出现过两次较明显的剪刀差扩大趋势。第一次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当时进出口商品价格均呈下降趋势，但出口价格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进口。如以同治十三年（1874 年）的进出口价格分别为100，则光绪十一年（1885 年）的进口价格为 99.1，而出口价格为 74.7，贸易比价（进口价格/出口价格）指数为 132.7，亦即进出口价格剪刀差为 32.7

％。第二次是在光绪十九年以后，这时进口价格开始猛升，至宣统三年，价格指数已相当于同治末年的 3 倍多；出口价格虽然也在上升，但其幅度远远

小于进口，宣统三年只比同治末上升 0.71 倍。这样，到宣统三年时，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已扩大到 78.1％。也就是说，同治末年用一吨出口货能换到的进口货，宣统末年时要用近两吨才能换取了。

中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还造成国内市场上工农业产品的差价，形成由通商口岸到内地乡村商业剥削网的价格基础，导致城乡之间、工农产品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具体表现为产地价格与销地价格、农民所得价格与所付价格的严重背离。如在粮食贸易中，通常农民所得价格比工业原料和出口品都要低，大约不超过消费市场价格的 1/3；而工业品在农村的价格，即农民所付价格，又大约比产地高出 1 倍。这就大大加重了城市对农村的盘剥，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和农村经济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