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清初的思想文化

顺治及康熙初叶，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人才林立、群星璀璨的生动局面。一 清初学术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

探讨清初的思想文化，不仅要将它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而且也要注意到它与先前学术文化的后先相承，即理论背景。

（一）清初学术的理论背景

明清两朝虽然发生更迭，但明人开启的学术道路并未中断。清初学术依然延续前代，并赋予它时代的特征。

宋明学术，以理学为标志。经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颗、程颐、朱熹、陆九渊的努力，封建伦理道德的“天理”已经用理论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然而先验的“天理”如何同世俗的人结合，成为人世间的主宰，朱熹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王守仁用“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最终解决这一历史课题。但他所谓心所固有的“良知”没有确定的是非标准，使得“天理”成为随人解释的东西。这就为王学，乃至理学从理论上崩解，打开缺口。泰州学派沿玉守仁“致良知”说的路子，一直走到了王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反面。这表明宋明理学走向没落。

在晚明理学走向没落的时候，学术界出现向其相反方向转化的趋势，表现为三条途径。首先，理学中出现了由王学向朱学的回归。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等是这方面的倡导者。经他们的努力，虽然产生了去虚就实的学风， 但不过是理学的内部调整。其次，经世思潮的崛起，代表人物是徐光启。在他的影响下，复社诸君子闻风而起。崇祯十一年（1638 年）《明经世文编》的刊行成为这一思潮高涨的象征。宋应星、徐弘祖、方以智等人著作朴实无华，切于世用。晚明的经世思潮旨在挽救社会危机，真正足以代表一时学术转化方向。再次，对经学的倡导。此风由嘉靖、隆庆间学者归有光开其端。万历年间，焦竑、陈第诸人继起。至启、祯两朝的钱谦益后先呼应，对清初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产生影响。另外，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随同神学的输入，既开扩了我国知识界的学术视野，也推动对经学的再认识。

（二）清初的文化政策

在影响清初学术的诸因素中，清廷的文化政策是一个重要方面。清初的文化政策，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民族高压政策的确定

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朝决定了满洲贵族对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制统治。反映在文化政策上，其一是焚书。顺治十六年（1659 年），清廷下令将民间流传的《四书辨》、《大学辨》等书焚毁。其二是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就是其中一例。后来文字狱再兴肇始于此。

1. 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制度

明末，由于战乱，科举考试不能正常举行。顺治元年（1644 年），清廷

入主中原，顺治帝诏示天下，“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 定于子、午、卯、酉年”，立即继续实行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

1. “崇儒重道”基本国策的实施

顺治九年，“临雍释奠”大典隆重举行，顺治帝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翌年，又颁谕礼部，把“崇儒重道” 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康熙帝即位后提出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十六条治国纲领，把顺治帝制定的“崇儒重道”国策具体化。

1. “博学鸿儒”特科的举行

出于“振兴文教”的需要，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特科举行，经考试录取 50 人。其意义重大，既显示清廷崇奖儒学，同时也促进满汉文化的合流。

1. 图书的访求与编纂

顺治帝对图书编纂和访求重视，编纂《明史》、《通鉴全书》、《孝经衍义》等。康熙帝加以光大，先是经学、史学，后扩及诗文、音韵、性理、天文、地理、数学及名物汇编等，遂奠定了日后图书编纂繁荣兴旺的深厚根基。

（三）清初学术的发展趋势及特征

清初学术，以经世思潮为主干，从对明亡的沉痛反思人手，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去虚就实，尔后又逐渐向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方向过渡。呈现出既有别于宋明理学，又不同于乾嘉汉学的特征。王国维把清初学术归结为一个“大”字，大就是博大。经、史、子、集、性理天道、音韵乐律、天文历算、地理沿革无所不包。透过博大的表象，清初学术有其更深刻的历史实质。明末以来的社会动荡，至明清更迭达于极点。面对“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现实，清初思想家反思历史，抨击脱离实际的学风，力主讲求“当世之务” 的经世实学，学以经世成为时代呼声和学术主干。这一经世特征又与对理学的批判、总结相联。明清之际，理学在理论和实际上的没落，既是封建社会危机的折射，也是儒学自身危机的反映。为了挽救这种危机，他们选择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经学，于是在摈弃理学后，为了探求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学， 清初学术界不约而同地趋向于以经学取代理学的选择。清初经学的倡导者是钱谦益，他提出“以汉人为宗主”的经学主张，进而把经学与史学相结合， 得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费密等清初学者响应，并与学以经世的宗旨相结合，形成通经致用的新学风。然而清初诸儒所倡导的通经致用与清廷巩固统治后的文化高压政策相牴牾，使清初学术在为学方，法上逐渐向博稽经史一路走去。

二 清初三大思想家及其成就

在中国思想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其中以清初最为引人注目。在清初众多思想家中，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贡献最大。

（一）黄宗教对君主专制政权体制的批判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一号梨洲，学者尊为梨洲先生，

浙江余姚人。他学承刘宗周，远宗王阳明，是蕺山学派的重要传人。黄宗羲虽为王学后劲，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立足于“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将王、刘之学廓而大之，已非理学旧规所能包括。黄宗羲认为，“儒者之学， 经天纬地”，他主张合学问与事功为一，以期“救国家之急难”。由于志存经世，因而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学问，他都广为涉足，博及史学、经学、天文、历算、律吕、舆地、诗文以及版本目录诸学。他一生勤于著述，讲学不辍，培养了像万斯大、万斯同这样的一些著名经史学家，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如《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明文海》等大量的著述。

黄宗羲理论贡献突出地表现为对君主专制政权体制的系统批判。早在顺治十年，为探讨“治乱之故”，他即撰写《留书》一部。全书对中国古代政权形式的演变，历代兵制，特别是明代卫所制度的得失，以及晚明的党争等问题都进行研究。康熙元年，南明永历政权崩溃，复明化为泡影，黄宗羲转而走向以著述救世的道路。于是他将先前在《留书》中的理论探讨加以深化， 于次年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明夷待访录》。

如果说《留书》的撰写，抨击弊端，旨在复明，那么《明夷待访录》的成书，则已逾出“一姓之兴亡”，成为对君主专制政权体制的系统批判。其主要之点在于，首先，是明确君臣职分，论证在同样致力于天下万民忧乐的前提下，君臣二者“名异而实同”的道理。黄宗羲以秦为界，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两截，秦以前为“古”，尔后为“今”。他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受到爱戴，而“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造成人君独裁， “臣为君而设”。在他看来，君臣职分有别，其目的只有一条，就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正是以“为天下”、“为万民”为前提，黄宗羲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主张，从而完成他的“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的理论论证。其次，是关于“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主张的提出。黄宗羲把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分为两种。他认为秦以前的法律由于不“为一己而立”，因而是“天下之法”，即“无法之法”；秦以后法律维护一家一姓的私利，因此是“一家之法”，即“非法之法”。他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主张。为了遏制人君践踏法律， 他还主张提高学校的地位，发出了“公其是非于学校”的呐喊。再次，是以“富民”为宗旨的经济思想的阐述。黄宗羲从明末经济崩溃的严酷现实出发， 总结历代经济政策的成败利弊。就土地制度、赋役承担、商业活动、钱法等国家基本经济问题，系统地阐述“藏富于民”的主张，发展了前人的“富民” 思想。《明夷待访录》在清初不胫而走，曾引起思想界的共鸣。就是在近代， 改良派也把它“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

（二）顾炎武“明道救世”的实学思想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在清初学术发展过程中，同样是一代风气的开启者，如果说黄宗羲的杰出之处，集中地表现为新思想的呐喊，那么顾炎武的历史贡献，则主要在于务实学风的积极倡导。

顾炎武的实学思想，是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他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从抨击王阳明心学入手。顾氏把晚明心学的泛滥比之于魏晋玄学清谈，认为二者其“罪深于桀纣”，同样是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

根源。既而又对理学家“性与天道”的论究提出否定式的异议。他说：“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把“性与天道” 的论究直斥为禅学。就方法论而言，宋明理学以讲求义理为特征，顾炎武的为学路数则反对载之空言而不能见诸行事的空虚之学，重资料，重实证。资料的收集，作为著述工作不可或缺的第一步，顾炎武对之极为重视。在他一生的著述活动中，“著书不如抄书”的祖训始终是他的座右铭。他早年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就是“有得即录”，抄撮而成。而晚年的《日知录》也是“采山之铜”而成。

顾炎武为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他所谓的圣人之道就是“博学于文” 与“行己有耻”的合而为一。以这一学风去讲求的实学，其落脚点就是要经世致用，也就是他所说的“救世”。顾炎武一生拳拳于《日知录》的写作， 只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他研治古音学是因为它是“一道德而同俗者又不敢略”的大事；治经史之学则旨在“引古筹今， 亦吾儒经世之用”，涉足金石考古和舆地诗文等学，也都是为了对国家民族能有所作为。他的“明道救世”的实学思想为后世示范了一种严谨健实的新学风，开拓了广阔的学术门径。而他重资料、重实证的治学风格，尔后遂演成乾嘉汉学的基本方法。

（三）王夫之对传统学术的批判继承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学者尊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在清初诸儒中，王夫之学术体系缜密，最为博大。于经学有诸经疏解、考异，多达 23 种，166 卷；于史学既有著名的《读通鉴论》、《宋论》，还有据事直书，堪称信史的《永历实录》、《莲峰志》、《箨史》；于哲学有他的代表著述《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等 14 种，54 卷；于文学则有诗文杂著、《楚辞通释》及历代诗选等 30 种，72 卷。

王夫之博大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他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批判继承的结果。王夫之早年为学，以父兄为师，受阳明后学、东林学派的影响。在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的洗礼中，他通过对传统学术的批判继承，终于冲决了朱、王学术的网罗，找到了他的归宿。王充的《论衡》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伟著。在书中，王充以“疾虚妄”的不妥协态度，全面批判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谬说。王夫之继承了这种批判精神，直斥王学为“新学邪说”，他甚至还偏激地把宋、明的灭亡归咎于陆九渊、王阳明之学。王夫之虽然否定王学，但并没有走上由王返朱的途径，而是表彰张载学说，试图据以创辟一条学术新路。张载的《正蒙》建立以气为轴心的哲学体系，素为正统理学所不喜。王夫之则为其作注，将张载的思想加以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以完整的元气本体论、“变化日新”的辩证思维和“理势合一”的历史观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在这博大的思想体系中，为王夫之所提出的“实有”范畴，丰富了张载的气论，把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推向一个新的层次，成为中国近代实证科学的先导。为他所运用的“变化日新”的辩证思维，则纠正了张载关于物质运动形式的形而上学，对晚清勃兴的近代思维，同样起了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王夫之对于“在势之必然处见理”的历史观的阐述，厚今薄古，立足现实， 既是对宋明数百年理学家向往的“三代之治”的否定，同时又以其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探索，为中国古代史的发展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不仅如此，

他还对佛老异说批判地继承，丰富自己的辩证思维。他吸取佛学关于“能”

（主观）与“所”（客观）的认识范畴，提出了“能必副其所”的正确命题， 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认识论。他在政治思想上，抨击申韩的刻核暴戾，于老庄思想则有所节取。总之，工夫之的学术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创新结合在一起。

王夫之的为学立足点也是要经世致用。如果说王夫之表彰王充、张载思想，是对传统成功的批判继承，那么他对同时学者方以智学风的赞许，则是将传统与现实相结合的向前看，其意义显然非继承本身所能比拟。方以智

（1611—1671）早年受西学影响，究心自然科学，并把它同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相结合，撰成著名的《通雅》和《物理小识》。方以智倡导“博学积久， 待征乃决”的学风，王夫之给予积极评价，称“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 诚学思兼致之实功”，这是从方法论上对宋明理学的大胆否定。它与顾炎武以经学取代理学的努力，李颙融理学于儒学的倡导不谋而合，同样是清初务实学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王夫之的务实主张并没有超越传统儒学的藩篱，继之而起的乾嘉学者，从他走过的学术道路中所依稀看到的，只是强调“闻见之征”的考据之学罢了。这是对王夫之学术精华的无视和曲解，也是整个清初学术的历史悲剧。

三 清初的史学

清初史学，一度颇称活跃，官私史籍并时而出，不仅纪传、编年、记事本末诸体赅备，而且著述的繁富亦为既往史学中所仅见。尤其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皆以取材宏富，体例新颖为传统历史编纂学平添异彩，成为一代史学的瑰宝。

（一）官修本朝史

清承明制，设官编纂本朝历史。早在关外的太宗朝，即于崇德元年（1636 年）十一月撰成《太祖武皇帝实录》。定鼎中原之后；又于顺治六年正月开设实录馆，编纂《太宗文皇帝实录》。康熙六年起开始编纂《世祖实录》。十一年五月，《世祖实录》成，凡 144 卷。十二年七月，重修《太宗实录》。

二十年十月，书成，凡 65 卷。之后重修《太祖实录》。与此同时，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一统志》诸书皆先后设馆编纂。至二十五年二月，重修《太祖实录》蒇事，改名《太祖高皇帝实录》， 凡 10 卷。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为编年体清初开国史，系据上谕朱批奏折、起居注及其他官中档册排比而成，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对实录的局部改纂或相继重修，始而为一己文过饰非，继之则为推尊先人而不惜淆乱历史真相，这既损害实录的历史价值，也开后世改窜实录之风。

（二）私家修史

清初，私家修史之风复盛。著名的有，马骕的《绎史》、《左传事纬》， 李清、吴任臣的《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注》、《十国春秋》，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朱彝尊的《经义考》，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

其中以谈迁《国榷》，张岱《石匮书》及《后集》等为代表的明史编纂为最盛。在清初，为什么会出现众多史家究心明史的史学现象？谈迁撰写《国榷》的过程回答了这个问题。谈迁（1594—1658）所著《国榷》为编年体明史。全书的撰写，肇自明末，竣于清初，历时三十余年始成。明亡前，谈迁致力于《国榷》，是因为他不满明人所修的实录诬枉不实，试图去伪存真。明亡后，他不甘于“国灭史亦随灭”，欲借修明史来对一代兴亡“追叙缘因”。这也是清初众多史家究心明史的根源所在。然而清初的私家修史，尤其是私撰明史，却并不为官方所赞许。康熙十八年以后，以官设明史馆的重开，将明史的私撰同官修强行合流，从而又回到了正史非官府莫修的旧途。

（三）万斯同与官修《明史》

顺治二年明史馆初开，迄乾隆四年完成，历时 90 余年。在众多纂修名人中，其首选者则是万斯同。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晚号石园，浙江郭县人。他早年受业于黄宗羲，独潜心于经史。康熙十八年，明史馆重开， 监修徐元文聘入史馆供职。为存故国之史，他遵黄宗羲“国可灭，史不可灭” 之教，应聘北上。万斯同主张修撰《明史》应以列朝实录为主要依据，但他又反对拘泥实录。他在阐述治史经验时指出：“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每当史馆中拟稿送至， 他便精心复审，一一进行校补。史馆中每有异议，亦以他的意见加以裁断。万斯同修史重专家，对唐以后的官修史书旧制深不以为然。迄于万斯同逝世， 尽管所订《明史》尚缺表志未完，但是今本《明史》中的表 13 卷，脱胎于他的《明史表》13 篇。万斯同生前，以精于史表著称于世。他长期致力于历代史表的补撰，并合《明史表》13 篇，著为《历代史表》一部。万斯同一生以明代历史的撰写为己任，为官修《明史》的成书鞠躬尽瘁，耗尽心力。他“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的精神更值得称道。

（四）《明儒学案》与清初学术史编纂

清初，孙奇逢著《理学宗传》，开一时学者编学术史风气之先声。此后， 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汤斌的《洛学编》，魏一鳌的《北学编》，费密的《中传正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张夏的《洛闽渊源录》，熊赐履的《学统》，范镐鼎的《理学备考》等接踵而起，形成方兴未艾的学术史编纂之风。上述著作大都体例参差庞杂，未能尽如人意。独有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体例严整，自成一家，堪称名副其实的“为学作史”。

《明儒学案》全书 62 卷，综贯有明一代理学源流，上起明初吴与弼，下

迄明末刘宗周，以学术宗尚区分类聚，网罗理学家 200 余人，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断代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卷首冠以《师说》，辑录刘宗周关于明代理学家的论述 20 余则，以示本书立论所宗。以下，则“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者，总列诸儒之案”。依次列崇仁、白沙、河东、三原、姚江、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止修、泰州、甘泉、诸儒、东林、蕺山等十七个学案。本书于各学案前，均有作者绪论一段，提纲挈领，介绍案主学术宗旨。之后为案主本传，记其一生学行。文集、语录等资料选辑，则自案主全

集纂要钩玄，置于卷末。这样一个三段式的编纂体例，结构严整，首尾一贯， 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历史编纂素养。后来，全祖望续编的《宋元学案》，徐世昌主持纂辑的《清儒学案》，对学案体史籍的编纂虽有一定发展，但仍承袭黄宗羲所厘定的规制。直到梁启超以专题论述的章节体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学术史的编纂始翻过学案体的一页。

（五）《读史方舆纪要》与清初历史地理学

重视地理沿革研究，这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清初，最能反映一时历史地理学成就的，当首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1631—1692） 字景范，号宛溪，江苏无锡人。他研究历史地理学，源自庭训启蒙。当时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致有两条途径，一是侧重实地考察，二是侧重文献钩稽。顾祖禹是从文献排比入手，辅以实地见闻而成书。《读史方舆纪要》自顺治十六年始撰，著者数十年如一日，为《读史方舆纪要》耗尽毕生心血，直到逝世前夕始告完成，实现了顾祖禹“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宗旨。

《读史方舆纪要》全书 130 卷，附《舆图要览》4 卷。前 9 卷总论历代

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地理为纬，疆域分合，建制沿革，厘然在目。中 114 卷，依明代政区划分，述南北直隶及十三司地理。各省卷首冠以总叙，综论其历史地位。然后以地理为经，朝代为纬。叙述各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等。于郡县变迁、山川险要、战守攻取，尤为用力，载之最详。后 7 卷专言山川原委、天文分野。各卷所记，纲如经，目如传，先以正文为纲要，再详为细目以作注释，自书自注，其注文十数借于正文。全书眉目清晰，体裁新颖。该书的史学价值，不仅表现在其体裁上的创新，而且还在于作者把地理环境与历史事变相结合，使全书始终贯穿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读史方舆纪要》正是以其治史以经世的思想，使之掩历代同类著述而上，成为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个辉煌总结。

四 清初的文学和艺术

经历明清更迭的社会动荡，清初的文学和艺术—反明中叶以后的复古摹拟之风，以其对现实的敏锐反映构成鲜明的历史特征。

（一）清初的文学

清初诸儒沿袭晚明，以诗文经世，对先前的拟古之风和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进行了全面清算。钱谦益（1582—1664 年）是对明中叶以后形式主义诗文风格批判的首倡者。他响亮地提出“反经求本”和“通经吸古”的文学主张。黄宗羲不仅痛斥明人的形式主义格调，而且建立了文与学合、文与道合、道与学合三位一体的文学观。顾炎武也痛恨明人的复古摹拟之风，十分注意诗文的社会教育作用。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文荡涤弥漫于文坛的形式主义积习，宣告清初健实诗文风格的形成。

清初诗坛，才人辈出，在立足现实的前提下，清初诗分两类。一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遗民”诗人；二是以钱谦益、吴伟业、

宋琬等为代表的“专家”诗人。无论是诗歌创作的繁荣和不拘一格，还是对现实题材的广泛挖掘，都开创清诗生机勃勃的局面。

清初词的复兴表现为当时诗人多能填词，工于词艺。主要有三家。陈维崧词作取法宋人，长调小令，抒写自如，一生词作丰厚。朱彝尊博学工诗， 尤长于词。词风醇雅清空，追求形式美，开浙西词派风气之先。纳兰性德词以自然流丽的小令见长，偶有长调，直抒胸臆，颇能感人。

清初散文，接迹明人，主要取法韩、欧，尊崇唐宋八大家。专以散文名家者，有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金圣叹的文学批评独具一格。他继承李贽、袁宏道反正统精神，向传统文学挑战，把《西厢记》、《水浒》同《离骚》、《庄子》、《史记》、《杜诗》并称为六才子书。一一进行了别具只眼的评点，为正统派文士不取。

清初小说创作不及诗文繁盛。但是明末小说反映现实生活，批判堕落世风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这一时期现实批判主义的代表作。陈忱的《水浒后传》，钱彩撰写， 金丰增订的《说岳全传》，诸人获的《隋唐演义》，刘璋的《斩鬼传》等， 对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讽刺世风的低下，都各有所长。

（二）清初的艺术

明末，李玉就以《一捧雪》等佳作蜚声剧坛。入清后，他成为专职戏曲作家。他的代表作有《万民安》、《清忠谱》、《万里圆》、《千忠戮》等。其戏曲创作立足现实，以艺术的力量去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无论在作品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达到较高的境界。当时，以李玉为中心，在苏州的戏曲园地中活跃着一批优秀的戏曲艺术家，此外，还有名曲师纽少雅， 文学家冯梦龙等，他们从不同角度为戏曲事业作出过贡献。

清初戏曲界，李渔与李玉齐名。李玉的贡献在传奇创作，而李渔的成就集中体现于戏曲理论的总结。他把剧本结构作为戏曲文学的第一要素来总结，是十分正确的。他从舞台效果出发，强调戏曲文学语言的浅显，也是很可取的。他就戏曲表演所提出的许多见解，是当时昆曲艺术的教学与演出经验的总结。

在清初诸种曲艺表演形式中，以扬州评书成就最大，其代表人物是柳敬亭。柳敬亭说书口齿伶俐，滑稽善谚。他说书，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技艺炉火纯青，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为清初曲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初画坛，受明末形式主义画风影响甚深。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合称清初画坛“四王”。与形式主义的画风相对立，在民间产生了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陈洪绶的人物画和石涛、朱耷的山水画。他们的画风试图以不趋时尚的艺术手法去强烈地表现自己的性格，对现实作出批判。园林艺术与绘画相通，它合绘画、书法、诗歌、工艺诸艺为一堂，是一门综合艺术。清初， 战乱频仍，皇家园囿未遑大兴土木，园林艺术的主要成就反映在苏州的叠石艺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