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局厂的设置
光绪元年至二十年( 1875 — 1894 年)
名 称 |
创 办 年 |
厂 址 |
创 办 人 |
---|---|---|---|
广州火药局 |
光绪元年 |
广州 |
刘坤一 |
山东机器局 |
光绪元年 |
济南 |
丁宝桢 |
湖南机器局 |
光绪元年 |
长沙 |
王文韶 |
四川机器局 |
光绪二年 |
成都 |
丁宝桢 |
吉林机器局 |
光绪七年 |
吉林 |
吴大澂 |
金陵火药局 |
光绪七年 |
南京 |
刘坤一 |
神机营制造局 |
光绪九年 |
北京 |
奕 绩 |
浙江机器局 |
光绪九年 |
杭州 |
刘秉璋 |
云南机器局 |
光绪十年 |
昆明 |
岑毓英 |
山西机器局 |
光绪十年 |
太原 |
张之洞 |
广东机器局 |
光绪十一年 |
广州 |
张之洞 |
台湾机器局 |
光绪十一年 |
台北 |
刘铭传 |
湖北枪炮厂 |
光绪十六年 |
汉阳 |
张之洞 |
或地方的——拨款。各局厂实支几何?多不明了。有据可查的,湖北枪炮厂所费最多,达 210 万两;四川机器局和神机营制造局的经费,分别位居
第二、第三,各为 105 万两和 100 万两;等而下之则是山东、吉林、浙江和
台湾,依次分别为 83.5 万两、42 万两、38 万两和 12.25 万两。对其余 6 家
创设经费作番估计和有数可计者加在一起,该在 700 万两上下。
上表表明,在所统计的 20 年中,九至十三年间,设立特多:各局设置地点,多位于东南、滨海和西南地区。所以如此,与当时正发生中法战争有关。
“局”之属于大型的,制造枪支、弹药,兼冶炼钢铁;中型的,以制造枪支、弹药为主;小型的,则只能制造弹药。
与新设这些机器局、枪炮厂的同时,前此设置的军工局所既有归并、停办的,而更有扩建。最著者是江南制造总局,继截至同治末已具一定规模之余,于光绪四年设炮厂、五年设炮弹厂、七年设水雷厂,十六年设炼钢厂, 十八、十九两年又增设栗色火药厂和无烟厂。截至二十年,累计生产了 245
具车床和刨床以及 300 余具机器,5 万余支枪、近 600 尊炮、近 600 枚水雷、
100 余万发炮弹、400 余万磅火药等等,以及兵船、小型船只 15 艘。这些产品表明,江南制造总局固仍以制造军火为主业,实是一家兼行制造机器、造船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工厂。
- 民用工业的创设
清政府继兴办一批军用企业后,立即感到不创设煤铁等业无法保障对燃料、原料的供给,势将难以持久,因此注意到开采煤铁,并兼及其他矿种。因应时势,又涉及纺织、电讯、交通运输,而把重心渐转到民用工业的创设上。
最先注意的是采矿,特别是煤矿。第一处用机器采煤的,是福建台湾的基隆煤矿。台湾素以蕴藏丰富煤炭矿藏著称。早在鸦片战争过后不久,外国殖民主义分子即一再擅自登陆岛上,调查勘察,觊觎开采。
光绪元年,两江总督沈葆桢因长期掌管福州船政,深知保障煤的供给的
迫切性,向清廷奏准开采基隆煤矿,旋即雇用英籍矿师翟萨进行勘测,并派他到国外选购采矿机械。第二年,台湾矿务局设立,经费在福建饷项下支拨。四年,正式投入生产。矿山设备生产能力,为日采 300 吨。其后年产量逐年
增加,从第一年的 16000 余吨增至第四年的 54000 余吨。中法战争期间遭到破坏,完全停产。战后,新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向清廷奏准用官商合办方式, 进行恢复,虽然恢复了生产,但由于商人不满于在官方的控制下经营,终难再复旧观,使企业处在停工状态。
甲午战争结束,基隆煤矿随着台湾的割让,被日本所夺。
官办的煤矿还有其他一些,如直隶磁州煤矿(光绪元年)、湖北广济兴国煤矿(元年)、山东淄川煤矿(十三年)、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十七年),等等,先后投入资金超过银 50 万两,但成效都不佳, 或由于经费不继而未建成,或虽建成而旋即停采。
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鉴于洋铁货大量进口,土铁行销日见其少,认为原因在于对铁“开采煎炼不得法”。光绪十五年,他建议清廷,“先筹官款垫支开办”,再“招集商股归还官本”,计划在广州创办铁厂。他一调任湖广总督,于十六年在武昌设湖北铁政局,委派湖北补用道蔡锡勇为总办, 择定在汉阳建设铁厂,旋即动工修建,十九年九月基本竣工,二十年五月, 汉阳铁厂正式投产。可是,由于设厂初期对煤铁资源并未作周密调查,一投产,立即遇到原料和燃料难以及时供应,以致在冶炼中,一再被迫停工待料。第二年六月,清廷指斥该厂“经营累岁”,“计费不货”,“办理并无实效”, 责成张之洞“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从而有第二年变革,详下一子目。
一时还注意到有色金属的矿藏。如对于铅,基于它足“以备制造铅弹而佐军国要需”,或“兴利便民”于“大局有裨”的认识,先后对张家口外科尔沁山的铅矿、山东栖霞、招远、淄川等地的铅矿以及热河土槽子山区铁银铅共生矿等,都曾一度开办。旋又以种种原因,主要是经费不继和经营亏损而停办。
纺织业也着手倡设。
陕甘总督左宗棠在“西征”成功之后,颇注意于西北地方的经济建设。他鉴于西北盛产羊毛,价格甚廉;用机器纺织,既可赚钱,又可供应军需, 还可以安置率往“西征”的复员退伍军人。经奏准,决定从善后局拨款 20 万两,在兰州设立机器织呢局(又称“甘肃织呢总局”)。他委派设于上海的后勤部门——采运局的补用道胡光墉订购机器、招募技师、工匠等事;由于交通不便,直到六年,全部机器以肩扛人抬才行到齐,同年秋开工。
兰州织呢局颇具规模,分为东、中、西三厂,分别负责纺和织、动力供应和漂染;还有职司机器维修的机器局。设备也较齐全,有 24 匹、32 匹马力蒸汽机各 1 台、织呢机 20 台、纺锭 1085 支等等。日产呢 8 匹(长 50 华尺、
宽 5 华尺)。产量远低于生产能力。由于机器性能与原料不合,加上当地购买力低,远销外省又运费太贵,销路不畅,一直不能正常生产。八年年底, 德国技师合同期满撤走。第二年夏,厂内锅炉爆炸,无力修复,随之停工。十年,谭钟麟接任陕甘总督,予以裁撤。
兰州织呢局开办不久虽即行裁撤,但在中国近代纺织业上,却是最先创设的一家。
清政府内部,对铁路与国计民生的利弊关系和是否引进,争论有年。光绪二年,福建巡抚丁日昌鉴于此前两年,日本接连武力侵扰台湾,占据琉球,
西班牙则扬言要从它当年的殖民地菲律宾进攻台湾。为应付这样的国际形势,他在《统筹台湾全局》一折中,提出了在台湾修建铁路的主张,经清廷“密旨准行”,要他“审度地势,妥速筹办”。他旋即聘任英国工程师马利生对线路作了踏勘,但终因绌于经费,中止进行。过了 10 年,当中法战争一结束,清廷决定台湾设省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力图实现丁日昌未能实现的规划,于十三年(1882 年)奏准试办铁路。他原拟招集商股,实则动用官努,亲率兵勇,着手修建纵贯全岛上的线路。先修台北至基隆段,第二年开工,光绪十七年完工,全长 99 公里,也以经费难筹,未再展筑。经过甲午战争,这条铁路也被日本占有。
清政府在创设官督商办开平煤矿(详下文)后为配合煤矿的建设,准该公司招商集股修建了从唐山矿区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此路虽长只 9 公里, 却是中国铁路系统的首一区段。又以展筑该线有利于“调兵运械”,增强渤海防备,以捍卫京师,旋又允集商股试办胥各庄至阎庄(现名闸口,1886 年完成),又展至天津(1888 年完工),使“唐胥”线展长易名为唐津铁路, 并拟再展至邻近京师的通州。津通线在测勘定线中,在京中一些官员反对下此线作罢。清政府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作出了为增强防务,“毅然兴办” 铁路的决策:拨官款从唐山起,“接续筹办”往山海关,并准备出关一直通到邻近俄境珲春的关东铁路。截至甲午战火燃及东北地方,铁路在修到山海关外 60 余公里的中后所(今绥中),被迫中停。官商两路合计,即从天津到
中后所,全长 348 公里。其中商路旋归为官路,也就是日后习称的国有铁路。
(二)官督商办
同治末,清政府决策创设轮船招商局,是无其名而有其实——“官督商办”的企业。进入光绪朝,“官督商办”形成一种模式或体制。它的形式, 基本上有两种。第一,当开办一家企业初期,由政府(官)先垫拨一笔,以资启动,然后从招到的股本中,分年摊还,企业的经营管理,掌握在政府所委派的总办等人的手里。第二,政府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理,但稽查收购该企业的产品。实际采行的,多半、或者说主要是第一种形式。这类企业,先后创设了 40 家;尽管此中有盛衰起伏、关闭停转的演变,却组成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基础。这是只就此中特具这种或那种意义的,按设立时序并归成几类作一概述。
- 航运业
轮船招商局设立后,在外籍航运企业林立、竞争激烈的条件下,与他们达成运价协议(“齐价合同”)之后,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全部产业,并增招股本,基本上发展着(参看下表)。中法战争期间,受战争的直接(如出差船为军运服务)、间接(如上海发生金融风潮)的影响,经营状况一度受挫,但在困境中惨淡经营,截至光绪二十年,在经济上毕竟奠定了基础。不过,招商局内部官商之间的矛盾在此期间由于官方总想鲸吞商股而日趋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