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行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自先秦的孔墨开始，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对这一问题曾经反复辩难。朱嘉主“知先行后”说； 王阳明主“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批判朱煮“先知以废行”、王阳明“离行以为知”，而提倡“行先知后”，“知行相资”说；颜习斋继承船山哲学， 更强调“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的习行哲学。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研读过一些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朱熹和王阳明尤为钦服。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一方面强调“行动”和“奋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之有革命，有进步，有改过之精神，则全力新知识之指导而活动者也。”这就与朱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观点相当接近。1917 年 8 月他在给黎锦熙的《第三札》中，强调离开真知的“立志”和“行动”必将陷入盲目，也与朱熹说的“无知的行是冥行”有相通之处。

同时，陆象山、王阳明强调主体实践（道德行为）的能动性，对他也有相当影响。《讲堂录》记下了“激厉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 的象山语录，《批语》极口称颂“主观之道德律”和“精神之个人主义”。

《第三札》突出地强调主观立志，都是把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作为向封建传统挑战的精神武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本是一回事。“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其哲学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他提出行是知的尺度却蕴含着合理的因素，对青年毛泽东确立“重在行事”的观点和发挥主体实践的能动性有一定的推动作甩。

在近代，孙中山从革命需要出发来探讨知行问题，并把自己阐述知行学说的著作称为“孙文学说”，这对于唤起青年毛泽东注意研究知行关系问题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孙中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 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便发生力量。”青年毛泽东说：“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开始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实际。他积极参加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并强调说：“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他所领导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 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在后来的发展中，更进一步把“改造中国与世界”悬为奋斗的目标。事实表明，他那时在理论和运动、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已逐渐把重点转移到“行”或“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上来。

1920—1921 年，青年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积极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在以后的长期斗争中，他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倾向。1937 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为了揭露、批判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确定以认识论为讲课的重点。备课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研读了《船山遗书》。由于手头的《遗书》不全，他还写信给当时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设法从湖南补齐所缺诸册。1950 年，《实践论》公开发表，他又特为加上一个附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明人类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最后作了一个小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柱复以至无穷， 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一段结束语总括全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系统地解决了他多年来所悉心探求的传统哲学问题——知行关系问题。

从字面上看，《实践论》并没有征引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和言论，但字里行间却明显地看得出它批判和继承古代知行学说的痕迹。如墨子肯定认识的来源是“闻知”（间接经验）与“亲知”（直接经验），并特别重视“亲知”。《实践论》也讲知识“不外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两部分”，并运用墨子的哲学范畴，强调“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但在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视“亲知”的莫过于清初的颜习斋。他强调，只有“著取而纳之口”， 才能识别蔬菜的味道；只有通过“诊脉、制药、针灸、摩砭”的实践，才能“疗疾救世”。《实践论》所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同颜习斋的话不但命意相同，而且措饲也相仿佛。与程朱提倡“读书明理”，向内追求的认识路线相反，颜习斋反对死读书，强调“读书乃学中之一事”而已，不必全副精力用于读书，《读书无他道，只要在行字着力”。毛泽东关于“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的论断，同习斋哲学如出一辙。而且，颜习斋还强调“读书愈多愈惑，愈无知，办经济愈无力”。“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他把对死读书的批判发展到极端，乃至全盘否定了读书的意义。毛泽东晚年关于哲学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偏颇见解。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实践论》一方面继承了从墨子到颜习斋重视“亲知”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不出户，知天下”，语出《老子》。儒家把这句话接了过来并给加上秀才的名衔，所强调的无非是“致知不假外求”。西学东渐以后，严复最早运用他从西方学来的经验归纳法对此进行批判。到毛泽东写《实践论》时，又进一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并概括了同“知识里手”（教条主义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所以他的批判更加鞭辟入里， 深中肯綮。

关于《实践论》同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1950 年，李达写了一本《实践论解说》，对我国古代的知行学说作了旁征博引。后经毛泽东审阅全文，未作任何修改。同时。冯友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 它回顾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知行观，反复论证《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

（如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重轻等问题）毛泽东曾经慨叹理论界研读《实践论》所发表的文章水平不高，唯独对冯文表示赞赏，决不是偶然的。

到 1964 年，毛泽东《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又对这一问题作了一番历史的回顾，并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贽）、王船山（夫之）、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那就是说，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 即知行关系问题，直到《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才讲清楚。毛泽东研究哲学，特别注重认识论。五四运动以后，他很少讲宇宙观，

行关系问题。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他甚至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这句话是即兴而发，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但如将论题缩小，单单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是认识论，那便是确凿无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