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创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1921 年 7 月，毛泽东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即返回长沙开展党的活动。8 月，他以船山学社为基地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所拟《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提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这一段话表明，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包括古代书院制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著《毛泽东》一书中为此着意指出：“‘自修大学’ 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像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许多未来的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

免有些夸大，但却抓住了值得注意的苗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在第三国际成立的初期，列宁所制定的东方政策比较正确，因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革命的兴起，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斯大林掌权以后，由于“苏联利益中心”作怪，片面强调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给成联盟，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作用。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鲍罗廷、罗易等执行斯大林的右倾策略，与陈独秀的右倾领导联结在一起，将军政大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招致大革命的惨重失败。

大革命失败以后，“八七”会议试图纠正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在发言中追索原因，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未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只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并且明确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这是第一次提出枪杆子出政权的观点，成为他后来发动工农武装起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先导。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托，领导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起义队伍初战失利。毛泽东在测阳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改变进攻长沙城的计划，率部进驻井冈山地区。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流露过要“学梁山泊好汉”的意向。这时候，他真的仿效中国古代绿林豪杰上山扎寨的方式，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加强军队建设，毛泽东于 1928 年 3 月，手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无疑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也不能忽视它的文化渊源。曾国藩当年组建湘军时，创制《爱民歌》，也提了六项注意。因全文长达五百七十字，这里单把第一条抄录于后：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毛泽东同曾国藩创建的军队性质截然相反，但他们都手订了六项注意。

其第一项注意都落在门板上：一个叫“上门板”，一个叫“莫取门板”，若合符节，耐人寻味。

毛泽东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红军处于白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口诀，同《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的“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精神实质完全一致。毛泽东在指挥作战前，还要求选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力求通过不断取得战役的胜利，最后达到战略上的转弱为强，这更是《孙子兵法·虚实篇》“十攻其一”策略思想的出色运用和重要发展。

毛泽东对古代兵法和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曾经遭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强烈反对。1932 年临时中央到达革命根据地以后，不但逐步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清算”。他们指责毛泽东军事路线“便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强调：“这些

——蒋介石专有。”

毛泽东同教条主义的倾向作了长期的韧性的斗争。早在 1930 年，他就在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当时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 18 个文件。这些文件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内容相当严重地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由于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一切听命于斯大林，因而党内在会后更滋长了一种依赖国际、依赖《决议》的“本本主义”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的党员认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1931 年 1 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借助马列主义的外衣，依仗共产国际作后盾，严酷地统治着党中央，使革命事业遭受惨重损失。

1935 年 1 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基本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扭转了极端危险的局势，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展开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他号召全党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紧接着又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仍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同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遗产结合分不开的。后面我们将从“结合”的角度，就他在这一时期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主要贡献作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