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湘求实学风

毛泽东是农家出身。农民长年累月地在田里劳作，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事事都要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不能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因此，长期在农业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具有实践理性的特色，强调“经世致用” “实事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私塾课读中就已受到这种学风的浸染。进入湖南四师和一师以后，通过杨昌济的指引，更广泛地接受了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湖湘求实学风的熏陶。1914 年 6 月，刘人熙等发起成立“船山学社”。青年毛泽东曾多次偕同蔡和森、萧子异等前往聆听学术报告。船山治学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宗旨，力图“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他肯定宇宙是由“气”构成的物质实体，认为物质实体“气”和客观规律“理”两者不可分离。并以“纲组化生”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在认识论方面，批判了程朱陆王的“知先行后”“知行合一”和佛教“消所入能”的论点，强调知是行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他突出的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流风余韵，陶铸三湘士子，对毛泽东尤有深刻影响。

生当清之初世，讲求习行哲学，学理明白浅近，皆为毛泽东所崇仰。1917 年，毛泽东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标举顾炎武、颜习斋（即颜元）、李刚主

（即李■）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备加称颂，恰恰表露了他自己所选择的努力方向。

在湖南四师所记的《讲堂录》，还抄录了潘来为《日知录》所写的一段

《序言》。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探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这段《序言》，把顾炎武从事实地考察，讲求实学的精神阐发得非常清

楚。《讲堂录》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游之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对老师的这些教诲，他不但笔之于书，而且还能见之于行动。

在一师求学时期，他多次利用寒暑假，先后偕同好友萧子异、蔡和森、陈绍休、易礼容等到各地进行“游学”活动。他们“身无半文”，只是带着雨伞、包袱和笔墨，每到一地，就给一些学校、商店、仕绅或农民书写对联，接受一点馈赠，作为食宿费。一路上，他们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了解民间疾苦、风俗人情、历史地理情况。回到长沙，毛泽东还把“游学”的感受写成通讯，发表在湖南《通俗日报》上，让更多的人了解下情。毛泽东与蔡和森都把这种“游学”活动称为读“无字之书”。“有字之书”是间接经验，“无字之书”是直接经验，他们喜欢把两者结合起来。

待到五四时期，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特别重视学风问题。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痛切地指出“湖南讲求新学二十余年，尚没有崭然的学风。”他还从积极方面强调要“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世”学风的继承和发扬。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青年毛泽东与我国许多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他在转变过程中卓然独立的特色，就是在向西方寻找真理时，总念念不忘要结合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1920 年 3 月，他写给周世钊的信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他提倡实地调查，讲求“穷源探本”地研究国情，以与顾炎武相较，堪称青出于蓝。

1918 年和 1919 年毛泽东两度去北京和上海活动，对这两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进行了多方面的实地考察。1919 年 9 月，他又在长沙发起“问题研究会”，并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了一百五十多个问题，其中有“中央地方集权分权问题、两院制一院制问题、大总统权限问题、民族自决问题、经济自由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劳动问题⋯⋯ 等等。当时胡适与李大钊有“问题与主义”之争，毛泽东发起“问题研究会”，开始显然受到胡适的一定影响，但胡适坚持一点一滴的改良，而毛泽东则既重视具体问题的调查研究，又亟盼寻求解决根本问题的途径。所以，他们两人后来分道扬镳了。

20 年代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毛泽东所衷心关注的头等大事就

是调查研究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他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 1920 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22 页）在这里，毛泽东一开始就把眼睛瞄向实际，着手作实际的调查研究，这就同那些满足于照抄照搬洋教条的书呆子判然不同。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以后，毛泽东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负责人的身份与李立三徒步到安源，深入煤矿矿井和工人宿舍作调查，并制订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和步骤。

1925 年春节前夕，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家乡韶山住了五、六个月，一边养病，一边在农村进行调查，提高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他开始懂得，在农民占多数的中国，只靠城市的工人而不把农民发动起来，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毛泽东于 1927 年 1—2 月间，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农民运动情况。三十三天行程一千四百里，广泛地接触了农民、干部和各阶层的人，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掌握了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根据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先后两次在中共湖南区委作报告，并于 2 月中旬，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农民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 年末，他做过永新、宁冈两县的调查，后来报告丢失了，毛泽东痛心他说：“失掉别的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常常念及，永远也不会忘记。”1930 年初所作的《寻邬调查》、《兴国调查》，是现存最完整详细的调查报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作了最切实的调查研究，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通过掌握大量丰富的调查材料，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者“唯上”“唯书”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他于是响亮地发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号召。1930 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当时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指导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

《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关于民族问题决议案》等 18 个文件。中共党内从此产生了一种依赖《决议》的“本本主义”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的党员认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这些言论虽然切中时弊，但在当时却还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真理。1931—1934 年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而更严酷地统治着中共中央。他们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用外来的模式剪裁中国革命的实践，将“国际指示”当作尚方宝剑，用

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从失败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通过遵义会议改变了党的领导机构，并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表明了正确思想路线在中共中央更牢固地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