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师夷长技”

如果说，王夫之通过批判和总结古代文化给后人以深刻启迪；那么，魏源就以提出“师夷长技”而揭开了近代文化的序幕。魏源的一生跨过鸦片战争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魏源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好经世致用之学。后从刘逢禄那里学了以“微言大义”为特色的公羊学，常引古筹今，议论时政。早在鸦片战争前夕，他就尖锐地指出，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一途”。同时，他又抨击在湖湘影响最深的宋学，只是满口“心性” “礼义”，但却“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无一事前效诸民物”。他呼吁关心社会现实，提出“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古微堂文集》）。

魏源没有做过高官，但却相继为贺长龄、陶谢等大员幕僚，有机会大量接触并参与处理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等实际问题，从而成为名重

文编》，使“以经术为治本”的方针得以广其流传。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破门而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这个时期，正如魏源所指出的：“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魏源正是这种慷慨陈词、讲画御侮的著名爱国志士，他自称“荆楚以南”的“积感之民”，著《圣武记》，记述清王朝的一些重大军事活动， 力图藉此激励当局者振兴武备，抵御外侮。同时，他又根据形势的需要，将他讲画的重点转向于学习西方。他穷十年之力，编写了《海国图志》，打破“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向人们展示了广阔的世界图景。在自叙中， 他还强调，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他进而把是否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学习其科学技术方面的长处，提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欲制夷患，必筹夷情” “不善师夷者，外夷制之。”魏源将经世的重点转向于“师夷长技”，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它引起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大震荡，打开了通向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闸门，在湖南士子中，其影响尤为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