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崇拜康梁

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寻找思想上的导师。泽东当时首先找到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梁是 1898 年戊戌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等人一面主张倡西学、开议会；一面又认为这些都并非“道”、“本”，唯有“性命之原，天人之故”，才是千古不易之“道”。康有为了解这个“道器”“本末”之间的矛盾，他披着今文经学的外衣，通过宣扬孔子托古改制之说，来揭示自己的变法主张。在他看来，民权平等的资产阶级学说，皆合子孔孟的“圣人之道”，要挽救危局，必须抓住这个“道”和“本”。他还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当今为“据乱世”；经过变法维新，可进入“升平世”（小康）；而“太平世”（大同）则为未来之理想，可望而不可即。康有为的这套学说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武器和舆论准备。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康有为激于爱国热忱， 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一系列救亡图存的主张。1898 年 6 月 11 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由于阻力很大，写在纸上的诏书无法付诸实行，不出一百零三天，维新运动就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打击下归于失败。康有为逃亡海外， 后来变成了“保皇党”的首脑。但是，维新运动的影响并未从此消歇。湖南是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戊戌政变后，虽然同样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摧残， 但运动中的积极成果仍然直接影响了湖南的历史进程。例如戊戌前后开始兴办的卫矿企业，成为湖南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最早的萌芽；著名的时务学堂培育了第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湘学新报》（旬刊）、

《湘报》（日刊）鼓吹维新变法思想，使社会上逐渐出现了“言新则群喜，语旧则众唾”的新局面；尤其是谭嗣同所主持的“南学会”、“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梁启超语），开启了议会政治之先声。所有这些，都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封建传统，为树立新思想，新风气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毛泽东虽然晚出一代，未能躬逢戊戌维新的盛举，但仍为其流风余韵所浸润。当 1910 年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表兄文运昌送给他一套《新

民丛报》和一本记述康有力倡导变法的书。毛泽东立即为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情感”的文章所吸引，他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有的文章差不多能

革命民主主义成了我国 20 世纪初年的思想主流。湖南又是革命派的重要基地之一，英才辈出。但那时革命派的主要精力集中于联络会党，策划起义。而在思想启蒙方面，并没有多下功夫。梁启超则大不相同，他于戊戌变法失败亡命日本时，主编《新民丛报》，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每出一册，内地争相翻刻，风靡一时。由于他曾经主讲时务学堂， 在湖南的影响更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不是从革命派那里，而是从维新派，特别是梁启超那里接受启蒙教育，也就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