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界大同”与“天人合一”

大同思想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礼记》早就揭示了“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降及近代，康有为著《大同书》，倡言“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若“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则太平之效渐著矣。”这就使“大同世界”具有了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性质，同时也杂糅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毛泽东早在少年时代就是康有为的崇拜者，辛亥革命以后， 康氏“从枝节入手”的变法维新主张虽早已退色，但大同世界的理想却仍然具有相当魅力。所以，1917 年毛泽东在《第三札》中，仍然念念不忘“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该札对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陷于水深火热的“小人”“愚人”充满深切的同情，对未来的“太平大同”的美好理想表现出衷心的向往。

天人合一论是一种以“有机整体”为基调的宇宙观，也是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庄子曾经幻想过绝对自由的“逍遥游”。他放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把自己寄托于超出形骸之外的精神活动，其实质是要通过取消主观能动性，使人完全顺从自然的命运。盂子也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与天地同流。” 同庄子的倾向性恰恰相反，他是夸大主观能动性，通过培养和发挥唯心主义的“浩然之气”来达到“与天地同流”的境界。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王国也融入了“天人合一”的色调。他所憧憬的“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是把天与人看成一个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其间了无判隔。不过，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既不像庄子那样消极地顺应自然，也不像孟子那样潜心于养气，而更重视其理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 因此，企望有圣贤出世，通过改造哲学来改造现实世界和达到“世界大同” “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张昆弟 1917 年 9 月 22 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交谈的一段话，具体地揭示了通过改造哲学来改造现实世界的思想：“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 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托尔斯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曾经在写给中国人民的一封信中指出，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和俄国以及东方国家的形势有相同之处，“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已面临这样一个时期，即他们已不可能更长

正是这种不安现状、决志变革的精神，至于国人，他和张昆弟都对谭嗣同与陈独秀表示钦佩。这两个人，一个是戊戌维新“冲决网罗”的先驱；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树此两人作为典范，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等人所衷心向慕的，正是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思想最解放、斗争最勇敢的先进人物。他所坚持的破旧开新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过高地估计了圣贤（“大气量人”）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群众的作用。

事实上，青年毛泽东的历史观本身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尊崇圣贤而低估群众，把群众称为“不得大本”的“愚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人心中都有部分真理，只要开智蓄德，可以“共跻于圣域”。正是在这种圣愚可以转化的认识上，他发出了“倡学”和“普及哲学”的号召。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心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他认为通过普及哲学，愚人可以转化为圣人。五四运动以后，他开始确立“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观点，但仍十分重视倡学的作用。“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数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他认为“学者”通过“倡学” 把哲学交给了群众，群众就会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这就显示了毛泽东历史观转变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