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积极防御战略

历来兵家或主攻，或主防。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下，一贯强调要正确处理攻防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成为其军事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核心。

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进攻是消灭敌人的手段，防御则是为了保存自己。自来兵家所采取的战略虽各有不同的特点，但究其基本类型， 不外进攻性战略与防御性战略两种。普鲁士参谋总长毛奇及其继任者施利芬提出的闪击战理论，是进攻性战略的典型，而《孙子兵法》则颇称述防御性战略，其言曰：“避其锐气，击其隋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近代湘军主帅曾国藩与胡林翼则把防御和进攻比譬为主客关系。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解释道：“曾胡之论兵， 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他们都对防御性战略予以积极评价。

毛泽东重视古代兵法。对曾国藩的《家书》及其《治兵语录》，更是烂熟于胸。不过，毛泽东之所以采取防御性战略，主要还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正如他后来所概括的：“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以上特点，正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但从主观上认清这些特点并形成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则有一个过程。井冈山时期，红军队伍弱小，武器装备简陋， 不断遭到“进剿”“会剿”。在此种处境下，红军时刻要考虑如何防御敌人的进攻，但也不能放过任何可能进攻敌人的机会。“十六字诀”应时提出， 表明游击战的战术日臻成熟，同时，还须着眼其发展，“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这就表明，它实质上已为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

为了打破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与朱德于 1929 年初率部进军赣南、闽西。1930 年扩编为红一方面军，具备了在较长的战线上和较大的战区内打运动战的条件，蒋介石视红军为心腹之患，决心向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毛泽东分析当时的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我主力撤退到赣江以东，敌主力诱至永丰县的龙冈峡谷，然后集中兵力，迅速合围歼敌，夺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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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从作战方式看，是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推移。从战略高度来看，则标志着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基本形成。此后，蒋介石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毛泽东都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破敌。特别是第三次，一开始几乎全部放弃了中央根据地，但却在运动中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机会，终于以“后发制人”而获胜。为了贯彻“诱敌深入” 的方针，毛泽东多次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成语（此语源出《老子》、

《韩非子》、《孙子》诸书）来说明暂时丧失土地与大量歼灭敌人的关系。无奈“左”倾教条主义者置若罔闻。当他们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时，坚持 “不丧失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却招致了人地两失的惨重失败。红军经过极度艰苦的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为了阐明积极防御的战略

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广泛征引我国古代的战例。他首先讲述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生动地阐明退却与进

略高度加以概括道，“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他剖析“曹刿论战”的内容，揭示了三条经验：即：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论析层层深入，突出了积极防御的意义。接着，他又联类而及历史上的许多战例“中国战史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由此可见，他创导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的确是厚积而薄发，建立在深刻地钻研中国古代战史战例的基础之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讲演《论持久战》，再一次回顾了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又加上晋楚城膜之战、韩信破赵之战两例。并着重指出： 这些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反复咀嚼，再三致意，益见其对古代战例的钻研与其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