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学”思潮的影响

在认识论方面，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 上面提及的许多材料说明，他当时的确接受了理学唯心主义向内追求的认识路线；另一方面，我们在他的读书笔记和早期著作中，又可以发现许多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见解。例如《批语》指出：“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学者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其有无价值抑其次也。” “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完全符合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批语》接着又说：“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对实体可以作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不同解释。联系《批语》前后文来看，似乎还是把实体看成某种“终在同状之中”的精神本原。这对青年毛泽东来说，当时还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

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青年毛泽东倾向于经验论。“其知也，亦系经验而知之。”这就是肯定直接经验是人们获得知识的根本途径。肯定直接经验也并不等于排除间接经验的意义，如语言文字记载了许多间接经验：“此种语言在其起源确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乃由种种之经验而来者也。由一人而论，从幼少之时，即兼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者。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在这里，毛泽东对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作出了比较正确的阐述。

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继承了我国明清的“实学”传统。严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培根等英国经验派哲学家所提倡的逻辑归纳、实验印证的科学方法，强调从经验中获得第一手材料，并对唯心主义的“心学”“理学”和八股制艺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时，通过阅读严复的译著，对此已有初步了解。但对他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实学”。早在湖南第四师范时，他在《讲堂录》中就摘抄了潘耒为《日知录》所作的序言，对顾炎武从事地考察，“足迹半天下”，“留心当世之故”，“究源探本，讨论其所以然”的治学态度，衷心钦服。1917 年，他撰写《体育之研究》，又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作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加以称颂。习斋最重视直接经验，反对空谈心性，主张到实际中去锻炼。习斋的这种观点，对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特别可贵的是，毛泽东不止于坐而论道，还能身体力行。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曾多次与蔡和森、萧子■、陈绍休、易礼容等深入各地农村了解民间疾苦，以后还在岳麓山作过建立新村，实行半工半读的尝试，在他的身上，隐然可以看到“经世致用” 和“习行哲学”的影子。五四运动以后，他的这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终于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知行统一） 的认识路线和思想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