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灵活的作战形式

同许多前代农民战争一样，毛泽东以游击战起家，但他更善于根据战争实力的变化，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灵活地加以运用。

首创井冈山根据地时，幼小的红军处于白军的四面包围之中。1928 年， 毛泽东就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口诀当然是从实际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但也的确融汇了前代农民战争的艰苦经验。

井冈山上以前有个朱老聋子（朱孔阳），长期占山为王。其对付官军的口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和朱德都了解并介绍过朱老聋

先领他兜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韩伟《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

曾国藩在《家书》中描述过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乘隙而入，”《家书》还谈到捻军作战的特点：“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所谓“贼中相传秘诀”云云，实即太平军与捻军的谋略。毛泽东早年就研读过曾氏《家书》， 十分留意湘军与太平军、捻军的作战经验。待到他亲自带兵打仗时，这些经验自然都成了他制定战略战术的参照系。

毛泽东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结打游击战的经验，除了“十六字诀”以外，还提到：“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 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所谓打圈子政策，正是前代农民战争的传统。

1930 年，红军根据地由井冈山转移到赣南、闽西，队伍和领土都扩大了。从变化了的情况出发，红军在作战形式上，转而以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之战是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里程碑。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曾说这次战役采用了太平军“五瓣莲花抄尾阵”的打法。其兵力部署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左右两支兵钳住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敌后，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预备队，准备随时接应。（见郭化苦：《远谋自有深韬略》）这次运动战迅速全歼包围圈内的敌人，活捉敌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战果十分辉煌。以后的第二次至第四次反“围剿”，都采用了这种运动战的作战形式。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认为抗日的持久战将经历三阶段：“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 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后来八年抗战的实践证明他的论断不愧为科学的预见。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战争实力已大大增强。因此，毛泽东提倡大规模的运动战，结合开展阵地战，逐步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但是，各个阶段与各个战场上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这就决定着战略和战术的殊性。如 1947

年 3 月我军撤出延安前后，东北和华北我军正以大规模运动战的方式，开始战略性的反攻。但西北战场却继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和带游击性的“蘑菇” 战术。毛泽东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写道：“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人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这里所讲的“蘑菇”战术，同太平军的“揉来揉去”、捻军的“如蚁旋磨”、朱老聋子的“只要会打圈”的打法很相似。

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奇者，指多变的作战形式。正者，指阵地战的正规作战形式。毛泽东吸取了“奇正相生”的策略思想，并在革命战争的条件下，使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其指挥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