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假海瑞与钟馗

大跃进的狂热，不但带来了经济困难的严重局面，而且也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由于党风不正，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讲真话。一旦领导决策失误，就难以得到纠正。毛泽东为此深怀隐忧。1959 年 3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看了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于是，他把《明史》找来，讲了一段直言敢谏的故事。接着又在 4 月初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学习海瑞的问题。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信，意见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很有荣誉。他还说，己把《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他号召我们的革命干部“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他并且指出，各级干部不敢坚持真理，无非是“怕”。为此，他提出要有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此外，他还提出要找研究历史的人写宣扬海瑞的文章。

八届七中全会过后，胡乔木将毛的讲话精神转告吴晗，吴晗对《明史》研究有素，便欣然命笔，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于 1959

木审订。乔木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庐山会议之后，才来得及审读。此时风向丕变，报刊上已开始出现《真假海瑞辩》一类文章，说彭德怀是假海瑞，真魏延。吴晗出于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戒慎恐惧的心理，加上乔木的婉言敦劝，便在文后加上一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尾巴，以示与彭德怀的“假海瑞”划清界限。此文于 9 月 17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读过这两篇文章以后，就来找吴晗，开始是请他讲海瑞，接着是请他编写剧本。1960 年，这位历史学家终于“破门而出”，耗费一年心血，七易其稿，写成京剧《海瑞罢官》。剧本全文发表并公开演出后，受到各方热切关注。报刊上由此而展开了关于历史剧、清官问题的讨论，学术界一时呈现颇为活跃的景象。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韩非子·说难》）吴晗曾经把自己的剧本比作一块砖头，说可以抛砖引玉。但这块砖头一旦碰到龙的逆鳞上，就可能惹出大祸来。对这一点，他似乎认识不足。

1962 年 9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针对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江青抓紧这个时机，在北京找人写文章批

《海瑞罢官》，但未成功。

1965 年 2 月，江青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到上海与柯庆施、张春桥密商，决定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文章。姚文元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与“退田”有关，以便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批“单干风”联系起来。文章十易其稿，毛亲自审阅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便于 11 月 10 日在上海

《文汇报》发表。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姚文元把《海瑞罢官》与三年困难时期的“单于风”联系起来，帽子已经扣得很重，但康生还以为未足，他要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于是，便引出毛泽东 1965 年 12 月 21 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的谈话：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转引自薄一波《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见《新华文摘》1993 年第 10 期，第 63 页）此言一出，要害从“退田”转向“罢官”，政治批判的性质更尖锐了。江青便踌躇满志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后来，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这就和盘托出了批《海瑞罢官》的指归。

从 1959 年初的提倡海瑞精神，到 1965 年的批《海瑞罢官》，悠悠六度春秋，方向盘已经旋转 180°而朝向反面。当毛泽东说“彭德怀也是‘海瑞’” 时，彭德怀已然是一只死虎，矛头实际上指向了彭真一刘少奇。为了推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上窜下跳，使尽了全身解数。后来她在特别法庭的被告席上曾经说过：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毛泽东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条狗，他说要咬的，我就咬。此话未可全信。不过，就批判《海瑞罢官》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言，她的行动的确得到毛的有力支持。

如果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公开发出的信号。那么，1966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就是对“文革”所作的战略布署

其一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毛泽东致江青信》1966 年 7 月 8 日，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

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第 6 页）这是根据治乱循环的传统历史观所制定的战略方针。1917 年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时就写过这样的批语：“治乱迭乘，和平与战争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半个世纪以后，他又回归到了这种历史循环论，并决心通过动乱来摧毁他认为已经变“修”了的党和政府机构，然后重建他理想中的最美好最纯净的大同社会。1962 年 8 月，他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要承认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这样的动乱与重建，要重复多次，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为什么不采取和平的方式而要采取制造动乱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他的回答是：“树欲静而风不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自 1957 年反右以后，他经常讲这类话。直到晚年，还给身边护士孟锦云讲过武则天的故事。据云，一位大臣见武则天经常杀人，就向她提意见：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当天晚上，武则天叫人在殿台下点燃一炉火，四面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嘛！毛泽东多次提倡“鸣放”，又多次发动所谓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同武则天说飞蛾扑火一样，他相信牛鬼蛇神总会自己跳出来。他认为，经济上的阶级消灭了，还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主动发起的一场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其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以“天下大乱”为手段，以“天下大治”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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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毛泽东对自己控制动乱的能力估计过高，而对“文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估计不足。他发动文革，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打开了宝盒一样，从中飞出各种灾害、祸患和疾病的小妖，造成天下大乱。但毛泽东想尽了各种办法，再也无法把这些小妖收回到宝盒中来，达到所谓“天下大治” 的目的。这是他的终身憾事。

其二是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同上，王年一书）

按钟馗辟鬼之说，始于唐明皇，此后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毛泽东那时就看出林彪宣扬个人崇拜，是想借毛作为钟馗来打倒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当时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毛甘愿充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的钟馗”。1963 年，毛泽东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并且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林彪的活动满足了这种需要，因而受到毛的青睐。

从历史上看，中国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传统。毛泽东虽不崇拜皇帝，却崇拜圣人。五四以后，他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晚年经常宣扬奴隶史观，但“圣贤创世论”仍蛰居潜意识的深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43 年 3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否决权，这已向个人崇拜跨出了危险的一步。但当时毛泽东谦虚谨慎，并不滥用最后否决权，因此，革命事业顺利发展，领袖威望日益提高。

1956 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中共八大也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新的党章删掉了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也不再提毛个人的最后否决权。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发展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在 1958 年的成都会议上，他并且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

和崇拜个人混淆起来了。马列原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是科学，需要认识和掌握，运用和发展。但不宜提倡“崇拜”，因为一提崇拜，就把它变成了偶像和教条，尤其不能提“永远崇拜”，因为科学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批判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让林彪出任国防部

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林彪一上台，就积极宣扬个人崇拜。首先提出学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然后，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又作了别出心裁的讲话。他把发动“大跃进”的错误，说成是“精神收入” “很大很大”，付点学费是值得的，然后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说主要是其他人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左”边去了。最后说：“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11 页）正当毛泽东工作严重失误时，林彪极意为他文过饰非，毛果然十分欣赏。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

“文革”开始，林彪除了大讲“政变经”“反复辟”以外，还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准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月 8 日，毛泽东给江青信，对林彪的讲话，感到有些不安。但为了共同“炮打司令部”，宁愿暂时当个钟馗。其实，他内心是很矛盾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们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上引王年一书）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林彪上升为副统帅。他的一伙人，得志更猖狂，发明了许多类似宗教仪式的东西，诸如“早请示”“晚汇报”，设“宝书台”，跳“忠字舞”等等。同时又称颂林彪最“高举”。理所当然，群众要“紧跟”，便首先要“紧跟”那举得最高的“副统帅”。对他们搞的所谓“大树特树”的一套，毛泽东渐渐不耐烦了，他说：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们自己。

1970 年 8 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议的首要议题是为修改宪法作准备，其中涉及到是否“称天才”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早就主张不“称天才”，不设国家主席。陈伯达与林彪一唱一和，试图以“捧杀” 的方式夺取最高权力。毛泽东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决定先从陈伯达开刀。8 月 31 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转引自上述王年一书）

批陈以后，林彪深感前途叵测，如坐针毡。随着他的武装政变阴谋破产，便出现了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批陈随即转向批林。此时党内传达了毛泽东在 1966 年给江青的信，表明毛对林彪的野心早有察觉。他们暂时联手，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目的既达，联盟自然崩解。不过，按照治乱循环，“七八年来一次”的理论，打“鬼”正未有穷期。刘少奇是第一阶段按计划被打倒的，林彪是第二阶段因抢班夺权而被摔死的，江青是

是不攻自破？